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来，我们想了什么？

各位同志，各位学者：

我把今天下午的会议看得特别重要。

实际上今天上午的会议是一个仪式，是一个纪念，是我们对十三年来全国的民间文化普查的一个结束性剪彩。我上午没有用“结束”这个词儿，但实际上这个全国性民间文化（非遗）的大普查基本上结束了，因为我们国家已经掌握了全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名录一千二百一十九项，省级名录超过八千项，还不包括市级和县级的。可以讲，我们对中华民族大体上五千年农耕文明的文化创造心有底数，做到了我们在十三年前在后沟村提出的承诺。当时我们说：要进行地毯式的普查，要盘清家底，这件事儿我们基本做完了。

今天上午中央电视台记者问我，你们下一步做什么？我说我们从2012年就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中国传统村落的调查认定和保护上。那么今天下午的会议，要做的是一个梳理和总结。这个总结现在有了一部《档案》（《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档案2001—2011》），由祝昇慧博士整理完成的。它特别重要，最重要的是它包含着文化界十三年来的思想。在整个文化遗产抢救中，我最看中的是思想，只有思想才能穿破时空，穿破事物，直指本质。具体地说，这思想就是这一代有良心的文化人对我们文化命运的一个责任性的思考、思辨、认识、发现；有了这思想，然后才是行动上的承担。在这部《档案》中，包含着这些思想，还有相关的文献，各种理性的表达，许许多多重要的观念，以及科学的田野的方法。上午在后沟村我所说的是我们这十三年做了什么，下午在这里要说这十三年中我们想了什么。

我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人的一生，不在乎你都做了什么，主要在乎你都想了什么”，反过来还有一句话，“人生不在乎你都想了什么，还在乎你都做了什么。”这是一个悖论，但要想这个问题。刚才几位的发言对我有很大的触动，乌丙安先生所讲的“文化情怀”的话题特别令人感动。前两天在河北省召开的全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经验交流会上，我说文化人的本质有两点，一个是文化的真知，一个是文化的情感。乌老之所以是个大家，是因为他有这个文化情怀。文化不完全是一个学术概念，还是一种情感，这对于民间文化尤其重要。因为民间文化跟精英文化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自发产生的，是情感化的。它无不表达着人民对生活的感情、敬畏与虔诚，对生活的热爱和期许，这些都在他们的文化里。也是民间文化的全部。我们从事民间文化的工作，怎么能对这样的文化没有情怀？

我讲几个想法。

第一，当年我们来到后沟村进行考察，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不是我们听到耿彦波的一个消息，就心血来潮地跑来了，我们是有备而来的。那个时期，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正迎头赶上了一个时代的转型。这可不是一般的转型。小的来讲我们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大的来讲是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这个转型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转型。它给中国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都是亲历者。所以在北师大的民俗学会议上，我就说在文革十年的时候，我们是恶狠狠地破坏我们的文化，我们现在是乐呵呵地破坏我们的文化，因为我们要住进带卫生间的、有电梯的、窗明几净的新房子。在这样的生活渴望中，我们自然乐呵呵地把原来的生活抛掉了，我们不知道原来那里边有文化，有我们的历史，有我们的传统，有我们必须要坚持的精神与准则，人们没有来得及思考。那么谁先思考？知识界。

在当时一个会议上我讲过，知识分子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知识分子必须独立思考；第二个知识分子是逆向思维的，顺向思维是没价值的，逆向思维提供思辨；第三个就是前瞻性，知识分子要提前看到问题。那时候，我们文化界的一些人首先看到生活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可怕的问题：我们的文化身陷濒危。这个濒危还不是一些美好的古建拆掉了，而是我们的文明断裂了，年轻人对传统节日没有兴趣了，我们中国人大过洋节。这个时代性的痛点不是人人都感到的。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痛点，是文化的断裂。在社会转型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传承出现了问题，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对自己的文明、传统、传承以及文化本身进行全面思考。

我接着要说的第二点，是我们从对民间文化的思考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民间文化多了一个性质，就是它的遗产性。遗产这个概念过去没有，刚开始做民间文化抢救的时候，我跟向云驹通了个电话，我说不能叫“民间文化抢救”，民间文化始终是活态的，还在不断发展着变化着，被人们运用和享用着，怎么能叫民间文化抢救呢，所以我们加了一个“遗产”的概念，就成了“民间文化遗产抢救”。这是这个概念的来源。向云驹问我遗产的界限怎么划？怎么界定？我说我得回去好好想。第二天想法出来了，我说拿“农耕文明”画一条线，凡是农耕文明时代的创造并且还活态保留着的是遗产，工业文明时代新产生的不是遗产，向云驹同意这个观点。于是，我们就叫做“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因为你对它的本质的认识不同了，你就要重新认识它。那么我想，民间文化包含的很多概念也改变了，比如过去说的民间艺人，现在换了一个概念叫作传承人。“传承人”这个概念是和“遗产”一起来的，传承人成了我们民间文化遗产的代表人物，没有传承人那么民间文化遗产就消失了。原来我们不这么认识民间文化，这个认识的改变特别重要。这个认识的改变来自于我们的思考，后来又上升到学术理论，这说明思想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思想和认识，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有价值的行动。另外，过去我们认为遗产就是过去的，比如老祖奶奶留下了一个戒指，一张老桌子，一幅古画。但是民间文化遗产不一样，它是属于未来的，因为它要传承。我们要用未来的眼光挑选我们的遗产，所以我一个历史观点是，“历史不只是站在现在看过去，更重要的是站在明天看现在”，这就是历史的眼光。巴尔扎克、马尔罗等有历史眼光，所以巴黎由于他们奋力地保护而至今依然闪烁着历史和文化的光芒。我们留下遗产是为了未来，我们传承是为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发展绵延，上述的这一切是我们从后沟村发起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背景。既然我们这么思考了，我们要做的可不是一两件具体的事儿，而是关乎国家民族的事儿，这个事儿关乎我们民族的命运。中国民协主席团经过讨论决定要做这个事情，我在两会提交了提案，之后中宣部就叫我去讲我的想法。于是，中宣部决定支持做这件事情。2002年列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这件事就不一般了。

抢救工程一开始只有三十万启动费用，现在我们要三百万都不是太难，现在中宣部批准的一个唐卡的项目就有四百万。那时候国家的钱还不多，但是用三十万来启动一桩举国的文化工程，我们没有做过，但是我们没有太多想过钱。我们想问题的思路是我们要做这个事儿——我们就一定想办法找到这个钱，而不是我们先把钱要来再做这件事情。我们当时确定了一个概念，我们要做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必须把普查作为首要的任务，就是要盘清我们民族的家底。我们是毫无功利的。

我们世世代代就生活在自己创造的民间文化里面，我们就过这样的节日，贴这样的年画，贴这样的剪纸，唱这样的民歌，说这样的谚语，听这样的戏。民间文化不是精英创造给你看的，是老百姓为了自娱自乐给自己创造的，民间文化是一种生活的文化。在历史上怎么可能做过调查，盘点，统计，怎么可能建立档案。谁也说不清中华大地上的民间文化究竟有多少，都是什么。所以我们《普查手册》里面第一部分是分类，分类是最重要的，马克思说过一句话，任何学科分类是第一位。从分类学来讲，分类学做得最好的可能是生物学，但是民间文化的分类太困难了。我曾经组织过一次民间美术的分类，在座的学者有的参加过那次讨论，我们只讨论到二级分类，就讨论不下去了。只苏州地区民间美术就有上千种，无法分，而且往往一项民间艺术包含很多元素，比如皮影，包括民间雕刻、美术、戏曲、音乐，你把它归到哪一类？而且我们从来没有调查过，没有底数，所以我们必需首先做——采样调查，制定统一的调查标准。采样必需选择一个点，我们就选择在这里——小小又神奇的后沟村！这是历史的机缘，我们之所以选择一个村落，是因为我们的农耕文化大部分都在村落里面。我们必需选择一个村落，各类民间文化应有尽有，五脏俱全。这时，正赶上彦波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过来看了一下，正是我们要找的村落。我回北京就向民协主席团通报了情况，经过讨论决定把采样调查放在这儿，当然还选了其他几个采样的地点，比如剪纸我们选择祁县，蓝印花布选择在山东；后沟村是最重要的，是起点。

开始时，我们把古村落调查和保护列为重点，但真正做下去是最难的，后来一段几乎陷入停滞。前两天在河北邢台的会上我讲过，村落之所以难做，由于三点，村落和其他文化不一样，村落是一级政府，有生活问题、生产问题、户籍问题，还有和上一级政府对口的各种行政问题，特别是生产问题，老百姓不能够乐业怎么能安居呢。这些问题绝不像一般非遗那样单纯。我在《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说村落是另一类遗产，应该用另外的方式对待它。多年来我们开了一系列关于古村落抢救和保护的会，在浙江西塘开了古村落村长的座谈会，在江西婺源开了古村落村长的座谈会，但古村落保护问题一直没法“下手”，无法启动。然而我们始终锲而不舍，直到2012年，国家决定立项保护古村落，四部委来做。去年在两会前后，国家就决定对第一批传统村落拨款，拨了一百亿。全世界传统村落没有像我们国家这样进行战略性保护的。我们确实是文化的大国，我们的国家有文化的远见。我们要体会国家的文化眼光里看到了什么，比如说习近平同志说乡愁问题，什么是乡愁？为什么提乡愁？他说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为什么要说记得住乡愁？因为乡愁是一种感情，是对故乡的眷恋、怀念。他这样说，是指传统村落承载着我们民族的精神需求，他强调传统村落的精神功能，传统村落最高的价值是它的精神价值，所以不是开发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今天上午在后沟村演讲时用了一个词，不要把我们的历史经典变成了一个个景点。

在我们选择在后沟村做了采样调查，制定了《普查手册》之后，就开始做了一系列工作，做了全国民间文化（非遗）的普查，当时的工作重点首先是普查，我们的工程和文化部的保护工程是一体的。我也是文化部保护工程的副主任，我和乌老都是专家委员会的主任，我们很了解国家做的《非遗名录》的重要，我们号召各地民协帮助各地政府做好《非遗名录》的申报工作。我们的专家学者为各地政府的非遗申报贡献巨大。这件事情我觉得刚才云驹用的那个词很好，这是政府和群众团体合作的一次典范，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典范，应该坚持。

还要强调，我们把普查作为时代性的文化使命做了十三年，现在总结起来，特别重要的一点，把普查标准化。因为我们做的是举国的，我们的调查必须是全国统一标准。下去调查统一标准，上来的资料全部标准化，比如我们现在已经做成的年画数据库。传统村落的立档调查也全都是标准化的，专家把村落包含的各类内容全部确定了，详细注明。比如这次对古村落的立档调查，河北省做得很规范。五十三个进入国家名录的村落档案全部做完，名录外还做了一百六十多个村落，文字调查资料是五百多万字。我们的民间口头文学、民间史诗、叙事诗、神话、故事、歌谣、谚语、传说等等，进入汉王数据库的是八亿八千七百万字，整个口头文学做完将达到二十亿字以上。由于这件工程超大规模，又史无前例，我们做的方法必须科学。

同时，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创造性使用了口述史方法，在村落立档调查中还采用了视觉人类学的方法，这表明我们一直努力把先进的科学的方法运用到工作中，使我们的工作更富有成效。前两天邢台政府领导同志提到的一个概念，我一直在思考，我要找机会和专家们讨论，就是“古村落的保护区”。不一定全部采用一个村一个村孤立的保护，有些村落共同在一个区域，自然条件比较相近，历史彼此相关，地域人文一致，作为区域保护，可以使各种人文力量相互支持，以保持文化的整体性。这个提法很符合村落实际，有创造性，需要我们思考。

现在我们做的许多事是前人没做过的。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这个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对我们这代人的智慧挑战，对我们的传统挑战，也是对我们文化责任的挑战。同时我觉得我们是幸福的，因为我们可以发挥智慧，发挥对生活与文化的激情，发挥自己的知识能量，这也是学术界的巨大机遇，以前的学术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多的学术空间。今天来了很多学生，乌丙安老师说的很好，要对生活充满激情，要到生活里面去，要在生活里感受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及情感方式。我们做的事情虽然从小小的后沟村开始，但不是一件小事，是这个时代的大事情。民族的大事情，也是人类文明转型阶段的历史性的大事情，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我们做的事情，也不会放弃我们的思考。我说了，我们的事业是一篇写不完的大文章，没有句号，只有逗号，我们只要一步一步做下去，还会不断面临挑战。但我们永远要用责任用激情，用科学的方法态度去面对它，应对它。

我们对后沟村的明天充满希望。十三年了，我们又回到后沟村来了，这次我们带来很多想法，我们说出来——是向后沟村的汇报。我们感谢后沟村给我们那么多启发和帮助。我们将和后沟村百姓，和山西各界一起努力，不仅把后沟村继续做好，还要把关乎中华文化的事一件件做好，这是我们共同的心甘情愿的责任，说完了，谢谢诸位。

（在“文化先觉的脚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巡礼座谈会”上的讲话，2015年6月3日于山西榆次后沟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