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对所有双面间谍来说，有一件事是百分百肯定的：你一定会被抓住，只是早晚问题。彼得每时每刻都在为这一天做准备，永远在听风声，永远绷紧神经，永远准备战斗，或者逃跑。
他选择战斗。自从坐上伦敦联络站第一把交椅，彼得就把每一天视作失去自由前的最后一天，以一种秋天松鼠搜寻橡子的狂热劲头在转运秘密文件，能复印的就复印，复印不便的时候就直接把原件装进公文包里，趁着午休带出去——没有人想到要搜他的身，感谢等级制度——方便情报官快速拍照。他不加筛选，RYAN计划产生的大量电文和报告，大韩航空007号班机，关于中程导弹协议的只言片语，农产品进口配额，切尔诺贝利遮遮掩掩的报告，全部交给六处。
军情六处守口如瓶，不仅没有向美国盟友透露彼得的存在，连军情五处也不知道。因此彼得不仅要躲克格勃的眼线，还要设法逃脱五处的监视，那些狂热的跟踪者恨不得当场把苏联人抓起来驱逐出境。六处帮他伪造了一份诊断书，证明彼得有胃病，每周都要到医生那里取处方，再去药房买药。情报官会把下次碰头的指令藏在其中一颗胶囊里，上面有微小的隐形墨水标记，在紫外光下才能看见，这很容易，办公室里就有两盏黑光灯。彼得时常抱怨反酸，并且故意把药瓶放在办公桌上，久而久之，它成了彼得办公室里的固定物件，没有人会起疑。讽刺的是，因为日渐积累的焦虑和压力，虚构出来的胃病不久之后就变成了非常真实的疾患，他不得不从药房同时取真的和假的胃药。
彼得许久没有安稳睡过一晚了，要不就彻底合不上眼，要不就莫名惊醒，误以为自己听见了皮靴踢门的砰砰声，公寓里一片寂静。他打开台灯，起来换掉浸透冷汗的睡衣，躺回原处，数着自己的呼吸，等待心跳平复。他想很多事，大使馆，北约，布置在西德的潘兴-II型导弹，热核战争，卢比扬卡监狱。偶尔也想瓦西里，但大多数时候不会，从维也纳回来之后就更不会了。
罗克韦尔和他谈过钱的事，提出给他设一个账户，方便他以后“留在英国”的时候取用。彼得拒绝了，仿佛只要沾到一点点英镑，他就会变成一个普通的背叛者，他不是普通的背叛者，他是个没有阵营的士兵，要一公尺一公尺地收复克格勃留下的焦土。不过他并没有拒绝考虑终有一日要留在英国的可能性，六处和他一起设计了详细的出逃计划，推演了每一种突发情况，并且敲定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他们甚至考虑到了彼得被绑架回莫斯科的最坏情形，编排出一个需要中情局通力合作的庞大方案。
这些计划一个都没有用上，最后绊住了彼得的，是一个古老的反间诡计。反间处同时将同一块“毒饵”发给所有嫌疑人，不过每个人拿到的信息都稍有不同，比如巴黎站听到的是“7月16日测试弹道导弹”，但伦敦站收到的却是“7月16日测试制导导弹”，假如还有第三个嫌疑人，他或者她获得的信息也许是“7月17日测试导弹”，诸如此类。接下来反间人员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耳朵贴在地上，聆听远处传来的细微震颤，最后，逮捕那个吞了毒饵的人。
这个方法并不常用，因为它成功的前提是克格勃在敌方情报部门有耳目，而且这个耳目必须身居高位，能够监察情报流进流出。彼得提供的情报恰恰协助军情六处拔除了这些稗草，自从上一次军情五处大规模驱逐间谍以来，克格勃在伦敦就长期处于盲聋状态，不过因为彼得接连不断地将琐碎的假情报发回总部，莫斯科误以为自己无所不知。英国的花园是安全的。
但美国人的花园不是。
彼得至今不知道K处抛给他的毒饵是哪一块，很可能混在关于战略武器削减条约的那一批备忘录里。六处和中情局分享了这些消息，在这一小群有幸读到报告的人里，就有克格勃刚刚开始培植的地鼠。这个人一直到1991年才被揪出来，1994年判刑，他的姓名还要再等二十年才会公布给大众，对彼得来说，都太迟了。
克格勃的围猎非常克制，以至于彼得事先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莫斯科既没有“冻结”外勤，也没有中断和伦敦站的通讯，维持着一切如常的假象。可能是为了试探他，也可能是为了消除他的疑虑，莫斯科命令彼得起草一份冗长的文件，以便回莫斯科参加一场“会议”，彼得按时交了草稿，但总部又临时取消了命令。一周之后，返回莫斯科的命令又重新出现在他的办公桌上，“立即出发”。
从英国去俄罗斯需要在柏林中转，并知会当地联络站。当时，克格勃派驻柏林的最高级别军官就是瓦西里·安德罗索夫上尉，彼得按照正常流程给他打了电话，后者语气轻松，答应办妥一切书面手续，顺便邀请他在柏林多留一晚，“见个面”。
彼得自然把这一切都报告给罗克韦尔，两人都有些疑虑，但又没到警铃大作的程度。这是十月，不是夏天，也不是新年，彼得没有理由回去，近来也没有发生什么值得专门开会的事。也许是陷阱，但如果是的话，瓦西里不可能邀请他在柏林多留一天。他们不能确定瓦西里在这件事里扮演的角色，可以是放烟幕弹的主策划人，也可能毫不知情，只是想见见彼得。再说，瓦西里并不是突然出现的，他从1988年起就担任克格勃驻东柏林特使。即使是克格勃，钓鱼线也不太可能放那么长。
无论如何，除非立即叛逃，否则彼得不能拒绝返回莫斯科。出于谨慎，又或者出于他自己也没立即发现的敏锐直觉，彼得临走前决定部分启动应急方案，把那份伪造的、写着瓦西里姓名的避难申请放进办公桌抽屉。要是他安全回来，可以偷偷销毁；要是他回不来，那可以用作和瓦西里谈判的筹码。行李里还有一本英国出版的欧洲铁路指南，内附线路图。这本书很常见，出现在一个旅客手里根本不会引人注意。不过彼得的这一本指南，在特定页数有些看似无心涂鸦的铅笔痕迹，标出了一些不起眼的小站，只要彼得能逃往任何一个，用电报发出求救信号，六处就会派人捞回这只漂出去的浮标。
11月6日中午，彼得登上了去柏林的飞机。那是个阴天，太阳早早消失，云层把残余的光线过滤成脏污的灰白色。彼得提着行李穿过寒风阵阵的停机坪，刚钻进航站楼，就有人迎上来，用“奥尔洛夫上尉”来称呼他，自称“迪米特里”，是使馆人员，特地过来接他的，车就在外面。直到此时，彼得还不觉得有什么异常，跟着迪米特里往出口走去。
看见汽车的那一刻，彼得就知道事情不对劲了。还有两个男人等在那里，抓住彼得的手臂，把他塞进后排座位，一左一右把他挤在中间。迪米特里负责开车，迅速穿过灯火初现的西柏林，途中只停了一次，向检查站的士兵出示证件和签证，随后继续开过无人区点缀着铁蒺藜的弯绕小径，驶入东柏林。
审讯地点就是东柏林，总部从来没打算慢慢等他回到莫斯科再动手。迪米特里和那两个沉默寡言的打手拿走了彼得的护照和行李，给他注射了某种药物。记忆在这里陷入断层，彼得觉得自己的意识被倒进一个用毛玻璃做的瓶子里，什么都是扭曲的，人影和声音模模糊糊。迪米特里冲他高声大喊，把一个接一个罪名砸到他脸上，要求他说出同伙的名字，不管彼得说什么都扇他巴掌，要是他昏睡过去，就往他脸上泼水。彼得也不确定自己说了些什么，脑子除了嗡嗡的回音，什么都没有。时间和空间都消失了，他一时以为自己在莫斯科家里，发着烧。一时又觉得这里是101学校的训练室，被同样的光线所迷惑。所有抛给他的问题，他一概否认，否认，否认。你说错了，我什么都没有做，我非常忠诚。
他并没有察觉到瓦西里来了，有人碰到了他的手腕，彼得瑟缩了一下，等着被打，但什么都没有发生。
“解开他，迪玛。”
迪米特里咕哝了一句什么，可能表示反对。
“按我说的做。”瓦西里坚持道。
冰凉的刀片贴着他的手背划过去，割断了绳子。彼得小声呜咽，差点栽倒在地上。瓦西里扶住了他的肩膀。
“出去吧，迪玛，我来处理。”
“是的，长官。”
门关上了，然后是上锁的声音，两个锁。克格勃看来很担心他跑掉。瓦西里抱起他，放到床上，轻轻抚摸他的头发。彼得躲开他的手，昏昏沉沉地把脸埋进枕头里，想马上睡过去，瓦西里没让他这么做。
“他们不该这么对你的。”瓦西里按着他的后脑，凑到彼得耳边，“把整件事告诉我，一切都会得到处理的，我会带你回家，什么事都没有，好吗？”
彼得皱起眉，灯光让他头疼，瓦西里的脸一时很清楚，一时又被挡在毛玻璃另一面。他摸索着找到了瓦西里的手，握紧。
“我什么都没有做。”
“菲利克，我们什么都知道了。”
“我没有背叛我的国家。”彼得重复道，在他混沌的大脑里，这很重要，只要继续重复下去，就会变成真相，“我没有背叛你。”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我们会澄清这件事的。跟我说说卡罗琳·罗克韦尔。”
“那是谁？”
“军情六处苏联司司长，你的情报官。”
“我不认识她。”
“你可以信任我，小老鼠，我可以帮你逃跑。”
有那么一瞬间，彼得差点相信了这句话。瓦西里紧靠着他，很温暖，彼得能闻到他的须后水气味。药物拉扯着他的大脑，逼他投降，彼得竭力抵抗，攥紧了瓦西里的手。他很想相信瓦西里的话，瓦西里果真会帮他逃走吗？为什么？他没有理由允许嫌疑犯从自己眼皮底下逃跑，比起旧日情分，更有可能是狡诈的审讯技巧而已。
“我为什么要逃跑？我什么都没做错。”
瓦西里什么都没有说，过了一会，从彼得掌心里抽回手，站起来，彼得伸出手，想碰碰他，把他拉回来，但瓦西里已经离开了。灯光熄灭，彼得蜷缩起来，陷入不知道是昏迷还是沉睡的黑暗之中。
——
有什么东西发出哐啷哐啷的响亮声音。
小推车的轮子，有一个不太灵了，在地上滚动的时候像受了电击一样震颤，发出难听的噪音。推车在门外停住，锁咔嗒打开，哐啷哐啷地进来了。彼得一动不动地躺在原处，仍然像个婴儿一样抱着自己，迪米特里的沙哑声音从门外传来，说的是德语，房间里的这个人答了一句什么，重新锁上门，把小车推到床边，摸了摸彼得的右手腕，转过身去准备药剂，玻璃瓶互相碰撞，发出细微的叮叮声。
彼得睁开眼睛，这才第一次看清楚了这个囚室。应该是个旅店房间，或者曾经是个旅店房间，窗户被封死了，一点亮光都透不进来。写字台上放着不知道给谁用的杯子，倒扣着。旁边有个放着发黄导览小册子的木筒，里面插着一支铅笔，散落着几个信封和便签纸。除了床和桌椅，没有别的家具。地毯被掀走了，露出光秃秃的地板。
那个毫无戒心的医生还在背对着他捣鼓针筒。彼得放缓呼吸，药物的效力差不多退去了，给他留下隐隐的头痛和虚弱感。他试探着活动了一下手指和手腕，轻微的酸痛，并不影响他表演。
穿着白袍的男人在床边坐下，用酒精棉球擦了一下彼得的手腕内侧，着手把针头刺进他的静脉里。彼得击中了他的太阳穴，一下，既狠又快，那人发出一声闷哼，倒下了，像袋水泥。
锋利的针管划伤了他的手腕，血沾到袖子上。这无所谓，眼下还有重要得多的事要关心，彼得爬起来，因为眩晕，不得不在原处坐了一小会。他跨过医生毫无知觉的身体，试了试门锁，没办法，只能从外面打开。他紧贴着墙壁站着，敲了敲门。
迪米特里打开了门，以为医生要出去了，一眼看到瘫倒在地上的人，手立即伸向腰间的枪。彼得从背后勒住他的脖子，两人一起摔倒在硬邦邦的地板上，迪米特里挣脱了，翻身把彼得压在地上，双手掐住他的脖子，彼得踹了他的腹部两下，迪米特里都没有松手。彼得在地上胡乱摸索着，抓到一个翻倒的玻璃药瓶，敲碎在迪米特里的脑袋上，后者发出一声吼叫，掐得更用力了，几乎要压碎彼得的气管软骨。有什么冰凉的、细细的东西碰到他的手，针筒，彼得一把抓起来，用最后的力气把它插进迪米特里颈侧，把药水全部推了进去。
新鲜空气涌进肺里。迪米特里动了动嘴唇，没有发出声音，眼睛上翻，昏了过去，脸朝下倒在地上。彼得咳嗽着，一时间站不起来，跪在地上喘息，眼前一阵阵发黑。过了好一会，他着手搜索迪米特里和医生的口袋，拿走了证件和零钱，拿起扔在地上的黑色长外套。他的行李堆在墙角，那本铁路指南还在，彼得撕下一张便笺，给瓦西里写了几句话，和列车时刻表一起塞进信封里，留在桌子上，摇摇晃晃地走出门外。走廊上空无一人，这确实是个旅馆，但早已废弃，墙纸像坏死的皮肤一样剥落，地板四处开裂，凹凸不平，像噩梦里的场景。一个守卫看管着门口，根本没察觉到从后面潜来的彼得，轻易就被打昏了。
他穿过东柏林破落阴森的街道，裹在长大衣里，低着头，缩起脖子，抵挡从小巷里涌出来的寒风。他要去的是火车站，并不是说那里的检查站比其他的宽松，而是因为那里西德人更多，更容易蒙混过关。
彼得用迪米特里钱包里的西德马克买了车票，掏出了医生的护照、医师执照和通行证，故意挤进人最多的队伍。时间是11月8日晚，夜色已深，士兵人手不够，超时工作，已经很不耐烦，看到西德护照就草草翻一下，盖章，放行。医生显然经常来往东西德，士兵瞥了一眼证件上的一长串记录，打量了一下彼得身上那件法国生产的大衣，挥手让他过去了。
等到斯塔西的人慌慌张张打电话给瓦西里，告诉他嫌犯逃跑的坏消息时，彼得乘坐的火车已经驶出墙外，在夜色中开往瑞士。他将会在苏黎世下车，换乘破旧的区域线路，去一个冷清的、在路线图上几乎看不清的无名小站。
——
已经过了午夜。这个苏黎世郊外寂静的小站里，连雪都停住了。气温还不足以积雪，落在铁轨上的雪片都化了，轨道湿漉漉的，映着站台微弱的灯光。
原定九点四十五靠站的、从布达佩斯出发的慢车始终不见踪影。倒是一列从萨尔茨堡开来的瑞铁火车到了，慢吞吞的，一点也不着急。这班车只停了两分钟，继续往东进发，天亮之前就会到达马赛。
只有一个旅客下来了，因为腿上有伤，走起路来不免一跛一拐，眼窝深陷，胡子拉碴，衣服上还有干了的血迹，像个流浪汉。车站办公室的门开了，柔和的灯光洒出来，照亮了旅客的脸，勾出了另一个人的轮廓。他们对视良久，都没有说话，也没有靠近对方，仿佛两人之间横亘着一堵墙，漫长的二十年，和一个世界。
菲利克关上门，往前一步，说了第一句话。
“瓦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