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那是什么?”尤哈斯问,扔下书包。
菲利克把明信片夹回笔记本里,“没什么。”
“你在奥地利认识什么人吗?抱歉,不是故意偷看,不过美泉宫太好认了。”
“是我爸爸,他去出差了。”
“真好。”尤哈斯叹了口气,把枕头塞到自己背后,“我从来没有去过铁幕另一边。”
“你想去吗?”
“谁不想呢?”
“你回国之后不是会得到外派机会吗?”
匈牙利人做了个鬼脸:“不太可能,我爸爸妈妈都是NBH[2]的情报官,就算安全局愿意放我离开布达佩斯,也绝对不会允许我去比东柏林更远的地方。讲到底,我们只是些方便利用的抵押物,情报官全都不该结婚,记住了。”
菲利克笑起来,不由得想起了自己住在安德罗索夫少校家里的日子,但什么都没有说。尤哈斯用手抹了抹自己的短发,重新坐直了,看起来有些紧张,菲利克的微笑消失了,怀疑地看着他。
“不用这样看着我,我又不是要宣布我怀孕了。”尤哈斯吐了吐舌头,“教官让我不要到处说,但我觉得不告诉你说不过去。我下个星期就走了,回布达佩斯去。如果你愿意去火车站送我,我会很高兴的。”
“布达佩斯。”菲利克把这个地名重复了一遍,“所以——”
“我不会回莫斯科了。”
“哪一班车?”
尤哈斯坐的是星期四早上八点的火车,这是个晴天,菲利克站在月台上,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了小雪在热气烘烘的火车头上面融化的景象。十七年前他在这里陪母亲走了最后一程,但他唯一能记起来的居然只剩下无关紧要的小雪。尤哈斯看见了菲利克,在人群中拼命挥手,匈牙利人戴着一顶毛线帽,不像土豆,反而像一只立起来的小鸡蛋,顶着鲜艳的毛线,要是瓦西里看见了,肯定会没完没了地取笑他。菲利克笑着走过去,拍了拍好朋友的手臂,当是打招呼。两人合力把巨大的行李箱搬上车,菲利克最后和他拥抱了一下,跳回站台上,尤哈斯往上推开车窗,探出头来:“菲利克?”
菲利克抬头看着他的朋友。
“小心点。”
汽笛偏偏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震耳欲聋,菲利克皱起眉,以为自己听错了,“你是想说‘保重’吗?”
“不,就是小心点。你和你的‘邻居’。”
车门砰地关上,列车发出低沉的叹息,伴着金属摩擦的尖利声音,开始缓缓移动。“邻居”二字把菲利克的大脑冲得一片空白,他原地站了几秒,才往前急跑起来,追逐缓慢加速的火车。尤哈斯摇摇头,右手按在自己的胸口上,像是要保证什么:“你们很安全。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月台到头了,菲利克停住脚步,喘着气,看着火车开远,手心冰凉,恐惧、感激和失落感同时堵着他的喉咙,让他发起抖来。一个拿着写字板的列车员奇怪地瞥了他一眼,似乎想过来,最后还是走开了,像是怕被传染上什么病一样。菲利克深呼吸了几次,站直了,挤进人群里,走向车站出口。外面的街道和建筑物在这短短十几分钟里变得极其陌生,好像菲利克自己才是刚刚下火车的临时访客。他快步穿过马路,停在一株瘦弱的树下,躲避刺眼的阳光,人和单车在他身边来来往往,没人多看他一眼。
从今天开始,他在莫斯科再也没有任何朋友了。
——
菲利克·奥尔洛夫进入总部是毫无悬念的,父亲虽然什么都没说,但肯定从中推动了什么,而且那位爱穿格纹马甲的老猫头鹰举荐了他。因此这位年轻学生得以跳过无聊的档案室,直接被放到第一总局第十部门,那是专门搜集北非情报的,总是缺会讲法语的人,因为这些人稍微得到一点经验,就都削尖脑袋跳到负责法国本土的第五部门去了。
就像任何一滴被克格勃招揽进来的新鲜血液一样,菲利克的工作很单调,每天都会有大批外交电文和秘密报告扔到他的桌子上,因为保密需要,都是切碎的,互不关联,他必须把这些没头没尾的句子翻译好,交给上级。他的上级是个留着山羊胡子的坏脾气男人,看起来总是一副午饭没吃饱的样子。每次有人来交文件,他总是怒目而视,仿佛这些下属不小心踩了他的睾丸一样。
和菲利克在同一个办公室的还有两个分析员,菲利克来了好几个星期都还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克格勃禁止同事互相攀谈,更不喜欢人们在总部交朋友,生怕他们“组成小团体”。那两个人看起来在办公室有一段日子了,太久不见阳光,都苍白得像吸血鬼。坐在菲利克后面的那个早上进门的时候会冲他笑一笑,另外那个人兼职阿拉伯语翻译,永远把头埋在草稿纸里,直接当其他人不存在。第十部门的办公室里一整天只有打字机单调的哒哒声,偶尔被报丧般的电话铃声打断,又继续哒哒下去。
尤哈斯最后的那句话时不时就从背景噪音里浮出来,令菲利克坐立不安。尤哈斯诚然是他的朋友,但在苏联,你永远不知道举报你的是哪个“朋友”,所有的秘密最终都会摊开在克格勃的某张办公桌上,在惨白的台灯光线下遭到审视。尤哈斯为什么要说“小心”呢?是警告还是真正的关心?他翻来覆去地分析这件事,最后不得不跑到空无一人的楼梯间里,对着墙壁深呼吸。
尤哈斯手上没有什么证据,菲利克安慰自己,而且他远在布达佩斯,不会构成什么实质性的威胁。
办公室就像一座抑郁的牢狱,随着每一分钟过去,“旷野”就变得更遥不可及一些。三年来他在101学校所受的训练毫无用处,第十部门唯一关心的是他打字够不够快,有没有及时上交没完没了的报告。菲利克一度想找科里亚叔叔谈谈,却被冷漠的秘书告知他并没有权限,还有,如果他下次再这样未经邀请就跑到别的部门来,就要在档案上记过。
“你第一次‘出去’是什么时候?”他问父亲。
少校没有从报纸上移开视线:“耐心点。”
“我很耐心,只是好奇。你当时在办公室待了多久才‘出去’?”
“不算很久。”少校翻了一页报纸,菲利克不禁留意到他戴了老花镜,父亲以前是不需要的,“三年左右。如果你结婚了,他们会更放心让你出去,毕竟有。”父亲可能是想说有把柄了,马上又把这句话吞了回去,“……因为你变得更负责任了。再说,你也到了找个姑娘安定下来的时候了,不是吗?”
菲利克含糊其辞,岔开了话题。父亲似乎没有留意,折起报纸,摘下老花镜,指挥儿子给他泡一壶热的肉桂甜茶。菲利克带着满脑子纷乱的思绪到厨房去了,心不在焉地把肉桂掰成小块。他带着热气腾腾的甜茶回到客厅里的时候,父亲已经挪到心爱的单人沙发上,摆弄桌子上的糖罐。
“你知道瓦西里快要回来了吗?”
菲利克的手抖了一下,差点把滚烫的茶泼到父亲身上,他迅速放下杯子,免得让父亲看出来:“是吗?我不知道。”
“瓦西里去了东柏林。我能看出来你的尼古莱叔叔在打什么主意,两年的海外情报经验,不长不短,回来正好直接进入反间处——负责监控西德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维克托·伊凡诺维奇今年要退休了,尼古莱正好能推荐他那个完美的儿子。我得找机会和科里亚叔叔见个面,看他能不能给你换一份差事。”
手指沾上了糖,粘粘的,菲利克用食指蹭着茶巾,尽量不让自己的下一句话显得太热切:“瓦西里什么时候回来?”
“我没问。你们没有联络吗?”
“很久没有了。”
他以为父亲又要重复社交的重要性,但奥尔洛夫少校若有所思地啜饮着肉桂甜茶,没有再说什么。菲利克翻了翻丢在茶几上的法文报纸,对着慕尼黑惨案的长篇报道皱起眉,挂钟敲了十下,他借口明天要早起上班,回房间里去了。夹着明信片的笔记本就放在枕头边,菲利克把自己卷进毯子里,侧躺着,一只手搭在笔记本上,这让他感觉安全,就像在风暴永远不停的海上,他潮湿冰冷的手指终于触到了船锚。
——
而事实上,船是在九月下旬静悄悄返航的,没有事先声张,像是载满了违禁货品似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也是。
办公室的电话响起时菲利克并没有理会,接电话不是他的分内事。坐在他前面的那个分析员对着话筒回答了几句“好的”,回过头来,招了招手,示意菲利克过去接电话。菲利克困惑地皱眉,用口型问“我吗?”,对方拼命点头,递给他听筒。
“阿尔及利亚站的报告是你翻译的吗?”山羊胡子不耐烦的声音传来,听起来还是像有人用力踩了他的睾丸,而且脚还没挪开。
“是我。”
“到五楼的会议室来,现在。”
菲利克随手抓起笔记本,一头雾水地上楼去了,一推开会议室的门,呛鼻的烟雾扑面而来,里面坐着两个少校级别的军官,在抽雪茄,还有三个上尉,叼着苏联产的劣质卷烟,这五个人自己就能组成一个烟囱林立的小型工业区。桌子尽头还有一个穿着制服的年轻男人,军阶最低,戴着下士的蓝色肩章。他们的目光对上了,两个人都愣了一下。下士挪动了一下,似乎想站起来,马上记起了自己身在何处,又坐了回去,移开目光,盯着面前的文件夹。
山羊胡子坐在桌子右边,催促菲利克关上门,要求他“简单给这几位尊敬的同志说说阿尔及利亚情报站最近发回来的报告”,顺便解释一下为什么“控制住了阿尔及利亚,就有要挟法国的筹码”。所有目光突然都落到他身上,包括瓦西里·安德罗索夫下士的。菲利克结结巴巴地讲完,故意把笔记本留在桌子上,假装忘了,匆匆离开会议室和里面的尼古丁毒雾。
他的小伎俩奏效了,他还没走到楼梯,背后就传来脚步声。瓦西里追了上来,手里拿着他的笔记本。
“奥尔洛夫同志,你忘了这个。”
他用的是那种“表演腔调”,这是菲利克自己发明的术语,特指瓦西里和他在公共场合说话时用的那种口吻,正经,严厉,过分礼貌,专门表演给旁人看的。菲利克接过笔记本,两人的手指短暂地互相触碰到,他看了一眼瓦西里的脸,对方没有任何表情。
“谢谢你,下士。”
“看好自己的东西,下次就没人给你送回来了。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弄丢什么。”
“我会的,下士。”
瓦西里点点头,转身走开了。菲利克飞奔下楼,回到自己的小桌子前,心怦怦直跳。他检查了笔记本,手略微有些发抖,其中一页夹着一张小纸条,匆匆撕下来的,边缘参差不齐,上面是熟悉不过的笔迹。
“不小心放出去的猫天亮才回来。”
这是他们当年在学校用过的那套暗号,意思是在楼下见面,“天亮”指的是晚上十点。菲利克把纸条放回笔记本里,把两个档案袋拖过来,盖在上面。现在他还有六个小时,可以设法销毁这张小纸片,以及编织一个漂亮的借口,好从父亲眼皮底下逃入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