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前面交代过，杨先生将百岁时，口述实录算是正式启动，到如今不觉间又是三年多过去，眼见得书仍未出版，我则还在盯着她不时地问这问那。杨先生一定在嘀咕：怎么没完没了呢？

说来话长，一言难尽。不过如此磨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对本书的设想已然“面目全非”。原先我之所想，或许倒更接近口述史的“本义”也未可知。

口述史自自立门户到今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不断被定义的，然“万变不离其宗”的，即其资料性。合着现代学术的方向，强调其“科学”是必然的。这里的“科学”不是假定讲述者的“客观”“中立”“无我”，恰恰相反，它已然预设了讲述者记忆的偏差，个体出于各种原因的选择与有意无意的过滤，若说它专业化的一面，那么首先在它的牢守有闻必录，忠实记录的本分，不越雷池一步——不添油加醋，更不越俎代庖。

“忠实”的极致，就是不加取舍，原封不动地呈现。甚至都不必转化为文字，只以录音、录影的方式存在。法国口述史的主流，据说就是如此。众多的口述存于图书馆、档案馆一类的机构中，等待有兴趣者以听或看的方式查阅。换言之，口述被视为史料学的一部分，第一手的、最原始的材料，虽然它不是文献。查阅口述有似翻阅档案，尽管它不可能具有档案的靠谱（事实上面对档案材料有时也须“三思”的）。这样的口述其实不是面向普通读者的，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它的预期读者乃是训练有素的治史者。

我虽从未打算严格按照专业性专门化的要求来做杨先生的口述史，也未尝在意口述史理论，更没有具体地想过要“对标”什么样的口述史，原先一念盖在于史料却是肯定的。但是一旦面对无数段录音，开始整理之时，发现有点难于下手。其一，因为交谈的过程更近于聊天而不像访谈，随意而散漫，取“原音重现”式，读者很难得其要领；其二，还是上述原因，杨先生有意无意间默认我是知情者，许多人与事即不再给出背景性的解释，读者读了，会觉突兀，陷入找不到上下文的茫然。

如此想象读者可能的阅读状态，说明我潜意识里已将普通读者设想为口述史的对象。越到后来我越觉得，杨先生口述的内容，单纯当作史料来处理，束之高阁以待查阅，未免可惜。因杨先生所讲述者，固然可以作为史料看，但以一般的标准，未必有多“硬核”。

“硬核”之“硬”，指向的是史料之“实”，人与事的确凿与它的重要性。杨先生出身世家，又见过、接触过不少有名人物，但是她的讲述全然是私人化的，看似与“史”无涉。比如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颜惠庆，曾是民国外交的风云人物，杨先生的记忆里，却是在他家里玩捉迷藏，这位“颜伯父”如何做手势让自己藏到身前的写字台下；蒋介石兼中央大学“校长”，怎么说也是件大事，杨先生所述，却是他视察女生宿舍时的尴尬；吴宓是联大的名教授，杨先生清楚记得的，却是他登门索书时一脸的怒气；沈从文是大师级的人物，她感念的恩师，她的回忆也不乏他作为师长给自己的教诲，但更清晰的却是他在众人面前讲话时破了的棉袄袖子里掉出的棉絮的画面。关于家族旧事，她讲述的重点，也都落在“无关宏旨”处，祖辈煊赫的声势，杨士骧、杨士琦在清末政坛上扮演的角色，父亲在北洋时代政商两界的长袖善舞，她不感兴趣也不大闹得清，念念不忘者，是已然没落的大家庭里，一个个普通人的遭际。

事实上，她细细道来，大部分讲述都着落在她周围的普通人身上，她的家人，她的同学，过从密切的朋友，或是有几面之缘的人，当然，由她的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串联到一起。即使是有名人物，大多也在趋于私人生活场景的记忆中出现。你可以说，杨先生的记忆是抓小放大式的，甚至可以说，有“八卦”的倾向。她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好玩”，“好玩”影响到她的记忆和对记忆的筛选，后面未尝没有一种观人观世的态度。

她讲述的，都是她记忆中的事实，但此“实”非彼“实”——至少大多数人口中的“史实”并不是细枝末节的事实的堆积。与宏大叙事相比，个体的琐碎叙事因其所见者“小”似乎难沾“历史”的边而被“虚”化了。从这个意义上，不妨说，杨先生的口述乃是避“实”就“虚”的，或者说，虽不“避实”，然的确时常是“就虚”。

这里的“虚”不仅指事之细微，还指此中渗入的个人体验。经历的实际发生过的人与事属“实”，与之相关的个人体验则为“虚”——所谓“历史的无情”，我的理解，有一义，就是它对个体琐细叙事的忽略不计，附着于其上的喜怒哀乐更是如同从未存在过。变“无情”为“有情”，即不仅道出经历，而且关注其中的体验。这在斯特拉奇以降的现代传记中已属常态了，但口述史与传记有别，体例决定了它比起来是更加务“实”的，也就是在所历与所感之间更偏向所历，个人的生命体验更多地只是隐现于所历人与事的选择性记忆之中。

正因杨先生口述的看点往往是由“实”及“虚”，更个人更感性，应该更能引起普遍的共鸣，越到后来，我越觉得应该以更趋近普通读者的方式来呈现。

读到过不少百岁老人的口述，多取谈话录的形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丰俭由人”——“百岁”即一种资格，限于身体状况与记忆力，完整、连贯的叙述已不可得，片段化的呈现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某种意义上也许还更符合口述史的规定性。我个人很喜欢这样的原生态，这在杨先生读物中也构成了一类。

有次她收到三联出的一本周有光先生的《百岁忆往》，小精装，大概只有五六万字，拿在手上，玲珑可喜。看了羡慕，她说她的口述也可以弄成这样，不费什么事就可以弄出来。的确，以当时积累下的录音，早够攒出一本了。将重复的部分删去，有则实之，无则虚之，跳跃由它跳跃，不说“立等可取”，十天半月完稿，问题不大。但是我觉得这不符合杨先生讲述的特点：这样的呈现，是以简驭繁的，杨先生讲述的与众不同处，恰恰是“繁”，即由她场景式记忆而来的大量细节，这些细节，还是组织到一定的上下文当中，更有效果，也更见其人；相应地，也就需要有一完整的脉络。片段化的口述，也就有向着完整的自传的方向发展的必要。

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简”体好比古人的笔记，不妨零散化，“繁”体则是完整的文章，须有完整连贯的叙事。前者提供的是素材，后者包含了大量的素材，然本身也可以作为故事来读。有一事至此也就明确了：它应该是一部可以面向一般读者的口述。

这就需要讲述跳跃间留下缝隙的填补，时间线上的连缀，以及更多的背景交代，总之是更多解释的成分。“简”体转为“繁”体，事情一下变得复杂了，简单的文字转化、串联须代之以更复杂、细致的处理，做口述史原是当成“副业”的，结果很长时间里，成了我的“主业”。即便全力以赴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既然已去“简”就“繁”了，莫如一“繁”到底。这里的“繁”一是指面向读者的完整、连贯的叙事；一是指将杨先生讲述的种种琐细之处，不厌其详，尽可能纳入叙述之中。

我有意无意间充当了杨先生和读者之间的中间人，当然，作为倾听者，我实际上也具有类似读者的身份，不必刻意悬想读者可能产生的阅读障碍，只要将自己有疑问处稍稍延伸，多向杨先生追问便是，而追问可以随时进行，杨先生几乎有求必应。除此之外，口述也参考了杨先生的回忆文章和相关文献，以为补充。背景性的交代，严谨的做法应是用注释，既然希望面对普通读者，为不破坏阅读的流畅感计，还是选择模拟杨先生的语气，简单表过。

我更在意的是指向细节的那种“繁”。这部口述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因为经常是聊天、拉家常的状态，里面许多的人与事，杨先生反复讲过多次，虽然没有大的出入，却非全然是重复，每每会冒出一些前所未道的细节。很多细节，属“于史无征”，却是非亲历再也想象不出来的，我怀有特别的兴趣（相信读者也类似），也特别珍视，因为它们通向了某种在场感。所谓触摸历史，所谓历史的温度，很大程度上即来自这样的细节。

故在口述的多个版本中，溢出的细节，但凡有“一言可采”，我就倾向于想方设法添加进去，希望丰盈的细节能够引领读者进入对杨先生经历的人与事，对过去时代的某种“沉浸式体验”。我相信很少有老人的讲述，能够就遥远的过去提供那么多的细节，事实上直到现在，杨先生说到书中提及的人与事，还不时地又冒出新的细节，而我在这上面的确有点贪得无厌，“锱铢必较”，以期集腋成裘，这也是口述“没完没了”的一个原因。

同样是出于“沉浸”的考虑，本书中收入了大量的照片——倒不是为了形式意义上的“图文并茂”。都说现在已是一个影像取代文字的时代，我坚信文字的力量和它的不可替代，同时也以为图像传递的信息有其弥散性。好的情况下，图与文可以有真正意义上的互补关系，具体到这部口述中，即图片成为叙事的组成部分。

杨先生因为出身世家，这方面“得天独厚”。事实上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照相对寻常人家仍不是可以率尔为之的事，杨先生劫余还留存下了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的大量照片，不加利用，殊为可惜。因意在传递更多信息，不少图片都加了较长的注释，所“释”者，有时是照片本身，有时指向照片之外——图片成为叙事的由头，可以视为口述的某种延伸和补充，也可以说是杨先生的“对照记”，附带着，多少也“还原”了讲述的“现场”。其实不仅是这些图片注释，全部的口述，我都希望读者在面对杨先生讲述的“过去”之外，也能感觉到“现在”，似乎与我一样，身在讲述的现场，虽然这不大可能。因为讲述时的状况，也构成我们获取真实性的一部分。

如此这般，口述经过由“简”趋“繁”的处理，或许背离了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史的要求。无法保证“无一字无来历”，因声音与文字已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有了必要的串联等技术性处理，绝对“还原”回去也是不可能的。然而对口述真实性的坚持（包括记录的忠实，以及技术处理的“极简”）在本书中是贯彻始终的，笔者绝少有擅自“加戏”的冲动，且深自警惕。事实上，出于给我更大自由的考虑，杨先生曾经慷慨地说：“我什么都说给你，你爱怎么写怎么写。”意思是，我尽可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未必要采用口述实录的形式。

但这非我所愿，亦非我所能。对我而言，口述的形式恰恰是关键。我想达到的，第一是真实，第二是真实，第三还是真实；而通向这真实的，第一是细节，第二是细节，第三还是细节。口述史应该是最严格的非虚构，并非虚构就不通向真实，建立真实感，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文学所达到的，甚至是更具普遍性的真实。但是实际发生过的人与事，其特殊的真实感是无可替代的。这是一种不加修饰的更直接更芜杂的真实，有时候，文学艺术希图通过虚构、想象模拟、重建这种“原生态”，甚至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但虚构与非虚构的界依然在那里，后者因为本身即由事实构成，兀自不绝如缕传达出有别于虚构的所谓“事实的金石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