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三月同盟和“新莱茵报”

科伦3月15日。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倒霉的三月同盟［注：见本卷第394—396页。——编者注］这个无愧于所谓“三月革命”的后裔。有人责备我们，说什么我们攻击三月同盟，就是“危害自由的事业”。但是，难道我们不是在1848年12月就已经使“科伦日报”大吃一惊，揭露了三月同盟是不自觉的反革命工具吗？[265]难道我们不是早就已经对“三月同盟”说出了我们对“三月同盟”的看法吗？如果三月同盟是个革命政党的组织，如果它哪怕只是三月起义的真正的、健康的产儿，那我们也就闭眼不看无疑是它所干的这种用文告进行投机的蠢事了。第一，如果不把呼吁看做活动，可以说三月同盟没有进行任何活动；其次，三月同盟像个幼稚的莽汉一样，动摇于立宪派（我们认为这些人是比冯·拉多维茨骑士的俱乐部[266]更坏的反动分子）和某些被全帝国和解的空想计划搞昏了头脑的真正正直的民主派之间。在这种中央商务同盟［注：俏皮话：《Central-Märzverein》是“中央三月同盟”，《Central-Commerzve-rein》是“中央商务同盟”。——编者注］中，按其本性来说，总是犹豫不决占上风的；这种同盟也许能煽起人民的不满，但在紧要关头它会背叛人民，然后又因自己所犯的错误而痛哭流涕。所以，商务同盟总是“万事亨通”！而这个同盟的好见怪的脾气却向来很少引起我们的同情；显然这些自由派还仍然把自由出版看做仅仅为个人争得的权利。例如，艾森曼先生曾公开宣称自己是永恒不渝的立宪主义者，即共和主义的敌人，而这正是在把“新莱茵报”说成是“纯德国式争吵”的典型的那次三月同盟的会议上宣称的。就是说，要求我们根据对统一的最荒谬的理解，来支持一个荒谬地理解德国统一的人的报纸，不管这个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出于礼貌，只要这些老爷们在法兰克福的使命不一定要他们“留在原地”，那末他们要我们“带到”多远，我们就把他们“带到”多远。在这些老爷当中有一些“有思考力的历史之友”[267]。他们不会不知道，不仅在德国，而且不论是在何地何时，同一切三月同盟的意愿相反，还在真正的革命开始以前，斐扬派[268]就被消灭了。正是那个在省的大学区的小饭馆中“率先”高喊反对波拿巴的福格特，定将成为德意志帝国的波拿巴手下的一名不称职的帝国的巴罗[269]，这对社会共和国的拥护者们有什么好处呢？

卡·马克思写于1849年3月15日

载于1849年3月17日“新莱茵报”第24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265]指1848年12月29日“新莱茵报”第181号上刊载的“三月同盟文献”一文，该文揭露了法兰克福左派人物中的小资产阶级首领们的真面目，这些人由于采取不彻底的政策，从而帮助了反革命。“新莱茵报”称他们为“我国革命中的吉伦特派”。——第424页。

[266]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反动的“天主教联盟”，这个联盟的首脑是极右派的头子拉多维茨，马克思称他为“普鲁士反革命的主脑”（见本卷第541页）。——第424页。

[267]暗指罗泰克著的当时一本有名的书的副标题（见注103）。——第425页。

[268]十八世纪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斐扬派俱乐部，是代表和王权有密切联系的大资产阶级以及自由派贵族的利益的。它团结了君主立宪的拥护者。——第425页。

[269]卡尔·福格特是1848—1849年“三月同盟”的领导人之一，后来他比“新莱茵报”所预言的更坏，——他成了路易·波拿巴的雇佣密探。见马克思的抨击性小册子“福格特先生”（1860年）。——第4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