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代表机构。——瑞士运动的成绩
伯尔尼11月9日。前天，联邦的新立法机关——瑞士的国民院和联邦院［Ständerat］在这里聚会。伯尔尼城尽一切力量最隆重、最殷勤地迎接会议的召开。载歌载舞、庆祝游行、鸣钟放炮、张灯结彩，一切庆贺的仪式应有尽有。会议在同一天，即前天开幕。按人口比例（伯尔尼选派二十名议员，苏黎世选派十二名议员，最小的州选派两至三名议员）普选产生的国民院，绝大部分是由带有激进色彩的自由党人组成的。坚决的激进党拥有大量的当选证，而保守党在总共一百多张票中只占有六七票。联邦院（其中每个州有两名议员，每个半州有一名议员），按其成员和性质看来，它与最后一届联邦代表会议［Tagsatzung］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各旧州［Urkantönli］又选派了宗得崩德[8]的一些忠实信徒，同时由于间接选举的结果，反动分子虽然是极少数，但是他们在联邦院的代表仍然比在国民院多。一般说来，联邦院是由于废除了绝对当选证[9]和承认半州有表决权而革新了的联邦代表会议；它被新组成的国民院排挤到次要地位。联邦院扮演着忘恩负义的上议院或贵族院的角色，扮演着同力求革新的（如所预料的那样）国民院相对抗的角色，扮演着自己祖先卖弄聪明和谨小慎微的才能的继承人的角色。这个可敬的庄严的机关现在就已分担了它的伙伴的命运，它的伙伴中有两个目前依然健在，一个在英国，一个在美国，而第三个已经在法国寿终正寝。联邦院还没有来得及显示出自己生命的标志，报刊就已经瞧不起它，而只报道国民院的情况。几乎没有一个人谈论联邦院，如果它使人们谈论它，那对它更加不妙。
国民院本来应该代表瑞士的全体“国民”，可是它的第一次会议就表明，如果说它不是狭隘的州精神的榜样，那无论如何也是道地的瑞士人争吵和打小算盘的典型。选举国民院的议长需要投三次票，尽管只有三个候选人有真正当选的机会，而且三个都是伯尔尼人。这就是奥克辛本、丰克和诺伊豪斯三位先生；前两位是伯尔尼老激进党人的代表，第三位则是半保守的老自由党的代表。最后，在九十三票中奥克辛本先生获得了五十票，以极微弱的多数当选。苏黎世人和其他的moderados〔温和派〕[10]推举精明老练的诺伊豪斯来与奥克辛本先生相抗衡，这种情况还可以理解。但是，同奥克辛本属于同一派别的丰克先生却被提出来作为奥克辛本的竞选者，并且两次参加投票，这种情况说明他们的党是多么松弛涣散。不管怎样，由于奥克辛本的当选，激进党人在党派竞争的第一个回合中取得了胜利。在以后的副议长的选举中，直到第五次投票才获得了绝对的多数票！与此相反，庄严的、经验丰富的联邦院在第一次投票中就几乎一致地选出苏黎世的moderado富勒尔为议长。这些选举已经充分地证明，两个议院的精神多么不一致，不久以后它们之间就会发生分歧和冲突。
争论的另一个有趣的对象，将是关于联邦的首都问题。瑞士人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物质利益上同这个问题有关；而外国人对这个问题感到兴趣，是因为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最能说明陈旧的乡土观念和各州的局限性消除到什么程度。伯尔尼、苏黎世和琉森竞争得最为激烈。伯尔尼想极力证明（虽然徒劳无益），苏黎世有了联邦大学就应当满足，琉森有了联邦法院［Bundesgericht］就应当甘心。无论如何伯尔尼是唯一合适的城市，因为它是由瑞士德语区进入瑞士法语区的要道，因为它是最大州的首府，因为它正在成为整个瑞士运动的中心。显然，为了能起某种影响，伯尔尼也应当有大学和联邦法院。但你试一试向瑞士人讲清这个道理，你就会知道，每一个瑞士人都是本州首府的狂热的拥护者！很可能是这样：较激进的国民院将投票赞成激进的伯尔尼，而庄严的联邦院则投票赞成庄严而贤明的苏黎世。这样一来，的确不容易找到出路。
三个星期以来， 日内瓦群情激昂。在国民院的选举中，那些因为拥有讲究的别墅而使日内瓦周围的村庄几乎全都处于封建依属关系下的反动贵族和资产者，在他们的农民的帮助下选出了所有三个候选人。但委员会宣布这次选举无效，因为收回的选票比发出的选票多。只有这样宣布选举无效才使圣约尔维的革命工人安静下来，他们本来已经成群结队地在街头游行，并且高呼：《Auxarmes！》〔“拿起武器来！”〕工人在后来八天中的行为具有很大的威胁性，使得资产者宁肯完全不参加投票，也不愿挑起他们认为必然会带来灾祸的革命；不仅如此，政府也威胁说，如果反动的候选人再次当选，它就辞职。与此同时，激进党人更动了自己的竞选名单，提出了几个比较温和的候选人，弥补了原来宣传鼓动方面的缺点，所以在新的选举中获得了五千到五千五百张选票，几乎比反动派在前次选举中所得的票数多一千票。反动派的三个候选人几乎完全没有得到选票。得票最多的是杜福尔将军，他获得了一千五百票。八天之后，举行了大会议的选举。城市选出了四十四名激进党人，应当选出四十六名大会议议员的乡村选出的几乎全是反动分子。“日内瓦评论”[11]还在继续同资产阶级报纸争论下面这个问题：当选的这四十六名议员全都是反动分子呢还是其中一部分将投票赞成激进党政府。这一点不久就会见分晓。日内瓦的情况可能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如果这里由人民直接选出的政府被迫辞职，那末在重新选举时就很容易发生像在重新选举国民院议员时发生过的那种情况，即将有一个激进党政府与大会议中反动派的多数相对峙。但是不容置疑，日内瓦的工人正在等待着有利时机，以便用新的革命来巩固目前已受到威胁的1847年的成果[12]。
总的说来，瑞士比四十年代初迈进了很大的一步。但是，任何一个阶级的变化都不像工人阶级那样显著。在资产阶级中间，特别是在古老的贵族家庭中，几乎仍然完全笼罩着旧的狭隘的地方精神，最多只是采取了比较现代的形式，而瑞士的工人却有了巨大的进步。过去他们同德国人不相往来，荒谬地炫耀自己“自由瑞士”的民族傲慢，怨恨“外国坏蛋”，并且不参加当前的运动。现在，这一切都变了。自从劳动条件恶化以来，自从瑞士民主化以来，特别是自从像巴黎六月战斗和维也纳十月战斗这样的欧洲革命和搏斗代替了微小的骚动以来，瑞士工人愈来愈多地参加了政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他们开始把外国工人，特别是德国工人看作自己的弟兄，再不以自己的“自由瑞士精神”而妄自尊大了。在瑞士法语区以及在瑞士德语区的许多地方，德国人和操德语的瑞士人亲密无间地组成统一的工人联合会，同时，瑞士人占绝大多数的一些联合会决定同还在筹备中的以及一部分已经成立起来的德意志民主联合会的组织合并。官方瑞士的激进党人中最激进的分子最多只是在幻想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海尔维第共和国，而从瑞士工人那里却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意见：欧洲大风暴即将来临，小小瑞士的全部独立自主精神很快就会见鬼！这些无产者在谈这些“叛变”思想的时候，非常冷静、淡漠，毫不惋惜！我所遇见的所有瑞士人都非常同情维也纳的战士，而工人的这种同情则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关于国民院、联邦院、夫赖堡教会人士的骚动[13]，根本无人提起，可是关于维也纳，人们从早到晚都在谈论。人们会以为，像退尔[14]时代以前一样，维也纳又成了瑞士人的首都，瑞士人又变成奥地利人了。传说纷纭，人们对这些传说争论不休，怀疑它们，相信它们，再次驳斥它们，推测各种各样的可能，最后，当英雄的维也纳工人和大学生在文迪施格雷茨的优势力量和野蛮进攻下遭到失败的消息被证实时，在瑞士工人中产生了这样的感觉：似乎在维也纳决定了他们自己的命运，好像他们祖国的事业在那里遭到了失败。当然，这种情绪还不能认为是普遍的，但它在瑞士无产阶级中间已经日渐扩大。这种情绪在许多地方已占优势，对于像瑞士这样的国家来说，这种情况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弗·恩格斯
写于1848年11月9日
载于1848年11月15日“新莱茵报”第14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8]宗得崩德是瑞士经济落后的七个天主教州在1843年缔结的单独联盟，目的是要反抗在瑞士实行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维护教会和耶稣会教徒的特权。1847年7月瑞士议会决定解散宗得崩德。因此宗得崩德便在11月对其他各州采取了军事行动。1847年11月23日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第9页。
[9]1848年前瑞士立法机关——联邦议会的议员们，受到本州政府颁布的旨在极力阻挠在联邦议会内实施任何一种进步措施的法令的限制。——第9页。
[10]Moderados（莫迭腊多斯，即温和派）是西班牙温和自由党的名称。该党是在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由于自由党分裂成右翼——莫迭腊多斯和左翼——埃克萨尔塔多斯（即激进派）的结果而形成的。——第10页。
[11]“日内瓦评论和瑞士日报”（《Revue de Genève et Journal Suisse》）是激进党的机关报，1842年起在日内瓦出版，并以此名称一直出版到1861年。——第12页。
[12]1847年联邦议会通过了新宪法。新宪法规定瑞士由国家联盟改组为联邦国家，废除寺院特权，禁止耶稣会活动。资产阶级对封建教权反动派的这一胜利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获得的。——第12页。
[13]1848年10月24日在夫赖堡（法国称作：弗里布尔）州发生了天主教会所组织的骚乱，目的是要推翻该州的民主政府，这个政府是在宗得崩德被击溃后成立的。骚乱很快就被平息了。——第13页。
[14]威廉·退尔是关于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瑞士人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解放战争的民间传说中的英雄；据说，他以百发百中的箭术射死了奥地利地方长官。——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