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关于何者可说，何者不足为外人道，影响杨先生判断的，除她自己的尺度之外，还有其他，一个重要的源头是姐姐杨敏如。
敏如先生没有留下一部口述，真是憾事，我在雷音《杨宪益传》里读到过对她的采访片段，说人说事，快人快语，生动传神。有一点，她与杨苡先生是一样的：记忆力极好，且叙述中充满鲜活细节，极有情境感。但她的条条框框比妹妹多得多，而且伴随着由性格而来的不由分说的性质。杨先生每每发表了忆旧的文章，敏如先生多半会有否定性的评说，一是该不该写的问题，一是所写确不确的问题。敏如先生对维护家族声誉相当执着，杨先生认为无须讳言的（最典型的是母亲的姨太太身份）也被圈在里面；而且，记忆之事，原本无法定于一尊，敏如先生的辨正却不容置辩。
杨先生从小对姐姐即有畏惧之心，九十岁、一百岁犹然，心下不服也只有嗫嚅式的反抗。结果是，忆旧谈往的文章，特别是涉及家族旧事的，干脆赌气不写了。她们的关系极密切，敏如先生百岁之后她们还常打电话聊天，聊个把小时是常事。二〇一七年敏如先生以一百零一岁高龄去世之后，杨先生虽然时时想念，其子女也时在念中，但是她想写什么说什么时放松了许多，也是真的。这也是我觉得她与姐姐或杨家成员之间关系有趣的地方。
但即使到现在，在我看来，杨先生对说与不说的尺度拿捏，还是偏紧。这当然与所处的位置有关，她是当事者，作为记述者，我虽不是作壁上观的态度，但比起来怎么着也属局外人。何况一代人与一代人是不一样的，杨先生的经历、个性、受的教育、她的教养，这几项加在一起，又让她格外注意面向外界时的分寸。这里面当然有对自我形象的关注，只是杨先生对名声的态度，大体是防守型的——我的意思是说，她对过度的关注总是心存忌惮。她母亲文化程度不高，然在为人处世方面，对她的影响实在不小，她经常提起的母亲语录中，有一条出现频率极高：“人不怕出名，就怕出恶名。”
杨先生对“恶名”的定义，远比大多数人的概念涵盖范围要大得多。比如回忆家族旧事，因杨家出过很多显赫的人物，她就觉得说多了迹近炫耀；比如和一些名人的接触与交往，说说无妨，写出来就仿佛是借名人以自高，跟傍大款似的；甚至说到中西女校，谈多了它的教会背景，还有那些家境优越的同学，她也觉得会予人不好的感觉。总之读者若有这样的反应，就有出“恶名”的嫌疑，我说杨先生属“防守型”，即在她的洁身自好，宁可不说少说，也要杜绝这方面可能的联想，包括对于讲述动机的揣测。
更多的犹疑关乎她提到的那些人，特别是那些她敬重的师友，几乎是本能的，她希望至少在自己的讲述中，他们可以被置于某种“保护”之下。“保护”意味着避开一些经媒体有意无意的引申发挥，可能对师友形象不利的讲述，尤其是在现今各种标题党、炒作大行其道的情况下，只言片语，都能演绎出天花乱坠的故事，这是杨先生特别忌惮的。
但是他人怎么说，怎么想，做何反应，实在是“防不胜防”的。对此，杨先生特别敬爱的哥哥杨宪益先生的态度是，爱怎么说怎么说。这要归于他的名士派的性格，这样的性格又要部分地归因于他早年在家中近乎独尊的地位，虽然是一母所生，杨先生的地位却不可相提并论，宪益先生的满不在乎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求之于她。我当然希望杨先生打消这方面的顾虑，在我看来，对讲述的真实性负责，一切就尽在其中了。
除了上面的顾忌之外，还有不少聊天时提到的细枝末节，依杨先生的意思，口述实录中没必要出现。我还能记得的一例，是说小时候去看海派京戏，奸情搬上舞台了，还有捉奸时砍人的血腥场面（当然是舞台化的处理，但比起老派的京戏来，“写实”得多也“露骨”得多）。杨先生看了整理稿便划去了，道，这些乌七八糟的，要它做什么？然而这些活色生香的闻见却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于是力劝杨先生手下留情，允许我保留。依我之见，对杨先生而言，口述实录的一大好处，恰在于它方便容纳看似旁逸斜出的零零碎碎。
杨先生写过不少忆旧的散文，凭她场景再现式的记忆，自然不会放过诸多细节，但是这些场景、细节须得伴以鲜明的立场、态度才会被组织到文章中去。“文章合为时而著”是她那辈人的信念——立场和态度才赋予文章“意义”。杨先生深受新文学传统的影响，注重有感而发，对讲述的人与事，或赞或弹，褒贬分明。所谓“有感而发”，抒情、议论更是在意之处，记述倒在其次。聊天时好些事她觉得好玩极了，因为印象深刻，她对熟人朋友说过多遍的，发为文章，她就期期以为不可，应该就是这缘故。
甚至她的通信也是主情的。她对现在的人不喜写信很是不解，我跟她说，现在有微信，太方便了，她不以为然，认定微信都是说事儿，而过去的人写信重点不是事情，是感情。关于书信与微信差异的判别或者可商，说她那辈人写信都在谈感情，似也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无疑道出了她的态度，即陷在具体的说事儿里，便落了下乘。
口述以其“文体”的特性，必是叙事为主轴的，不仅注定盖过其他，甚至几可与叙事画等号，那么，口述作为“野史”，正可补文章的“正史”之阙。即使所写所述是相同的人与事，出现在文章与口述中，也会有微妙的差别，其不同也许不在于内容的出入，而在角度与口吻上的异趣。两相参看，庶几“全貌”。
文章中的杨先生与口述中的杨先生当然都是“这一个”，只不过在口述中是一个更放松、更家常版的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