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话剧
各种课外活动中，我特别喜欢的是演剧。中西有演剧的传统，在天津是有名的。我说的是“剧”不是“戏”，“戏”是传统的，京剧昆曲这些是“戏”，“剧”是新派的，就是话剧。话剧是舶来品，起先都是在新派的学校里演，演得热闹。当时还有个名字，叫“爱美剧”，这是amateur的音译，业余演剧的意思，不是职业的，也不卖票。主力当然就是学生了，天津的南开中学演剧也是特别有名的，周恩来就曾是南开剧社的台柱子。中西演剧的氛围不会差于南开，只是学校小一点，起初比较大的戏又都是用英文演，动静没那么大。
演剧是自娱自乐，活跃学校生活，也是通过这方式学习，掌握知识。我头一次参加演剧还是三年级的时候，叫什么名字我已忘了，反正很简单的，剧情是关于耶稣的降生。让我演圣母玛利亚。任务是站在马槽前面，一动不动，盯着马槽看——耶稣不是生在马槽里嘛。用一只篮子代表马槽，里面放一个玩偶娃娃，还有一只灯泡在下面，从下面发出光来，代表耶稣的光环。过后老师夸我演得很好，在台上一动不动，眼都不眨。我在上面看着“耶稣”还想哩：他是打哪儿来的呢？说耶稣是上帝之子，玛利亚和上帝又没结过婚。其实我根本不知道结婚是怎么回事，生育就更不知了，但从电影里看来的，不知爸爸是谁的就叫“私生子”。所以回家我就跟我姐说，耶稣是私生子。我姐马上就熊我，别瞎说！
我参加演出的第二出剧叫《东方博士》，还是关于耶稣的：他过生日，三个东方博士带着礼物来祝贺。大概上一次演得不错，又挑上了我，扮三博士其中的一个。被选中我很兴奋，回家就跟母亲说。母亲说，你平时都不怎么说话的，怎么演？我说没关系，不用说话的。——的确不用说话，因为那是哑剧。母亲很高兴，专门替我做了件亮闪闪的蓝缎戏服，也就是博士服了——演“东方博士”嘛。
再次被选中，是参加一九三〇年那一届的毕业演出。中西的惯例，每一届学生都会搞一场毕业演出（Senior Play），估计也是从欧美那边来的。那年排的戏是莎士比亚的喜剧《如愿》（后来一般译为《皆大欢喜》）。那是一出大戏，有好多角色，还有小仙女什么的，相当于群众演员，于是便在全校范围内挑选，小仙女自然要到小学来选，这是我上三年级时的事。
那次演出在中西是件盛事，过去都是在校内演出，那次演到戈登堂去了。戈登堂（Gordon Hall）是英租界最气派的建筑，英国人的管理机构，英国工部局就在里面，相当于欧洲城市都会有的市政厅。建成时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剪的彩，李七十大寿时租界当局还给他办过生日宴会，后来李鸿章出资在戈登堂里修了一个舞台，很漂亮的，于是戈登堂成了条件最好的公共娱乐场所，租界里有什么隆重的事儿，常选择那里。《如愿》在那里演出，可见和学校平常演剧大不一样。
演女主角罗瑟琳的，是毕业班的金韵之。那次演出，后来的著名导演黄佐临也来看了（他那时还叫“黄作霖”），对金韵之的表演很欣赏，就写了英文的剧评，发表在英文报纸《华北明星报》上。后来两个人就有了联系，相互通信，相爱结为夫妻。金韵之后来取了个艺名，叫“丹尼”。她的表妹金丽珠是我的好朋友。
对外公演的，家长都来看。我母亲，还有七婶去的。演出之前，教士把我们参加演出的领到家长面前，母亲觉得很有面子，好像是有点得意的。她给我整整衣服，抹抹头发，让好好演。之前上台，我都不紧张的，现在母亲在下面，不由得就紧张，生怕出错。结果偏偏出错了。剧中有两队小仙女，一队穿红衫，一队穿绿衫，从舞台两边出来，走成一个队形。我原是跟在谁后面的，不知怎的就离了队，跑错位置了，台下有人看出不对头了，就交头接耳地议论，金韵之也忍不住笑，要是不知不觉，也就罢了，偏偏我后来发现错了，又看到金韵之在笑，更是慌乱，赶紧反身往该站的那队里去，这下台下面原先没看出来的也知道错了，都笑起来。
闹的这个笑话并没有妨害我对话剧的兴趣。上面说的都是小学的事，到中学不再是哑剧，有台词了。上高中时，我们排过李健吾的《母亲的梦》，我演里面的英子，演母亲的是曲长珠，她有个外号叫“曲老太太”，演英子哥哥的是“大烟鬼”，大家说她长得有点像男的。中西是女校，没有男生，男性角色都是女扮男装。《母亲的梦》是个独幕剧，反战的。那次演出挺成功的，演出完了从男教师宿舍前面走过，教国文的高玉爽老师正好在门口，问英子是谁演的，一起走的同学就说是我，他夸我说，演得好，演得好！他是鼓励我，赏识教育嘛，在我却是很得意的。
到我们毕业时，毕业演出有了一个变化：过去都是用英文演的（也是展示学生的英语水平嘛），《如愿》就是，家长不算，观众主要是外国人，黄佐临的剧评也登在英文的报纸上；我们要求用中文演和爱国热情高涨有关系，是我提出来的，高玉爽老师挺支持，学校也答应了。排的戏是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导演是雪教士。她用英语指导我们排中文演出的剧，想想也挺有意思。当然她熟悉剧情，来华多年，也会说中文，排戏没什么问题的。我没上台演什么角色，台下的事情却忙得不少——服装、道具还有种种杂事，那些副导演的活，忙得挺起劲。
演娜拉的是钱伯桐。前面说过的，我们上小学时就在一起，特别亲密。钱伯桐人长得漂亮，很有才，很能干，手工、画画、演剧、读书，样样行。前些天她的子女还寄来那时的一张炭精画，画的是好莱坞童星秀兰·邓波儿，跟照片一模一样，比街头那些对着照片画像的好得太多了，当时这张是被老师拿来当样本的。演话剧也是她拿手的，我们排戏，她天生就是主角。小学时我们排过一出天鹅的戏，她是主角，我们都称她是“天鹅公主”。
《玩偶之家》的演出在学校大礼堂（这是我上高中时建好的，建好后就成为我们的骄傲，也不必像《如愿》那样借地方演出了），黄佐临跑来看，结果很欣赏钱伯桐的表演。他一直在搞话剧运动，在青年会排话剧，钱伯桐毕业后到青年会当干事，也参与其事。后来日本人占领天津，黄佐临到了上海，搞苦干剧团，就希望钱伯桐过去，一起干。但怎么可能呢？这时她父亲去世，家里情况很不好，根本没法走啊。如果她去了上海，没准会成为一个电影明星，那就是另一条人生的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