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乡村老教师黄志远

采访缘起：

61岁的黄志远是我父亲的同事，80年代拉家带口，擅离公职，回到故乡成都，为蔑视户口管理的所有打工仔之先驱。

黄老师黑人黑户，又要养家糊口，又要担惊受怕，其多年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好在现在他已基本安居乐业，小杂货店的生意也算不错。

不过，大学是白念了。1998年10月9日下午，我爸特顺嘱我在白果林家中多布置酒菜，招待若干年不见的黄同事。“只有在你们家，我才感觉自己是个知识分子。”他苦笑着，客套着，我却觉得亲切，遥远的亲切。（以下，威：老威；远：黄志远）

威：您好，黄老师。

远：这不是二毛么？多年不见，差点认不出了。

威：您啥时回成都的？

远：84年。

威：这么早就退休了？

远：我自己跑回来的，公职、户口都没要。你看，一黑就黑了这么些年，凭几根穷骨头硬撑着谋生活，我起码干了五年搬运工。嘿，我学的物理，当搬运工倒挺合适。

威：这不与农村打工仔抢饭碗么？您是大学毕业的中学老师，至少代课不成问题。

远：没户口，代不了课，连高考补习班也干不成，运气好的话，偷着干点上门家教。我人老皮厚，豁得出去，娃儿婆娘就惨了。娃儿上不了学，婆娘打零工受歧视，更气人的是经常查户口。妈的，这是我自己的家乡！我倒成了外来人口！

当然，现在宽松多了，老黄历也不提了。

威：您当时４５岁，再干１０年，体面退休多好。

远：那鬼地方，多呆一天都烦。

威：磨了这么多年，还这么冲动？

远：我们这批人，到底为谁在活？一晃就６０岁了，黄土埋齐下巴了，可仔细想一想，脑子里除了运动和饥饿，啥都没有。５０年代没赶上中苏友好，６０年代没赶上文革，７０年代没赶上平反，８０年代更没沾改革开放的光。９０年代嘛，终于攒钱开了个杂货铺，可他娘的税费又多。唯一的安慰就是娃儿跟我自学成才，读完了大学，可现在找对口的工作又困难。

威：您这辈子的确艰难。

远：我刚好是６１年上的大学。如果早生一点，还可以跟苏联专家唱歌、跳舞浪漫一回，相隔多年，我会唱的苏联歌还是比中国歌多；如果晚生一点，读书时撞上文革，也能响应毛主席号召，造反有理，风光一回，说不定还发配不到山区去。偏偏我刚够臭老九的格，就充军到盐亭。

威：您一直都有“充军”的感觉？

远：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脑子容易热，特别是家庭出身不太好的，党团组织稍微表示一点居高临下的亲近，脑子就热得稀里糊涂，让堵枪眼也上。我家成份是“小资本”，当然应该感恩戴德地服从分配。我是表了决心的，直到风尘仆仆地下放盐亭，又由盐亭再下放到山垭公社，《决心书》还贴在衬衣口袋。老实说，初次下乡的经历虽说不上美好，但至少是新鲜的，也有几分激动。

威：您讲一讲。

远：你没听你爸讲过？

威：他是更老的一代人，跟您有差别。

远：我从没见过那么破的公路，有点像《地雷战》里日本鬼子进村时，经常挨炸的那条道。我们在这条道上颠簸了几个小时，天擦黑时，客车还熄火抛锚了。一时修不好，就由一个同车的山民马拉松长跑着去通知公社。我们站在路边等。

而挤成一锅粥的山民乘客们纷纷下车，各自赶路。一会儿，接我们的手扶式拖拉机出现了，我们心急火燎地坐上去，突突突地向前。头上悬崖突兀，月儿高挂，阵阵寒风刮得人直打哆嗦。突然有一艘甲板样的巨岩挡了一半道，拖拉机减速，小心翼翼地绕过去，公社到了。

白天一车人，夜里就剩我们三个大学生，像逃荒的。山垭不通电，百多米长的一条土街，只有场口修理农具的铁匠铺还亮着汽灯，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从铺板里传出，使四周显得更寂寞了。真有点像在月球上走路，连野物也是静悄悄的从我们身旁滑过去。

威：有些像梦境。

远：多年以后回过头去想，也差不多。那真是个奇怪的铁匠铺。据说原来是座庙，庙旁的岩壁，凿着个八层楼高的观音菩萨，几百年香火不断，山垭就是围绕着这庙，逐渐发展成乡场的。后来破除迷信，庙改铁匠铺了。冷落了菩萨，生意还特兴隆，农忙时，叮当声要响过后半夜，因为坏损农具总是堆积如山。

威：得罪了菩萨，也没见报应？

远：文革时，菩萨被炸了，当地老乡都传要降灾，结果不但没灾，铁匠铺还扩大为修理厂，厂里的十几个农村铁匠都升格为工人阶级，死保当权派山皇。那时山垭中学是造反派的天下，戴红箍的学生们上街造反、游行、开辩论会，总要路过修理厂。于是学生们有针对性地呼口号，唱歌，有时还挺抒情。你想想，几十个喉咙在群山夕照中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还真能把自己感动得掉泪。而此时，铁匠们都丢开铁砧，亮出半身黑亮链子的肉，一人握一把长柄二锤，齐刷刷地列队门前，敌视学生娃。我从来没进去过，怕被放上砧子当农具给修理了。铁匠在学生的谣传中比吃人生番还凶。有一回，学生组织头头张红梅失踪了，大伙们怀疑重点就是修理厂。于是调集了几百人，甚至把武装部的枪硬借出来，围剿。攻了半天，铁匠们真红眼了，拉开铁栅子冲出来拼命，把二锤舞得呼呼山响，一会儿就扫荡平了一大片。许多学生中锤当场就哇哇吐血。幸好二锤皮往人的脑瓜子上砸。造反派急了，仗着人多势众，终于掀翻铁匠铺。那次还开了枪，把一个铁匠的耳朵崩飞了。嘿，你看我越扯越远。

威：没关系，我正听得上瘾。

远：刚才讲到铁匠铺。再朝前几十米，就是门口蹲着石狮子的公社及武装部。我们拾阶而上，书记领着这个简陋衙门的所有差役迎出来，为了“贵客”临门，炊事员兼值班员一手马灯一手汽灯，正准备鸟枪换炮，把会议室照个雪亮。

与公社书客套了几句，我就饿哑了，同伴张大春忙接过话头。炊事员笑嘻嘻地端来晚餐。此时已近夜里９点，书记说：“我再陪你们吃一碗。”就不客气地坐定会议桌上首。见我们发愣，他又解释：“农村人开夜饭，也是这时辰。我直到现在还不习惯五点半吃机关饭。”

水瓢大的土海碗，酸菜包谷面粥堆出了尖儿，筷子朝里一搭，婴儿拳头一般的红苕露出来，嗖嗖冒热气。我超水平发挥，没用咸菜就吞掉一碗，撑得腹大如鼓。这是踏入工作岗位的第一天，绝对不能剩碗底。张大春把胃病胀翻了。哎哟了一夜。

可书记连吃两海碗，方停箸摸烟。张大春见抽的是《春城》，忙掏出兜里的《大前门》递上，并撒了一圈。你不知道，这粥包括盐亭人民赖以为生的三大特产：红苕、包谷、酸菜。贮入地窖的红苕是农民大半年的主粮，因糖份重，常吃造成胃酸过剩，所以非与酸菜搭配着吃。酸菜的制作是将大青菜洗净，晾透水气，塞进大瓮密封。几十天后，青菜沤得发霉，呈酱色，指头蘸尝一点，又臭又酸，能倒掉人的大牙。沤得好的上等酸菜，瓮面起一层鼻涕状的“悬水”，伸手抓一把朝上提，能吊三尺多长。酸克糖，红苕吃出的毛病就解决了，但据专家考证，盐亭之所以成为全国食管癌胃癌的传统高发区，跟红苕酸菜有直接关系。

威：您对吃还很有研究。

远：那年头的伙食太次，似乎每个人都研究吃，不是味道，而是啥能吃，啥不能吃。我放在吃上的心思肯定比教书的心思多。所以，我们觉得公社书记不错，人实在，待客用大海碗。人家是三代铁匠，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钻进农具修理厂重操旧业。闹文革，铁匠们都成保皇派，跟书记打铁有直接关系。批斗走资派时，铁匠们劫了法场，从此书记在修理厂躲了一年。后来厂被攻破，造反派就将书记揪回中学，与校长关在一块，天天喊着口令，让一长串大小走资派光着脚，跑操，刮风、下雨、晒太阳都跑。学生们换着喊口令玩，时快时慢，把走资派摔得鼻青脸肿。终于有一天，书记的铁匠性子发了，就与学生们打起来，结果被揍得大小便失禁。学生们不解气，把他架在毛主席像前认罪，他死不开口，原来他把舌头尖咬断了。

唉，悲惨事说不完，书记死了好几年，我都还记得刚到山垭公社那夜，书记的分分头，像土改电影《槐树庄》里的富农。可深秋天气，他只穿单衣，一脱下来，就显出黑亮肌肉的铁匠身份，我总觉得他的脸与他的身子不协调。他曾留我们到修理厂过夜，说铁打完了还可以蹭包谷酒喝。可惜我们奔波一天，太累了。刚在招待所躺下，公社机房又接到学校电话，告之邓校长已亲自带人上公社来接新老师。

那是个热情过盛的时代，虽然书记在电话中一再说“睡了”，可校方回答“邓校长已在路上”。我们激动得倦意全无。我不是诗人，要不真要写诗了——书记陪我们站在垭口，极目远眺脚下朦胧一片的山路，一长串火把蜿蜿蜒蜒地上来——那十里开外的乡间中学就是等着我们奉献青春的地方。

我们夹在一群大孩子中间一直下坡，曲曲折折地下到底，就是山垭中学。

行李由孩子们扛着，一左一右是邓校长与杨主任。有时，路变窄了，人就排成单行，路旁是深沟，当脚偶尔踩虚时，总会有手或前或后地拽住你。接近学校时，要穿过一片坟地，火把照着人影子，一伸一缩的，与墓间的纷飞磷火互相牵引。我想起书记临别时说的话：“破太陡，机耕道也莫法修。年轻人，做好长期吃苦的准备，改造世界观肯定不像电影演的那么容易。”

威：您对那苦地方还是有珍贵记忆的嘛，至少铁匠书记不错。黄老师，我觉得您是９０年代青年志愿者的先驱。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人才，却主动申请到最穷最苦的山区希望小学教书，体验生活，一年或者两年。

远：这有啥意思？中国山区是改造不过来了，不管投多少钱，最后都变成了水里的月亮。光秃秃的山梁子，一座接一座，你在上面走半天，风景是一样的，脚和眼睛都累了。种树致富？活不了，即使活得了，人活儿样也享受不了，农民不会干这种傻事。谁都不愿脸朝黄土一辈子，能跑的都跑了。笔试时代出门要证明，人不敢跑，哪怕种着庄稼饿肚子，也认了。邓小平把一切都搞活，泥腿子比我们跑得更远更欢。

威：您读过山西作家李锐的小说么？吕梁山那么苦，农民还是眷恋自己的土地。

远：瞎编嘛。每个朝代的作家都瞎编，因为农民从来不读小说。你编得如何他们也不晓得。文革中，浩然的《艳阳天》普及得宽，还有克非的《春潮急》，里面有加钢黄蟮卖假牛的场面，挺生动。说实话，没一个中国农民真爱自己的土地，谁愿意世世代代种地？只要有更来钱的活儿，都丢下地跑了。树砍没了，水不能喝，人也会渐渐走光——在成都和绵阳，我偶尔也碰见我的学生，当官、做生意、打工、下苦力都有，走运和倒霉都有，他们共同的理想就是跳农门。

有一次，我在磨子桥一带拉贼三轮，撞上城管缴车，躯闪不及，三轮就被弄上大卡车拉走了。我绝望得两眼发黑地蹲在街沿边，正考虑下一步该靠啥谋生，后面却有人拍我肩膀。一回头，见一个胖老板冲我叫“黄老师”，我早忘了我是老师了，所以猜不出对方为谁。

胖老板硬拉我去一家夜总会坐，还自我介绍，原来他是山垭铁匠书记的老二，８０届的初中生，我当了他三年班主任，后来他去县城上高中，去绵阳上大专，进一步的情况我不晓得。我看了名片，才晓得这小子是这家夜总会的总经理。铁匠书记的儿子还是念旧的，他请我喝酒，还给城管的熟人打电话，设法把我缴去的三轮弄回来。这小子门路野，酒量也大。他一会儿就灌完一瓶红酒，醉醺醺的，一定要给我叫小姐，把我的魂都吓出窍了。他说：“黄老师，您和我爸一个城市一个农村，但命都一样的苦，这辈子太没意思。做学生的今天一定要让您享受享受。”我说：“师道尊严还是要讲的，你咋可以拉老师下水？”他说：“课堂上是师生，下来就是朋友——这都是您以前教导的。我爸死得早，老师您偏向我，经常留我在您寝室做作业，今天我非要报答您。”我说：“您虽然是好意，社会风气也如此，但你爸的在天之亡……”他哈哈大笑着打断我：“算了吧，人死如灯灭，哪有灵？老师这是迷信嘛。”不容我多话，两个小姐就上来挤着我劝酒，把这张老脸羞惨了。我的学生见我手脚无措，就起身说：“慢慢来，我这会儿去给您找个更漂亮的，把你们那代人的世界观彻底改造一下。”

我好不容易挣脱了两个小姐，冲出包间，却见走廊拐弯处围得水泄不通。

我浑身都汗湿透了，凑近人堆却见我的学生正殴打一个小姐，他揪住她的头发，手、脚、膝盖、倒拐都用上，小姐被揍成一团，满脸血，浑身打抖；旁边好几个人拉架，可这铁匠的后代力气大，无论如何分不开。再打下去肯定出人命，我不得不上阵相劝，还挨了学生一拳。我学生见我鼻子出血，一愣，酒才醒了些。他说：“这婊子嫌您老！妈的，她那逼有多嫩？起码几百男人搞过，有多嫩？”我实在听不下去，只有赶紧走。三轮也不敢去要，生怕铁匠后代再找到我。可有天读《华西都市报》，竟无意在社会新闻栏里看到关于我学生逼良为娼的追踪报道，当记者采访被拘留的“打人凶手”时，他说：“我的老师太穷了，小时候，他对我那么好，长大了，我为了他被关几天也值得。”

威：世上竟有这种“念旧情”的学生！

远：他爸在阴间还不气死！有时我不明白，老毛和老邓谁对谁错？开放好呢，还是关门好？铁匠后代不打铁，到大城市来乱使力气，结果变成害人虫。比他混得差的更是害人虫，宁愿瞎闯，也不回老家。

威：瞎闯不动的，总留在家里吧？

远：朝人多的地方搬。混出人样的，到绵阳或成都继续混；次一等的，在县城或郊区定居；再次一等的，迁往大的场镇；最差的，也靠近乡场。地再大山再高，祖宗的骨头埋得再多，但传说的风水说变就变。听说山垭中学也撤消了，房子平了，操场填了，全弄成农田。我估计原因是师资缺乏，离乡场都十多里，生活太不方便，如果不用行政命令，现在谁愿意去？

威：山垭中学教学条件咋样？

远：在当时算不错的，３０多名老师，大学文化的占一半，甚至还有你爸那样教过多年进修学校的特级教师。那年头，哪儿都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谁也不觉得山洼洼屈才。据说山垭中学还是清朝末年一个同乡举人创办的，拱式教学楼与大礼堂还有点西洋建筑风格，农忙时，教学楼前的操场就成了晒谷场，农民们甚至把风车都搬来，干得欢天喜地。学校师生要进行篮球、足球等体育比赛，得事先与生产队好言协商。而体育课根本上不成，因为农村孩子从小到大都干农活，体育课天生就该满分。

教师、学生住的大、小四合院及女生院都有几十年历史，山湾堰塘绿水幽幽，兼作灌溉与天然游泳池。我看过电视剧《围城》，这儿环境有点像方鸿渐去的三闾大学，日本鬼子的飞机根本炸不到。也许，这儿该办成五·七干校或农业大学，因为学校所辖的果园、农田与菜地都由师生耕种。７５年演《决裂》，其中有句台词：“这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以为今后大学不用考了。贫农出身的高校长趁着大伙热情高涨，擅自把全日制课程改为半工半读，并率先挑起一对大粪桶，在田地间疾走如飞。师生们争先恐后，每天下午都掀起种地热浪，以至收获季节，水果、蔬菜过剩。学校没有公粮任务，校长找公社好说歹说，才争取到义务送粮到贫困区的光荣，而水果、蔬菜吃不完，也没地方可送，好只烂掉。

威：赶乡场卖嘛。

远：学校不兴做生意，况且农村，不占肚子的东西不好卖，总之，２０年中，我可能有５年在认真上课，恢复高考，邓小平复出，学校为适应形势，才划分出教学组，整理教案。此前，我这教物理的，也教过数学和语文。

文革武斗时，山垭中学分成两派，造反派一占上风，就将以校团委为核心的保皇派撵出校园。附近农民也有组织，叫“农奴戟红色兵团”，与学生们观点不一致，校方就鸣钟集合宣布：学校操场是革命小将的练兵场，不是小农意识的打谷场，而大礼堂是排练和演出忠字舞的红色舞台，不是堆放资本主义黑庄稼的仓库——这一招太狠了，“农奴戟”抗了几天，就召集上千泥腿子沿山路游行，挺进学校，发出怒吼。几百学生娃都把《毛主席语录》贴在胸前，齐唱《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与农民对峙。

乡下人毕竟老实，胆小，不敢贸然出手伤人，而书生们伶牙利齿，利用越战越勇，“母校保卫战”持续了几天，县里造反总部来了两名特派员，声称：

“再敢围攻革命小将，‘农奴戟’将被县革委定性为保皇狗。”如此狠话出自“县里”，农民们马上作鸟兽散。

清静日子没过多久，中央号召“革命大联合”，接着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贫下中农”进驻学校。嘿，风水马上又倒转，几个学生领袖被驻校代表宣布为坏头头，“刘少奇的走狗”。经过游乡和批判会，压服了学生们的嚣张气焰后，学校变本加厉演化为农场，不仅拾掇庄稼，而且养猪养狗养鸡。深秋重开课程，学生都不能按时报到。校空了，连早已熟悉的迎接“最高指示”的游行也失去了往日敲锣打鼓的热闹，“贫农代表”跺脚乱吼，急忙去校旁的刘家大院动员乡亲，不料乡亲没有熬夜的习惯，连“最高指示”也把他们搞不起床。

威：您虽然在乡下，但热闹看了不少。

远：人像面团被搓来揉去，农民管理学校，除了监督劳动，就是忆苦思甜。你不搭理，他就三天两头找你谈心。忆苦饭更是常吃，师生都成瘦猴子了，还让“斗私批修”。农村学生很本份，都走几十上百里山路，从家里背粮食。学生食堂有口大锅，人横着躺下去只能够着锅底。下面煮水，上面架木格子蒸饭，全是学生们自带的五花八门的器皿。锅盖平时吊在房梁上，蒸饭才放下来。学生下饭顿顿是白水菜汤，没有一星油。长此以往，人会得甲亢病，学校也太黑了，师生打了那么多粮食，却一粒也不抠出来。　守着个世外桃园，我最深的感受自然是饿。一个礼拜赶一次场，炊事员早早就出门，按教师的人头买肉，一人二两。星期天晚餐，大家无一例外地聚集小食堂，把碗摆在案桌上，等待伙食主任唱名、分肉。炊事员分肉手艺已炉火纯青，片数不会多不会少，连油与菜，也尽量平均。因为此时众多鹞子眼都随着“印把子”转动，你有私心，人家总会咳嗽，以示提醒。

肉碗到手，每个人都要本能地簸一下，才伸出另一碗打饭，一碗三两。计划经济时代，２７斤的口粮定额，绝不含糊。为了改善生活，教师们成群结队夜捉青蛙，一会儿一大桶，剐皮白水煮吃，特鲜。

威：除了乱七八糟的事，您是咋教书的？

远：你问我，我问谁？那年头根本就没固定的课本，只有讲“最高指示”没错。毛主席啥都讲过，就缺物理和化学，所以我也不敢乱讲。您爸是特级教师，讲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出神入化，就凭这一条，文革开始他就成“黑帮”。唉，这辈子太落魄了，连老婆与我的共同点也是吃。她是当地农民，小学文化，管刘家大院的榨面机。我开始去榨挂面，接着就经常接受她一把面的贿赂。结了婚后，她才嫌我吸面的声响太大，“一吸里外都听得见”。

威：您一个大学生，不嫌她土？

远：我是臭老九，３０多岁了，没人要的货；而人家当时是生产队一枝花，追求者满山遍野。我们秘密好了一年多，才公开。她爹见生米煮成熟饭，还叹息“鲜花插在牛粪上”呢。还是俗话说得好：“胃口就能成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