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旧普鲁士的财政

科伦2月21日。我们必须补充一下本报第224号刊载的我们那篇评论博德尔施文克之流和普鲁士财政部门的文章。 ［注：见本卷第343—354页。——编者注］我们曾在那篇文章的结尾指出，记入国库表册中的款项，比根据国家储金总局的决算拔给国库的款项少了27127塔勒（上次误印为17127）。后来，我们在政府公布的报告中发现了一项记载，这项记载可以解决这笔钱下落不明的谜。

原来，1844年的行政开支中为数2000002塔勒的所谓储蓄，并没有以现款拨交国库，而是用这笔钱购买了普鲁士的国库债券。由于当时国库债券的行市不利，在购买时亏损了27127塔勒。普鲁士大臣们是——或者以前是——一些出色的财政家！这一点从这件事中也可以看出来。因此，关于这27127塔勒的去向，我们就不必再质问前任的大臣先生们了。我们可以告诉他们的只有一点：他们的善于经营的本领在这件事情上使我们遭到的损失不只是27000塔勒，而是400000塔勒以上。这种责难首先是针对弗洛特韦尔先生的，因为他当时是财政大臣。也许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但是对于国家来说，它的大臣们使它遭受损失是由于自己无能还是由于心怀恶意，这反正都一样。研究这个问题可能只有这位大臣的亲属有兴趣。

当时的国库大臣冯·梯勒在其1847年4月6日关于国库的报告书中完全公开地宣称，在国库方面确定了以下两条基本规则：

（1）国库的现金永远应当是 硬币；

（2）除了军备开支以外，不得从国库支取任何金额。

至于第一条规则，那末既然一般地必须有国库存在，那当然只有在国库中存有 现金或贵重金属的情况下，国库才有意义。一个无法依靠人民的政府，为了以防万一，必须在所谓的艰难时期拥有某种后备。当政府的信用在交易所里也开始动摇的时候，政府必须有资金储备，以便摆脱这种困难的境况，而这只有靠现金或贵重金属才能做到。黄金和白银在任何时候都能开启资产阶级的心扉。而国家证券的贬值则是使交易所的“尊严”也要丧失的最有效的办法。当国家的信用大降，以致需要国库来支持的时候，没有比向交易所抛出国库债券并为其找寻买主更有失体面的了。观察过大交易所生活的人都知道，在国家信用下降时向金融投机商抛售国家证券，这些投机商会表现出何等蔑视的表情和姿态。话又说回来，这种投机商人可能是商业枢密官，甚至还是非常“善意的”枢密官。

可见，购买国库债券是普鲁士政府所能采取的最不成功的措施。

冯·梯勒先生在上述的报告书中声明，他 被迫接受了1972875塔勒的国库债券，而不是2000002塔勒的现金。我们认为，所谓他似乎是“被迫”这样做的解释没有任何意义。不过，如果报告可靠的话，国家证券就是由国家储金总局购买的。否则，全部金额会以现金转交国库。因此，弗洛特韦尔先生看来是和这个成功的财政措施有着密切的关系。

小资产阶级的悭吝使人竭力在利息上面打算盘，但是不能使人考虑全国范围的重大财务问题。这种悭吝怎样导致双倍亏本的可耻的结局，这从以下的数字中可以看出来。

在买进时比票面价格亏损了……………………27127塔勒

应当加上在卖出时的更大的亏损。从1848年3月到7月初，国库债券的行市摇摆于66％（“买主”）（4月4日）和83．5％（“卖主”）（3月21日）之间。而因为在卖出时刚出现大量的证券，行市就立即下跌，所以应该认为政府卖出它的国库债券没有高于债券价格的70％。由此可见，在卖出时亏损了，亏损数目大约不少于票面价值1972875塔勒的30％，也就是……………591840塔勒

总计………618967塔勒

的亏损。从这里应当减去三年的利息（每年69048塔勒），共…………………………………………………………207144塔勒

这样，纯亏损的金额大概是……………………………411823塔勒

几乎损失了全部金额的1/4，并且国家的信用由于国库债券行市的下跌而受到了更严重的破坏。

我们之所以详谈普鲁士财政大臣和国库大臣弗洛特韦尔—梯勒之流的英明手段的这个小小的范例，仅仅是因为这个例子是对我们上面谈到的那篇文章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否则，当许多重大事件为我们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材料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研究这类小事情了。

卡·马克思写于1849年2月21日

载于1849年2月23日“新莱茵报”第22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