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工人阶级和总统选举
[384]
弗·恩格斯
巴黎。拉斯拜尔还是赖德律-洛兰？社会主义者还是山岳党人？这就是使红色共和国的党派分裂成为两个敌对营垒[385]的问题。
其实，这里争论的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你问一下山岳党人的报纸“改革报”、“革命报”，它们会告诉你，它们自己也搞不清楚；据它们说，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不断革命、累进税、遗产税和劳动组织的纲领，同山岳党所提出的毫无二致；它们会说，没有任何原则分歧，这场不适当的争吵完全是由某些嫉妒成性和野心勃勃的人挑起来的，他们滥用人民的“真诚信任”，为了自私自利的目的而激起对人民政党活动家的猜疑。
如果你问一下社会主义者的报纸“人民报”[386]，它用来回答你的，会是关于头脑空虚的山岳党人愚昧无知的辛酸倾诉，难以计数的关于法律、道德和经济的论文，最后是神秘的暗示，说问题的实质是公民蒲鲁东所提供的新万应灵药，这种万应灵药很快就要显示出它对路易·勃朗学派那一套陈旧的社会主义辞藻的优越性。
最后，如果你问一下社会主义者工人，他们会简单明了地回答你：《Ce sont des bourgeois，les montagnards》〔“这些山岳党人都是 资产者”〕。
又是唯有工人一下子就看破了问题的实质。他们根本不想知道山岳党，因为山岳党全是 资产者。
社会主义民主党早在二月以前就是由两个不同的派别构成的：第一个派别包括演说家、议员、作家、律师等等以及相当数量的追随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其实“改革报”派正是由他们组成的；第二个派别是由巴黎的工人群众构成的，他们决不是前者的无条件的追随者，相反，他们是对前者疑心极重的同盟者，他们根据“改革报”派的活动家是提出比较坚决的主张还是采取比较动摇的立场，时而比较紧密地靠近他们，时而又同他们离得比较远。在专制制度存在的最后几个月当中，“改革报”同“国民报”进行论战，表现得非常坚决，于是在它同工人之间就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因此，“改革报”派活动家也是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而进入临时政府的。
这里没有必要来详谈：这些“改革报”派的活动家如何由于在临时政府中是少数派，因此无力捍卫工人的利益而只是帮助了“纯粹的”共和派[387]抑制工人，直至这些共和派重新组织起国家政权——这个政权这时已成为 他们的用以反对工人的政权了；“改革报”派的领袖赖德律-洛兰如何由于受拉马丁那一套所谓自我牺牲的陈词滥调的影响并醉心于权力而同意参加执行委员会[388]；从而分裂和削弱了革命政党，使该政党的一部分人为政府效劳，以致促进了五月和六月起义的失败；此外，他本人又是怎样地反对工人。这一切不需要在这里多谈了。这些事实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简言之，在六月起义以后，在执行委员会垮台和以卡芬雅克为代表的“纯粹的”共和派建立了绝对统治以后，“改革报”派、民主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关于共和国进一步发展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他们被推进了反对派的队伍，他们又变得自由了，又扮演了反对派的角色，并恢复了自己同工人的旧有的联系。
在没有发生任何严重问题以前，当问题还只在于揭露卡芬雅克那种胆怯的、背叛的和反动的政策的时候，工人能够容许他们在出版界的利益由“改革报”和“民主社会革命报”去代表。何况“真正的共和国”[389]和真正的工人报纸已经被戒严、倾向性的诉讼和报纸保证金所消灭。同样，工人们能够容许山岳党在国民议会中代表他们。因为拉斯拜尔、巴尔贝斯和阿尔伯已被逮捕，路易·勃朗和科西迪耶尔被迫逃亡。部分俱乐部被封闭了，其余的受到严格的监视，而反对言论自由的旧法律至今仍然继续存在。报纸上每天都可以看到相当多的例子，说明这些法律如何被用来反对工人。没有可能通过自己的代表说话的工人，不得不又满足于在2月以前曾经代表过他们的那些人——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和它的演说家。
但是发生了总统选举的问题。共有三个候选人：卡芬雅克、路易-拿破仑、赖德律-洛兰。对于工人来说，卡芬雅克是根本谈不上的。这个家伙在六月里曾用霰弹杀害过他们，并向他们投掷过燃烧弹，他指望得到的只能是他们的憎恨。而路易·波拿巴呢？他们只是为了开玩笑才会投票选举他，以便今天用选票把他抬上去，明天又用武力把他推翻，而把正直的“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和他一起推翻。最后是赖德律-洛兰，他向工人们吹嘘自己是唯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派的红色候选人。
这样，有了临时政府的经验以后，在5月15日和6月24日以后，又要求工人们来给激进小资产阶级和赖德律-洛兰投信任票吗？2月25日，当武装的无产阶级统治巴黎的时候，当可能得到一切的时候，不就是这些人只会说安慰人的漂亮话，而没有革命的行动，只会许诺和规劝，而不采取迅速和坚决的措施，总之，只有93年的旗帜、词句和名称，而没有93年的毅力吗？不就是这些人曾经同拉马丁和马拉斯特一道呼吁首先应该 安抚资产阶级，因而忘记需要把革命继续向前推进吗？不就是这些人在5月15日表现得不坚决，并在6月23日命令从文森调来炮兵，从奥尔良和布尔日调来几个营吗？
为了选票不致分散，本来人民也许会投票赞成赖德律-洛兰的。但是赖德律-洛兰在11月25日发表了反对卡芬雅克的演说，再一次站在胜利者一边，并责备卡芬雅克反对革命的行动不够坚决，未能再多派出几个营去反对工人。
这篇演说彻底打消了工人对赖德律-洛兰的任何信任。甚至到现在，在他亲身经受过六月战斗的一切后果之后已经过了五个月的时候，他还是站在胜利者方面反对战败者，并且以他曾要求派遣比卡芬雅克所能拿出的还要更多的营去反对起义者而引以自豪！
这个惋惜六月起义没有被尽快镇压下去的人，竟想充当作为六月阵亡战士继承者的政党的首领？
在发表这篇演说以后，赖德律-洛兰这个候选人在巴黎工人中间已注定要遭到破产。在巴黎取得胜利的是他的竞争者拉斯拜尔，拉斯拜尔更早地被提为候选人，并且得到工人的同情。如果巴黎的选举具有决定意义的话，那末拉斯拜尔现在就是共和国的总统了。
工人们非常清楚，赖德律-洛兰还没有离开舞台，他还能够而且也一定会给激进党带来很大的好处。可是他已失去工人的信任。他优柔寡断、崇尚虚荣和爱好华丽辞藻，由于这一切他甚至受过拉马丁的支配， 他们，工人们曾不得不为这一切付出代价。无论他在将来能带来什么好处，也不能使工人们忘记这一点。工人们将永远懂得，如果赖德律-洛兰又开始坚决地行动起来，那末他的坚决将只是那些在他后面推动他的武装工人的坚决。
工人们给赖德律-洛兰投了不信任票，同时也就是给整个激进小资产阶级投了不信任票。犹豫不决、好唱dévoûment〔自我牺牲〕等的陈词滥调、为了革命的模糊回忆而忘记革命的行动，——这就是赖德律-洛兰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固有特征。
激进小资产者之所以带有社会主义情绪，只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自己即将灭亡，看到自己即将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他们不是作为小资产者、小量资本的所有者，而是作为未来的无产者在幻想劳动组织，幻想资本和劳动之间关系的变革。只要他们获得政权，他们很快就会忘掉劳动组织。因为政权，至少是在最初一些日子的陶醉中，会使他们看到有获得资本和从威胁他们的灭亡中得救的前景。只有当武装的无产者端着刺刀为他们作后盾的时候，他们才会想起自己昨天的同盟者。他们在2月和3月间就是这样行动的，而他们的领袖赖德律-洛兰就是第一个这样行动的人。如果现在他们的幻想已经消失，难道这能改变工人们对他们的态度吗？如果他们回过头来，愿意痛改前非，他们是否有权要求工人们现在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又重入圈套呢？
工人们不会这样做，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对待激进小资产阶级，——工人们没有投票选举赖德律-洛兰，而投票选举拉斯拜尔，就是让激进小资产阶级了解这一点的。
可是拉斯拜尔究竟对工人有什么功劳呢？怎能把他作为一个par excellence〔纯粹的〕社会主义者而同赖德律-洛兰相对立呢？
人民知道得很清楚，拉斯拜尔不是官方的社会主义者和体系的发明者。人民根本不想要官方的社会主义者和体系的发明者，这些人已使人民非常讨厌。不然，人民的候选人就会是公民蒲鲁东，而不是热情洋溢的拉斯拜尔了。
但是人民的记忆力很好，他们决不像未被承认的反动派领袖们出于谦虚所爱指责的那样，是忘恩负义的。人民清楚地记得，拉斯拜尔最先责备临时政府毫无作为而一味空谈共和国。人民还没有忘记《Ami du Peuple》[390] par le citoyen Raspail〔公民拉斯拜尔的“人民之友”〕。拉斯拜尔最先表现出勇气——而这的确需要勇气，——发表了反对临时政府的革命言论；此外，拉斯拜尔根本不是某种一定的社会主义couleur〔派别〕的代表人物，他只是在为社会 革命而斗争。这就是巴黎人民群众投票选举拉斯拜尔的原因。
这里所谈的根本不是山岳党在宣言中极其郑重地宣布过的能拯救世界的某些琐屑措施。这里所谈的是社会革命，它将给法国人带来跟那些语无伦次的、已成为死板公式的词句完全不同的结果。这里所谈的是实现这一革命所必需的毅力。问题在于小资产阶级既然已经一度表现了软弱无能以后，是否还能在它那里找到这种毅力。巴黎无产阶级投票选举拉斯拜尔也就是回答说： 找不到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改革报”和“革命报”对下面这一点感到莫名其妙，即人们虽然赞同它们的词句，却不投票选举宣扬这种词句的赖德律-洛兰。这两家可敬的报纸自认为是工人的报纸，其实现在比在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代表小资产阶级，它们当然不能了解，同一种要求，在工人嘴里富有革命性，而在 它们嘴里就是空洞的词句。不然，它们就应当抛弃它们自己的痴心妄想！
至于公民蒲鲁东和他的“人民报”呢？这一点明天再谈。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12月初
原文第一次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国际版第1部分第7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手稿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40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3期
[384]恩格斯为“新莱茵报”撰写的“法国工人阶级和总统选举”和“蒲鲁东”这两篇文章，是1848年12月初居留瑞士期间写成的；这两篇文章的手稿还保存着。——第661页。
[385]指定于1848年12月10日举行的总统选举所引起的法国革命民主派内部的斗争。关于山岳党人见注145。——第661页。
[386]“人民报”（《Le peuple》）是法国报纸，蒲鲁东派的机关报，1848—1850年间在巴黎出版；最初该报的名称是“人民代表报”（《Le Représentant du Peuple》），自1848年9月至1849年6月13日改称“人民报”；主编是比·约·蒲鲁东。——第661页。
[387]所谓“纯粹的”（或称三色）共和派是法国的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国民报”是它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这个党的领导人参加了临时政府，后来靠卡芬雅克的帮助策划了六月大屠杀——对巴黎革命无产阶级的镇压。——第662页。
[388]指执行权委员会——见注80。——第662页。
[389]“真正的共和国”（La vraie République）是法国的政治和文艺性的日报，小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该报从1848年3月26日起到8月21日被查封为止以这个名称在巴黎出版；1849年3月29日至6月13日以“真正的共和国报”这个名称继续出版；巴尔贝斯、托烈、比埃尔·勒鲁和乔治·桑参加了该报编辑部。——第663页。
[390]“1848年的人民之友”（《L’Ami du Peuple en 1848》）是法国革命民主派的报纸，1848年2月27日至5月14日在巴黎出版，由弗·拉斯拜尔任主编。——第6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