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对一个并不打算全力往上爬的人而言,菲利克的仕途算得上非常顺利。1977年九月,派驻巴黎三年后,菲利克·奥尔洛夫回到了莫斯科,直接被难以捉摸的官僚主义之臂提拔了好几层楼,放到科里亚叔叔身边,充当“私人助手”。他在这个不起眼的职位上安静地待着,像只尽力和阴影融为一体的斑鸠,不发表意见,不表现任何倾向,但特勤处雇员对菲利克的态度还是变了,半是忌惮,半是恭敬,老猫头鹰快要退休了,谁都能看出来“助手”实际上是他的传声筒和代理人。
军情六处让他“自行判断”和瓦西里的关系,菲利克最终决定不靠近,然而实际效果却是若即若离。两人在菲利克回国之后第一次见面是因为小宝宝的生日,尤利娅的女儿,刚满一岁。菲利克礼貌地拒绝了“来抱抱小家伙”的提议,躲到一边,看着其他人绕着婴儿打转。婴儿浑然不觉,在带花边的蓝色毯子里呼呼大睡。
瓦西里很迟才来,把一个随便用尼龙绳扎起来的礼物盒放到桌上,先吻了妹妹,拥抱了妹夫,然后弯腰吻熟睡的外甥女,把她从妹妹怀里接过来,悄声对她唱歌。直到瓦西里抬起头,目光和菲利克对上,菲利克才赫然发现自己在盯着对方看,脸上挂着没来得及藏起来的微笑。瓦西里也勾起了嘴角,但没有过来,很快移开目光,继续和尤利娅谈话。菲利克靠着墙壁,不自在地扭动了一下,想走过去,马上打消念头,双手放到背后,紧紧交握起来。
1977年也是属于瓦西里的好年头,反间处处长波里斯·普卡耶夫年初退休了,接替普卡耶夫的就是瓦西里的父亲,今年刚晋升上校。到菲利克回来的时候,瓦西里已经坐上了柏林办公室的第二把交椅,同时负责外派人员的反渗透调查,用克格勃的话来说,就是管理猎人的猎人,瓦西里喜欢形容自己是除草的,巡视着苏联的广袤麦田,发现野草或者看起来像野草的东西一律割掉,不问缘由。他不喜欢别人说起他父亲,坚称自己得以晋升是努力工作的结果,断然不是父荫。菲利克就没那么笃定了,凭他的履历,应该不足以让科里亚叔叔张开翅膀把他揽进怀里,要是父亲没有从中撒布人情的鱼饵,菲利克会很惊讶的。
在科里亚叔叔的暗示下,菲利克开始学英语,每周三次到一栋没有门牌号的水泥建筑里去,坐在一间通风不好的教室里。班上的人年龄参差,有刚招揽进克格勃的新毕业生,看上去还是个孩子,也有四十多岁的外交官,一脸厌倦。所有人互相之间都不说话,揣着属于自己的小秘密,从“你的名字是?你今年几岁?”开始攀爬新语言的滑溜山路。最开始的老师是个瘦瘦小小的波兰人,用那种被烟和酒摧毁了的嘶哑嗓音解释语法。后来又换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英国人,俄语说得滴水不漏,自称是六十年代叛逃来莫斯科的,并且在伦敦、华盛顿和伊斯坦布尔都闹出了不小的动静,听他说话就像在听电台直播。菲利克每次见到这位把领结打得一丝不苟的归化公民,就油然而生一种单方面的战友情谊。这位绅士已经走过了那条菲利克正在跋涉的险恶林间小路,虽然方向相反。他以后也会变成这样吗?在伦敦的某栋同样灰蒙蒙的建筑里,无名无姓,给新来的外勤上俄语课?但菲利克不是叛徒,他绝不会逃离苏联。他只是稍微折弯了规矩,救下无辜卷入冷战的人而已,这可不能算背叛。
在回家的电车上,菲利克最常做的白日梦是规划逃亡路线。要是事情真的变得糟糕透顶,他可以偷一辆车,疯狂往西开,直到没油为止,然后徒步穿过散落着集体农场的荒野。但这样太慢了,克格勃有车和军犬,不到十二小时就能把他抓回来。也许应该优先考虑夜班火车,那种带有肮脏卧铺,次晨到达列宁格勒的。这个时段,车上不管是乘务员还是旅客都疲惫不堪,而且多半都喝醉了,一门心思打瞌睡,不会注意到什么异常。不过克格勃可能在途中任何一个站截停火车,上来搜查,就算他顺利到了列宁格勒,接下来要怎么到边境去?去哪个边境?怎么过去?
莫斯科是个逃不出去的铸铁笼子。
克格勃没有派人跟踪他,至少菲利克没看见。出于这一行里人人都有的被害妄想症,他还是不停地借助商店橱窗或者路边汽车的后视镜观察街道。这里毕竟是莫斯科,他得比身在异国他乡的时候更警惕。每天早上他都会把布兰登给他的号码在脑海里翻来覆去背一遍,这个号码不会有用的,他知道,布兰登也知道,这不过是军情六处一个表示友好的姿态,一份纪念品,好看,百无一用。
他第二次和瓦西里见面,出乎意料地,是在楼梯上。那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菲利克开会回来,在隔音室里关了四个小时,衣服上全是烟味。瓦西里坐在六楼和七楼之间的楼梯平台上,两人互相把对方吓了一跳。瓦西里试图起来,又重重地坐了回去。菲利克能闻到他身上的酒味,伸出手去,想帮他站起来。瓦西里摇摇头,抓住楼梯扶手,把自己拉起来,踉跄了一下,靠在墙上。
“你回来晚了。”
“你也没有很早。”菲利克扶住瓦西里的手肘,以为对方会挣脱,结果并没有,“你喝醉了。”
“工作的一部分。”
“那我很庆幸我的工作和你的不太一样。”
“我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瓦西里口齿不清地说,听上去就像诅咒一样,菲利克愣了一下,瓦西里用力把他推到墙上,牢牢压在那里,仿佛菲利克是个现行盗窃犯,“我不需要证据,我能感觉出来。”
“你喝太多了。”菲利克尽量温和地说,并不试图挣脱,“回家去吧,瓦西里。”
瓦西里把他的手腕攥得很紧,像是要测试腕骨在多少压力下会折断。他盯着菲利克,有那么几秒钟,菲利克想把一切都告诉他,死去的文学教授,马赛的海鸥,尤哈斯,布兰登,可以看见小院子的公寓,热茶和巧克力饼干。不过这一瞬间很快就消失了,瓦西里吻了他,牙齿撞上他的下唇,一阵疼痛。这太危险了,要是有人碰巧出门,或者上楼,就会看见他们,但他们哪一次见面不危险呢?他和瓦西里的关系就是绕着危险来建立的。作为报复,菲利克咬了瓦西里的嘴唇,后者从喉咙里哼了一声,抓住菲利克的脖子,拇指刚好按着他的喉结。
楼上某个地方,一扇门砰地关上。
他们互相把对方推开了,一个靠着墙壁,一个靠着楼梯扶手,喘着气,一起往上看。脏兮兮的、沾着蛛网的灯泡照亮了楼道,没有脚步声,没有人下来。两人看着对方,像是刚刚从梦中惊醒。菲利克等着瓦西里说点什么,但对方什么都没有说,步履沉重地走上七楼,钥匙叮当作响,门打开时发出干涩的摩擦声,关上,锁舌咔嗒一响。
菲利克在梯级上坐下来,就是瓦西里不久前坐过的地方,盯着手表,十一点四十二分,他打算过十分钟再回去。短暂的热情退去了,他现在浑身发冷,翻来覆去地咀嚼瓦西里刚才那句没头没尾的话,他只是喝醉了吗?还是真的知道了什么?克格勃之所以不派人监视他,是不是想给菲利克一种安全的幻觉,等他自己犯错?是瓦西里一个人怀疑他,还是反间处已经盯上了菲利克?他很想和布兰登说话,跟他讲瓦西里,听情报官分析这件事。
菲利克一直等到自己能控制这些沸腾的不安情绪,才站起来,向楼上走去。就在他蹑手蹑脚穿过漆黑的客厅到卧室去的时候,挂钟敲了一下,十二点半了。
——
后来,早上上班的时候菲利克时常在门口碰到瓦西里,对方始终摆出最佳表演姿态,问菲利克要不要搭便车去总部。他第四次这么提议的时候菲利克答应了,两人一路上没说过一句话,只有电台在单调地喋喋不休,快到捷尔任斯基广场的时候,瓦西里伸手把电台音量拧大,音乐一下子灌满了整辆车,反窃听的常规动作之一,只要他们小声说话,就不会被克格勃安装在车里的窃听器捕获。菲利克等待着,直直地盯着挡风玻璃。今天下雨夹雪了,冷得厉害,细小的冰粒和雨水一起洒落在玻璃上。
“我很想念你。”瓦西里说,声音很低,菲利克几乎以为是自己的幻觉。他应该回答“我也是”,但这句话不知怎的卡在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口。瓦西里用力抓着方向盘,好像要徒手把它拆下来。
“瓦西里。”菲利克开口。
“我们到了。”瓦西里宣布,车在大楼的阴影里停下,他关掉了车载收音机,“进去吧,菲利克·安德烈耶维奇,别给自己惹麻烦。”
瓦西里从没这么叫过他,现在也不是问的时候。两人的办公室在不同楼层,分道扬镳的时候也没有道别。自此之后瓦西里就再也不发出邀请了,就算再在走廊里碰面,也只是相互点点头,擦肩而过。
莫斯科时刻令他紧张不安,对比起巴黎,这个他长大的城市就像个废弃的舞台,到处都是蒙尘的道具和虚假的布景,填充着游魂一样的人们。令事情更糟的是,父亲又催促他结婚,不为别的,而是因为在克格勃,婚姻是履历表上的必填项。一位正直的克格勃必须有个家庭。
“你甚至不需要喜欢你的妻子,她也不需要喜欢你。”父亲指出,“就是互相合作,填上档案里的空缺而已。”
“好的,爸爸。”
为了应付父亲,菲利克不情不愿地去野餐和舞会,心思根本不在约会上,女孩们也不喜欢他。他不知道总部什么时候打算再把自己派出去,也不确定还没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菲利克不敢问科里亚叔叔,也不敢表现出很想到“外面”去的样子,免得被怀疑居心不良。克格勃替他支付学费的英文课程已经接近尾声,菲利克猜测新的外派地点也许是加拿大,这也不错,加拿大是前往美国的跳板,要是他能到美国去,那回来莫斯科的时候,应该能轻松摘得上尉军衔。而且军情六处更容易和他见面,克格勃在魁北克的耳目远远不及在巴黎的三分之一。
然而科里亚叔叔,因为他是科里亚叔叔,以难以揣摩闻名。1978年秋天,离开巴黎一年之后,菲利克通过了新的保密等级评估,又被送了回去,这次去担任一个不同的职务。彼得·谢尔盖耶维奇·奥辛现在是克格勃巴黎情报站的副站长了,分管“打猎”活动和军工情报搜集。回到巴黎的第二天,他在信箱里发现了一张太妃糖纸,半透明,印着蜂蜜罐和巧克力图案,压得很平整。这是来自布兰登的信号,一句悄悄的“你好”。
直到这一刻,菲利克才终于松了口气。一切都恢复正常了,都和以前一样。他又回到了“旷野”之中,现在“旷野”是他真正的栖息地,只有在这里,他才可以远远地、安全地去爱莫斯科,和瓦西里。
谁都没有预见到的是,就在菲利克锁上信箱的这一刻。在海峡另一边的伦敦,一个寂寂无名的军情六处分析员按响了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站长寓所的门铃。这位名字不详的分析员腋下夹着一个文件夹,里面是他绝不应该从办公室带出来的文件。这时候伦敦下着雨,有人出来开门的时候,这个瘦高男人的头发已经被淋得一缕一缕粘在额头上了,保姆以为他是乞丐,准备关上门,陌生人伸手挡住了。
“我要和你的雇主说话。”不速之客说,一滴雨水挂在他的尖鼻子上,“告诉他我手上拿着莫斯科一定想要的情报,我知道军情六处收买了好几个克格勃外勤,给我五万英镑,我就把内奸的名字全告诉他,我只要钱,他可以当个英雄,去吧,告诉他。”
保姆跑上楼去了,一路喊着屋主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