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我对口述实录这种形式的兴趣由来已久，于今想来，最早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读到一本翻译过来的口述实录，时间太久，书名及内容、译者、出版社都已想不起来，只记得书里是不同身份不同行当的美国人的自述，以及读时的一种新鲜感。这以后遇上这类书，都会翻翻，印象深的，有唐德刚做的胡适、李宗仁等人的口述史。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它既非他传（既然是自述），也非自传（既然不同程度上假他人之手完成，而且很多情况下是采访、撰写者发起）；很大程度是合作的结果——即使是关系再近的对象，口述进行中也隐然有记者与受访者角色扮演的成分，合作者却都是在一定的限制中完成各自的角色。讲述者无形中会受到采写者所设置话题的导引，采写者即使再“无我”也不可能化约为一台录音机；另一方面，则即使像唐德刚那样存在感鲜明的执笔者，也须绝对隐身于讲述者的身后。
口述实录，有取材于个人史的，有取材于众人的。前者对象多为名人，不拘为政治家、军事家、文学艺术家，或者著名学者，皆与我们意识中的“历史”绑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或是在不同的领域有特殊地位者，更有资格。后者更多地向普通人倾斜，寻常百姓也进入视野，只是以我所见，以转化为书籍者为限，大多是群像式的“列传”，为某个时代做证，为某个群体留影，张辛欣的《北京人——一百个普通人的自述》、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刘小萌的《知青口述史》都可归入其中，虽然记录的是个体的经历，意在笔先的，却是作为众多的样本存在，合而观之才更显其意义。当然不是没有例外。
杨苡先生向不以名人自视。我还记得，去年口述在《名人传记》杂志上连载，最初杂志与我接洽，我商之于杨先生，她的第一反应是：“叫什么？——《名人传记》？我又不是什么名人！”我开玩笑说：“只是个刊名而已——反正我也没把您当名人来写。”
虽是玩笑，却属实情。杨先生是翻译家，翻译的《呼啸山庄》声名远播，她从事过儿童文学创作，还写过不少散文，但她本人都不甚看重，她更看重的是她的家，她的亲情、友谊，她经历的人与事，简言之，比之于获得成就，她更关心她的生活，她的“日子”。说起一些文人学者，杨先生常赞他们“有学问的”“有才的”，言下自己是排除在外的。文人学者的自述往往包含大量创作历程，治学经验谈，杨先生的口述很少有这方面的内容，足证她的不以为意。
我更感兴趣的，恰恰也是杨先生作为普通人的那一面。所谓“普通”，就是平常，并不有异于众。普通人的自述并非没有，比如郑念（杨先生口述中正好还提到过这位原本家在天津的名媛）的《上海生死劫》，但是郑念大起大落的经历使得她拥有了一个迥异于普通人的传奇人生。杨先生活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经历了家族的命运起落，有个人生活的波折，有政治运动中受到的冲击，然而在动荡纷扰的二十世纪中国，她经历的波折并不具有大喜大悲的戏剧性，从口述中我们也可看出，与同辈人相比，同她的许多亲朋好友相比，杨先生毋宁是幸运的，至少她的生活还算平稳。也就是说，杨先生的一生，说平常也平常。然而也正因其平常的一面，也许就更能让读者产生共鸣，传递出“普遍的人生的回声”。
而且我一直以为，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每一个生命个体来到这个世界，都应留下痕迹，胡适当年动辄鼓励别人做自传，固然出于他对历史的兴趣，对史料的热衷，同时我相信，他也认为，每个人的经历都是有兴味的。可惜人人都来写自传，大家都来做口述，有必要而并无可能。
幸运的是，机缘巧合，杨苡先生愿意将她的一生原原本本讲给我听，我得到如此零距离了解一位世纪老人的机会，而听得越多，加上记录和不断地添补，越加体味出其作为普通人一生的弦外之音。其一，是杨先生的人生，穿越了几个时代，见证了无数的人与事。从历史的角度说，真正的参与者总是少数，大多数只能被动地充当见证者。杨先生不是弄潮儿，虽也曾向往投身洪流，绝大多数时候，却是居于时代的边缘，不关心政治，个人生活是其中心所在，然而百年中国战乱频仍，动荡不定，变化堪称天翻地覆，个体的生活也裹挟其中，家与国，个人与社会，纠缠到一起，无从分拆，假如说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见证历史的话，杨先生无疑更有资格提供一份特殊的见证。
其二，杨先生的口述当然首先是她的自传，然同时她的讲述中还留下了许许多多在她生命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的身影，家人、朋友、师长，更是念兹在兹。这里面大多数是普通人，也许只存在于她的记忆中了，可以说，她也在以自己的方式为他们作传。她的同辈人在世的已所剩无几，因为长寿，她几乎看到了所有人的结局，已然不待“下回分解”。如果每个人的人生可以比作一本书，那么这些书她皆已翻看到最后一页。荣辱浮沉，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在她那里，都已成为有头有尾的故事，有似“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然而在杨先生波澜不惊的叙述的后面，我们或许仍能不期然而然地感受到“命运”二字的分量。所谓“见证历史”，如果“历史”不是抽象的，当真有温度，那么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它就应该是无数的个体的“命运”的汇集与交响。可不可以说，见证个体的命运，也就是在“见证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