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沈励志：中共禁书始末——诗人廖亦武惹祸与《南方周末》大地震

1.《南方周末》地震

二零零一年“六四”前夕，中国当代新闻史上最黑暗的一幕终于降临：在大陆民衆中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以大胆揭露社会真相和坚守民间立场而著称于世的大型周报《南方周末》爆发政治地震，几乎全军覆没。广东省委省政府以“经济损失巨大”爲由，一再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请示汇报，并开展了一系列私下斡旋。讨价还价的结果，总算保住了这块“报业第一金字招牌”，然而，遵照中共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岚清的指令，《南方周末》主编一名，副主编二名，副刊部、新闻部主任各一名被撤职处份。另有待证实的消息称，该报部门以上的负责人均遭撤换，此外还有一批记者被除名。

因爲前所未有的换血（去年初，《南方周末》创办主编江艺平也因类似的问题被撤职），编辑部人人自危，陷入混乱。年仅二十七岁的新主编仓促上任，召开数次编务会议，均无法确立日后的新闻方向。但从五月三十一日出版的报纸看，《南方周末》已由原来的二十四版缩减爲二十版，所谓“负面报导”销声匿迹，而以江氏“三个代表”定音的阳光新闻一统天下。这表明独裁政权一旦恼羞成怒，就可以踢开任何形式的社会监督，践踏自己制定的宪法，彻底扼煞言论与出版自由。

2.中宣部的红头文件

根据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正式下达的红头文件，《南方周末》遭此横祸的罪状有：

①严重违反新闻纪律，在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九日写作版上，整版发表了四川著名民运分子廖亦武（化名老威）与《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卢跃刚的《关于〈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对话》，该文透露出“六四”情绪，对党和社会充满敌意，并公然吹捧已被明令查禁的反动书籍，借所谓“底层人”之口，编造谣言，诬蔑和歪曲社会主义历史和现实，别有用心地提出“无权势者无历史”；

②在同期头版、二版、三版，推出《张君案检讨》，以探讨重大犯罪的社会原因爲由，爲犯罪分子开脱罪责。妄图一笔抹煞湖南省委和公安干警在破获罪案，维护人民群衆生命财産中的功绩，并且认爲张君等人铤而走险、危害社会是无路可走，是环境造成，是“他们被推到社会边缘”。此文发表后，造成极大的混乱，许多党员干部和群衆致信有关部门，对《南方周末》在中央统一布署的“严打斗争”中的立场提出批评，认爲社会主义的舆论阵地应该弘扬正义，痛斥邪恶，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③在同期解密版上,整版发表歪曲历史，引起思想混乱的文章：《青春墓地埋葬重庆文革武斗》，爲造反派鸣冤叫屈。

文件认爲，三篇有严重政治问题的长文在同一期报纸均作爲重点发表，肯定经过精心策划。特别是前两篇，都披著学术外衣，不约而同地大谈“底层”“边缘”。仿佛每个被抛到“边缘”“底层”的人（而且这种人占社会的绝大多数），都可能成爲第二个，第三个张君，杀人越货，危害一方，最终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作爲“文本证明”，同一期写作版还节选了《中国底层访谈录》中的《人贩子钱贵宝》，钱贵宝与张君一样是农民，一样因贫穷，因生存环境的恶劣，及其它社会原因而被迫犯罪。

3.言论管制的日常细节

《南方周末》东窗事发，互联网，以及民间私下的评论与猜测甚多，但在公开的媒体上，却不见一个字的报导。这种掩耳盗铃的治乱方略，同毛时代的下放与大批判，邓时代的反自由化运动大相径庭，因爲丧失了精神领域的权威，以及民主、人权、言论自由的世界性潮流对国门的冲击，江时代“独裁气短”，只能采取黑箱指令，俗称“卸掉关节”。在大陆媒体呆过的人都知道，每个星期，甚至每天，均会接到来自上面的五花八门的指令或者批评，很多时候是打给主编的一个电话。称自己是省里的，市里的，或者中央的，然后指出某年某月某日某版，发在什麽位置的文章，有时爲新闻、消息，甚至某一句话的提法，有悖于中央精神，有政治错误，不利于社会稳定等等。主编洗耳恭听后，旋即将在会上传达，提醒大家小心避开雷区，以免集体下课。除了这种黑社会式的直接了当的遥控、恫吓，中央和地方也通过传统的下文，有时一个星期下达的多种文件里，不能报导的禁区多达几十上百处，比如工人下岗，街头闹事，黑社会报复，教会活动，某国企的内部情况，某本书的宣传，某个名字，某些敏感的引起人们情绪波动的字眼等等。今年元旦，李洪志发表文告，其中有最后“圆满”的提法，于是“圆满”一词一度被明令禁用。

要实施这种日常细节化的新闻、出版管制，从中央到省市的宣传出版管理机构均设有党性极强的读报员，每天专门逐字逐句地检查，然后圈点有问题的文字上报，像《南方周末》这种发行上二百万，黄金时期甚至突破三百万的大报，从下至上，每天至少有几百老布尔什维克在进行文字过滤，因此每年接到的“黄牌警告”不计其数，部门主任至主编所作的“深刻检讨”也不计其数。好在广东近十年一直是中国大陆新闻最开放的省份，是对外的窗口和引资的招牌，《南方周末》一再利用省里和中央某种微妙的人事关系，得以发展，可花在勾兑关系上的“黑箱资金”却一直是未知数。

除了上述管制细节，媒体负责人也经常应召进市、省或北京开会，听取对新闻出版违禁事件的处理结果。去年青海人民出版社“非法出版”法轮功读物和北京的改革出版社“非法出版《新官场秘笈》，都属轰动一时的新闻。爲了配合中央部署，对前者的处置有关人员判刑并处罚金，出版社停业整顿允许正面见报；而对后者更爲严厉的处置作者、书商判刑并处罚金，出版社社长、总编、责任编辑撤职查办，取缔出版社则不准媒体泄露一字。

类似的兴师动衆，今年四月份也有过。以出版世界当代名著而声誉日隆的广西漓江出版社，因推出学者何清涟的专著《我们仰望星空》而被停业整顿，险遭灭顶之灾；湖北的《今日名流》因发表了社会贤达李慎之、戴煌、方方等十人联名关注河南一冤案的公开信而被取缔，《书屋》等一批人文社科杂志被严重警告。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这一系列文化打压均属秋后算账，法轮功读物与《新官场秘笈》更是几年前的旧书，当时法轮功正风行，谁也没想到它日后会成“邪教”。

戴晴等学者认爲，《南方周末》此次换血，标志著独裁者的言论钳制进入了更加精密的时期，这种暂时保留媒体外壳，更换内部关节的控制方法，将被推广成一种秘而不宣的日常行政手段。笔者曾与《南方周末》一位资深编辑交谈，他说，“《南方周末》在国内的影响，相当于《纽约时报》在美洲大陆，我们擅长对社会敏感问题进行追踪报导，并且有深度，有代表性。一个新闻工作者如果有起码的良知，不与丑恶同流合污，必然会得罪一批权势者，他们自以爲掌握了对历史和现实的生杀大权。”他还说：“这只是一个藉口，因爲上面整肃《南方周末》的动机由来已久。如果这次侥幸过关，肯定会有下一次。况且他们找的藉口也比较勉强，我们怎麽知道老威（廖亦武）是民运分子？他头上又没刻字，六四过去这麽多年，当局还是如此敏感，只能说明政权的虚弱。”他还透露，由于读者好评如潮，违禁的三篇文章曾被报社内部评爲当月好新闻，有关编辑还拿了奖金。

4.百分之一的新闻真实

因置身事中，这位编辑的话有一定情绪色彩。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开，就会看到世界末日的硝烟滚滚而来：法轮功天安门自焚，石家庄大爆炸，张君案，成克杰、胡长清巨贪案，厦门赖昌星走私案，渖阳政府与黑社会勾结案，四川资阳、宜宾黑社会火拼，网路犯罪，乃至最近的《天安门文件》中文版在海外推出，江泽民上台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等等。中国真是个新闻大国，《南方周末》的报导，说实话，还不及每天发生的轰动级新闻的百分之一，可就这百分之一的敏感的真实，说不定就会成爲专制大堤上的一道裂缝，将逐渐深入，并在某一天引发洪水泛监。作爲对《天安门文件》海外版的应对，中共除要求地方厅级以上，部队师级以上干部轮流观看官方内部纪录片《六四大事纪》，以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外，江泽民还重点宣布“反五毒”，即台独、疆独、藏独、法轮功和民运，其中民运、法轮功又是“重中之重”。

舆论的放与收一旦上升爲江山社稷是否稳固的高度，《南方周末》的命运就注定了。据中宣部文件透露，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爲四川省新闻出版局。他们在发现本省的民运分子上报的同时，又接到成都市国家安全局的敌情通报，于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机构先联手查验省内文化市场，搜缴《中国底层访谈录》并集中销毁，然后上报北京，状告《南方周末》与出版《底层》一书的长江文艺出版社。于是，中宣部与新闻出版署在半个月内三次下文两家违禁单位，并在全国范围严查并销毁《底层》。两家单位的负责人还被招到北京，深刻检讨严重错误。在《南方周末》换血之际，出版社还等待著上面的最后文件，除销毁禁书带来的钜额经济损失外，停业整顿在所难免。出版社某编辑说：“只要不全面换人砸饭碗就谢天谢地了。”

看来，告密者的“斗争技巧”已相当圆熟，一上手就抓住了“民运分子廖亦武（化名老威）这一关键字，触痛了被《天安门文件》闹得寝食不安的中共最高权势者的神经。

5.廖亦武其人其事

廖亦武，诗人，八十年代名噪一时，是所谓新诗潮的主要代表之一，因在八九年六四□晨创作、朗诵、录制抗议惨案的长诗《大屠杀》，以及创作和组织拍摄电视片《安魂》，而被中共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煸动罪”判刑四年。出狱后妻离子散，生活无著，曾一度沦落到社会最底层，靠在酒吧吹箫卖艺渡日。廖亦武在一份自传里写道：“由一个诗人坠入犯人，又由一个犯人坠入这个社会的沈默的大多数。他们是人生的失败者，所以他们的声音、智慧、敍述历史的方式，甚至血泪都被取消了，在这一点上，政治、文化、经济精英们，诗人、作家、学者们与当权者达成了默契或共谋，‘赢家通吃’不仅仅是商业法则，也成了其他领域的法则。廖亦武所做的工作就是按照他所特有的方式蛮干，搜集底层见证，并把这些东西一点点汇集，最终瓦解权势者的法则。”

从字面上看，廖亦武的文化角色已经由呐喊的诗人转化成底层见证者，“我是个人行爲，与民运组织没关系。”他写道。却忘了自己因坐牢而被打上了民运分子的烙印。况且，廖亦武从来不是个逆来顺受的人，当安全部门老是找他麻烦，扼断其谋生的岗位与渠道时，他就只有不计后果地抗争。从一九九五年开始，他多次参与要求政府平反六四、推进民主的请愿；而在一九九八年六四发出的《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公开信》，则爲他在民运与西方舆论界赢得了广泛的名声，文中写道：“克林顿先生，当您在这个月下旬抵达具有千年苍桑的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您是否敢于像35年前的甘乃迪总统那样，宣布您也是北京人？是证人？死者？或政治囚犯？

“如果您仅仅爲大国间的交易而来，那麽，当我某一天站在白宫前的时候，我将宣布我是美国人，是反对派，是出卖理想的克林顿的牺牲品。”

一九九九年六四，天安门惨案十周年，廖亦武不顾安全部门的再三威胁，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并朗诵了写于十年前六四□晨的长诗《大屠杀》，作爲对沈冤多年的亡灵的悼念。这个朗诵作爲特别节目，在六四前后播放了两周，六四当天，重复播放了四次，産生了很大的影响。

以上是廖亦武与民运有关的大概事迹。此外，他还数次以个人名义对警察的迫害提出抗议，难怪他要感叹：“在中国，我几乎是与警察打交道最多的文人了。”

6.以文犯禁之路

廖亦武是地下出版的老手，八十年代就因出地下诗刊，一再与公安部门打交道，有“记录在案”的前科，出狱后，故态复萌，出过《知识份子》两期和一本《古拉格情歌》，此外，还出有黑磁带与黑光碟，主演过黑电影。他同朋友谈到：“我终生追求的是言论与出版自由，能够钻空子，冷不防正式一回当然过瘾，如果铁板一块，没缝隙可钻，就只有把稿子收回来，自己印，免费发出去，图个阿Q的精神胜利法。”

带著钻空子的想法，一九九九至二零零一年，廖亦武先后与不明底细的书商或出版社合作，正式出版了《沈沦的圣殿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漂泊边缘人采访录》以及《中国底层访谈录》。三本书均被查禁，并且都有安全部门的直接插手。

《沈沦的圣殿》问世于一九九九年五月，首版一万五千本，悄悄发放到市场，尽管出版姿态低调，但事隔一个多月，仍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全面查禁。在一党专制的国度，查禁一本书本不算新鲜事，避过风头，大家或许就忘了，可偏偏此书给读者留下的印象难以磨灭，乃至于同年十月，被全国最大的民营书店席殊书屋（有三十多个连锁店，近二十万读书俱乐部会员分布于各地）的首届书评会推爲“中国一九九九年度十大好书”之一。由于这一殊荣经读者投票，七十多名思想文化界的专家集体推荐，因此在国内外産生了广泛的反响，一致认爲“乞今爲止，这是研究朦胧诗和地下文学最权威的著述”。廖亦武爲了完成这本书，单枪匹马作了大量的搜集、采访、整理，因此其中关于收藏家赵一凡，关于郭沫若之子郭世英，关于白洋淀地下文学的传播，关于《今天》及民主墙时期的资料，等等，都是首次在国内公诸于世。编者执意要还原历史，所以在书中，令人震骇地多次出现徐文立、刘青、刘念春、魏京生、周舵、芒克、北岛、赵南、李南、周眉英、陈迈平、马德升等民运或异议人物的名字、大量史料、及民主墙时期的民刊和照片。廖亦武认爲，他并不是要有意犯禁，爲当局的政敌树碑立传，而是尊重历史原貌，“这是编历史类书籍的常识，否则没法弄。”

《沈沦的圣殿》爲当局所不容，当在“情理”之中，出版单位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的社长、总编均遭撤职，而将“反动书籍”评爲“十大好书之一”的席殊书屋也险遭灭顶之灾。又是这个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岚清批示：将《沈沦的圣殿》这样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东西评爲“十大好书”，是预谋的，背后有势力支撑的集团行爲，必须严查严办。

席殊书屋的网站停办，面临吊销执照的危机，席殊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向上面一再书面汇报、检讨，并且将读者、专家的选票与结果一一展示，证明这一事件纯属偶然。最后，某席殊之幕后人物出面，找到曾经是江泽民上司的较爲开明的汪道涵，方通过私下渠道平息了事态，然而席殊总部已搬迁，决定缩小规模，长达两月的担惊受怕，已使席殊经济损失达数千万人民币，元气尽伤，至今心有余悸。而作爲主编的廖亦武，被中宣部列爲不准出书的重点物件，先后三次被北京和四川的公安机关传讯审查。

一九九九年九月，廖亦武同二渠道书商合作，化名老威，借用他人身份证件，再次出版了《漂泊边缘人采访录》，这是《底层》的节选本，学者任不寐认爲：“这不仅是生活状况的底层，而且是话语权利的底层，是被这个时代的作家所遗忘的‘另一个中国’。”

《漂泊》刚出就引起关注，书评如潮，三个月中再版五次，各地报刊更是竟相连载。但好景不长，国安局和新闻出版署联合调查了出版单位中国戏剧出版社，旋即，《漂泊》被全国禁售，印刷此书的书商被通辑，印厂被封，书版被毁，存书被没收。

面临取缔的危险，戏剧出版社被迫赖帐，竟谎称《漂泊》是盗版书，并在《新闻出版报》上登出“严正声明”，方侥幸过关。然而“正版书”又在何处？书商在外流亡了几个月，连喊冤枉：“没想到国家出版社也耍无赖！”

读者更想不到的是,在“底层采访”过程中，尽管廖亦武隐匿其身世，却一直受到特别关注。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廖亦武结婚大喜的日子，警察竟以“非法采访”的名义拘留了他，并没收了他的大部份手稿。廖亦武这些年所遭遇的困境，是绝大多数海内外文人难以想象的，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没有任何安全感，不可以相信任何人，像一条狗，咬死一块骨头就不松口，哪怕人们撵你，诅咒你，用棍棒痛击你，也要与骨头同归于尽……

“写了这麽多年，我撑不下去了，有时兜里只有几块钱，连门都不敢出。想越境逃跑，却不知道爲何逃跑。我到语言不通的地方能干什麽呢？继续写《活下去》？当然用不著把写好的稿子东塞西藏了，用不著面对警察死撑到底了，因爲谁能懂？……

“时刻记住谁也救不了谁，你在孤军奋战。中国没有哈维尔，没有索尔仁尼琴，既使有，也早被消灭了。因爲没有朋友，没有珍惜他们思想与才华的人，大家内心都害怕，仅管也写些颇具正义感与良知的文章，却在个人行爲上，心照不宣地恪守某种官方尺度。连西方来的文化、艺术大师接见的也是中国作协安排的可靠文人，虽然在形式探索上，这些文人可能属于先锋派……

“地下文学传统自生自灭，因爲国际汉学界被官方当红的文人所垄断，连马悦然也喝了蒙汗药，著魔似地推荐所谓乡土作家。他哪知道中国早没有沈以文时代的乡土了，连农民都堕落了，撒谎、卖人、连眼皮都不眨……。”

7.一部书的奇迹

这种类似控诉的文字虽然令人心颤，但事实却证明了廖亦武作爲文化游击战士的机智和顽强，因爲二零零一年一月，他化名老威再次出版了《中国底层访谈录》六十人本，上下册，四十多万字，虽然这仍不是七十余人的全本，但在独裁大国已堪称奇迹了。

近几年，我总是在北京的一些地摊上，看见若干港台版禁书的盗版，其中有《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国太子党》、《魏京生论民主》、《叫父亲太沈重》、《秦城春秋》、《江泽民和他的幕僚们》、《王丹回忆录》、《徐文立狱中家书》，等等，品种繁多，价格几元至几十元不等。高行健一获诺贝尔奖，成都马上就有《灵山》盗版，三十元一本，后来印得太多，就降到八元，甚至五元也能到手。据说盗版书商一旦查获，肯定判重刑，直至枪毙，然而爲什麽盗版，特别是“反动书”的盗版屡禁不止？

这完全是利益的驱动，如同贩毒，风险再大，也有人铤而走险，并且前赴后继。廖亦武认爲，同盗版相比，他的书风险小得多，看来，自由思想在中国大陆唯有同金钱结盟，才能得到最广泛的传播。

《中国底层访谈录》辗转了十几家出版社，均无人敢接招。长江文艺社当时的心理同盗版商颇相似：这肯定是各阶层读者都能进入的长畅书，风险大，利润就高。

出版社选择春节前夕出书以降低风险，所作的宣传也仅仅限于在地方报刊发些书讯。但《底层》这样不可多得的“抓人”的书，一旦投放市场，必定会引起社会反响。在《南方周末》事件之前，已有《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图书商报》《文化时报》《当代》《中华文学选刊》《读书》《母语》《天涯》《北京晚报》等50多家媒体重点评介《底层》，地方杂志擅自节选书中篇章或连载的，更不计其数，一时间，“关注底层”成了热门话题。3月4日，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召开了《底层》读书讲评会，钱理群、沈昌文、白烨、丁东、雷颐、摩罗、余杰、任不寐、徐晓、岳建一、李辉等30余位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生物学、新闻学专家、教授和学者到会并作了发言，首都20多家新闻媒体现场采访，数百名读者旁听并踊跃提问。

主持人爲冯小哲，大名鼎鼎的被禁思想杂志《方法》主编，他一再提醒大家爲《底层》多披几层“学术外衣”，但知识份子们压抑多年的愤懑，均借《底层》朝外喷射。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说：“我们现在的新闻没法看，新闻联播三分之二是领导人开会，去哪儿考查，全是些没有的废话。也不调查一下我们的真实感受。国内报纸也基本上是关注怎样过好小日子，各种各样的说法，却很难看到我国真实的一面。所以，老威这本书，已超出一本书的意义，非常值得读者，特别是新闻工作者去阅读，并体会作者的写作态度，把真真实实的新闻，真真实实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因爲作爲公民，我们有知情权……。”北京大学生物教授姚仁杰说：“我觉得这本书的意义还在于，不管你怎麽封杀，民间的声音是压不完的，人是杀不绝的，总还有后继者，爲什麽？因爲像书里描写的那样，生活是残酷的，不人道的，把所有的一切全给你剥夺光，但是，人们依旧活过来了，耻辱地活过来了，还要说话，舌头还没被割掉……。”

据参加过书评会的某记者描述：“局面越到后来越不好控制，大家抢著发言，矛头对准官方，把主办单位吓坏了。后来大伙见天色已晚，又移师京郊的大觉寺，以尽其兴，这时作者老威才出来与大家见面，吹箫、呼啸，并朗诵了纪念亡灵的诗。全场鸦雀无声，继而肃然起敬，继而挥泪与鼓掌，很多人都上台讲话，由衷地赞赏老威。这个光头的流浪汉，不知所措，就与摇滚乐手何勇合作了一首《阳关三叠》，老威吹罢两叠，然后柱箫长吟，余音回绕，泪水把嗓子都堵住了。”

8.知识份子的根本权利

在中共心脏地带举行异端色彩如此鲜明的活动，居然没出问题！这的确令许多人后怕，有人认爲是法轮功帮了忙。但一周之后，情报还是抵达了有关部门。于是新闻出版署派出稽查大队，把位于北京大学附近的国林风总店搜了个遍，并勒令停业检查，上交所有参加会议者的名单及发言记录。“今后举办任何活动，”稍后下达的文件道，“都必须报经主管部门批准。”

追查尚未结束，全面销毁《底层》的指令则已下达，接踵而至的就是2001年4月19日的《南方周末》事件。

一个作家公开出版的所有著作均遭查禁，这在当代出版史上也属罕见，所幸的是，官方应对类似“文化事故”的措施总处于置后，这就给自由思想进入市场，以打破意识形态的一党垄断提供了空间。廖亦武认爲：哪怕存在一丝缝隙，也要尝试钻过去，渐渐，缝隙就越来越宽。“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真相告诉更多的人，本名不能用了，就用化名；化名也禁了，再想其他法子。知识份子最根本的权利就是言论，因种种危险而自动放弃话语权利，就取消了自己作爲人活在世上的理由。”

六四之后，曾经改良心切的知识界对一党专制彻底绝望了，流亡海外，隐匿书斋，投身商海，拒绝合作，但苦闷的心结一直纠缠著。这些年，我们经历了若干《东方》《方法》等精英刊物的停办事件，书的查禁也成爲屡见不鲜的景观。有多少人爲此付出过代价？其中的操作细节又如何？我想，恐怕不亚于一部文化战争史。可惜，随著时间的无限推移与淡化，这将成爲永远的谜团。

现实使我们失去了哈维尔式的乐观和理想。因爲禁书在海外的出版也相当困难，那些精明的商人们，一直等待著廉价收购。而大陆符合官方口味的热门书（虽然有些先锋技艺上的争议）也是汉学界竞相翻译、“研究中国文学”的热门书，对于中国和前东欧、苏联，海外在文化和艺术上显然采取了双重标准。

在这里，我对在夹缝中出版禁书的单位和个人表达敬意，不管出于什麽目的，异端因之而面世；我还对《南方周末》等媒体表达敬意，仅管付出了代价，但对抗的资讯得以大面积传播，并且不会由此划上句号。

禁书永存。

2001年6月于中国北京

──原载《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