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招贴法的辩论
一
科伦4月21日。现在回过来谈谈4月13日的会议。在大臣回答了议员利济斯基的质问之后，议院就转入关于 招贴法的辩论。
罗尔谢特先生宣读了中央特设委员会的报告，随后韦森东克先生提议en bloc〔整个地〕否决政府的法案。
阿尔宁先生（伯爵）接着发言。他说，这个提议是不能接受的。这等于提议转入讨论当前事务。然而对待政府的法案，是不能通过转入讨论当前事务的决定的。这是由会议规则硬性规定的。
左派先生们到现在才明白，右派在会议规则中加进第五十三节的目的何在。对待政府的法案，议院无权通过转入讨论当前事务的决定。这一条款看来天真无邪，然而正好意味着：你们没有权利en bloc否决政府的任何一个法案，而必须对这个法案逐条逐款地加以讨论，哪怕它有一千条也好。
这甚至激起了中间派议员的愤怒。于是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论，每一方都挖空心思来解释会议规则，最后，主席宣布韦森东克的提议可以接受，会议随即转入进一步的讨论。
接着发言的是卢普先生，伟大的卢普，即那个曾经被革职，曾经遭到各种报纸的迫害和攻讦，并被开除出了前古斯达夫-阿道夫同盟[308]的卢普。卢普先生发表了一篇演说，据同样伟大和同样有教化的 ［注：原文在此处用了一个难以译出的双关语：《lichtfreundlich》〔有教化的〕系由《Lichtfreunde》〔“光明之友”意即教化主义者〕一字变来的。——编者注］柏林“国民报”的意见，在这篇演说之后，不仅在一般辩论中，而且在对个别问题的辩论中，左派都未必还能再有什么补充。那我们就来看看“光明之友”卢普的这篇堪为纯理智之产品的透彻的演说吧！
这篇透彻的演说的确是“ 光明之友”精神、“自由协会”[309]精神的真正产物，也就是说，它除了重复那些关于招贴问题所能说出的老生常谈以外，没有透彻地说明任何东西。
卢普先生的发言是从解释政府和中央特设委员会对招贴法的不同说明开始的。政府认为这个法令是纯警察性的措施，采取这项措施的目的在于整饬街道交通和顾全美观，而中央特设委员会则撇开这种荒谬的普鲁士式的把戏，把政治性的缘由提到了首位。这一解释是“光明之友”的激昂慷慨的说教的前奏。
“可见，这个法案肯定列为本次会议所必须讨论的最重大问题。本来我们并不愿意说〈我们不愿意说！〉，世上多几张或少几张招贴，对于我们反正〈！〉都是一样；因为〈！〉权利与自由的崇高性质也就正在于此，甚至看来是最无足轻重的东西，如果同崇高的东西发生了联系，那它本身也就立即具有较为高尚的意义〈！！〉。”
卢普先生在他那牧师的开场白中确定了招贴的“崇高性质”和“较为高尚的意义”并激发起自己听众的虔敬情感之后，就可以安然让他那“永远清彻的、水晶般纯净的和从容不迫的”纯理智之流任其游泄了。
首先，卢普先生意味十分深长地指出，“常常有这样的情况：用来防止想像中的危险的措施却制造出实际的危险”。
这句陈腐的话在左派的席位上引起了一阵欢腾和热烈的叫好声。
此后卢普先生又同样意味深长地证明，这个法案跟卢普先生所断然拒不承认的钦定宪法相矛盾！
援引钦定宪法，并以回忆11月间所挨的耳光来作为反对继续挨耳光的论据，——左派的这种政策真是奇怪！
卢普先生继续说道，如果政府认为这个法案并不触动出版自由，而只是涉及利用街道和广场传布出版物的问题，那末同样也可以说，过去在书报检查制度之下也有出版自由，因为受管制的并不是出版物的利用，而只是出版物的传布。
凡是在实行书报检查制度时期在柏林住过的人，都能对这句话的全部新颖之处作出应有的评价，这句话早在几年以前就已经在所谓自由主义者当中流行了，然而它还是在左派席位上引起了活跃和喝彩声。
卢普先生引证钦定宪法中关于出版自由的条款，并详细地证明曼托伊费尔的法案和曼托伊费尔宪法有着明显的矛盾。
但是，最可爱的卢普先生，tout bonhomme que vous êtes〔不管你是个头脑怎样简单的人〕，你也不可能不知道，曼托伊费尔之所以钦定了宪法，只是为了以后好通过保留旧的或施行新的禁口律，来取消宪法中所包含的一些自由主义的词句。
卢普先生竟然振振有词地向右派解释说，以后，即在修改宪法时，他们可以把招贴法加到宪法里面去，但现在他们必须否决这个法令，因为不然他们就是擅自预先修改宪法！
好像右派先生们所关心的是保持一贯性，而不是快些消灭可恶的出版物、俱乐部、激愤情绪、商业中的不信任及其他多少是由革命所产生的成果似的！
卢普先生还给这些有力的论据加了如下一些老生常谈：
（1）招贴之所以遭到非难，是因为它散布 激愤情绪。可是防止激愤情绪不是法治国家的事情，而是警察国家的事情。
（2）我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但不能容忍激愤情绪和招贴的政府不是强有力的政府。
（3）德国人乐意服从领袖。
（4）没有招贴也没有防止住三月十八日事件。（“不是骏马，不是骑手”[310]，等等）
（5）革命是专制暴政的结果。
卢普先生从这一切当中做出结论说，为了曼托伊费尔的利益，招贴法必须否决。
他用哀求的声调呼吁说：“诸位，保卫政府，别让这个法令像警察国家的任何其他法令一样把它引向自欺自慰吧！”
按照卢普先生的意见，否决曼托伊费尔的法案不是对曼托伊费尔表示不信任，相反地，而是对他 表示信任。卢普先生希望曼托伊费尔成为他所幻想的那种“强有力的政府”，因此他反对由于通过招贴法而削弱曼托伊费尔。你们以为卢普先生是在开玩笑么？他甚至连想也没有这样想过。卢普先生是“光明之友”，而“光明之友”是从来不开玩笑的。“光明之友”像他们那个可敬的亲戚阿塔·特洛尔[311]一样，也是不能忍受笑声的。
但卢普先生在结束他的全部发言时摊出了最后一张王牌。
“否决这个法令，将大大有助于使那部分在宪法未经修改以前不能同意承认宪法的居民感到心安。”
卢普先生所关心的，是“使那部分”还没有跟曼托伊费尔沆瀣一气的“居民 感到心安”！
左派先生们原来就是这样！他们厌恶激烈的运动，而既然他们是议员，并且懂得他们无力向军刀专政作斗争，他们希望的只是赶快了结那些关于原则的讨厌问题，装样子把宪法修改一番就宣布其生效，对这部宪法举行宣誓，最后使“革命结束”。那时他们就可以过宪制的安静生活，照章行事，夸夸其谈，互相倾轧，偏袒徇私，更换内阁，等等；就可以过法国的奥迪隆 ［注：即巴罗。——编者注］辈、梯也尔辈和摩莱辈在巴黎过了十八年的那种悠然自得的闲散生活，也就是基佐如此喜欢称之为宪制 游戏的那种生活。因为只要扰乱他们安宁的革命运动一减退，瓦尔德克内阁就不再是不可能的了！而人民本来还没有成熟到共和国的水平呀！
在卢普先生的演说之后，剩下需要说明的还有 一切。首先要谈的问题不是 一般出版自由的限制，而主要是出版自由在招贴方面的限制。必须说明招贴的作用，捍卫“街头文学”，特别是捍卫 工人享受 免费文学的权利，而招贴则是免费文学的一种。不应该对用招贴引起激愤情绪的权利含糊其词，而应该 公开地维护这种权利。但卢普先生关于这点却只字未提。卢普先生又一次用庄严而枯燥的语调，罗罗嗦嗦地重复了关于出版自由的陈词滥调，——这些陈词滥调是我们在书报检查制度存在三十三年以来已有足够的机会从各方面加以讨论了的，——并且由于他说出了“国民报”的先生们就这个问题所知道的一切，这家报纸就认为卢普先生透彻地阐明了问题！
在“光明之友”卢普之后接着发言的是“蒙昧主义者”里德尔。但是里德尔先生的演说太妙了，不好仓卒地来谈它。A demain donc，citoyen Riedel！〔那末就明天再见吧，公民里德尔！〕
二
科伦4月23日。议员 里德尔的演说在已举行的辩论中无疑是最典范的一篇演说。当内阁阁员的席位上还保持一定程度的审慎，甚至曼托伊费尔还使用一些假立宪主义的词句，只有笨拙的暴发户海特男爵一人有时忘记他所扮演的立宪派角色的时候，从巴尔宁-安格闵德来的里德尔先生却毫不客气地以乌凯马尔克的真正代表的姿态出现。从来还没有一个选区像里德尔先生的选区这样有如此合格的代表人物。
里德尔先生在自己的演说一开始就问：什么是招贴？并且回答说：
“就词的本来含义说，招贴乃是应该对居民情绪起安定作用的公开声明。”
根据里德尔先生的词源学，招贴的“用途”就是如此。
我们暂且不打算跟里德尔先生争论“招贴”一词的来源。我们只提醒他注意：如果他比较仔细地读完了法案，他就完全不必对词源学下这么大的功夫了。法案中不仅谈到“招贴”，而且也谈到“就词的本来含义说”除了张贴而外别无任何其他“用途”的“ 声明”。
里德尔先生不是这样，而是对人们最可耻地滥用“招贴”一词表示义愤：
“招贴照例只是用来煽起激情，煽起特别是对当局的罪恶的仇恨或复仇的火焰……因此，招贴照例是和它自己的名称完全对立的。所以招贴的使用往往变成滥用〈即滥用其名称〉，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地方警察当局是否应该放任这种使用招贴来胡作非为的行为〈即这种滥用“招贴”名称的行为〉？警察局是否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种造成滥用〈名称〉招贴〈并非招贴的声明，即并非安定人心的声明〉来胡作非为的同谋者？”
简单点说，将来是否应该“按用途”（即按招贴一词的意义）来使用招贴？
曼托伊费尔提出来论证招贴法案的理由，一则是警察性质的，另一则是必须整饬市容，这真是大错而特错了！中央特设委员会从政治上考虑主张通过法令，这是多么大的失策啊！这个法令之所以必不可少，——是由于词源学的原因，而实质上这个法令应该称为：关于恢复招贴一词的“真正含义”的法令。
可是，论据十足的里德尔先生却大大地错了。如果我们不惜使我们的读者感到万分无聊，同里德尔先生进行一场词源学的争论，那我们就会捧着迪茨的语法来向他证明，“招贴”一词完全不是出自拉丁文piacare〔安抚、调解、劝慰〕，而只是法文placare〔声明、海报、招贴〕的曲解，这个法文词的词根是plaque〔题词的牌子〕，又是出自德文。这样一来，里德尔先生所谓起安定作用的全部理论，就会像纸牌搭成的小屋一样散塌了。
这对于里德尔先生当然无所谓，而且到底还是他对。所谓起安定作用的整个这一套理论，本来只不过是学究式的伎俩，是captatio benevolentiae〔企图哗众取宠〕，而隐藏在这背后的是显然想利用有产阶级恐惧心理的企图。
招贴“煽起激情”，招贴“煽起特别是对当局的罪恶的仇恨和复仇的火焰”，招贴“号召 无知的群众游行示威，而游行示威则会危险地〈！〉破坏秩序并超出法定自由的范围”。所以招贴必须禁止。
换句话说，联合起来的封建主、官僚和资产者去年秋天用武力举行了政变，而现在打算靠议会给我们钦定一些为了使这些先生们能够安然享受自己的胜利成果所必需的补充法令。他们讨厌死了“激情”，他们用各种手段来扑灭“对当局的罪恶的仇恨和复仇的火焰”——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权力机关了——，来恢复“秩序”和重新把“法定自由”限制在适合于他们的范围之内。而这些范围将是什么样的，可以从里德尔先生把绝大多数人民称为“ 无知的群众”这一点判断出来。
里德尔先生感到侮辱这班“无知的群众”的话还说得不够。他继续说道：
“阅读这些〈包含在招贴中的〉报道的，多半正好是人民中的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最不习惯看书面报道，不能像惯于阅读并熟悉出版物骗局的公众那样，以应有的谨慎和保留态度来衡量和检验书面报道的可靠性……”
这班无知的群众，这个最不习惯看书面报道的阶级究竟是什么人呢？也许是乌凯马尔克的农民吧？决不是，因为第一，他们是“民族的中坚”，第二，他们不读招贴，第三，他们把里德尔先生选为自己的议员。里德尔先生所指的只是 城市工人，即无产阶级。招贴是影响无产阶级的主要手段；无产阶级按自己的地位本身来说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无论在立宪制度下还是在专制制度下都是受剥削的阶级；它随时准备再拿起武器；主要威胁正是从无产阶级方面来的，所以，凡是有助于在无产阶级中保持革命毅力的一切东西，都要取缔！
但是有什么东西能比招贴更有助于在工人中保持革命毅力呢？招贴可以把每条街的拐角变为一张大报纸，过路的工人能从中得悉当天的事件和这些事件的意义，了解各种不同的观点及这些观点的反对意见，他们能在这里同时遇到不同阶级和不同见解的人，跟这些人讨论招贴的内容；简而言之，招贴对于工人来说同时既是报纸，又是俱乐部，并且这一切都是不要花费分文的！
但正好这一点是右派先生们所不喜欢的。到底还是他们对。他们从无产阶级方面受到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危险；那末大权在握的他们为什么不力求用尽一切手段来消除这种危险呢？
任何一个人也不能对此表示异议。托天之福，我们在军刀专政之下生活已经将近六个月了。我们决不幻想现在能够同我们的敌人公开作战，同样我们也决不幻想采用唯一能使我们党取得政权的手段。我们不会卑下到从道义上去责备目前占统治地位的容克地主、官僚和资产者的三角联盟，指责他们想不择手段地把我们变成奴隶。即使抱怨派先生们那种正气凛然的说教腔调和慷慨激昂的悲愤情绪本身并不是反对我们的，那末单是为了下面这一点，我们也要拒绝这类空洞的论战词句，即我们终究还是坚决希望对我们的敌人进行报复。
但我们感到奇怪的是，现在执掌政权和拥有正式多数的先生们却不像我们这样开诚布公地发表意见。很难想像还有比里德尔先生更恶劣的乌凯马尔克的代表了，可是甚至他也禁不住要在自己演说结束时声明：
“当然，我从未打算在任何程度上阻挠自由发表意见。我认为追求真理的精神斗争是自由民族的神圣事业，任何人都不得侵犯。”
在另一处地方，里德尔先生说，他希望
“容许招贴根据一般文学著作的传布原则来传布。”
在先已作了各种解释之后，这几句话应该作何了解呢？如果出版是自由的话，那末现有的政府和君主立宪目前就根本不能在文明国家中保持政权。出版自由，不同意见的自由斗争就意味着允许在出版方面进行阶级斗争。但梦寐以求的秩序却正好要压制阶级斗争，要堵塞被压迫阶级的言路。因此，那班要求安宁和秩序的人就必须消灭出版物中的不同意见的自由斗争，必须通过出版法、禁令等等来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对市场的垄断，尤其是必须直接禁止像招贴和传单这样的免费文学。这些先生们对于这一切都是很清楚的；可是他们又为什么不公开地这样说呢？
的确，里德尔先生，为什么你不建议立即恢复书报检查制度呢？要知道，此外就没有更好的手段来安定“激情”，来扑灭“对当局的罪恶的仇恨和复仇的火焰”和保障“法定自由的范围”了！Voyons，citoyen Riedel，soyons francs！〔真的，公民里德尔，让我们开诚布公吧！〕要知道事情终究会是这样的！
里德尔先生离开了讲坛。接着发言的是司法大臣，从爱北斐特来的法律顾问 西蒙斯，他是乌培河谷如海特男爵一样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后裔。
西蒙斯先生一开始讨论问题就提出了令人折服的论证。显然，他在司法部还是个新手。
司法大臣先生说，招贴是张贴在街道和广场上的，因此，“首先必然确定 街道和广场的用途是什么！！”
不错，里德尔先生值得感谢地确定了招贴的“用途”和“真正的词义”。可是，问题决不在于此，相反，而是在于“街道和广场的用途”。正是在这上头，司法大臣博得了千古不朽的荣誉。
在这个议院中，人们居然郑重其事地争论街道和广场的用途，争论只有小学生才感到深奥的语法疑难等等问题，试问，能够设想还有比这个议院更好的小学校吗？
那末，“街道和广场的用途”究竟是什么呢？
用途就是：街道…… 不“能用于任何私人目的或公共目的”。 因为“街道……的这种用途 不能得到证实！！”
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我国要有一个所谓的司法大臣——原来是要他给我们做这样意义深刻的解释。的确，现在已很清楚，为什么西蒙斯先生没有好意思向议院作自我介绍。
自然，在听了这些卓越的思想以后，大臣演说中的其他内容就丝毫不值得注意了。西蒙斯先生装作在法国法学方面博学多识的样子，把他以前担任检察官时一些久已忘怀的往事追述了一番。然后说了诸如此类的一些话：
“对这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必须〈！〉给予肯定的回答，鉴于有人在这里表示〈！！〉怀疑〈！！！〉，至少〈！！！！〉我的意见〈！！！！！〉是这样。”
最后，西蒙斯先生居然打算“批准限制招贴的法律基础”。
批准基础！西蒙斯先生，你从哪里学来的这种用语？
在里德尔和西蒙斯两位先生发表了这么绝妙的演说以后，我们自然也就不能再来谈贝伦茲先生在他们之后所作的发言了。贝伦茲先生正确地感觉到禁止招贴是针对无产阶级的，但这种思想他发挥得很不够。
一般辩论结束了。赞成en bloc〔整个地〕否决法案的是一百五十二人，反对的也是一百五十二人。顺便说说，左派当中，科伦的 吉尔先生 无故缺席。要是吉尔先生出席了的话，法案就会被全盘否决。所以，法案部分通过，应该归功于 吉尔先生。
关于草案的各别部分的讨论，我们不去谈它了。讨论的结果是人所共知的，就是对书贩建立了警察监督。
对此，书贩可以向吉尔先生表示感谢！
弗·恩格斯写于1849年4月21和23日
载于1849年4月22和27日“新莱茵报”第279号增刊和第28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308]古斯达夫-阿道夫同盟（于1832年创立）是一个为帮助德国天主教地区的基督教团体而建立的宗教组织。曾在科尼斯堡担任牧师的卢普因批评教会的教义而被革职，1846年被开除出这个同盟。——第519页。
[309]“光明之友”是1841年形成的一种宗教派别，它反对在官方新教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和虚伪为特性的虔诚主义。这个宗教反对派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不满的一种表现形式。1846年，“光明之友”运动引起了官方基督教教会的分化，分化出来的部分组成了所谓的“自由协会”。——第519页。
[310]引自普鲁士国歌。——第521页。
[311]阿塔·特洛尔是海涅的同名长诗中的主角熊的名字。诗中许多地方，特别是第7章，谈的都是厌恶人类的熊对人们嘲笑的憎恨。——第5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