18.
后来,那些坐在办公桌和会议桌旁边的人心满意足地感叹,菲利克·奥尔洛夫同志不辱使命,无愧于党的栽培,两位奥尔洛夫同志都是这样,父亲和儿子,是共和国的长枪,也有人说共和国的盾牌,坐办公桌的人时常这样逻辑混乱,彼得已经习惯了。
彼得喜欢他的新名字,这是一道壕沟,把他和菲利克隔开来,这样后者就不会沾上一滴血了。“菲利克”可以安全地待在亚森捏沃的集体住宅里,停留在六岁,抱着妈妈的琴谱窝在窗边。彼得后来经常和别人讲的一个谎言是:他本来是要成为钢琴家的。重复了几次之后,他自己也差不多相信这个说法了,尽管他连五线谱都不会读。
巴黎为彼得保留了两个令人不快的“惊喜”。第一个就是维克托·普里亚科夫,中学时代的游泳池恶霸,现在是苏联驻巴黎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彼得几乎不认得他,普里亚科夫只比他大两岁,但因为酗酒,看起来就像四十五岁,门牙被香烟里的焦油染黄了,肚子在衬衫下面高高凸起,不剩一点游泳运动员的痕迹。普里亚科夫第一眼就认出了菲利克,多半也猜出了他来这里是干什么的,但什么都没说,和他握手,欢迎他来巴黎,脸上的笑容勾起了彼得心里某些遗忘已久的恐惧。普里亚科夫的手粘湿冰凉,就像摸了一只蟾蜍,彼得费了很大劲才忍住没当着他的面用衣服擦手。
和彼得不一样的是,普里亚科夫是通过了正式考试的外交官,不是克格勃的人,应该不会和彼得有什么交集。只要他不要酒后胡言乱语,就不会构成特别大的威胁。然而出现在巴黎的第二个“惊喜”就是另一回事了,彼得是在英国大使馆办的茶会上遇到他的。彼得还没来得及决定是否要假装不认识,对方已经走了过来,一把抱住彼得。他比彼得矮,头顶刚到他的耳朵,比以前瘦了一些,不那么像个土豆了。彼得及时平衡好手上的杯子,免得把果汁打翻在尤哈斯背上。
“老朋友。”彼得不敢喊他尤哈斯,万一对方在用工作名执行卧底任务,这一句话就会让他陷入危险,只好旁敲侧击问一问,“一切都和以前一样吗?”
“对,都一样。你呢?”
“工作上有点不同了,你知道人们怎么说我的,‘彼得是个勤奋的小伙子’。”
“你当然是了,亲爱的彼得。”匈牙利人松开他,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刚到巴黎?”
“能看出来吗?”
“一头盲熊都能看出来你是从铁幕那边来的,这件难看的衬衫。”
“我可不记得你以前对时尚有什么深刻见解。”
尤哈斯发出响亮的笑声,像海狮叫唤,拍了拍彼得的前臂,“抱歉,我很想跟你继续聊,但我现在得走了,有点事。我们可以找个时间一起吃午饭吗?我知道一家很地道的俄式餐厅——是个可以放心聊天的地方,使馆里很多人都去那儿。我把地址写下来给你,好吗?或者你问问其他人,说‘奶奶的厨房’,他们就知道了。星期二?不行?星期四?棒极了,我们星期四中午见。”
按照规矩,和其他外交人员见面需要申请当地联络站站长的批准,要是去见的是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就不得不发电报回莫斯科等候审批。幸而尤哈斯算是“自己人”,而且巴黎联络站站长认识他,马上就同意了,甚至没让彼得递交书面申请。那家所谓“奶奶的厨房”果然无人不知,而且离使馆不远,走路过去十分钟就到了。小小的店堂里有很多熟面孔,除了使馆雇员,还有几个跑政治新闻的记者。彼得和尤哈斯进门的时候,所有桌子都已经坐满了,两人等了快十五分钟,才被忙碌的侍应带到靠窗的一张小方桌旁。
这顿饭本身没什么特别的,彼得已经忘了他们聊了些什么了,但他能清楚记得看见布兰登走进餐厅那瞬间,那种喉咙发紧和手心冰凉的感觉,在逃跑和战斗之间犹豫不决。布兰登径直向他们这一桌走来,迈着大步,富有信心,简直就像事先排练过一样。彼得突然意识到了什么,难以置信地瞪着尤哈斯,匈牙利人脸上露出一丝愧疚,低头啜饮红菜汤。
“你们不介意我坐这里吧?实在没有位置了,我又赶时间,你好,尤哈斯。”布兰登自己拉开椅子坐了下来,扯松领带,冲彼得微笑,“哦,你好,这位又是谁呢?尤哈斯,麻烦介绍一下。”
这几句话故意说得很大声,好让邻座都听见。这一切都是拙劣的“表演”,彼得几乎想对着布兰登的脸大笑。尤哈斯用餐巾擦擦嘴,目光仍然没有离开喝了一半的红菜汤:“这位是我的朋友彼得,他刚到巴黎。彼得,这位是英国大使馆的布兰登。”
他们握了握手。彼得避开布兰登的目光,始终盯着尤哈斯:“在莫斯科,我们和朋友叙旧的时候不会邀请陌生的新朋友过来。这是匈牙利还是法国习俗?”
尤哈斯抬起头,刚想说话,就被布兰登打断了。
“请不要为难可怜的尤哈斯。”英国人轻声说,碰了碰彼得的手背,“这是我的主意。你一直没有理会布蒙夫人,还忽然从马赛消失了。你可以想象我有多么担心,只好求助于我们共同的朋友了。也许有他在,你会更愿意和我聊天?能看到熟悉的面孔总是好的。”
这是个陷阱。换作瓦西里,早就已经拍桌离开,回去写报告揭发尤哈斯,把他一脚踹进克格勃插满血淋淋尖桩的深渊里。但彼得不是瓦西里,所以他仍然坐在原处,假装吃饭,毫无食欲地用叉子拨弄泡在肉汁里的马铃薯块。侍应过来问布兰登要吃什么,他用俄语回答面包和红菜汤。
“你们认识多久了?”彼得漫不经心地发问,这个问题没有特定对象,尤哈斯和布兰登互相看了一眼,布兰登幅度很小地点了点头,于是尤哈斯开口了。原来如此,彼得想。戴着项圈的是尤哈斯,绳子在英国人手里。
“布兰登是个可靠的人。”匈牙利人答非所问,“我觉得你们会谈得来的。”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你安排一个外国情报人员和——”
“你不在莫斯科。”尤哈斯堵住了他的下半句话,“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也上过101学校。但这不是个陷阱,菲利克,这里没人要求你叛国。”
“你肯定以为我绞尽脑汁想伤害你的祖国。”布兰登接着说,声音仍然很低,能轻易地被餐厅里的噪音盖过去,“这不是真的。我很欣赏苏联,时常希望伦敦也有莫斯科的行动力,但你也明白他们有时候会做出一些残忍的决定——从没出过外勤的胖军官抽着雪茄坐在会议桌旁,随随便便决定这个要死,那个也要杀,而且理由是什么呢?写了一本书?对核弹表示怀疑?鼓掌不够大声?”他停下来打量彼得的脸,似乎感到满意,于是继续,“而你就是那个不得不干所有脏活的人。这不让你痛苦吗?你不是个残忍的人……我也许不了解你,但尤哈斯了解你。这就是我们可以合作的地方。我们这些在‘旷野’里的小小鸟儿——你们的行话是这么说的,对吗,‘旷野’?——推动不了什么大的改变,但要是你在合适的时机给我合适的信息,你和我可以阻止更多人成为铁幕的牺牲品,一点微小的、力所能及的善良,这就是我给你的提议。”
切尔诺夫教授的脸浮现在眼前,出乎彼得意料。他以为自己早就忘记这位倒霉的文学教授了,但看来科里亚叔叔是对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枪。彼得还是清楚记得切尔诺夫挺直脊梁,直直地看过来的眼神。他就这样直视着死亡,就像任何一个真正的斯拉夫人那样。他真的应该死吗?谁下的决定,为什么?彼得后来偷偷去读了切尔诺夫的诗歌,那些词句给彼得的感觉就像隔着玻璃看一个溺水的人,听不见呼救声,但大概可以猜出来,无能为力,但又不忍心移开目光,可能这就是作者的目的,人们必须见证痛苦,但也必须站在玻璃板后面,不许干扰这种痛苦。
“我现在不能给你答复。”彼得放下叉子,叉齿在桌布上留下了红色的污渍,“给我几天时间。”
“二十四小时。”布兰登立即回答,像是预测到了彼得会说什么,“明天这个时候,我会在隐蔽的地方观察苏联大使馆,如果你手里拿着一份《真理报》走出来,那我就离开,再也不会和你接触。假如你决定和我继续谈,那就拿着一份《世界报》走出来,到时我会给你下一步的指示。”
彼得点点头。
他其实不需要二十四小时。当晚躺在床上的时候,彼得不情愿地承认。这个决定说不定早就形成了,那个东德士兵跨越铁丝网的照片就像梣树种子,虽然埋在层层泥土和岩石下面,但一直没有死去,等着合适的气候破土而出。瓦西里会怎么说呢?
彼得翻了个身,对着墙壁蜷缩起来,他早就不再把破破烂烂的笔记本放在枕头边,那张美泉宫的明信片也已经烧了。他为什么要关心瓦西里怎么说?瓦西里根本不明白他在“旷野”里面对着什么,需要做什么,已经不能成为彼得的标杆了。等他下一次回国,瓦西里多半已经结婚,搬进分配给新婚夫妇的集体公寓里,过起“正常”的生活。他不禁猜测军情六处选布兰登当接头人是不是尤哈斯的主意,尤哈斯有没有给他们解释菲利克的弱点?提起当年在学校宿舍里意外撞见的小闹剧?要是瓦西里知道——可是瓦西里不会知道,他再也不能影响彼得了。
他在天亮前勉强睡着,立即就被闹钟吵醒,焦躁不安地在办公室坐了一个早上。报纸放在门口的一个柜子里,《真理报》堆积如山,因为没人想看。《世界报》只剩下两份了,彼得在柜子前面站了一小会儿,拿起《世界报》,特意让大标题向外,夹在腋下,走出了大使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