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转机在二〇一九年，这一年杨先生实打实地跨入了百岁高龄。这么说盖因民间有“过九不过十”的说法，前一年杨先生九十九大寿，周围的人已然以百岁“相许”，她兀自拒绝，说是“假的”。那年年底还真有一小坎：胆结石发作，她进了医院。做手术还是不做，家人、医院都很纠结。杨先生无所谓，两可。但也不是全然没有倾向，她问医生，还能不能再活一年？
至少九十五岁以后，杨先生已经开始频频提及身后事了，同时也时不时说她的“预感”，比如，今年过不去了；还能活半年；我自己有数的，冬天肯定不行了……有点“时刻准备着”的意思。
我不说“不祥”的预感，因为杨先生说时语气里没有“不祥”的成分，不悲，不伤，有时还笑嘻嘻的，神情一点不沉重。她得到的回应，多半是说她的寿数长着呢。里面固然有善颂善祷的成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的确谁也看不出所谓“下世的光景”：她的精神还是那么好，也还是那么健谈。
而后就轮到她对别人有意无意地避谈生死表示不解了：怎么比我年轻的倒忌讳说这个呢？这有什么不能说的？真奇怪！
——“真奇怪”是杨先生的口头禅，加重语气表示她的不解。属于“真奇怪”范畴的，颇有一些应是人之常情。生死之事大矣，中国人对死亡的态度一般是不去面对，杨先生并非哲学式的“直面”，只是顺其自然，不时地提起，乃是就事论事的性质，没什么“负面情绪”，更不会为“负面情绪”所笼罩：生活节奏依然如故，该看电视看电视，该读报读报，该理书理书，并且兴致不减。
手术前清楚地表露出“求生欲”，因此显得有点不寻常。后来手术在最后一刻取消，杨先生出院回家后打来电话，有躲过一劫的欣喜。她的描述突出了此事戏剧性的一面：那边手术室准备就绪，这边她已换上了手术服，正待推过去，忽然说不做了。原来关于手术与否，医院方面的“两条路线斗争”一直在进行，没准是她的一年之问促成了院方最后的放弃。她因此说她“很得意”。
为什么是一年呢？杨先生就她的“活命哲学”给出的理由很有意思，是外人再想不到的：都当她是百岁老人，病房里也成传说，医护、病人，有事没事过来探探，看个稀奇，用杨先生的话说，她成大熊猫了——还没真的到百岁呢，这不是骗人吗？所以她对医生有一年之问，一年过去，已届百龄，庶几不枉担了虚名。
杨先生一向是阻止人给她过生日的，百岁华诞也不例外。但是那几天她很开心。或是见面时，或是在电话里，她不止一次说起她的“得意”。一是避免了在岁数上“弄虚作假”，虽然这“假”不是她造的；二是想起过去整她的人看不得她挨整时亦时而忍俊不禁，每有笑意，即厉色正告她：你笑吧！看谁笑到最后？！“那些人都已不在了，谁笑到了最后呢？”杨先生笑吟吟地说。纪录片《九零后》里她引巴金的话，长寿是一种惩罚，她则说，活着就是胜利。
同时她提到了她的计划，说有生之年的一件大事，就是完成口述实录。杨先生这么说，有一部分也是为我考虑：不能一直白忙活呀。当然，更要紧的是对人与事的忆念，至于总结人生，或是给后人留下一份史料之类，她倒是没多想的。
我重整旗鼓做口述实录，一大原因也是杨先生恰在此时松了口，表示对口述的内容，不设限了。——事实上在对熟人朋友讲述时，她从来没什么顾忌的，对我这个时间最长的倾听者，就更是如此，只是事关发表，她才会顾虑重重。最让我沮丧的，莫过于杨先生经常兴致勃勃讲了一段之后，忽然追上来叮嘱一句：这个不能说出去啊。（或者忽然看一下我的录音笔，问道：这个你没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