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巴黎求学记
二十世纪最后的一年，是我由文学向文化迁徙的最后一个时间驿站。
这一年的年初，尽管我奋力去保卫估衣街，但我还没有离开文学，还在为文学工作。因为无论对于文学还是文化保护，我还都是个体。文学事业依然在我身上继续着，而且我还有一些色彩丰富的文学生活。
由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写的一篇散文《挑山工》进入了小学语文课本。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据泰山市调查，至少有两亿中国人在课堂里读过这篇文章，致使相当多上语文课读过《挑山工》的孩子去往泰山一睹挑山工的风采。于是，泰山市政府给了我“泰山市荣誉市民”的称号，还颁发我一把“可以打开泰山之门”的金钥匙。我则画了一幅《泰山挑山工图》相赠。我是半个山东人。我母亲生于济宁，在济南长大，我和齐鲁大地血脉相通。文学更把我和这座“五岳独尊”的名山紧紧牵连一起，并在我身上激起了一份热烘烘的血缘之情。
这一年的五月底，我与文学关系又进了一步，中国小说学会邀我和陈忠实等作家去浙江金华开会，在会上选我做主席。小说学会是全国性小说研究的学术组织。此前两届主席分别由唐弢和王蒙先生来做。我也很想为学会做出一点事。我认为面对二十一世纪，学会应当自我开拓和有所作为。我提出了四项建议：设立“中国小说学会奖”“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中国小说论坛”和学会网页。我认为学会要有自己的排行榜，每年公布专家视野下的年度好小说，以此突显专业的眼光。那两年我真的为小说学会卖了一些力气，但此后我一切文学的领地都被文化遗产保护夺去了。
文学真正的收获还是要看写作本身。这一年我在小说写作上获得一个令自己兴奋的突破，我为自己的小说文本找到一个文化学的支撑。在八十年代末写完一组中篇《怪世奇谈》（《神鞭》《三寸金莲》和《阴阳八卦》）之后，我所运用的那个文本样式对于我已经没有魅力。严格地说，一种小说需要一种特定的文本。所以，写作的苦恼多是在新的文本还没有出现之前。虽然九十年代初一组《市井人物》已经使我的写作“柳暗花明”，但直到2000年我才完成了对这种文本的思考——我从法国年鉴学派获得了灵感。这就是每个地域的文化特征在某个时期表现得最充分和最鲜明。我发现两个城市的地域性格都是在文化冲突（中西文化）中表现得最为鲜明：上海人是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天津人是在清末民初，非常突出地表现在租界与老城之间。我要抓住这个时空背景，写出天津的地域性格。我还认识到，最深刻的地域特性是在人的集体性格中。集体性格是一种共性。为此在这一文本中，我要把人物的个性放到共性里，把共性放在个性中。这是我这一文本最重要的文化思想与艺术思想。它使我有了新的信心，一口气写下《刷子李》《死鸟》《泥人张》《蓝眼》等十多个短篇。在我的写作记录中，这些小说的写作竟然是每天一篇，一连多日。当山洪找到一个出口，喷泻之势不可阻挡。随后，我将它们与前几年写的同一类文本的一组小说《市井人物》编成一部《俗世奇人》于当年出版了，读者反应相当热烈。它会不会给我带来一个文学的新高潮？当时我对自己的文学有了新的期待。
有时人由不得自己，尤其是我。
这缘自于我一直在几个领域里“平行”或“交叉”地前行——后来我称自己是“四驾马车”。还有，我那时思维太活跃，我的兴趣与关切都太多，而那个时代又充满了问题的诱惑。当然，对于作家来说，最大的诱惑还是来自社会，所以我对社会的关切一直大于自我。
从泰山市政府手中接过“荣誉市民金钥匙”
如果你关切自我，选择权在你手里；如果你过于关切社会，往往你就会被社会选择。因此，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未来的道路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这几年老城和估衣街的抢救行动，引起了包括海外愈来愈多的社会关注。法国大使毛磊因此成为我的知己，他曾任俄罗斯（苏联）大使。位于莫斯科的法国驻俄大使馆是一座古老、精美却十分破旧的伊斯兰建筑，毛磊严格采用文物修复的方式使这座建筑恢复了昔日的辉煌。我十分欣赏他在北京大使馆官邸二楼宽大的门厅中央，只放了一张巨大的原木书案，上边摆满精美的书籍与图集，有西方的典籍也有中国线装古书。我们有许多共同关切和关爱的话题。他夫人邀请我为各国驻京的大使夫人协会做了一次关于中国文化遗产现状的演讲，毛磊还邀请我到法国去看卢瓦尔河谷的城堡与王宫。数百年的历史被他们保护得那样精致与原真，使我震惊不已。毛磊却对我说，他还要请我看一些更深入的东西。我当时不知道他进一步的美意，更不知法国人对人类各种文明都有一种共享的观念。他是不是认为他们的遗产观更成熟更先进，想影响我，给我一些真正的精神上的帮助？
毛磊再次邀请我和妻子于当年的秋天访法，计划时间两个月，扎营在巴黎古老的拉丁区内一所老房子里，这房子属于人文科学院的一处专家居所，紧挨着富于浪漫气质的圣米歇尔广场。这个老区很像活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里，老街老巷老店铺挤在一起，历史人文信息密集，每条小街街口都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这条街巷在悠长的历史中一直没有忘掉的故事。这种街区若在中国早都写满“拆”字了。
本来对于这次考察的内容，我最关心的是法国的文学与艺术。我很想调查的三个题目全与画家有关：罗丹的私人化雕塑，患上神经病后梵·高的创作，还有离群索居于艾克斯的塞尚。可是毛磊给我的一本杂志磁石般地吸引住我。这本杂志是法国外交部编辑出版的资讯类杂志《今日法国》关于“文化遗产”的专号。全面介绍了法国人当代的遗产观、保护理念、方法、知识分子和政府的分工与合作，志愿者乃至法国民众对文化遗产的态度。杂志中有一段话我印象极深，这段话是：
法国人人都感到自己是祖国文化遗产的继承人。而决心使文化遗产增值的业主、政治家、建筑师、博物馆馆长、民选代表、社团活动家、承包商、工艺师和志愿人员更是感到义不容辞，社会各界早已动员起来关心文化遗产。今天这支队伍更为壮大，质量要求更高，私人的主动性必须与国家权力机构努力相结合。在这个问题上，热情的公众看得很准。
对于当时的中国这几乎不可想象。难道巴黎是一个文化的世外桃源？他们的公众怎么会有这样的历史观、遗产观与文化境界？而且从这本杂志上我还获得过去不曾知道的他们的举国上下所做的两件事情：文物普查和文化遗产日。它打开了我囿于中国文化遗产重重困境中的思路，巴黎于我顿时魅力倍增。我推开原先访法备读的书籍，把这本杂志上的文章翻来覆去地看，并查阅许多相关的资料。我感到此次访法还需要做更多的文化考察，了解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法国人真做得这么好吗？我要亲自体验。
2010年写了一首七言律诗，乃是今日的一种人生感悟。诗曰：少年常吟蜀道难，畏似天梯不可攀，如今霜雪驻双鬓，始知蜀道在人间；登阶步步皆心力，面前依旧百重山，人生真谛君若解，应如挑夫莫不言
在巴黎，那么多人类文化经典令我艳羡，那么多伟大的艺术创造给我以灵感和启迪，那么浑厚的精神积淀诱使我追寻。我跑了许多博物馆，去了许多古城与小镇，还做了一些法国文学与艺术的调查，也努力完成了上述关于那三个画家的调研题目。为此我写了一本挺厚的文化散文集《巴黎，艺术至上》，记录下我的种种思考与直觉，也记录了他们的种种文化观念。我的所有海外游记都离不开文化比较，我的游记基本都是文化游记。但我相信这本《巴黎，艺术至上》是我十多本海外游记中分量最重的一本。巴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精神至上——对所有高贵精神事物的尊重，包括对历史及其遗产的敬畏。这些我都写在《精神的殿堂》《巴黎的历史美》《城市的文物与文化》《活着的空间》《双重的博物馆》等等文章中了。由此我追究缘由——法国人这种文化精神是从哪里来的？
我从雨果写于1832年的文章《向文物的破坏者宣战》中看到，一百五十年前巴黎也曾经过一次野蛮的噩梦般的城市破坏。雨果当年说的话好像是为我们今天说的。他对那些为了一己私利而疯狂破坏法国历史财富的房地产商表现出充满激情的愤怒，在法国社会产生了警醒与震撼的精神力量。正是由于法国人把那个曾经的噩梦制止了，才有了今天的巴黎。我们为什么没有制止或制止不住？当我获知，曾经站在巴黎城市保护史前沿的先贤中有三位众所周知的作家——雨果、梅里美和马尔罗，我激动不已。作家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是他们拥有敏锐的文化眼光，能够最先察觉社会在转变时期的各种症候？还是他们对大地的文化充满情怀，敢为文明的存亡仗义执言？
对我后来进行非遗抢救产生直接的思想影响的是这本薄薄的书——《今日法国》
深深打动了我的还有作家雨果1825年和1832年所写的一组文章《向拆房者（一译毁坏文物者）宣战》
十九世纪上半期的欧洲，人类文明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新旧文化疾速更替，历史遗存遭到扬弃。正是雨果、梅里美、马尔罗这些作家率先提出人类的遗产除去个人“私有的财产”之外，还有一种公共的文化遗产，它是前辈创造的必须继承的珍贵的全社会的财富，必须加以保护。这种崭新的遗产观使人类文明的存续得到保障，从那时就深深扎根在法国人乃至欧洲人的精神里。再有便是前边说过的一种“作家的情怀”。这种情怀是一种具有博爱精神的人文情感，它可以感染公众，影响公众。遗产保护不是单纯的学术，还是社会的公共事业，需要全民的感悟与觉醒。这几位作家以他们宽广的文化情怀和在公众中巨大的号召力，对社会产生了极大而有效的影响。马尔罗还有一点不同，他像中国的茅盾和王蒙，做过国家的文化部部长，他把自己的文学影响力与文化眼光融入强大的国家公器，这便有了双倍的效力。1964年他推动的“大到教堂小到匙勺”的全国文化普查，对法国的贡献是历史性的。马尔罗说：“任何艺术品清查都以价值为依据，不是单纯罗列，而且筛选的结果，要将任何一件有历史、建筑、考古和带有人种特征的艺术品，都引入清点、研究和推介之列。”这一浩大而艰巨的工作进行多年，其结果使法国人对自己的历史财富（公共遗产）一清二楚，从而大大加强他们民族的文化自信。
在这一基础上，法国人又做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他们在二十年后（1984年）将每年九月的第一个周末列为“文化遗产日”。这一天全民自动地对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进行纪念、欣赏、感受、体验、认识与再认识。由此，人们的文化情感和社会的文明精神得到提升。1991年欧洲理事会正式将这个节日列为欧洲各国的遗产日。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遗产日这一天，单是法国每六个人就有一个人参加活动。这一天已经成为欧洲全民对历史与文化表达情怀与热爱的纯文化的日子。
可是，就在我置身于这样的文化氛围与观念中，我的家乡却传来政府违背承诺，粗暴和大规模地拆除自己城市珍贵遗存的消息。我当然会想——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竟然如此明目张胆地“反文化”，难道仅仅是为穷困所迫？难道为了“发展”就必须付出这种“刨祖坟”的代价？到底是由于无知还是无知之外另有原因？这样一个巨大的时代的不容回避的问题，逼着我去追根问底寻找答案。这一年，我将最早的一批文化批评的文章结集在上海的学林出版社出版，书名叫作《手下留情——现代都市文化的忧患》。这是我有关文化保护的第一本批评性的书。虽然现在来看，对于时代的困惑，我还没能做出透彻地回答；我只是对文化面临的洪水猛兽发怒，却说不清这个魔兽从何而来和怎样面对。我必须做出更深入、更透彻和清醒的思考。巴黎之行对我很重要，它使我的思考有了对应物，有了凭借，也找到了一种实实在在的理想的存在。
此时，中国各个城市的历史遗产正在推土机前一批批地倒塌，变为一片片瓦砾废墟。历史是一次性的，遗产失不再来。我们不能不呼吁，只呼吁没有用。我们想行动，但我们只是一些弱小的个体。我记录估衣街事件的那本《抢救老街》在北京出版后，在天津被禁止出售，我毫无办法。我不是一个弱小的个体吗？法国人的经验是“私人的主动性应与政府的权力结合”，可是权力不与你结合，只与开发商结合，怎么办？我连做梦都想做文化普查，但我没有权力。我从法国回来后，在政协会上还呼吁过“建立文化遗产日”，但大家听了都没感觉，当时人们连文化遗产是什么都不知道。长期以来，我们只有文物，还没有遗产这个概念。
法国最令我仰视的是圣贤祠和他们的“精神至上”
我们想做和要做的事，从哪里开始，怎么开始？
在法国期间，德国的一个历史建筑保护与修复组织“小心翼翼地修改城市”邀请我去柏林的伯尔基金会演讲。我演讲的主题是“留住城市的记忆”，重点讲了我的思想与行动。我讲得富于激情，同时也透出无奈。演讲过后全体听众站起来竟鼓掌了半分钟，这是出于一种对文化及其精神的敬重，使我非常感动。有一位中年女士走到我面前说：“你们需要支持吗？需要什么支持？”她很真诚。
我竟不知如何回答。我是个个体，面对的是中国的历史文明。怎样的支持才管用？
我只好连连对她说：“谢谢你。”
有人对我说：“这不是你的事，急也没用。”
我说：“不是你的事你就不会急吗？”
记得还有人问：“抢救老街失败后，你是不是灰心了？”
我说：“是，很灰心，但是没死心。”
这便是我二十世纪末最真实的境遇与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