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黑牢访谈录
流沙河序：哀民生之多艰
本书中这一群畸零人，除了两位先生而外，我都不认识。本书作者从前也仅认识其中几位，且对他们的生存状态不感兴趣，更未想过将来会采访他们。这里说的从前，是指十年前的八十年代。那些年间，作者老威正在写现代诗，已具知名度了。年轻气盛的他，逞其狂狷之态，率其豪爽之情，跑到潜意识里去打捞沉船，摸些碎片，镶嵌成既难念又难懂的长长短短句，自己觉得快活极了，哪有兴趣去关心社会边缘的畸零人呢。必待身历一场惨烈的熬炼之后，看清社会真相，他才想起该去采访他们。他悟到，写他们，这是他的神圣职责。
因为那一场惨烈的熬炼，他成熟了。其中诖误囹圄的四年，比大学更大学，一如两千年前汉朝“培养”司马迁那样，如今又用狴犴大学“培养”出作家来。四年毕业了，毕业即失业，他成为“多余的人”，也算是与世不偶的畸零人了。畸零人访畸零人，好比俗话说的“流泪眼观流泪汉”，心有灵犀可通，宜其探幽索隐，得吾人之所不得，写吾人之所不写，遂成鸿篇骏著。他目前的身份是“在野的作家”。这个身份是某个混混给他订的，见本书“北京混混周二黄”篇中。在野者，不穿制服不领薪之谓也。惭愧，我虽然退休了，写文章也不必再穿制服了，毕竟还在领薪拿补贴，仍住公家房，算不得在野。本书作者叫我写序，蒙看得起，敢不从命。那就借几寸篇幅，写几行浅见吧。
首先，我认为本书开了我眼界，使我惊叹，使我不安。这种感受，很久没有过了。十年来，我厌读那些远离现实之作，藻饰浓疮之作，涂改历史之作，贩卖乡土之作，玩弄智巧之作，更不用说瞎眼颂德之作了。这些作品，大不足以扬大我之声，抒大我之困，小不足以进小我之德，娱小我之情，根本不严不肃，却自命为严肃文学，真是笑话。本书则不然，堪称为严肃。兼且有趣，随便翻开一页，皆能引诱你读下去。用对话体写人写书，便有这点好处。记得史坦倍克《人鼠之间》便是用对话体写的。
本书中这一群畸零人，大部份或荒谬或凄凉，仅有五位既不荒谬又不凄凉，可以说是奇特人物。他们是老知青廖大矛、老军人廖恩泽、朝圣者旺吉、同性恋者倪冬雪、藏书家冉云飞，就这五位。而荒谬的列举出来就太多了，有光着屁股在街上肇事的酒鬼，有狱中的妄想狂，有专门制造假象的遗体美容师，有雇佣的哭丧者，有京城娱乐圈的混混，有口称“共同致富”会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个形象问题”的暗娼，有盼望成名的乞丐诗人，有迷信卜卦的女教师，有患梦游病的作家，有为爱情而毁了仕途的老右派，有风趣横生的老地主，有骗女色出了洋的无耻诗人，有滥得可怕的所谓民刊主编，有厉害而深沉的算命瞎子，有以垃圾养猪而发财的乞丐头儿，有说“知识分子还得从头学说人话”的愤懑的副教授，有在滥俗报刊混饭吃的清醒作家，还有信巫术的文学官员、骗子神医、神医的信徒小姐、死刑犯、嫖客，真够热闹的了。至于凄凉的就要少些了，有叹惋“世风日下”的琴师，有画家村里的穷艺匠，有拉二胡的盲丐，有跑滩的穷艺人，有崇拜高尔基的流浪汉。难得的是既荒谬又凄凉的那两位，其一为失学的流浪少年，其一为已故诗人海子。海子自杀身死多年，本书作者采访海子生前一位邻居，录其凭回忆的陈述，缕细致，不时插一二句评语，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让我们了解到这位不幸的诗人很可能是名场上的牺牲品，可悲可悯。本篇还写到当年四川的先锋诗人群之江湖义气，近似旧时代袍哥跑码头，有一套特殊的联络方式。其间也不免带有虚伪性和使小坏的，彰显出名场上的竞争之激烈。这些记载，虽然一鳞半爪，作为八十年代现代诗运动的史料，甚有价值。
荒谬使人惊叹，凄凉使人感伤，本书除了这两点所谓的审美价值（这个说法实在可笑），尤以开人眼界、促人思考、导人觉醒为其旨归，倒不在乎文学上纯不纯啦美不美啦那些琐屑讲究。全书三十几篇，大半是“恶之花”，叫它怎样去纯怎样去美。关山难越，那样多的失路之人，本书作者凭着良心为他们写照，为他们悲哀。中国文学之一线生机正在此。我佩服他，尊敬他，亦正因此。
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
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
此杜甫梦李白所作也。愿本书作者平安。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在四川成都作
老威在底层(代序)
90年初，我的自杀冲动逐渐猛烈，几乎不能控制自己的手脚。爲了给我治病，某社会福利机构采取了强制措施。尔后，我被迫从文学的名利场隐退，与世隔绝四年。开始很不自在，因爲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没人把我当作诗人或作家来瞻仰，没人说“久闻大名，如雷灌耳”之类既中听又肉麻的恭维话。我发觉自己一旦不写字，就被社会遗弃得太快，象一截狗屎，刚拉在阳光灿烂的街头几分钟，就被踩得不象狗屎了。我甚至连话都不会说了，在许多经验和生活常识上，一个四肢抽筋的疯子都可以冒出来教训我一顿。
开头两年我想表现自己，却没任何机会，憋坏了。我老是与人打架。医生慈父在把我电疗得像一只呱呱蹦□的青蛙之后，劝我面对现实。我不得不学说人话，此前，我同目前国内衆多先锋诗人、作家一样，只会说书上的话。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没书读，没音乐听，没高雅的话题可供思考、讨论，这绝对是一个人文知识份子所无法忍耐的，但我还来不及忍耐就扛过去了。我在与疯子们的朝夕相处中，精神病有了明显好转──“心静自然凉”，我通过学箫明白这个理。
海子和顾城都是因爲“心热”而自杀，我与他们的区别是我在诗和女人之外有广泛的爱好。我无法在一种想法里跑一辈子马。我写诗写得太久，同朝秦暮楚的读者关系太近，再不发疯，就说明我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九十年代，坚持写诗并混出人样来的，都是些精明的卑鄙小人。因爲这是商业的天下，哪来的诗意？
这本《中国底层访谈录》缘起于我吹箫的经历。我师父姓司马，是个83岁的和尚，我很想知道他的一些故事，但我至今除了箫，对他的过去和将来都一无所知，他吹了60多年的洞箫，却什麽也说不出口。中国民间还有多少这样的人物？
我陆陆续续与我所认定的江湖中人交往了七年，并无多少功利目的。由于过去养成的记者习惯，我总是把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谈话私录下来。当然也不排除儿童式的猎奇冲动。我的朋友马松认爲，“这是本世纪前所未有的精神奇观”；而评论家唐晓渡认爲，“这是中外新闻史上都不曾有过的采访。”
我不敢作非分之想，因爲我怕名利心又会诱发疯病，而这本书中的每篇采访录都是治病的。空虚、压抑、失去人生的方向感；或者人生的方向感过于执著，乃至狂妄得不可一世的人，都可以把它当作医疗手册──我就是这麽过来的，“老威”这个长期混迹底层的名字，我直到现在还在用。
从古至今，中国都有极深厚极成熟的“底层思想”，如果将这些东西编排成小说，绝不亚于高尔基的《人间三部曲》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它们都是能流传后世的具有见证意义的作品。可惜，中国作家都耻于这样做，耻于向脚下的土地汲取养分，他们追踪世界文化热的同时，却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同一种大文化背景所复制。当然，要凭这本书改变一种时尚几乎不可能，但它至少在世纪末提供了一条“回头是岸”的老路。
这个岸，不是大家熟知的“死人传统”，而是许多活生生的人生经历。我觉得从一个影子杀手(疯子)或一个碎尸犯的口中得到的敍述，也比大批当红作家的小说、散文精彩数倍。这些文人都是标新立异、著作等身，以猛攻诺贝尔文学奖而闻名于世的。就此打住。相信读者诸君自有判断。
作者简历
1958年农历6月19日，出生在中国四川省盐亭县海门寺的一所乡村小学里。
1960年，因饥饿引起全身浮肿，差点丧命。
1966年，因文革失学，一度成为流浪儿。
1976年高中毕业前夕，因在墙上书写“反动诗歌”而遭全校批判，并受到严重警告的处分。
1976年四五期间，在成都总府街张贴反动诗传单《请不要相信他们》（见成都地区四五运动的诗文集（《燃烧的泪》）。
1977至1980年，四次参加高考，均因政治、数学等科不及格而落榜。
1980年底至1982年，在川藏线开卡车，两次几乎翻车。
1982年发表诗歌，并接触到朦胧诗，随后步入文坛，发表《儿子们的年代》《大盆地》《人民》等长诗，引起轰动，几年间获得20多个官方诗歌奖。
1983年认识周伦佑、周伦佐、蓝马等大批在野诗人，步入文学黑道，参与或主编过《中国当代实验诗歌》《巴蜀现代诗群》《现代主义同盟》等地下诗刊，进入公安机关的黑档案。
1983年到1989年，写作了《死城》《黄城》《幻城》《偶像》《杂种》《天问》《挽歌》《大循环》等一系列反叛性长诗，名噪一时，成为新诗潮的主要代表之一，并在反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中遭到严历批判和围攻，曾一度被制止发表任何言论和作品。
1986年，参加抗议中国作协停办《中国》文学杂志。
1988年，参加中国新时期十年诗歌讨论会，却因姐姐夭亡而心智凄迷，屡屡捣乱会场，丑闻传遍江湖。
1988年夏，受作家方方推荐，免试入武汉大学作家班混文凭，三个月后被开除。
1988年至1989年初，受作家韩少功之邀赴海南“共创事业”，却因斗殴丑闻而离岛。
1989年4月初上北京，胡耀帮逝世时因“拒绝参加任何群众运动”而离京，在京时出席了由北岛主持的《今天》首届颁奖仪式。
1989年6月3日白天至6月4日凌晨，在涪陵家中创作并朗诵了针对天安门惨案的长诗《大屠杀》，制作成磁带，交给在场的加拿大汉学家戴迈河。
1989年至1990年，在风声鹤唳中传播《大屠杀》，并筹备出逃。
1990年3月，组织、编剧、主演了《屠杀》之姐妹篇，诗歌电影《安魂》，并于同年3月16日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万夏等十余人。
1990年至1994年先后在重庆和大竹的收审所、看守所、监狱等地受审、坐牢和服刑，接触了大量的死刑犯、刑事犯和几代反革命犯。曾因违犯监规，被背铐23天，也曾因不堪肉刑折磨而自杀两次，诗人的身份几被忘却。
1992年5月之前，同案们被全部释放，“文化间谍”戴迈河也被驱逐出境，可廖作为反革命首犯，双手背铐着接受了秘密审判，获徒刑四年。
1992年冬至1994年1月，在监狱内重操旧业，开始创作长篇文学作品《活下去》，写完了卷一《汉人》和卷二《黑道》的初稿，并师从80高龄的老和尚司马，学会了吹洞箫。
1994年1月31日，因国际关注，提前46天出狱。
1994年4月，前妻阿霞要求离婚，廖光棍一条离开户口所在地涪陵，回到成都与父母住在一块。
1994年3月21日，春分，认识18岁的宋玉，稍后确定恋爱关系，并于1999年2月结为伉俪。
1994年至1995年，因衣食无着，持箫在成都各酒吧卖艺，与三教九流之底层社会厮混得烂熟，动了写底层的念头。
1995年至1998年，与宋玉一道跑推销、守茶馆，并在杂志和报纸打过工，曾自我推销地下音乐磁带《箫与啸》近1000盘。
出狱以来，参与多项人权、政治、改革方面的呼吁和签名。1998年5月，发出《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信》，反对总统先生忌月访华。其外，也曾多次单独上书当地警察机关，抗议对其生存权的粗暴剥夺。
出狱以来，被地方当局多次拘留，数度抄家，文稿流失上百万字。1999年2月26日，国安警察甚至在新婚大喜之际以“非法采访”之名拘捕了他。
1997年和1998年，主持出版了地下民刊《知识分子》，共两期。
1999年，在国内公开出版了《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书中描述了民主墙的历史，多次出现魏京生、徐文立、刘青、刘念春等人的名字，引起广泛震惊。此书在被几十位专家、学者评为本年十大好书之一的同时，被中宣部列为本年十大禁书之首。
同年，以笔名“老威”出版了《漂泊——边缘人采访录》，引起强烈反响，书评如潮，三个月中再版五次，随后被查禁。书商逃逸，印刷厂被封。
1999年6月4日前夕，冒险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并为纪念六四十周年而朗诵了长诗《大屠杀》。
2000年春节前后，与《今天》派诗歌元老芒克一道，主演了由日本公司投资拍摄的地下电影《飞呀飞》，艺术重现了出狱后的生存处境，此片曾入围2000年的柏林电影节。
2001年，以老威之名公开出版了《中国底层访谈录》上下卷，引起强烈反响，50多家媒体报道并转载此书，几十名专家和几百名读者聚会北京国林风书店，展开激烈讨论。直至傍晚，移师京郊大觉寺，廖在会上吹箫并朗诵了《大屠杀》。
2001年4月19日，《南方周末》以整版发表了廖与著名记者卢跃刚关于《底层》的对话，引发了该报的人事地震，其主编、副主编及编室主任均遭撤职。接着，《底层》被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查禁，勒令销毁，长江文艺出版社被整顿，蒙受了巨额经济损失。再接着，《底层》盗版泛滥，与海外种种禁书一道，流入地摊。
2002年6月，因耶鲁大学康正果先生的力荐，《中国底层访谈录》三卷全本由台湾麦田出版社推出，在彼岸文化界引起反响。与此同时，获得《倾向》文学奖。在颁奖仪式上，中国独立笔会主席刘宾雁和副主席郑义均对其创作高度评价。
同年，再次改定已写了十年之久的长篇文学作品《活下去》，分卷一《汉人》，卷二《魔界》，卷三《黑道》和卷四《证词》，约80余万字。其它还有1999年发行的地下诗集《古拉格情歌》（后更名为《犯人的祖国》）；地下随笔集《说谎的石头》；80年的诗歌集《死城》《长廊》也相继编定。
同年，开始了《中国冤案录》的采访与写作，并继连载《底层》之后，在《民主中国》上续载《冤案》。估计这项文字工程将进行两至三年。
2002年10月7日凌晨，父亲李德奎因肺癌在成都病逝，享年80岁；一个多月后，难友蒲勇也因胃癌夭亡，悲极痛极，鬓须为之添白。
12月18日清晨，因王力雄发起为“活佛爆炸案”要求司法公正的请愿签名，以及其它几项网上的人权签名，公安警察又一次突袭抄家并拘捕了廖。
2003年5月底，《底层》法文版面世，引起反响，首版了3500册，两个月间已售出2000册。《世界报》记者米福冒着萨斯，亲往成都采访作者，写出长篇报道。
同年，《中国冤案录》的法文版也在同步翻译中，将于2004年初出版。在法译中的还有《证词——从诗人到犯人》，将于2005年出版。
同年，申请出国护照遭遇挫折，这是他第四次申请护照，均因“国家安全”的原因被拒。
2003年7月，与刘宾雁、王力雄一道，获美国赫尔曼/哈米特奖，这是继1995年之后，他第二次获得此项奖励，理由是“面对种种迫害，仍以充分的勇气坚持独立的创作”。
除了文字写作，廖几年中制造并出版的地下音响CD有——《汉奴》，2000；《叫魂》2001；《大屠杀》，朗诵，2002；《情兽》，朗诵，1989年制作，2002年翻录；《箫吟》，2003。与此同时，他对民歌民谣的追访、搜求怀有浓厚兴趣。
他今后要努力完成的文学作品是《活下去》第五卷——《传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