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随军神父爱德华•卡梅隆记得那天是1943年7月4日，离战争结束还有两年多。

那天下着大雨，在他的印象里，那个小小的空军基地无时无刻不被雨云笼罩着，墙根处都长出了青黑色的霉。他在简陋的小礼拜堂门口徘徊了好一会，还是撑起伞，走进了滂沱大雨里。小路被淋得泥泞一片，踩上去就像一大块腐烂的乳酪。牧师皱起眉，他的黑色法衣下摆已经溅满了泥点，如果不是那天上午要主持一场葬礼，他是决不愿意穿这套麻烦的神职人员服装的。卡梅隆艰难地绕过礼拜堂的东侧，推开一扇形同虚设的篱笆门，走进墓地里。它很小，大约八步就能走到尽头，这里的泥浆更深，简直像个小型的沼泽。牧师疲惫地叹了口气，跨过了最后一个水洼。

“下午好，诺里斯少尉。”

对方瞥了他一眼，又移开了目光，盯着面前的十字架看，上面还没来得及刻上名字，只是简单地缠了一面星条旗，和戴恩一样被雨水淋透了，有气无力地垂挂着。牧师把伞移到那个年轻军官头上，但后者摇摇头，躲开了。

“不，谢谢。”他说，声音几乎被密集的雨声淹没，“我很好。”

不，你看起来很糟糕。卡梅隆本想这么指出，却没有开口。“我很抱歉。”他简单地说，“本来应该把他送回美国的，但一时之间安排不了。”

棕色眼睛的年轻人似乎是笑了笑，雨水从他湿透的发梢滴落下来，“我想他也不介意。”

卡梅隆盯着他的侧脸看了很久，诺里斯少尉看起来有点不对劲，但他一时想不出究竟是哪里出了差错。牧师把重心从右脚换到左脚，清了清嗓子，“或许，我是说或许，有一件事是我能安排的。”

戴恩转过头来，略微惊讶地看着他。卡梅隆几乎是立即就后悔了，可还是把自己的打算诚实地说了出来：“假如你确实，我是说，假设你希望近期回国，我大概可以给驻军司令写一份报告，说明你的——请别介意——精神状态不佳。你或许可以回到国内服役，如果这样会让你感觉舒服些的话。”他停顿了一下，又匆忙补充了一句，“请别误会，我不是要把你赶出南安普顿，我只是告诉你，有这种可能性，但选择权在你手上。”

少尉静静地看了他很久，才垂下目光，似乎听到了什么令人费解的东西，他得花上很长的时间去消化。雨仿佛永无止尽地下着，沉重地打在星条旗上。戴恩机械地抬起手，抹开快要淌进眼睛里的细小水流，“谢谢你，神父。”他最终说道，“我想我还是留在这里比较好。”

是的，也许我早就猜到了这个回答。卡梅隆点点头，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去。他忽然明白不对劲的是什么了，这个年轻人身上的什么东西似乎也死去了，和那个金发飞行员一起被埋葬在漆黑的泥土下面。牧师在墓地的篱笆门旁边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棕色眼睛的年轻军官还站在那里，凝视着披上星条旗的木十字架，银灰色的雨幕模糊了这一切，卡梅隆眨眨眼，沿着泥泞的小路回礼拜堂里去了。

爱德华•卡梅隆记得很清楚，他最后见到戴恩•诺里斯的那天是1943年7月4日，离战争结束还有两年多，令人生厌的暴雨下了很久，连圣坛的基座都开始发霉。就在四天之后，神父被调派到海军舰船上服役，直到战争结束。

——

1943年8月，赫尔穆特•福斯特迈耶收到了弗吉尼亚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我即将加入大学橄榄球俱乐部。”他在给海因里希的信里说，“我很希望你能来看一场橄榄球联赛，我们很可能在淘汰赛里碰上纽约大学橄榄球队。”九月份开学之后，他又陆陆续续给哥哥写了几封信，告知新地址，顺便也对弗吉尼亚大学橄榄球俱乐部的教练评头论足。

他一直没有收到回信。1944年圣诞节，邮差送来了海因里希•福斯特迈耶的阵亡通知书。赫尔穆特独自在冰冷的前院里站了很久，客厅里的收音机播送着欢快的圣诞颂歌，母亲正在烤一个六磅重的巧克力大蛋糕。他冻僵的手指几乎抓不住那个薄薄的信封。

赫尔穆特默念了一句祷词。推开门，回到温暖的客厅里。

——

1945年5月8日，欧洲停火。

南安普顿空军基地的喇叭播放了丘吉尔在伦敦发表的演讲，几乎没有人记得他具体说了些什么，一种狂欢节般的气氛迅速横扫了这个小小的军事据点。这群疲惫肮脏的士兵们在停机坪上，在水泥营房里，在医院里，或者在销售日用品的小商店里欢呼起来，到处请人喝上一杯。

戴恩•诺里斯独自坐在空荡荡的礼拜堂里。从贴身的衣袋里抽出那封皱巴巴的信，母亲的字迹已经有些难以辨认。但他记得上面的每一个字。喜悦的声浪隐约从远处传来，他折起信，小心地放回衣袋里，起身到墓地里去，去向弗朗西斯•康奈尔道别。

他想，现在是时候回家了。

全文完

番外篇

Under the Stars and Stripes

我是在大二下学期才留意到那位教授的。

他算不上受欢迎，但至少每年都有足够的学生报他的选修课，让它不至于凄惨地停开。那门课的名字是比较政治学，或者只是政治学，又或者是国际关系，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我对公共空间研究或者批判视角下的反犹主义什么的不太感兴趣。当时之所以去听诺里斯教授的课，纯粹是因为米娅也在那里，米娅•菲茨杰拉德，一个金发甜小妞，我总是坐在她后面，盯着她雪白的后颈发呆，直到有一天诺里斯教授生生把我从冥想里扯了出来。好吧，那算不上什么“冥想”，我只是在想象自己亲吻米娅的金发和光滑的脖子。

“帕特里克•赫登！”教授大声念出这个名字，“赫登先生是哪位？”

我笨拙地站起来，迟钝得就像在冰箱里摆了一个礼拜的火鸡，还差点碰翻了墨水瓶。米娅好奇地转过头来打量我，我在她的目光下涨红了脸。诺里斯教授把文件夹放到一边，温和地发问，“关于我们上节课末尾留下的关于汉娜•阿伦特的问题，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见解吗，赫登先生？你应该已经稍微翻过过我上周推荐的几本必读书了。”

我不记得我到底给出了一个怎么样的糟糕答案。我只知道最后所有人哄堂大笑，包括米娅。我根本没有看过那本书，一页也没有。更不知道谁是阿伦特。一片混乱，一片可恶的、该死的混乱。我终于坐下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脸像是着了火，烧得生疼。我盯着球鞋之间的地板看，并且在那节可悲的概论课余下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这种姿势。

下课铃响起的时候我一把抓起背包，飞快地从后门逃出了课室。第二天我鼓足勇气找到米娅，向她借了笔记本和诺里斯教授在第一节课就开出来的书单，赶在星期四之前匆匆浏览了一遍，希望能好好表现一下。但教授整堂课没再看我一眼，只是忙着讲解古希腊城邦公共空间的建构。下课的时候我夹在一大群吵吵嚷嚷的学生里往门口挤去，但那个棕色头发的政治学教授叫住了我，让我下周二到办公室去找他。周围的人们纷纷幸灾乐祸地交换着眼神，多半是认为我这门课要不合格了——事实上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五天之后，当我忐忑着在他的办公室外徘徊的时候，心里还在盘算要怎么说服他改判缓刑。我敲了敲门，里面传出一句清楚的“请进”。

“下午好，诺里斯教授。”我谨慎地说，关上了门。

办公室的窗户正对着西面，窗帘被拉上了一半，好遮挡西斜的阳光。临窗放着一个简易木制书架，因为论文集和专著的重压而微微向左倾斜着，似乎一推就会彻底垮下来。右侧墙上钉着一块白板，贴满了日程表和字迹潦草的便笺纸。一盆铁线蕨摆在白板下面，怎么看都像是放错了地方。“下午好，赫登先生。”他摘下眼镜，温和地说，“别担心，我不准备把你除名，暂时还不会。”

“我很抱歉——”

“你当然是的。”他似乎觉得很有趣，微微眯起了眼睛，“赫登先生，我不禁留意到了你在我的课上总是盯着女孩子看——当然，我得承认，与此相比，我的黑板自然无聊多了。”

我尴尬地清了清嗓子。

他把玩了一会手上的钢笔，“我不是叫你来挨训的，赫登先生，你可以放松些。你的专业是？”

“新闻学，诺里斯教授。”

他点点头，又露出那种难以定义的微笑。后来我发现，在他感到有趣，或者意见相左的时候，总会这样笑。我看着他，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地打量这位政治学教授，他大概四十岁上下，棕眼睛看起来温和平静，我想象这是个从小养尊处优的人，安全地在大学里躲过了战争——向一届又一届打着哈欠的大学生们解释总统制和半总统制之间的微妙区别。然后我的目光落在一个小小的勋章上。

一枚紫心勋章。

“是的，我曾经是个军人。”大概是察觉了我的目光，他轻声说，拉开抽屉，漫不经心地把勋章从桌面上扫了进去，“工程兵，准确来说。”

“可您教的是政治学！”我大声叫道，并且立即后悔了这个举动。

“那是个很长的故事。”他重新戴上眼镜，镜片总是给他带来一种不近人情的错觉——又或者根本不是错觉，“我今天叫你来，不是要谈论我，而是要谈论你的，赫登先生。”

“朋友们叫我帕特。”

政治学教授叹了口气，“好吧，帕特，”他让步了，却板起脸，换上了公事公办的语气，“你看，或许你选我的课，纯粹是为了别的目的，”他特别强调了“别的”这个词，“但你既然注册了，就不该只满足于随便拿个C或者B-，况且在我的课上拿A也并不是难事，我说过，只要每周在讨论课上……”

我走神了，这些大学教授们的典型训话我已经，很不幸地，听过无数遍，无非是劝说你不要浪费父母付的学费，要是你提醒他，学费是我自己打工赚的，他就会改口说要注意“时间成本”和“尊重自己的付出”。我盯着桌子上的一个相架，角度不对，我无法看到镶在里面的照片。相架旁边堆着一叠论文，第一份正好被打上了一个巨大的、狰狞的C-，我吞咽了一下，把视线收了回来。

“你在听吗，帕特里克？你看起来走神很久了。”

“我在听，诺里斯教授。”

他怀疑地看了我一会，探身在记事本上划去了什么，“你可以走了，帕特，别忘了去看《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三章，那是我们本周的讨论内容。”

“好的。”我站起来，“呃，诺里斯教授，我在想，假如我偶尔需要来问您一些问题——”

“我在星期一上午十点前，星期三十点半到十二点半，以及星期五下午都会在这里，如果你花上两秒钟看看我贴在门外的时间表的话，你根本不需要问这个问题。”

只要他愿意，诺里斯教授总是能变得异常咄咄逼人。我不知道有多少学生曾经对这扇普通的棕色办公室门产生了心理障碍，我肯定是其中一个，理智的做法应该是从此像只吓坏了的兔子那样趴下来，折起耳朵，完成这门课的所有要求，骗一个B+，然后永远不再选戴恩•诺里斯教授的任何课程。但那个相架和紫心勋章拽住了我的好奇心，强迫我每个星期五都出现在那个摆着铁线蕨的办公室里，刚开始我还会带着书和笔记本，期中考试之后就干脆丢掉了这些伪装，大方地以一种享受闲聊的姿态和我的政治学教授分享一包曲奇饼。

“想从我这里刺探出什么，帕特？”六月初的一个下午，诺里斯教授忽然抛出这个问题，狡黠地眯起眼睛，“我敢打赌你已经为此费劲地铺垫了很久了，现在问吧。”

我尴尬地摸了摸鼻子，“紫心勋章，教授。”

“我就知道。”他微笑着，好像一个得意的预言家，“他们在传播学课上就是这么教你的吗？”

我又摸摸鼻子：“我只是想知道……战争期间是怎么样的，呃，您知道，我学会读报纸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了，教授。”

他沉默了一会，棕色眼睛里好像蒙了一层薄薄的灰尘。我不确定自己是否问了一个错误的问题，只得逃避似地移开目光，看着窗外。这是个温暖的下午，甚至——对芝加哥来说——有点太热了。百叶窗开着，可以望到远处的草坪，一棵茂盛的榉树被阳光染得熠熠生辉。

然后他慢慢伸出手臂——好像在黑暗里摸索什么带刺的东西——拿起桌上的相架，把它转了过来。里面不是一张照片，而是许多碎片的集合，每张都被细心地裁剪成规整的方形，从黑白到彩色，戴着棒球帽的少年，懒散地倚在门廊上的青年，穿着陆军军服的青年，他们都有着一样的暗金色头发和蓝眼睛——仿佛把一个人短暂的一生仓促地塞进了这个狭窄的相架里。

“他叫弗兰克。”诺里斯教授说，摘下眼镜擦了擦，把它摆在桌子上，“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很好的朋友，在……”他又拿起眼镜，细致地擦拭着已经很干净的镜片，含糊地补完了这个句子，“在英国去世的。”

我不安地在椅子上动了动，我果然问了一个极不合适的问题，“我很遗憾。”

“嗯。”他轻轻地发出一个单音节，“我回来之后——我是在1946年春天退役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去了一趟新奥尔良，去拜访他的母亲。康奈尔太太给了我这些照片。她似乎很高兴有人来陪她说说话，不停地对我讲她的儿子小时候是怎样一个‘惹人喜欢的小混蛋’，我总算知道弗兰克的语言系统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了。”

“你同意吗？”

“同意什么？”

“‘惹人喜欢的小混蛋’这一部分。”

“是的，完全同意。”他又微笑起来，我觉得自己短暂地瞥见了二十年前的戴恩•诺里斯，“弗兰克是个迷人的混蛋——让你恨不得把他推进海里淹死但又不舍得这么做的那种。”他叹了口气，收敛了笑容，“我花了许多年才能像现在这样轻松地谈起他，我想念他，上帝，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想念他。”最后几句话几乎变成难以辨认的自言自语，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又匆忙补了一句：“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知道。”我说，虽然我不是很确定。诺里斯教授更像在谈论一个情人，而不是朋友。我移开视线，看着相架里的“弗兰克”。他的蓝眼睛带着一种恶作剧般的促狭，还有流氓似的满不在乎的神态。我无法想象这样的人该怎么和诺里斯教授和平相处。“最好的朋友”？

“您说您是个工程兵。”我冒冒失失地问，“对不起，我不是有意刺探，但退伍军人和政治学教授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我以为他会说“这也是个很长，很长的故事”。但他只是点点头，简单地回答：“这就是杀了弗兰克的东西，政治，国家，某某主义，某某学说——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这里面大概没有多少理性可言……”他摊开手，半开玩笑地说，“反正我就在这里，帕特，掌管着你的期末成绩。”

“那我有可能拿A吗？”

“凭你糟糕的作业和期中考试成绩，不太可能。”

我尴尬地抓了抓头发，没有回答。诺里斯教授把相架摆回原位，站起来，提起他的小公文包。我跟着他走出去，教授锁上门，我们一起穿过阴暗的过道，走进六月份和煦的阳光里。灌木丛刚刚被修剪过，散发出新鲜植物汁液那种略带苦涩的清新气味。我们沉默而漫无目的地走着，诺里斯教授一直看着前方，我却不时打量他的侧脸，很奇怪的是，他在明亮的阳光下反而显得忧愁疲倦。他的额头和眼角都有细小的皱纹，衣领上沾着忘记拍走的粉笔灰。有那么几秒钟，我差点忍不住伸手替他抹去那些白垩粉末，但终究没敢这么做。

“你不会相信的，帕特，刚回国的头两年，我简直是一个神经质的怪物。”诺里斯教授忽然说道，把公文包从左手换到右手，“不愿意出门，不愿意和任何人说话。听到汽车喇叭声，甚至咖啡壶的呜呜声都会吓一跳。”我瞪大眼睛看着他，教授眨了眨眼，似乎觉得我的反应非常有趣，“‘战争病’，他们是这样称呼它的。我的母亲一直敦促我去见神父——我是天主教徒，至于现在还是不是我不是很确定——可是那时候信仰似乎也帮不了我，直到我独自搭火车去了新奥尔良。说是去看康奈尔太太，但我把大半时间都花在闲逛上，去看他跟我说过的那些田地和树林，还有夏季巡回游乐场和安东尼舅舅的小飞机。我回到那幢房子里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我帮着康奈尔太太把两张扶手椅搬到门廊上，我们坐在那里喝柠檬水。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我觉得他似乎就在那里，随时会从碎石路拐角处出现，或者拿着淡啤酒从客厅里走出来。”

“应该是从那天开始，我就相信他已经回家了。”

我们走到停车场。教授拉开他那辆灰色福特的车门，把公文包丢到副驾驶座上，“好了，你该回去了。”他说，一手扶着车门。

我吞咽了一下，“你爱他吗？”

“是的，他是我的朋友。”

“不。”我费力地寻找着词汇，紧张得喉咙发紧，“另一种……爱？”

他看着我，没有回答。许久，才抬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回去吧，帕特，周末愉快。”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辆老旧的福特从视野中消失。这是我最后一次和戴恩•诺里斯教授谈话，在此之后我许多次回忆起那双似有所语的棕色眼睛，试图揣度他的回答。在撇去戒备、悲伤、温柔和痛楚的浮渣之后，每一次我都更肯定他是在说，对，我爱他。

顺带一提，他最后真的只给了我一个B-，但这没有关系，毕竟米娅已经答应和我去看电影了。

全文完

[1] 1832年由James Monroe总统提出，原指反对西欧国家干涉美国事务的原则，也涉及到拉美国家的反殖民主义。外交方面，在二战期间发展成反对插手外国战事的中立主义。

[2] 四十年代美军曾用木枪训练新兵，直至今天也还有古董店将木枪作为“军队古董”售卖。

[3] 以纸箱代替坦克一事，可见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1932-1972美国社会实录》。

[4] Over the hill in October，over the hill的意思是当逃兵（可从多个来源查证，此处参考纽约时报）。说“十月”是因为征兵法将在1940年10月期满，士兵们以为自己到时能退役，但战争持续的时间比所有人预料的都要长。

[5] 指George W. Norris，美国政客，积极反战。

[6] 1940年，美国国内盛行孤立主义，以至于征兵信上也不直说“士兵”（soldier），而是采取“中选人员”（selectee）这种委婉说法。

[7] 第一次世界大战著名战役，法国军队在马恩河（la Marne）挡住了德军的两次猛攻。

[8] 1939年流行歌，歌手是邦尼·贝克。

[9] 1939年，一首名为《我们要把洗好的衣服晾在齐格飞防线上》（We’re Gonna Hang Our Washing on the Siegfried Line）的小曲在英国传唱，作词者是英军上尉Jimmy Kennedy，作曲者是Michael Carr。这里戴恩的意思是欧洲靠英国孤军奋战撑不下去。

[10] 据称是俾斯麦说的，但已无法考证。此说法有很多变体，都采取“上帝保佑x，y和美国”形式。也许源自法语谚语“上帝保佑愚人和小孩”。

[11] Burton Kendall Wheeler，民主党人，1923-1947年任美国参议院议员，孤立主义者，极力反对美国参战。

[12] Lewis Blaine Hershey，时任美国兵役局局长。

[13] Gaelic，爱尔兰及苏格兰部分地区的方言。

[14] Harry Hopkins，罗斯福的重要顾问之一。1938-1940年任美国商务部长，二战期间担任首席外交顾问。

[15] 1940年12月盖洛普做的一份民意调查，询问民众美国应该保持中立还是参战救援英国，两个选项的支持率不分上下。

[16] Pan-American Security Zone，罗斯福总统于1939年签署《巴拿马宣言》，将大西洋靠近美国这一侧300-1000海里的范围划为“泛美安全区”，被当时的记者嘲笑为“贞洁带”。

[17] Fw-190战斗机的别名。

[18] 士兵牺牲后会连升两级。

[19] Husband E. Kimmel，时任夏威夷海军司令及太平洋舰队司令，珍珠港受袭后被撤职。

[20] Pepper’s Young Family，自1936年播出的一档日间广播剧，至1959年停播。

[21] Walter C. Short，美国海军中将，珍珠港事件后被撤职。

[22] 指航空母舰“列克星顿”号，太平洋舰队的四艘航空母舰曾在珍珠港事件前被先后调离。

[23] Cordell Hull，1933-1944年任美国国务卿，是美国史上在职时间最长的国务卿。

[24] 1941年7月26日，罗斯福总统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全部存款（意味着日本无法再从美国进口石油）。英国稍后亦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日本的主要石油进口国东印度群岛（当时是荷兰殖民地）随后也冻结了日本的所有资金，至此，日本的石油来源等同于完全断绝。

[25] 作为对陆军的辅助，盟军曾轰炸过亚平宁山脉周边地区，但这一战场主力还是陆军步兵。此处弗兰克的任务是杜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