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关于奏折问题的辩论
科伦3月25日。坦白地告诉我们的读者，我们没有特别的兴致来比较详细地分析柏林的所谓第二议院的辩论。已被解散的协商议会的辩论虽然意义微小和毫无生气，但它究竟还具有现实意义；尽管这些辩论所涉及的问题对于欧洲的命运没有任何影响，尽管其所涉及的法律事先就已经被认为会遭夭折，但辩论终究还是涉及了我们最切身的利益，它像一面准确的镜子那样反映出了普鲁士反动势力的成长。而现在的议院所进行的辩论，除了要使已完成的反革命合法化以外，别无任何其他目的。所谈论的不是现在——由于禁止议员对政府提出质问，不可能讨论这类问题——，所谈论的是过去，即12月5日至2月26日的暂时空位时期[284]；假如议院绝对不承认这次空位，它就会被强迫解散，它的工作又会徒劳无益。
现在，匈牙利和意大利的革命和反革命正手持武器进行决战，俄国人正驻扎在东方边境上，而法国也正在准备一场必将震撼全世界的新革命，在这种时候，那有闲情逸致去注意这样的会议！
关于奏折的辩论，是我们所看到过的一切辩论中最枯燥无聊的了。当然，全部辩论都是围绕着承认或者不承认钦定的所谓宪法这个问题兜圈子。但这个议院承认与否，又能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在戒严条件下，在顺利实现的反革命的压制下选出来的，在戒严条件下躲在柏林的某个后院里开会的议院，这个为了不致被驱散，不敢说出半个不字的议院，对这个文件承认与否，究竟又能有什么意义呢？似乎这种承认或不承认能够稍稍改变欧洲革命的进程似的，可是欧洲革命必定要把现行各种钦定和非钦定的宪法一概化为灰烬！
在全部辩论中唯一值得注意的，就是右派的稚气自负和左派的怯懦软弱。
保皇派诸公真是本性能难移。当他们的事情刚刚靠唯命是从的军阀的帮助而又暂时好转的时候，他们就以为又回到了旧时的乐土，于是开始用蛮横无礼的腔调说话，其蛮横程度为警察国家以往任何时候所不及。
相反，左派诸公却降低自己的要求，右派提高多少，他们就降低多少。在左派的所有发言中，都可以感觉到由于大失所望而产生的沮丧情绪，都可以感觉到过去国民议会的议员们的那种消沉情绪，正是这个议会始则把革命引入泥潭，继而自己也沉没在这个泥潭之中，在行将灭顶之际又痛苦地哀号：人民还没有成熟！
甚至极左派的议员也不是直接把自己跟整个议会对立起来，而是继续指望他们仍能在议会本身中并通过议会来争得一点东西，仍能纠合一个有利于左派的多数。他们不是在议会中采取议会外的立场——在这种议院中唯一值得采取的立场，而是接二连三地让步，以迎合议会的随风转舵的习气；他们不是尽可能地鄙弃宪制观点，而是向它频送秋波，以谋求可贵的和平。
一般辩论围绕着承认或不承认所谓的宪法这个问题兜圈子。左派既然自认为是前协商议会中主张拒绝纳税的多数派的继承者，那他们本应该一开始就对12月5日的政变提出最坚决的抗议。但他们做了些什么呢？他们表示准备承认国民议会的解散是无法改变的既成事实，准备拒绝关于钦定的畸形宪法是否合法的原则争论，决心为了仁爱而宽恕自己所受到的拳打脚踢和种种侮辱，并立即着手来修改宪法！
自然，右派以应有的鄙视态度否决了这个胆怯的提议，并强迫左派参加原则的争论。
左派是罪有应得。为什么这些先生认为他们必须在绝对不能搞出任何名堂的地方去搞出一点名堂来呢？为什么他们硬要自己相信：能够用议会方式争得那只有用革命方式即用武力才能争得的东西呢？这些先生确实“ 由于议会活动而提高了水平”，议员瓦尔德克向我们娓娓动听地叙述了这种水平，在这种水平上，esprit de corps〔等级精神〕出现了，而革命毅力——s’ily en avait〔如果说以前曾有过它的话〕——却消失了。
称为左派的这个乌合之众的第一个发言人是 冯·贝尔格先生。但是切莫认为，在我们面前的又是那个去年曾用各种正中要害的辛辣俏皮话使右派恼恨的矮小而精神饱满的神甫。贝尔格先生不再扮演 神甫的角色——他现在是以牧师的姿态出现。
他认为，最好能把奏折草案写得使“最大多数人都能接受”。议院应该向全国表明，“它的代表并不打算为了 对几条原则的徒劳的争论而牺牲国家的福利”。贝尔格先生在讲话结束时指出，草案中缺少“ 我们〈？〉 所遵循的和解精神”和“协商”的愿望。他预言说，议院通过关于奏折的辩论不会“在祖国确立 和平及对美好前途的希望”。
的确！难道幽里希地区和杜伦的选民派贝尔格先生到柏林来，是要他把人民争取自己制定自己的宪法的权利的斗争宣布为“对几条原则”的徒劳无益的“争论”吗？是要他用虔诚的语调来鼓吹“和解”与“协商”，要他在只有战争可谈的时候来侈谈“和平”吗？
人们之所以选举你贝尔格神甫先生，并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布道者，而是因为你 投票赞成拒绝纳税。选举你出来不是为了要 和平，这种选举从一开始起便是对政变的 宣战。派你去柏林，不是要你去提议和解和协商，而是要你在那里 表示抗议。而现在，你当上了议员，你就把人民主权和“专制王权”之间的斗争宣布为对几条原则的徒劳无益的争论！
大多数投票赞成拒绝纳税的议员之所以再度当选，并不是因为他们从1848年5月到11月的全部活动都使选民感到满意，而是因为他们作出过关于拒绝纳税的决定，从而站到了革命的立场上，因为可以期望，政府给他们饱享的闷棍将最终擦亮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清楚，要想争得任何一点东西，就应该对王权和政府采取怎样的行动。人们曾希望，由于这一切，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向左跨出哪怕是一步也好。
与此相反，看来11月间所施的惩罚收到了效果。这些先生不但没有向左转，反而向右转了。他们以抱怨派[285]的最善意的激情，宣扬和解和协商。他们声言准备忘记和宽恕他们所身受的暴力，他们主张和平。他们在自己的提议被否决时受到侮辱性的嘲笑，完全是罪有应得。
下一个站起来发言的人是西里西亚的地主 伦纳德伯爵。
伦纳德先生认为，3月里没有发生任何变革，只不过增添了一个新要素。王权依旧是王权，但是一个人民有 发言权的等级（！）代议机关作为“决定性的要素”补充了进来。在其他方面则一切仍如往昔。（的确，这也就正是以天佑吾王、天佑吾国的宪法形式钦定给我们的东西，和必须加以修改的东西。）议员应该“代表人民总体的宪法，也就是说，人民和君主一起，而不是人民反对君主”。（那末试问，如果议员本来就“代表”君主的话，又何必还要一个君主呢？）从这种新的国家理论出发，伦纳德先生还向议院作了如下的声明：议院的存在决不是“为了跟国王 零零碎碎地讨价还价”——即不是为了跟国王协商，——“为了跟它进行关于言辞或 甚至，如果愿意的话，关于权利的争执”；政府和议院决不是“诉讼双方的律师”。议员如果对自己的职权不是这样理解，就会“在理论上进行内战”。
伦纳德先生的话是说得够明显的了。在渎神的立宪国家中，议会通过自己的委员会即内阁来操纵国事，而国王则只有表示同意和签字的权利。在受考验的日子里，即在康普豪森、汉泽曼和普富尔时期，我国也曾经是这样。但是，在天赋的普鲁士君主立宪王国中，情形却恰恰相反：国王通过自己的大臣来操纵一切，而议院若是除了同意天赋国王的心愿外，还胆敢有所别的作为，那它就要倒霉！
伦纳德先生继续说道：“在王权和人民之间不存在任何嫌隙的最鲜明的证据是，目前各省都以万众一心的热忱在讨论德国问题……这样热忱的原因……多半是由于我们历代的天赋王权、豪侠重义的和战无不胜的〈特别是在香槟、在耶拿附近[286]和在1848年3月18日那天〉霍亨索伦王朝的尊严和伟大。〈会场活跃并有叫好声！〉”
下述情况就可以证明这种热忱：3月19日，即伦纳德先生说这些话的那一天，在居尔岑尼希有五千人 ［注：见本卷第693—694页。——编者注］宣告要“打倒德意志皇帝”；此后不几天，在法兰克福否决了普鲁士国王作为世袭皇帝的候选资格，前天在法兰克福投票赞成一般世袭皇帝政权的，只有四票微弱的多数；这两点也可以证明这种热忱。
不，这个完全不像狐狸的伦纳德 ［注：俏皮话：Renard〔伦纳德〕是姓氏，其同音词《renard》则是“狐狸”。——编者注］最后高呼道：“谁也不能用烈性毒药来毁灭那萌生于正在痊愈的创伤上的 新生命，不能把业已形成的裂痕〈这就是说，裂痕毕竟存在！〉变为不可逾越的鸿沟！”
非常值得尊敬的伦纳德！我们希望，恶徒们任何时候也不能“用烈性毒药来毁灭萌生于创伤上的新生命”——这个创伤是你那靠封建特权而装满了黄金的钱袋于去年春天遭受到的，而由于你又重沐天恩，它“现在正在痊愈”，——不能把因此在你的收入和支出之间“业已形成的裂痕变为不可逾越的鸿沟”！
现在走上讲坛的是雅科比先生。这位议员的发言虽然比贝尔格坚决，他的结论虽然说得比较明白和确切，但他也还是不能不玩弄外交辞令。照这位发言者的意见，在奏折中承认宪法是 不恰当的，因为决不能 马马虎虎和不适时宜地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宪法尚未修改，未经最后批准和未经宣誓保证。仿佛对这样一部宪法在什么时候一般可能是恰当的和适时的！
对于协商议会的被强迫解散，雅科比先生也“不想再重新挑起旧的争执”。至于这种强迫解散是一种救亡行为，抑或是某种外交式阴谋的最终目的，——这个问题他想“让公正无私的历史”去解决。“公正无私的历史”将载明，那些在处于多数时曾经这样慷慨陈词的人，现在当他们是少数时，却像犯了过失的小学生那样低声下气地说话。
“至于要由人民来承认宪法，那我必须对此提出异议，因为我们的议会是唯一合法、唯一有权表示这种承认的机关。”
不，雅科比先生，你们的议会决不是这样的机关。你们的议会不过是主要由于政府的阴谋策划而建立起来的机关，是在钦定的所谓选举法的基础上和在臭名昭彰的复选人“独立”的条件下选举出来的机关[287]。你们的议会当然可以承认宪法，但这将不过是同一部钦定宪法对钦定宪法的承认而已。人民绝不会去理睬它，而“公正无私的历史”不久将只会这样载明：这部所谓的宪法，尽管获得承认——假定它终于获得了这种承认——，终究被欧洲革命的进程所扫除并永远消声匿迹。
也许雅科比先生对于这个知道得不比我们差。右派议员也知道雅科比知道这点。那末这整套关于法制基础的无稽之谈又有什么用呢？尤其是在被迫解散的议会的法制基础遭到怀疑的时候，更是多此一举！
杜塞尔多夫和爱北斐特的律师和议员 舍勒尔先生对德斯特尔所提出的奏折草案极为愤慨。他认为，在向国王呈递这份奏折的代表团之后，“必定会随即发生武装起义”。舍勒尔先生，在其行动之后随即会实行武装起义的那些人，是用完全另一种语言跟国王们讲话的！
这份草案会“投给国家一个火炬”。但舍勒尔先生深信，“火炬不会引起火灾，而只会 使拿火炬的人遭殃”。
不能把话说得再明显了。舍勒尔先生给左派一个好心的劝告，劝他们把草案拿回去，如若不然，有朝一日，不管议员的什么不可侵犯性，他们会遭到逮捕。真是非常仁慈的劝告，舍勒尔先生！
现在登上讲坛的是 瓦尔德克先生。他丝毫也没有改变；他是个左派，但一点也没有左过想使 大家都能接受的程度。瓦尔德克先生在发言中一开始就表示遗憾，因为右派总想把挑起关于十一月政变的倒霉争论的责任推在他头上。要知道，瓦尔德克先生和“他的党”本来就“相当明确地表示了意见，认为根本不应该挑起这种对几条原则的争论”。照他的看法，“在应该怎样处理宪法这个问题上，议会的意见是一致的，”（这非常不妙！）——必须对宪法加以修改。瓦尔德克先生重又解释了他为什么认为对几条原则的争论是多余的，并再一次地博取右派的好感：“难道你们不能 暂时把这个问题留作悬案……这样你们的观点完全不会受到损害； 也怜惜一下别人的观点吧！”
被强迫解散的“人民代议机关”的一个前议员对那些想起国民议会解散成功便拍手称快的多数人的态度是理应如此的！
“也怜惜一下别人的观点吧！”这位大丈夫恳求 怜惜！
但是，当宪法的制定工作大功告成，那时——未来的大臣“希望”——“那时， 由于议会活动，这个议会将会 真正提高到为充分领悟这项声明〈关于宪法合法性的声明〉的 影响所必需的 水平”！
讲得实在中听！我们的初出茅庐的议会讲坛骑士们虽然只有七个月的议会实践，但却装成这样经验丰富和精明能干的议员，好像他们在圣斯蒂凡教堂的板凳上坐了五十年，或者参加过巴黎历届议院（从1815年的“无双议院”起到2月24日的“无双议院”止）[288]的会议似的！
然而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我们的议会讲坛骑士们在自己短促的宦海生涯中偶尔尝到一点议会的乐趣就欣然自得到这种程度，以致把自己的革命毅力——si jamais il y en avait〔如果说他们曾经具有过它的话〕，——丧失得一干二尽，好像他们在议会的辩论中都变老了。
在瓦尔德克之后显示自己的讲演艺术的，是曾经显赫一时、曾经无所不能的冯· 博德尔施文克先生。
像曼托伊费尔先生一样，他的前任上司也“奉陛下之命”成了君主立宪的信徒。听听这位君主专制的末届首相怎样维护君主立宪，倒是很有趣味的。
博德尔施文克先生在二月革命以前曾被认为是当时内阁的最好的演说家。他在联合议会的各次会议上的发言比其他人都成功。但当你读他现在的讲话的时候，甚至用他本人的眼光来看，也可能会对这个古怪发言的荒唐无稽感到惊异。博德尔施文克先生奉命成了立宪主义者；但是除了这个称呼而外，他——不知是奉命还是未奉命——断没有任何改变。他为自己辩护说，这是由于他“在乡间幽居”的缘故；而其实可以认为他让人把他 埋葬了整整一年。
他坦白承认，左派所提出的毫无瑕疵的奏折草案，“详尽无遗地向他充分解释了他们的观点，这一点他在来到议院之前 一无所知”。
Quel bonhomme〔头脑多么简单的人啊〕！看来，在博德尔施文克先生治理普鲁士的时候，他那些靠我们出钱养活的多不胜数的密探没有给他提供什么情报，所以他现在还满以为这类现象是后来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呢！
左派声明说，他们来到议院不是根据钦定的军法宪章，而是根据普选权。博德尔施文克先生怎样回答这一点呢？
“假若我们认为我们的委任是由普选权产生的，那末一切手续〈对代表资格的审查〉都完全是多余的。我们只要走到市集上说一声选举我吧，就够了！我不知道，照你们的意见要多少有普选权的分子才能得到进入这个议院的权利。你们要多少就拿多少；这样你们就很容易凑齐足够数量的选票；如果承认这种普选权，这个议院的会场很快便会挤满，那时连我们都没有立足之地了；至少，从我自己这方面去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会辞却委任的，而且辞却得愈快愈好。”
如果是某个威斯特伐里亚的农民，或者是荣任大臣时的博德尔施文克先生对于普选权说出这样奥妙无穷的话来，那我们是不会感到吃惊的。上面摘引的他的那一段发言，从这样一种角度来看是颇耐人寻味的，即它表明，可以当普鲁士的首相和管理全套受过严格训练的官僚机构而对最重要的欧洲性问题却“一无所知”。但是，在法国 两度施行了普选权以后，在普鲁士两度施行了 左派所谓的普选权并且结果甚至给博德尔施文克先生本人也在议院钦定了一个席位以后，——在经过这一切以后，只有老朽的普鲁士大臣才能对普选权大放这种妄诞无稽的厥词！可是不应该忘记，博德尔施文克先生曾经被埋葬了，他只是在不久前才复活，为的是“奉陛下之命”进入议院！
往下，博德尔施文克先生又说：
“虽然我们决不同意关于这部宪法只有修订后才能生效的观点，但我们仍然绝对深信王权不会拒绝满足议院的……愿望〈！〉……我们意识到我们不必跟政府吵架和打官司，就好像我们是仇敌一样；相反，我们坚信，跟我们打交道的王权，也像我们一样，所关心的只是祖国的福利……在安乐的时刻和患难的时刻，我们都必须跟我们的君主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这是虔诚信赖、尊重法律、总体精神等等的原则。”
博德尔施文克先生以为他还是在联合议会上发言。从前也好，现在也好，他总是站在 信赖的基础上。然而这个人是对的！由于左派所谓的普选权，而且又靠着关于独立性的条文、间接选举和曼托伊费尔的阴谋诡计，建立了这样一种议院，把这种议院称为高级联合议会是完全不算污辱的。
在议员舒尔采-德里奇作了无关紧要的发言以后，轮到曾经显赫一时的阿尔宁伯爵先生讲话。和博德尔施文克先生不同，阿尔宁先生最近一年 没有睡大觉，他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
他说，我们为什么必须立即承认全部宪法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难道我们能绝对相信修改宪法的活动一定会有什么结果吗？要是万一没有呢？那时把什么当做根本法呢？这就是说，正因为我们处于三方面不一定会对应予修改的那些宪法条款取得协议的情况下，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应该使人民在这种情况下也得到宪法。”
难道这不明显吗？这已经是同一个会议进行中的第二次微妙的暗示了。
议员德斯特尔也发言反对委员会的草案。在参加一般性辩论的左派的所有发言中，德斯特尔的发言无疑是最好的。在那些使人败兴和烦闷的全部辩论之后，这位来自美延的议员在攻击右派时所表现的勇气与活力给人留下一种愉快的印象。但是，连德斯特尔也不能不做一些外交式的让步和玩弄议会式的手腕。例如，他声明，他也完全同意革命应该结束。如果说，一个议员由于考虑到议会的情况而说出这种话来，也许还可以原谅，那末，一个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员说这样的话就不应该了，并且，在随后立即同芬克进行关于“文化程度”的争论时，他丝毫也不应让人怀疑他会认真坚持这种胡说。何况，反正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他。
临结束时，议员 里德尔以洋洋得意的口吻说，“ 国王重又握取了颁布法律的权利”。喝倒彩的喊声向里德尔表明他说的话是多余的。于是他吓得连忙补充说：“自然这是暂时的！”
这是对议员先生们的第三次微妙的暗示！
议院转入了对个别问题的讨论，关于这些讨论，我们留在明天再报道。
弗·恩格斯写于1849年3月25日
载于1849年3月30日“新莱茵报”第25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284]1848年12月5日，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反革命政府解散了普鲁士国民议会，公布了所谓的钦定宪法并指定于1849年2月26日召开两院会议。——第441页。
[285]抱怨派见注172。——第444页。
[286]在1814年1、2月出征拿破仑法国的时期，联军中的普鲁士军队在香槟（在奥布河岸巴尔、圣迪济埃、蒙米赖等地附近的战役中）打了许多败仗。
1806年10月14日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城下的溃败使普鲁士投降了拿破仑法国。这次溃败表明，霍亨索伦封建王朝的社会政治制度已完全腐朽。——第445页。
[287]1848年12月6日关于第二议院选举的选举法令，承认所谓“独立的普鲁士人”有选举权；这种含糊的说法使政府有无限的可能来缩小选民的范围。——第447页。
[288]伦敦圣斯蒂凡教堂是韦斯明斯特大寺院的一部分，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英国下议院的会议就在此举行。
“无双议院”是1815—1816年由极端反动分子组成的法国众议院。
1848年2月24日的议院是法国的众议院，它企图防止革命的扩展和保持君主制，遂举路易-菲力浦的孙子巴黎伯爵以接替路易-菲力浦；1848年2月24日路易-菲力浦逊位予巴黎伯爵。——第4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