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瓦西里知道克格勃会派人在机场接他，但没料到这个人就是菲利克。早上七点，在稀稀落落神情萎靡的旅客之中，菲利克显得清醒而警惕，好像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站在候机大厅里等来自莫斯科的访客出现，就像等候据说已经灭绝了的鸟儿。
是菲利克先看见他的，瓦西里不禁怀疑他其实已经发现自己好一会儿了，只是现在才决定从人群里现身。瓦西里对此没有心理准备，从菲利克拘谨的样子看来，对方也没有。两人多少有些尴尬地和对方保持着距离，握了握手，没有拥抱。菲利克看上去有点不一样了，瓦西里一开始以为是衣服的缘故，菲利克穿着熨烫平整的细条纹衬衫，很合身，并不是他以前在莫斯科时穿的那些皱巴巴的布袋。又或者是因为头发？菲利克暗金色的头发留长了少许，按着当时流行的样式往后梳，柔软的发尾盖住了后颈。从外表上看，菲利克已经完完全全抹除了铁幕东边的痕迹，但这好像也不能完全解释瓦西里感觉到的差异。
“车在这边。”菲利克简短地说，侧了侧头，示意瓦西里跟他走。瓦西里答了一句“好的，谢谢”，这是两人接下来四十分钟里唯一的对话。使馆派来的车总算不是讨人厌的伏尔加了，是一辆银灰色的雪铁龙。两人各自占据了后排座位的两端，好像中间堆着燃烧的煤，瓦西里假装在看笼罩在晨雾里的阴郁郊区，实际上利用车窗反光悄悄打量菲利克，后者一次都没有看他一眼。
车在一栋低矮的四层楼房前停下，漆成白色的外墙上挂着旅店的牌子，瓦西里不会法语，但从牌子上的鹳鸟看来，可能就叫鹳鸟旅店之类，菲利克也没停下来解释。他按了按柜台上的铃，门房走了出来，两人低声交谈，菲利克递过去一个信封，从老门房手里接过一个颜色不同的信封，走上嘎吱作响的楼梯，瓦西里跟了上去，忽然想明白那种难以言述的“不同”是怎么回事了，是菲利克说话的方式，他自然而然地掌控事态的样子，甚至他走路的姿势，好像他本来就属于“外面”，好像其他人就该听他的。菲利克打开了客房门，扶住，让瓦西里进去。
“还不错，是不是？在外面不太看得出来。”菲利克把信封和钥匙放到写字台上，敲了敲墙壁，“没有窃听器，每天都会有人来‘清扫’，确保这个房间是‘干净’的。如果你需要什么东西，电话按1会接通门房，你可以信任他，他是我们的人。信封里有五十法郎，不过这也不用我告诉你了，预算是我的部门和你的部门一起审批的。”
瓦西里把房间打量了一遍，从对着一堵砖墙的窗户，到铺着柔软鹅灰色被单的单人床，再到床头柜的玻璃碗和里面的柠檬硬糖，“谢谢。”
菲利克点点头，脸上像是盖着一副不为所动的面具，瓦西里思忖他是什么时候学会这一招的。他靠近了一步，菲利克后退了一步，抓住门把手，“没什么事的话我就走了，明天使馆见。”
“菲利克。”
“彼得。”菲利克纠正道，“我在这里的名字是彼得。”
“在外面我自然会叫你彼得。”瓦西里往前一步，菲利克没有空间可以后退了，只好紧贴着门，一脸戒备，瓦西里叹了口气，“别这样。我们接下来还得在一起工作。”
“我知道。”
“我是因为3057号来的。”
菲利克飞快地抬起视线，看了瓦西里一眼，马上移开目光，不知道在看什么地方：“你是来审问我的。”
“不是，是的，不止你一个人。我不该告诉你的，但是。”瓦西里停下来，思考着下一句话该不该说，但既然他都已经开了个头，还不如说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解释，最好现在就讲。”
因为审讯室里有录音机，我帮不了你。瓦西里没把这句话说出来。
菲利克笑了，出乎瓦西里意料。他不太喜欢这个笑容，因为那里面似乎掺杂着一点不知道从何而来的怜悯，好像菲利克知道一个奇妙的笑话，却不打算和瓦西里分享。瓦西里皱起眉，正要发问，菲利克轻轻摇摇头，抿了抿嘴唇，这是他准备对付一个困难话题之前常有的动作，于是瓦西里等着。
“我没有什么需要说的。你想知道什么都可以直接在审讯室里问，你和莫斯科都会发现我始终对国家忠诚。”菲利克打开了门，站在走廊上，“我想你现在一定累了，那么长时间的飞机。请先休息一下，明天会有车来接你去使馆的，到时见，安德罗索夫下士。”
——
巴黎大使馆给他安排了一个小房间，瓦西里记得，一个比扫帚间大不了多少的地方，没有窗户，“用于临时办公”。他每天八点半到，晚上七点走。使馆里的人都假装看不见瓦西里，他所到之处，所有对话都戛然而止，好像他从莫斯科带来了某种寒气森森的沉默咒语。秘书把一摞又一摞文件送到他的桌子上，档案，监视记录，报告，外交电文。烟灰缸里堆满烟头，瓦西里仔细地研读这些枯燥无味的文字，像个富有耐心的淘金者，一点点筛掉泥土，寻找金沙的痕迹。
审讯是在地下的隔音室里进行的，很冷，故意的。椅子没有靠背和扶手，极为不舒服，也是故意的。瓦西里把录音机放在桌子上最显眼的地方，以便最大限度地给受审对象施加心理压力。第一天讯问了六个人，其中有个男人因为压力过大，没答几个问题就泪水汪汪，以为克格勃发现了他和外交使团长妻子偷情的事，瓦西里重重地划掉这人的名字，不耐烦地挥手让他滚。
当天的最后一个人是普里亚科夫，两人冷冰冰地交换了几句客套话，瓦西里打开了录音机。
“报一下你的全名，同志。”
“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普里亚科夫。”
“职位？”
“巴黎大使馆三等秘书。”
瓦西里照着总部批准的问题列表问他问题，观察着普里亚科夫的表情，问题并不重要，受审者脸上和行为上的细小线索才是他关心的。瓦西里这位中学时代的头号敌人丝毫不显得紧张，但整个人都散发出一种熟悉的憎恶和厌烦，坐在他对面感觉就像坐在冒烟的爆炸品旁边。
“你是否有不经许可和外国情报人员接触？”
“没有。”普里亚科夫挠了挠下巴，慢吞吞地加了一句，“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去问你的老朋友呢，安德罗索夫？”
“除非被问到，否则不需要提供无关信息，普里亚科夫同志。”
“你的小朋友，他最喜欢和外国人厮混了，一个匈牙利矮子，问他。”
“匈牙利是苏联的一部分，注意你的措辞，同志。”
“矮子常常和英国人和美国人混在一起，你自己联想一下。”
“我会记下你的证词，但也会在正式记录上删去你刚才关于匈牙利的不当言论，并建议大使对你进行进一步的纪律调查，普里亚科夫同志，你可以走了。”
第二天的审讯更慢一些，因为涉及到真正参与了那次失败暗杀行动的外勤，一整天下来只处理了四个人。菲利克被秘书带下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五点。瓦西里让他站着，一言不发地更换录音带，毫无必要地整理空白稿纸，这才请菲利克坐下。
“全名？”
“彼得·谢尔盖耶维奇·奥辛。”
瓦西里放下笔，看着他，“全名。”
菲利克盯着他看了一会，又看了一眼录音机：“菲利克·安德烈耶维奇·奥尔洛夫，克格勃特勤处。”
“你是否曾经将任何机密文件带出办公区域？”
“从来没有。”
“你是否曾经收受外国情报人员的钱或其他形式的礼物？”
“没有。”
“你经常和外国情报人员接触，为什么？”
菲利克蹙眉，“我没有。”
“尤哈斯。”
“他不是外国人。而且我在见他之前得到过站长的批准。”
“他确实不是，但他经常接触的人是。”瓦西里翻开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文件夹，“你的朋友尤哈斯每周至少两次和英美使馆人员吃午饭，理由是‘招募线人’，得到布达佩斯和克格勃的许可。一周两次，太多了，你不觉得吗？而且‘招募’了那么多年，也没见他发展出什么线人，也许他自己才是那个线人？”
“我不知道，我不是反间人员。”
“他试过把英国朋友或者美国朋友介绍给你吗？也许是在某一次吃饭或者散步的时候‘意外’遇上了？”
“如果有，我会按规矩向莫斯科报告的。”
“你的意思是有还是没有？说清楚。”
“没有。”
“有人在‘奶奶的厨房’餐厅见过你、尤哈斯和一个陌生人同桌吃饭。”
“我不记得了。那个人记忆力那么好，你不如继续问他或者她。”
“那个陌生人是外国情报人员吗？”
“我不知道，我根本不记得有这回事。”
菲利克的回答没一个是客气的，但看上去却好像非常温顺，甚至有点畏怯，略微低着头，双手平放在桌子上，但瓦西里不吃这一套。他盖好钢笔，审视着年轻的克格勃：“你好像不想配合调查。”
“我认为配合调查的最好方式是实事求是。”
“说说你那个版本的‘事实’。”
“我经常去‘奶奶的厨房’，使馆里的许多其他人也是，也许旁边的桌子就坐着美国间谍，甚至坐着通缉犯，我可不能一个一个查验他们的身份，不是吗？我只是去吃个午饭而已。”
“自然，你把你的打猎计划告诉尤哈斯了，因为你们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
“我甚至不会告诉你，安德罗索夫下士。”
“注意你的态度，同志。”
“我道歉。”
“请把你3月21日的行动完整复述一遍。”
菲利克照做了，从早上开始，讲到那个倒霉的夜晚，大体上和官方记录一致，只在某几个时间点有些细微的出入。这反倒证明菲利克没有说谎，因为说谎者往往倾向于“背诵”细节，过于精确，迫问之下就会露出更多破绽。出于保密需要，菲利克虽然提前二十四小时被告知有这么一个任务，但直到行动开始前三十分钟才知道目标的身份和下榻地点，就算他想泄漏秘密，也没时间这么做，更何况他自始至终待在安全屋里，另一个克格勃雇员可以作证。瓦西里重新看了一遍笔记，留意到一句令人生疑的话。
“他说你打开了窗户，然后他过来关上了。”瓦西里抬起目光，看着菲利克，“为什么开窗？你不抽烟。”
菲利克耸耸肩：“我已经在室内等了四个小时，暖气开得太足，很热，所以开了窗。外面是树丛，没人能看见我。”
“你受过特殊训练，难道不知道安全屋的门窗不准随意打开吗？”
“我知道。”菲利克看着自己的手，“里面很热，还有一股汽油味，到底什么东西会发出那种味道呢？我觉得想吐，就打开了窗户。窗藏在树丛后面。”
“你觉得这个理由能说服总部吗？”
菲利克摊开手，没有回答。录音带在机器里沙沙地转动着。
“你经常在监视任务期间擅自打开门窗吗？”
“那不是监视任务，而且外勤有权随机应变。”
瓦西里交抱起手臂，“也许你是为了发信号，一个事先约好的暗号，只需要打个手势，甚至领带的颜色都可以向你的同谋传达信息，你受过这样的训练。”
“你已经在胡编乱造了，安德罗索夫同志。”
“我在探索各种可能性，这是我的工作。”瓦西里再拿出一个文件夹，里面是空的，但菲利克看不见，这个空文件夹是反间处审讯官很爱用的一个招数：“而且我们已经知道了你的同谋的名字，克格勃一直在监视这个人。你们什么时候见面我们也知道，我手上就拿着照片和文字记录，你还有什么想申辩的吗，奥尔洛夫同志？”
菲利克抬头看他，脸上没有什么表情，连那种恭顺的神情也消失了。“我不知道你们拍到的是谁。”他一字一句地说，仿佛是个俄语初学者，用脚尖小心翼翼地触碰每个单词，测试它们是否牢固，“但那一定不是我。我不能想象联络站里有叛徒，但如果真的有，我请求总部把处死叛徒的任务交给我。”
瓦西里审视着菲利克的脸，许久，移开视线，重新拿起钢笔，“在你看来，这次任务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运气罢了。”
“是吗？”
“在‘旷野’里，什么都靠运气。”
“谢谢你，奥尔洛夫同志。”瓦西里的笔尖悬停在纸上，犹豫了几秒，划去了菲利克的名字，“你可以走了。”
——
也许确实是运气不好。瓦西里想，坐在旅馆房间的小写字台前，看着窗外被砖墙切断的一小块夜空。冷了的晚餐还在桌子上，笔记摊开放在旁边，用三种不同颜色的墨水做了标记。从书面记录上看，这次任务挑不出什么毛病来，人们的供词都能互相印证。从菲利克嘴里更加问不出什么来，他很熟悉克格勃的审讯风格，说不定还在心里偷偷嘲笑瓦西里的空文件夹把戏。
他得想个别的方法。可是他为什么那么执着于证明菲利克有罪呢？证明给谁看，总部还是他自己？靠的是直觉还是毫无道理的疑心？反间处是个以疑神疑鬼为荣的古怪地方，欢迎一切阴谋论，只要给他们足够的理由，他们甚至可以搜罗罪证指控路边的流浪猫是美国间谍。
瓦西里离开桌子，打开窗，让凉爽的夜风和街上的细微噪音一起吹进来。有人敲了敲门，他回来的时候给了门房一点钱，托他买酒和烟，应该是买来了。然而站在走廊上的是菲利克，一手拿着伏特加瓶子，另一手拿着软盒包装的香烟。瓦西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愣在那里，看着菲利克，好像从未见过这个人似的。
菲利克晃了晃酒瓶，“我能进去吗？”
瓦西里侧过身，让他到房间里来，关上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