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
[207]
一
科伦2月14日。我们一再指出，在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以后出现的甜蜜幻想，例如幻想达到各族人民的普遍友爱，建立欧洲联邦共和国和实现永久和平，实质上只是掩盖了当时思想界的领导人物们极端的张惶失措和庸碌无能。这些人看不到或者不愿看到，为了捍卫革命需要做些什么；他们不能或者不想采取任何真正革命的措施；一些人的故步自封和另一些人的反革命阴谋——这一切就使得人民仅仅得到的只是一些温情脉脉的漂亮话，而不是采取革命行动。夸夸其谈的恶棍拉马丁，就是这个在诗意盎然的美丽辞藻和华而不实的悦耳言词掩盖下背叛人民的时代的典型人物。
进行过革命的各族人民都懂得，他们当时由于轻信浮华的言词和虚夸的保证，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结果不是革命的安全得到保障，而是到处成立了暗中破坏革命的反动议会；不是实现了过去在街垒上所许下的诺言，而是反革命在那不勒斯、巴黎、维也纳和柏林得胜，米兰的陷落和反对匈牙利的战争发生；不是各族人民结成兄弟同盟，而是“神圣同盟”在英国和俄国的庇护下重新恢复。那些在4月和5月里还兴高采烈地欢迎这些浮华言词的人，现在只好满面羞愧地回味他们当时怎样受了这些傻瓜和恶棍的欺骗了。
沉痛的经验使人们认识到，要实现“欧洲各族人民的兄弟同盟”，不能依靠空洞的言词和美好的意愿，而必须通过彻底的革命和流血的斗争；问题不在于欧洲各族人民在一个共和国的旗帜下结成同盟，而在于革命的各族人民结成反对反革命民族的同盟，这种同盟不是在纸上，而只有在战场上才能实现。
这种沉痛的、然而是必要的经验使整个西欧不再相信拉马丁的漂亮话了。相反地，在东欧却还有一些貌似民主和革命的派别，继续做这种漂亮话和柔情蜜意的应声虫，继续宣扬关于欧洲各族人民友爱的福音。
这些派别（我们撇开某些愚昧无知的德国空想家如阿·卢格先生等等不谈）就是各斯拉夫民族的民主泛斯拉夫主义者。
我们看到的民主泛斯拉夫主义的纲领，是一本小册子：“对斯拉夫人的号召。俄国爱国志士、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代表米哈伊尔·巴枯宁著”1848年克顿版[208]。
巴枯宁是我们的朋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批评他的小册子。
我们就来看看，巴枯宁怎样在他的呼吁书中一开头就陷入了去年3月和4月的幻想：
“革命生活的第一个特征，就是高呼憎恨旧的压迫，高呼同情和热爱一切被压迫民族。各族人民……终于体验到了旧的外交所带给人类的耻辱，并且已经认识到，只要欧洲还有一个民族受着压迫，各民族的幸福安宁就无法得到保障……打倒压迫者！——响起了一致的呼声。光荣归于被压迫的人们，归于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其他各族人民！不应当再进行侵略战争，但必须把最后一次战争，即争取各族人民彻底解放的光荣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废除各种暴君会议基于所谓历史的、地理的、贸易的和战略的考虑强行划定的各种人为的界线！除了各族人民本身的主权意志根据其民族特点所确定的界线，即根据正义和民主的精神划定的自然界线以外，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界线。这就是各族人民一致的呼声。”（第6页和第7页）
从这段话中我们已经完全可以重新看到革命最初几个月中的那种一味耽于幻想的狂热。这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实际存在的妨碍这种普遍解放的障碍，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其差别如此之大的各个文明发展阶段，以及由这一点所决定的各族人民的不同政治要求。“自由”一词代替了这一切。这里根本没有谈到现实，即使不得不谈一谈的时候，现实也被描绘成为由那些“暴君会议”和“外交家们”任意制定的某种绝对不中用的东西。书中简单地把绝对不能违反的、无条件地要求“自由”的冒牌的人民意志同这种可憎的现实对立起来。
我们已经看到，它们中间谁更有力。冒牌的人民意志所以如此可耻地受到欺骗，正是因为它轻信那种脱离实际存在的关系的如此荒诞的抽象概念。
“革命已经以其充分的权力宣布解散那些专制国家，如普鲁士邦……奥地利……土耳其帝国……和暴君们的最后希望——俄罗斯帝国……革命已经宣布这一切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欧洲共和国总联邦。”（第8页）
在这里，在西方，我们真正应该感到奇怪的是，当这一切美好计划刚一付诸实现就遭到了失败的时候，居然还有人认为这些计划是某种值得赞扬的伟大的东西。要知道，糟糕的是，正是由于：革命虽“以其充分的权力宣布解散那些专制国家”，但同时它又“以其充分的权力”根本不去动手实现自己的法令。
当时召开了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完全赞成这些幻想。请听：
“我们亲身体验到我们有共同的历史〈？〉和血统关系。我们宣誓，决不容许别人再把我们的命运分开。我们诅咒那个长期使我们成为它的牺牲品的政策，我们自己给自己确立了完全独立的权利，并庄严地宣誓，一切斯拉夫民族今后都应该获得这种独立。我们承认波希米亚［注：即捷克。——编者注］和莫拉维亚的独立……我们向德国人民，向民主的德国伸出友谊之手。我们代表我们那些居住在匈牙利的人，向马扎尔人，向我们种族的凶恶敌人建议结成兄弟同盟……在我们的解放同盟中，我们也没有忘记我们那些呻吟在土耳其人压迫之下的兄弟。我们庄严地诅咒那个曾经三度瓜分波兰的罪恶政策……我们说出了这一切，我们要同各民族的一切民主主义者〈？〉一起要求：实现各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第10页）
民主泛斯拉夫主义居然到现在还提出这些要求：
“当时我们对我们的事业充满信心……正义和人道完全在我们这一边，而在我们敌人那一边的只是违法和野蛮。这不是我们所醉心的那种虚无飘缈的幻想，而是唯一正确和必要的政策即革命政策的思想。”
“正义”、“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独立”——直到现在除了这些或多或少属于道德范畴的字眼外，我们在泛斯拉夫主义的宣言中没有找到任何别的东西。这些字眼固然很好听，但在历史和政治问题上却什么也证明不了。“正义”、“人道”、“自由”等等可以一千次地提出这种或那种要求，但是，如果某种事情无法实现，那它实际上就不会发生，因此无论如何它只能是一种“虚无飘缈的幻想”。布拉格代表大会以后许多斯拉夫人所起的作用，本来应当打破泛斯拉夫主义者的幻想；他们本来应当认识到，用一切善良愿望和美好幻想丝毫也不能左右铁的现实，他们的政策同法兰西共和国的政策一样，很少能说是“革命的政策”。但是，他们直到现在，即1849年1月，还向我们端出那一套陈词滥调，殊不知由于实行了血腥的反革命，西欧已对这一套陈词滥调的内容绝望了！
关于建立“各族人民的普遍的兄弟同盟”和划定“各族人民本身的主权意志根据其民族特点所确定的界线”问题，我们再说一句话。美国和墨西哥是两个共和国；这两国的人民都是自主的。
根据道德的理论，这两个共和国本来应当是“兄弟的”和“结成联邦的”国家，但是，由于得克萨斯问题，在它们之间爆发了战争；美国人民的“主权意志”依靠美国志愿军的勇敢，从“地理的、贸易的和战略的考虑”出发，把自然确定的边界线向南推移了几百英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次战争虽然有力地打击了巴枯宁以“正义和人道”为依据的理论，但它完全是为了文明的利益进行的。巴枯宁是否要谴责美国人进行这种“侵略战争”呢？富饶的加利福尼亚从对它毫无作为的懒惰的墨西哥人手中摆脱出来，这有什么害处呢？如果精力充沛的美国佬迅速地开发那里的金砂矿床，增加流通手段，在短时间内在太平洋沿岸最适宜的地方集中稠密的人口，开展广泛的贸易，建立许多大城市，开辟轮船交通，铺设从纽约到旧金山的铁路，第一次使太平洋真正接触现代文明，在历史上第三次为世界贸易开辟新的方向，那有什么不好呢？当然，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的某些西班牙人的“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遭到侵害；“正义”和其他道德原则也许会受到一些破坏；但是同那些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比较起来，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要顺便指出，这种不顾各族人民的历史状况和社会发展阶段而硬要把它们联合起来建立各族人民普遍的兄弟同盟的理论，早在革命前很久就受到了“新莱茵报”编辑们的批评，而且当时批评的是这些编辑的好友——英国和法国的民主主义者。这可以在当时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民主报刊上找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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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专门谈到泛斯拉夫主义，我们在“新莱茵报”第194号［注：见本卷第200—204页。——编者注］上已经指出，如果撇开民主泛斯拉夫主义者的真诚的自我欺骗不谈，泛斯拉夫主义的目的实际上无非是要给那些在历史、文学、政治、贸易和工业方面都依附于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零散的奥地利斯拉夫人一个据点，这个据点一方面是俄国，另一方面是由斯拉夫人的多数所统治的、依附于俄国的奥地利联合君主国。我们已经论证过，那些几百年来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而被历史拖着走的小民族，必然要成为反革命的民族，而且它们在1848年革命中所采取的全部立场的确都是反革命的立场。既然民主泛斯拉夫主义的宣言不加区别地要求一切斯拉夫人都获得独立，我们应该再来谈谈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指出，对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民主主义者来说，政治上的浪漫和温情是可以原谅的。除了波兰人以外（由于很明显的原因，波兰人不是泛斯拉夫主义者），这些人全都属于这样的民族，这些民族或者像南方斯拉夫人一样，由于其全部历史状况必然是反革命的民族，或者像俄罗斯人一样，距离革命还很远，因此它们至少在目前还是反革命的。这些由于在国外所受的教育而具有民主主义情绪的派别，企图把自己的民主主义观点同自己的民族感情调和起来，大家知道，这种感情在斯拉夫人身上表现得非常强烈；因为现实世界，他们本国的实际状况不能为这种调和提供任何根据，或者只能提供一些假想的根据，所以除了彼岸的“梦想的空中王国”[210]、美好愿望的世界，幻想的政治以外，他们就一无所有了。如果克罗地亚人、潘都尔兵和哥萨克人是欧洲民主的先锋队，如果西伯利亚共和国大使在巴黎呈递国书，那该多好呵！当然，这是美妙的前景；但是，就连最激烈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也不要求欧洲民主必须等待这种前景的实现，目前恰好正是宣言专门为其要求独立的那些民族，是民主的特别凶恶的敌人。
我们重复一遍，除了波兰人、俄罗斯人——充其量还有土耳其的斯拉夫人——以外，没有一个斯拉夫民族是有前途的，原因很简单：其他一切斯拉夫人都没有具备为独立和维持生命力所必需的历史、地理、政治和工业的条件。
那些从来没有自己的历史，从达到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即最低阶段的时候起就陷于异族统治之下，或者只是由于异族的压迫才被强迫提高到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的民族，是没有生命力的，是永远也不可能获得什么独立的。
奥地利斯拉夫人的命运正是这样。捷克人（我们把莫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也算在内，尽管他们的语言和历史有所不同）从来没有自己的历史。从查理大帝时代起，波希米亚就并入了德国。有一个短时期，捷克民族曾经获得了解放，建立了大莫拉维亚帝国，但是很快又被征服了，在五百年中它一直像皮球一样，在德国、匈牙利和波兰之间被抛来抛去。此后，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最后并入了德国，斯洛伐克地区则留给了匈牙利。这个在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民族”还要要求独立吗？
所谓南方斯拉夫人的情况也是如此。伊利里亚的斯洛文尼亚人、达尔马戚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绍克人[211]的历史何在呢？从十一世纪开始，他们就连政治独立的最后一点影子也丧失了，他们分别受到德国人、威尼斯人和马扎尔人的统治。现在竟有人想把这些破烂的碎片拼凑成一个坚固、独立并且有生命力的民族！
不仅如此。如果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像波兰人、马扎尔人和意大利人一样，是一个紧密的实体，如果它们能够联合成一个拥有一千二百万到两千万人口的国家，那末他们的要求倒会有一些认真的性质。但事实上情况恰好相反。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已经像一个大楔子楔入他们中间，直抵喀尔巴阡山的最边缘，差不多已到达黑海；他们用一条宽达六十到八十英里的广阔地带把捷克人、莫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同南方斯拉夫人隔开。居住在这个地带以北的五百五十万斯拉夫人，同居住在这个地带以南的五百五十万斯拉夫人，被一个由于历史和必然性的缘故而成为同盟者的一千万到一千一百万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紧密实体分开了。
但是，为什么五百五十万捷克人、莫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不能建立一个国家，另外的五百五十万南方斯拉夫人也不能同土耳其的斯拉夫人一起建立另一个国家呢？
请随便拿一张精确的语言分布图来，看一看捷克人和在语言上与捷克人相近的邻族的分布情形。他们像楔子一样插在德国中间，但两边都受到德国人的压迫和排挤。波希米亚三分之一的居民讲德语；在波希米亚捷克人和德国人的比例是34比17。但是正是捷克人应当成为计划中的斯拉夫国家的核心，因为莫拉维亚人也同德国人混杂得很厉害，而斯洛伐克人则同德国人和马扎尔人混杂在一起，在民族关系上他们已经完全衰落了。如果到头来这个国家仍然受德国城市资产阶级的统治，那这算是什么斯拉夫国家呢？！
南方斯拉夫人的情况也是如此。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把德国和匈牙利同亚得利亚海隔开，但德国和匈牙利出于“地理上和贸易上的考虑”，是不能让别人把它们同亚得利亚海隔开的。诚然，这种地理上和贸易上的考虑对于巴枯宁的幻想来说并不是一种障碍，然而这种考虑毕竟是存在的，并且对于德国和匈牙利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像从但泽到里加的波罗的海海岸对于波兰一样。在问题关系到各大民族的存在和其一切资源的自由发展的地方，悲天悯人地对某些分散在各个不同地方的德国人或斯拉夫人表示关切，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何况这些南方斯拉夫人到处都同德国人、马扎尔人和意大利人混杂起来了，在这里，随便翻开语言分布图就会看出，计划中的南方斯拉夫国家会变成许多零零碎碎的小块，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整个国家也要落入的里雅斯特、阜姆、萨拉的意大利资产者和阿格拉姆、莱巴赫、卡尔施塔特、泽姆林、潘切沃、威斯基尔欣［注：克罗地亚称作：里耶卡、萨达尔、萨格勒布；斯洛文尼亚称作：柳布梁纳；克罗地亚称作：卡尔洛瓦茨；塞尔维亚称作：泽蒙、潘切沃、贝拉茨尔克瓦。——编者注］的德国资产者手中！
但是，奥地利的南方斯拉夫人不能并入到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摩尔拉克人[212]和保加利亚人中去吗？当然，如果除了上述的困难以外，奥地利边疆居民对居住在沙瓦河和乌纳河东岸的土耳其斯拉夫人没有世仇的话，这样做是可能的。但是，尽管他们属于同一个族系，这些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把对方看作骗子手和土匪的人彼此之间的仇恨，甚至比斯拉夫人和马扎尔人之间的仇恨还要大得多。
其实，如果能够帮助奥地利的斯拉夫人获得他们的所谓“权利”，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处境会十分令人惬意！那样一来，在西里西亚和奥地利之间，会插入一个独立的波希米亚-莫拉维亚国家；奥地利和施梯里亚同它们通向亚得利亚海和地中海的天然出口的联系就会被“南方斯拉夫共和国”切断；德国的东部就会像被老鼠啃碎了的面包一样，被弄得支离破碎！这一切就是对德国人的报答，因为德国人曾经努力使顽固的捷克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开化起来，在他们那里建立贸易和工业以及多少还过得去的农业和文化！
然而，正是这种以开化为名而加在斯拉夫人身上的羁绊，构成了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滔天罪行！请大家听听下面的话吧：
“你们的愤怒是正当的，你们有权要求对那种万恶的德国政策进行报复，因为这种政策只想使你们遭到灭亡，使你们世世代代遭受奴役”……（第5页）“……马扎尔人，我们种族的凶恶敌人，一共才不过四百万人，他们却吹嘘要把羁绊加到八百万斯拉夫人的身上……”（第9页）
“我知道马扎尔人对我们的斯拉夫弟兄干下的一切坏事，我知道他们对我们的民族所犯下的罪行，我知道他们如何鄙视我们的语言，如何践踏我们的独立。”（第30页）
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对斯拉夫民族所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这里不谈瓜分波兰的事情，这个问题与此无关，我们只谈据说是斯拉夫人所蒙受的“世世代代的不公平待遇”。
德国人在北方从斯拉夫人手中重新夺回了起初属于德国而后来属于斯拉夫人的由易北河至瓦尔塔河的那片地区；所以要夺取这片地区，是由于从瓜分卡罗林君主国而产生的“地理上和战略上的考虑”。这些斯拉夫地区已经完全德意志化；这已是既定事实，而且已经无法挽回，除非泛斯拉夫主义者能够找到已经消亡了的索布语、温德语和奥博德里特语，并把这些语言强加于莱比锡、柏林和施特廷［注：波兰称作：茲杰辛。——编者注］的居民。但上述夺取行为是有利于文明的，这一点至今还没有人否认过。
在南方，当德国人发现各斯拉夫部族的时候，它们都已经零零散散。这是那些曾经占据过后来为马扎尔人所占领的地区的非斯拉夫族的阿瓦尔人所干的事情。德国人强迫这些斯拉夫人纳贡，并同他们进行了多次的战争。德国人也同阿瓦尔人和马扎尔人进行了这样的战争，结果从他们手中夺取了由恩斯河至莱达河的整个地区。德国人在这里强迫他们德意志化，而各斯拉夫地区的德意志化过程则和平得多，是通过移民和比较发达的民族影响比较不发达的民族来实现的。德国的工业、德国的贸易和德国的文化自然也把德国的语言带到了这些地区。至于说到“压迫”，那末斯拉夫人所受到的德国人的压迫，并不比德国人民大众所受的压迫更重。
至于说到马扎尔人，那末要知道，在匈牙利住着大量的德国人，但是马扎尔人从来没有理由抱怨“万恶的德国政策”，虽然他们总共只有“约四百万人”！如果说“八百万斯拉夫人”在八个世纪中一直被迫忍受四百万马扎尔人所加在他们身上的羁绊，那末，单单这一点便能充分证明：究竟谁具有更大的生命力和更富有精力——是人数众多的斯拉夫人呢，还是为数不多的马扎尔人！
当然，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滔天“罪行”在于，他们妨碍了这一千二百万斯拉夫人受土耳其人同化！要不是德国人和马扎尔人把这些在历史上起了如此微小的作用的零散的小民族凑在一起，并领导他们去同穆罕默德和苏雷曼的军队作战，要不是他们的这些所谓“压迫者”决定了为保护这些弱小民族而进行的各次战役的结局，那末，这些民族会落到什么地步呢！直到今天还受着“七十万奥斯曼人蹂躏”的“一千二百万斯拉夫人、瓦拉几亚人和希腊人”的命运不是非常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吗？（第8页）
最后，在欧洲几个大君主国一般地说已经成了“历史的必要性”的时代，德国人和马扎尔人把所有这些弱小民族联合成为一个大的国家，从而使这些民族能够参预历史的发展（否则他们光靠自己始终是无法过问历史的发展的），能否认为这是“罪行”和“万恶的政策”呢！当然，在这种情况下难免践踏几朵娇嫩的民族鲜花。但是，没有暴力，没有坚定不移的无情手段，历史上任何事情都是不会成功的。如果亚历山大、凯撒和拿破仑也是一些像泛斯拉夫主义者现在为了维护其衰弱不堪的被保护人而要求的那种软心肠人，那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呢！而波斯人、赛尔特人和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居民在哪方面不如捷克人、奥古林人和奥地利边防军马队呢？
但是 现在，由于工业、贸易和交通的长足进展，政治上的集中成了比当时即比十五和十六世纪更加迫切的要求。凡是还能集中的一切，都正在集中。正是 现在，出现了泛斯拉夫主义者，他们要求我们“解放”这些已经半德意志化的斯拉夫人，要求我们消灭斯拉夫人的一切物质利益强加于这些斯拉夫人的集中。
一句话，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对上述斯拉夫人所犯下的“罪行”，原来是最好的、值得感激的行为，原来是我国人民和匈牙利人民在自己历史上可以夸耀的行为。
至于说到马扎尔人，那末这里还必须特别指出，他们从革命开始的时候起，对待目空一切的克罗地亚人就过于迁就和软弱。大家都知道，科苏特除了没有让他们的代表在议会中用克罗地亚语发言以外，对他们作了一切可能的让步。唯一可以责备马扎尔人的地方，就是他们对这个本性就是反革命的民族让步太多了。
二
科伦2月15日。昨天我们在文章的最后曾经指出，奥地利的斯拉夫人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历史，在历史、文学、政治、贸易和工业方面他们都依赖于德国人和马扎尔人，他们部分地已经被德国人、马扎尔人和意大利人同化了，一旦成立许多独立国家，统治这些国家的也不会是他们，而是他们城市中的德国资产阶级和意大利资产阶级，最后，无论是匈牙利，还是德国，都不会容许割去和单独成立这种没有生命力的小的中间国家。
但是这一切也许还不会有决定意义。如果斯拉夫人在他们受压迫的某一个时期开始 新的革命历史，那末他们仅用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自己是有生命力的。从这个时候起，革命就会要求他们求得解放，而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局部利益就会在欧洲革命的更重要的利益面前消失。
可是这种情形过去恰好一次也没有发生。斯拉夫人——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总是把波兰人除外，——恰好是经常充当 反革命的主要工具。他们在家里受压迫，在外边，在斯拉夫人影响所及的一切地方，他们却是 一切革命民族的压迫者。
请不要反驳我们，说我们在这里似乎是在维护德国人的民族偏见。德国、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的报纸上有事实为证，正是“新莱茵报”的编辑们，早在革命 以前很久就最坚决地反对过德国人的民族局限性的一切表现[213]。虽然和其他一些人不同，他们没有人云亦云地对德国的一切乱加指责，但是他们历史地指出和无情地揭露了德国由于它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由于它的工业不发达，而在历史上无疑起过的那种卑鄙作用；他们向来承认，西方那些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英国人和法国人，同落后的德国人比较起来有许多长处。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有权不赞成斯拉夫人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并像我们谴责我们自己的民族一样来严厉谴责其他民族。
直到现在人们总是说， 德国人是全欧洲专制制度的雇佣兵。我们丝毫不打算否认德国人在1792—1815年反对法国革命的历次可耻战争中，在1815年以后压迫意大利和1772年以后压迫波兰的过程中所起的可耻作用；但是，谁在背后为德国人撑腰呢？谁利用他们来作自己的雇佣兵或先锋队呢？是英国和 俄国。要知道，俄国人直到现在还在吹嘘，说他们用无数的军队决定了拿破仑的垮台。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有一点无论如何是不容置疑的，这就是在以自己的优势兵力把拿破仑由奥得河击退到巴黎的那些军队中，有四分之三是斯拉夫人，俄国的斯拉夫人或奥地利的斯拉夫人。
但是，德国人压迫过意大利人和波兰人呀！在瓜分波兰的时候，是一个斯拉夫国家和一个半斯拉夫国家彼此之间进行竞争；镇压考斯丘什科的军队大多数是由 斯拉夫人组成的；吉比奇和帕斯凯维奇的军队完全是 斯拉夫军队。在意大利，只有tedeschi〔德国人〕在一个长时期内享有压迫者的臭名。但是，再问一次，可以最好地被用来进行压迫、而其残暴行为都算在德国人身上的那些军队又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呢？还是 斯拉夫人。请到意大利去问一问，是谁镇压了米兰的革命。现在已经不会有人对你说，这是tedeschi干的，——自从tedeschi在维也纳进行了革命以后，人们已经不再仇视他们了，——人们会说，这是croati〔克罗地亚人〕干的。现在意大利人用这个名称称呼一切奥地利军队，就是说，称呼他们最痛恨的一切：i croati！
但是，如果斯拉夫人无论在什么地方认真地参加了1848年的运动，如果他们迅速地加入到革命民族的行列中来，那这些责难就会是多余的、不公正的。只要大胆地进行一次民主革命的尝试，纵然遭到失败，也可以使各族人民忘却他们许多世纪的耻辱和怯懦，也可以使一个即使是深受鄙视的民族的名誉马上得到恢复。德国人在去年已经有过这种体验。但是当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和马扎尔人举起革命旗帜的时候， 斯拉夫人却像一个人一样全都站到 反革命的旗帜下面了。走在前面的是很久以来一直对马扎尔人坚持其反革命的分离主义打算的南方斯拉夫人，其次是捷克人，他们后面是武装起来的、准备在决定关头投入战斗的 俄国人。
大家知道，在意大利，马扎尔的骠骑兵曾经大批投向意大利人；在匈牙利，整个整个的意大利营听从匈牙利革命政府的指挥，并且现在还在匈牙利旗帜下作战；大家知道，德国兵团在维也纳是怎样对待人民的；甚至在加里西亚，这些兵团也决不是可靠的部队；大家知道，曾有大批波兰人，不分奥地利的波兰人，还是非奥地利的波兰人，在意大利、维也纳和匈牙利同奥地利的军队作过战，并且现在还在喀尔巴阡山地区作战；但是有谁听说过捷克军队和南方斯拉夫军队举行过起义来反对黑黄旗 ［注：即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编者注］呢？
恰恰相反，至今大家所知道的只是：其基础已经动摇的奥地利，由于斯拉夫人的黑黄色狂热才得到了保全，暂时获得了巩固；正是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达尔马戚亚人、捷克人、莫拉维亚人和卢西人给文迪施格雷茨和耶拉契奇提供了军队去镇压维也纳、克拉科夫、里沃夫和匈牙利的革命。现在我们又从巴枯宁那里得知， 驱散布拉格 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并不是德国人，而是加里西亚的、捷克的、斯洛伐克的 斯拉夫人，而且“ 只是斯拉夫人”！（第33页）
1848年革命强迫欧洲的一切民族表明态度：是拥护这次革命，还是反对这次革命。在一个月内，已经成熟到能够进行革命的一切民族都进行了革命，而没有成熟到能够进行革命的一切民族都联合起来反对革命。在那个时候，应当把东欧民族的混乱状态弄清楚。当时的问题在于：哪个民族将在这里发起革命，哪个民族将发挥最大的革命毅力，从而保证自己的未来。斯拉夫人仍然是那样无声无息，而忠实于自己以前的历史作用的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则领导了运动。于是，斯拉夫人就完全投入了反革命的怀抱。
而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情况怎样呢？
我们再重复一遍：奥地利斯拉夫人中间的所谓民主派，不是恶棍，就是空想家，而那些在本民族中不能为从国外输入的思想找到基础的幻想家又经常被那些恶棍牵着鼻子走。在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上，空想家们占了上风。当 贵族泛斯拉夫主义者图恩伯爵和帕拉茨基等人觉得这种空想是一种危险东西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空想家出卖给了文迪施格雷茨和黑黄色反革命。这个为充满了幻想的布拉格青年所维护的幻想家代表大会竟被本民族的士兵们所驱散，人们竟用一种斯拉夫人的军事代表大会来和这个想入非非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对抗，这是多么辛辣而难堪的讽刺啊！占领了布拉格、维也纳、里沃夫、克拉科夫、米兰和布达佩斯的奥地利军队，才是真正的，积极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
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结果，证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幻想是多么没有根据和虚无飘缈。如果是在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那里，轰击像布拉格这样一个城市的事件一定会引起对压迫者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可是捷克人怎么样呢？他们却去亲吻那些把他们抽打得遍体鳞伤的鞭子，他们却热烈地向他们的兄弟在它下面被处死刑、他们的妻子在它下面遭到凌辱的那面旗帜宣誓。布拉格的巷战对奥地利的民主泛斯拉夫主义者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他们为了他们的可怜的“民族独立”的前途，竟把民主和革命出卖给奥地利君主国，出卖给这个正如巴枯宁本人在第二十九页上所说的“为在欧洲的心脏系统地实行专制制度效力”的“中心”。我们总有一天还要无情地报复斯拉夫人这种出卖革命的怯懦而卑鄙的行为。
这些叛徒们也终于开始明白，他们受了反革命的欺骗，根本谈不到“斯拉夫的奥地利”，以及“各民族平等的联邦国家”，更不用说为奥地利斯拉夫人建立民主的机关。耶拉契奇这个并不比奥地利斯拉夫人中的其他大多数民主主义者更坏的恶棍，痛心疾首地悔恨他这样被人利用了，而斯特拉蒂米洛维奇为了不再被人利用，宣布要公开起义反对奥地利。现在斯拉夫菩提树[214]所属各团体又在到处反对政府，他们根据沉痛的经验一天比一天深刻地认识到，他们上了别人的什么圈套。但是现在已经太晚了；他们无力在自己的祖国反对由他们自己改组过的奥地利军阀，他们遭到了被他们所出卖的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遗弃，他们遭到了革命的欧洲的遗弃，他们将被迫忍受那种在他们的帮助下加在维也纳人和马扎尔人身上的军事专制制度。“要服从皇帝，这样奥皇军队就不会像对待造反的马扎尔人一样来对待你们。”拉亚契奇总主教的这句话表明，在最近时期中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
波兰人的行动截然不同！八十年以来他们一直受压迫，受奴役，遭到破产，他们始终站在革命方面，并且宣布，波兰的革命化同波兰的独立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巴黎、维也纳、柏林，在意大利和匈牙利，波兰人都参加了历次革命和革命战争，不管是反对德国人、斯拉夫人、马扎尔人，或者即使是反对 波兰人都是一样。波兰人是没有任何泛斯拉夫主义欲望的唯一斯拉夫民族。他们能够成为这样的民族，是有充分理由的：压迫他们的，主要是 他们自己的所谓 斯拉夫兄弟，而波兰人对俄罗斯人的仇恨甚至超过对德国人的仇恨——他们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正是因为波兰的解放同革命密切地联系着，正是因为“波兰人”和“革命者”两个词成了同义语，波兰人就赢得了全欧洲的同情，保证了他们民族的复兴，而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和俄国人却受到全欧洲的憎恨，整个西方都用流血的革命战争来反对他们。
奥地利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们当然明白：他们的愿望，一般说来凡是可以实现的，都已经在俄国保护下重新恢复起来的“奥地利联合君主国”中实现了。如果奥地利瓦解了，那末等待着他们的前途将是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革命恐怖主义，而决不会像他们所想像的那样，是在奥地利统治下受奴役的一切民族的解放。因此，他们只有指望保全奥地利，而且为了使斯拉夫人在这个国家中保持多数，指望加里西亚仍然属于奥地利。可见， 泛斯拉夫主义的利益是同 波兰的复兴 直接相矛盾的，因为没有加里西亚的波兰，不是从波罗的海一直伸展到喀尔巴阡山的波兰，就不是波兰。但是，正因为如此，“斯拉夫的奥地利”是极其虚无飘缈的幻想，因为正像奥地利直到最近几个月的全部历史所证明的，如果没有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统治、没有维也纳和布达佩斯这两个中心，奥地利就要重新瓦解。所以，泛斯拉夫主义的实现只能是俄国对奥地利的庇护。因此，公开反动的泛斯拉夫主义者拚命保全“联合君主国”，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唯一能够挽救一点什么东西的手段。但是所谓的民主泛斯拉夫主义者面临着一种极其困难的抉择：他们或者是放弃革命，借助于“联合君主国”至少部分地挽救民族特性，或者是放弃民族特性，通过瓦解“联合君主国”的办法挽救革命。在那个时刻，东欧革命的命运，是取决于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立场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紧要关头，由于自己微不足道的民族希望，把革命出卖给了彼得堡和奥里缪茨！
如果德国的民主派在它的纲领中把归还亚尔萨斯、洛林和在一切方面都倾向于法国的比利时的要求列入头条，借口说那里的居民大多数是德国人，那我们将怎么说呢？如果德国的民主派打算成立泛日耳曼德国—丹麦—瑞典—英国—荷兰同盟，以便“解放”说德语的一切国家，那他们会是多么令人可笑呵！幸运的是，德国民主派的发展已经超过了这些幻想。1817年和1830年，德国的大学生们曾经醉心于这类反动的幻想，而现在全德国都给他们以应有的评价。只是在德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这类虚无飘缈的幻想之后，德国的革命才有了可能，德国人民才开始起了一些作用。
但是，泛斯拉夫主义的幼稚性和反动性并不比泛日耳曼主义少些。当你们读到去年春季的布拉格泛斯拉夫主义运动的历史时，你们会感到，你们被抛回三十年以前去了：三色饰带、古式服装、古斯拉夫的祈祷仪式、原始森林时代及其风俗的完全复原；“同盟会”是真正的德国大学生联合会[215]，斯拉夫人代表大会是瓦特堡纪念大会[216]的再版；还是那一套话，还是那些幻想，而且还是那首悲伤的歌曲：“我们建筑了美丽的大厦”[217]等等。谁想读一下这首译成了斯拉夫散文的著名歌曲，就让他读一读巴枯宁的小册子。
德国大学生联合会的会员们曾经长期受着强烈的反革命情绪、极端的仇法情绪和最狭隘的民族情感的支配，后来他们全都成了他们仿佛曾经醉心过的事业的叛徒。和这些人一样，只是更迅速些罢了（因为1848年是革命的年度），民主泛斯拉夫主义者的民主外貌很快就变成了狂热地仇恨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情绪，变成了间接反对复兴波兰（留博米尔斯基）和直接参加反革命的行动。
如果个别诚实的斯拉夫民主主义者现在号召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参加革命，把奥地利君主国当作主要的敌人，甚至为了革命的利益同马扎尔人一起前进，那末这会使我们想到这样一件事情：一只母鸡，绝望地在池塘边跑来跑去，看样子是它所孵出来的那些小鸭突然离开了它，跑到它所不能跟去的另一个天地去了。
但是，我们不要沉溺于幻想。一切泛斯拉夫主义者都认为，民族特性，即虚构的全体斯拉夫人的民族特性，是 高于革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同意参加革命，可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允许他们不顾最迫切的物质需要，把一切斯拉夫人毫无例外地联合成为一些独立的斯拉夫国家。如果我们德国人也提出这种荒诞无稽的条件，那我们在三月里不知要走到哪里去了！但是革命是不允许向它提出任何条件的。或者做一个革命者，接受革命的一切后果，不管这种后果是什么，或者投入反革命的怀抱，有朝一日会不知不觉地（也许是事与愿违地）发现自己同尼古拉和文迪施格雷茨处在同一个阵营中。
我们和马扎尔人应该保障奥地利斯拉夫人的独立，——巴枯宁提出了这个要求，而像卢格那种类型的人真的会私下对他许下这种诺言。他们竟要求我们和欧洲的其他革命民族保证反革命势力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大门口肆无忌惮地存在，保证他们有策划阴谋和武装起来反对革命的自由权利；我们应当在德国的中心建立一个反革命的捷克国家，我们应当在俄国楔入德国、波兰和匈牙利的、设在易北河、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地区的前哨部队的援助下粉碎德国、波兰和匈牙利的革命力量！
我们不打算这样做。对于那些以最反革命的民族的名义向我们所说的关于博爱的悲天悯人的漂亮话，我们的回答是：恨俄国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德国人的 首要的革命激情；自从革命开始以来又加上了对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的仇恨，只有对这些斯拉夫民族实行最坚决的恐怖主义，我们才能够同波兰人和马扎尔人一道保障革命的安全。我们现在知道，革命的敌人集中在什么地方：他们集中在俄国和奥地利的斯拉夫地区；无论什么花言巧语或关于这些国家的渺茫的民主未来的指示，都不能阻止于我们把我们的敌人当作敌人来对待。
如果巴枯宁最后还要叫喊：
“的确，斯拉夫人不应该丧失任何东西，而应该得胜！的确，他应该生存下去！而且我们将会生存下去。只要有人对我们的哪怕是最小一部分权利提出异议，只要我们共同机体上的一个器官还同我们分开或者同我们脱离，我们就将斗争到底，我们将无情地进行殊死的斗争，直到斯拉夫民族终于成为伟大的、自由的和独立的民族为止”，——
如果革命的泛斯拉夫主义认真地接受这些话，并在凡是涉及虚构的斯拉夫民族特性的地方都放弃革命，那末我们也就知道我们该怎么办了。
那时候就要斗争，对出卖革命的斯拉夫民族“无情地进行殊死的斗争”，进行歼灭战，实行无情的恐怖主义——而这样做不是为了德国的利益，而是为了革命的利益！
弗·恩格斯写于1849年2月14—15日
载于1849年2月15和16日“新莱茵报”第222和223号
原文是德文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207]关于恩格斯在本文中发挥的关于奥地利帝国境内各斯拉夫民族的命运的观点，参看本卷说明第XIX-XXVII页。——第322页。
[208]《Aufruf an die Slaven．Von einem russischen Patrioten Michael Bakunin．Mitglied des Slavenkongresses in Prag》．Koethen，1848．——第323页。
[209]见恩格斯的“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662—67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演说“论波兰”，恩格斯的“路易·勃朗在第其戎宴会上的演说”、“‘满意的’多数派议员”，以及1848年1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所做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09—412页、第423—426页、第430—437页、第444—459页）。——第326页。
[210]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七章。——第327页。
[211]绍克人——居住在斯拉窝尼亚和匈牙利南部的塞尔维亚人的绰号，他们大部分是天主教徒。——第328页。
[212]摩尔拉克人——居住在达尔马戚亚的塞尔维亚族，大部分是天主教徒。——第330页。
[213]见恩格斯的“德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631—653页）、“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论波兰”的演说、“三个新宪法”、“致‘改良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23—275页、第410—412页、第528—533页和第542—544页）。——第334页。
[214]斯拉夫菩提树是1848年4月底成立的一个捷克国民协会。布拉格协会的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沙法里克、加乌奇）的手中，他们在1848年6月布拉格起义之后转入反革命阵营，而在各省分会中起领导作用的主要是捷克激进的资产阶级代表。——第338页。
[215]同盟会——1848年3月在捷克出现的民族的，主要是大学生的组织。德国大学生联合会——在反拿破仑解放战争的影响下产生的德国大学生的组织；这些组织主张统一德国。在德国大学生联合会中除进步思想外，也广泛流行着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第340页。
[216]瓦特堡纪念大会是德国大学生于1817年10月18日为了纪念宗教改革三百周年和1813年的莱比锡会战四周年而举行的。这一表现了民族主义情绪的纪念大会后来形成了反对派大学生反对梅特涅统治的示威游行。——第340页。
[217]阿·本策尔于1819年就耶拿大学生联合会解散一事而作的歌曲。——第3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