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偷越国境者黎忆丰

采访缘起：

偷渡意味着铤而走险，所以，如果没有能说服自己的明确动机，老百姓连想都不会想。而年过３０的黎忆丰恐怕算十几亿人口中挑出来的，他在“娘胎里就偷渡”。

这次采访发生在绵阳涪江边的一个茶馆里，时为１９９４年６月７日。黎忆丰刚从深圳樟木头收容站放出来，政府查清了他的住址、身份，以及从前的一系列偷渡史，发觉动机不明，就法外开恩，以教育为主。

“家乡的水好空气好，”黎忆丰赞叹道，似乎要从此打消冒险的念头。唉，天晓得。（下文中，威：——老威；黎：——黎忆丰）

威：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偷越国境的？

黎：什么时候？说不准。大约是在妈肚子里就开始了。

威：你在说笑？

黎：不是说笑。我是６２年出生的，我妈怀我的时候，我爸就丢下我们，跑到新疆。没办法，他饿得受不了，只有丢下我们去闯一条活路。他在新疆，与当地的哈萨克混，混着混着，就朝苏联跑，那一年，据说中国的饥民朝苏联跑了好几万。他从塔城出去的，结果被强制遣返。这次他一声不吭，装成哈萨克哑巴，为了不激化民族矛盾，他没被治罪，还白吃了不少大馒头。当他回到四川，不仅胖了，脸上还有了血色。那年头，脸上有血色的人非常稀少。

威：这跟你越境有啥关系？

黎：我还没说完。我爸是个不安分的人，出去几十天不打招呼，是极平常的事，我妈怀着我住在娘家，也习惯了。可我那无情的爸爸回家才几天，又悄悄跑了，这一次，他南下广州，直奔深圳。那时的深圳是个小渔村，戒备森严。我爸在草丛里潜伏了一个白天，才从离罗浮几百米的地方下水。这老疯子，他准备游过去！游向那灯红酒绿的自由世界！至于到香港干啥，别人会不会收留他，他一点也没想。当然，我不了解他想没想被抓住的后果。在那个年代，中国人在闭关锁国里，全被老毛的那一套驯得瓜兮兮的，象我爸这种出格的疯子，一百万人里也挑不出一个。总之，他才游出一百多米，就被探照灯和一梭子子弹吓回头了，岸上有一个班的边防战士等着他。他被爆打一顿，绑成肉粽子。这次投奔自由的代价是有期徒刑２０年。

威：他判的啥子罪？

黎：反革命。具体罪名就不清楚了。你想我那时还在胎中，我妈就捧着我去监狱探他了，还顺便送去一纸离婚申请。这就是我的胎教！我爸的老家是下川东的万县，一个江边城市，后来考上大学，进了省城，分在文联。这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就是胡思乱想的地方。不过我爸的胡思乱想源于童年，他喜欢一个人坐江边，望过往船只。水外面还有水吗？世界外面还有世界吗？也许你会说，６２年偷越国境的人，都是因为没吃的，但是我爸好象不完全因为饿。有部美国电影叫《德克萨斯州的巴黎》，讲的是一个流浪汉的故事，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虚妄的理由，就是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找到“巴黎”。据说，那是他父母初次约会并作爱的地方，由于这次约会决定了以后他的诞生，所以他最原始的家园应该是“德克萨斯州的巴黎。”为了找到它，流浪汉抛弃了家庭、城市，一直往前走，走。这种血液里的欲望，或本能，我爸也有，我也有。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的代价要轻得多，毕竟时代变了。　威；你这个理由有些牵强，因为中国人越境要么是经济，要么是政治的原因，哪会为了流浪的本能去冒险？这是背弃自己的祖国呵。

黎：我的祖国都揣在这只挎包里，几本书，几首诗，一本《汉语辞典》，外加几张女人的照片。我晓得，现在是市场经济，只要有钱，也能通过正常渠道。糟就糟在我没钱。还有，我上哪儿凭什么要给谁打招呼？老作家艾芜的《南行记》，一直是我们教科书，他也没给谁打招呼，就一个人跑到缅甸仰光去了，可惜老头没敞开写，省略了不少精彩的段子。

威：这么说，你越境的首选地应该是缅甸。

黎：不错，缅甸是佛教国家，从云南瑞丽沿滇缅公路再往前，就可抵达边镜小镇芒市，中间要经过惠通桥，龙陵坝、潞西县的大湾，及木康边防站等关卡。我们三个人，一个自称记者，一个是乌江中游武隆县的乡干部，凑钱买通了瑞丽的一个还俗和尚，再由他引路，找到另一个独臂的云游和尚艾山。艾山是缅甸克钦族人，专干偷渡向导。他一米八几的个头，黄色袈裟在烈日下灿烂无比。我们跟着他昼伏夜出了两三天，赶了几百里山路，累得筋彼力竭。

威：这是哪一年的事？

黎：１９８９年夏天。

威：不是政治原因吧？

黎：我不是，其它两个是不是我不晓得。我想先在仰光打工，看能不能撞上发达的机会，不成，就到香港投奔黑社会，如果命运让我到金三角种鸦片也行。总之，我是利用了８９年那个时机。真他妈象梦游一般，我们沿途没见着一个兵，就踏上了缅甸的土地。当艾山用独臂依次敲敲我们的，肩打着手势要告别时，大家都没回过神。“这不行”，还是记者反应快，揪住带路和尚说，“这荒山野岭，鬼晓得是不是缅甸！”

四周鸦雀无声，我们站在一座马鞍形山梁的臀部上，透过齐腰深的灌木和杂草，能隐隐约约地望见一条河。“勐古河”，艾山用生硬的汉语说，“缅甸的河，我的事情做完了。”

“咋沿途不见一个兵？”乡干部怀疑地质问。艾山嘲笑说：“遇见兵很好吗？”

我们三人都死死缠住艾山，我甚至掏出刀来，威胁他继续带路，这陌生的土地太危险了。艾山生气了，独臂横扫一圈，三人就被摔出一丈多远。他把水和冷米饭都放在地上，指着山下说：“顺着勐古河走，没错。注意绕开游击队。”

太阳升起来了，艾山的袈裟鼓满了晨风。他撩开大步，几秒钟就不见了。

“记者”建议天黑再下山，我和乡干部都反对，因为我们已经望见了竹楼和稻田，觉得再也不能贼娃子一般困在这儿。“边防军来了咋办？”“我们已经过了边防站好几里，”记者说，“他们撵不过来。”“我说的是缅甸的边防军”，我解释说，“万一被抓住，扭送回去就完蛋。”

于是三个人商量，各自拉开２０米的距离下山，这样，一个出事，另两人总能及时躲避。我自告奋勇在前探路，开始，除自己的脚步声外，还能听见背后跟来的脚步声，渐渐，就啥也听不见了。我回头“喂喂”了几下，就敢紧猫下腰，嗖嗖地朝回窜，象拍电影一般。我把周围都折腾遍了，仍然没找到同伴，累得倒在灌木丛里，眯着眼从叶缝里看太阳。刚天亮不久，天气还不太热。

我不知不觉睡着了，临近中午，又被蚂蚁咬得跳起来，缅甸的蚂蚁太大了，稍微出点汗，脖子上就绕了一圈。我又拍又抹地清除蚂蚁项链，就继续赶路。

威：你懂缅甸语吗？万一碰上当地老乡咋办？

黎：中缅边境的老乡经常往来，能说几句汉话。六、七十年代，也有云南知青越境过去，参加人民军，搞世界革命的。应该说，老乡见着我这样的，不会有报警之类的想法，再说，人民币通用，这也许比语言更管用。

威：看来，你越境之前准备很充分。你不是因为喜欢流浪而去冒险吧？你别用这些浪漫的东西来蒙我。

黎：你又不是警察，我凭啥子要把“犯罪动机”坦白得哪么清楚？话说回来，中国人都象我，想留就留，想走就走，“英特纳雄耐尔”早实现了。政府也没这么沉重的负担。我觉得应该从蒙古开一条大道出来，穿过前苏联地区直达欧洲，你不用管，他自己就去了……

威：好啦，莫发宏论了。刚才讲到哪儿了？

黎：赶路。他妈的，根本就没路，我在灌木丛里连滚带爬，见着坡就下，我掏出表已经过了六个小时，无论如何也该到山脚了，可是，原本远远能望见的勐古河，不知到哪儿去了。在灌木丛右边百把米，出现了一片密林，一旦钻进去，绝对就出不来了。这时，你猜我想起了啥子？我想起了《山间铃响马帮来》，一部老电影，写土匪走私的，大约就演的这一带。我没遇见神秘马帮，屁都没遇见一个，但这部３０年前看过的东西，这时居然就想起了，紧接着，我又觉得周围很眼熟，“是不是早晨猫着腰转后找人时，把路走叉了？”这念头令人发毛，但更叫人寒毛倒立是一声低沉的吆喝：“不准动！”

威：是缅语么？

黎：标准的普通话。

威：你咋个绕来绕去又回来了？

黎：我也懵了，脑袋轰隆一下，浑身哆嗦起来，两个不争气地膝盖一软，就跪了下去。我抖得跪都跪不稳了，还不见人影。于是，我勉强抬头看上面，那吆喝又起了：“举起手来！不准抬头！把武器扔出来！”

威：是边防军？

黎：和边防军差不多，只是军装要破旧些。不怕你笑，我吓得尿裤子了，裆里全是臊烘烘的。我的眼睛被黑布蒙了，双手被绑在前面，象个瞎子一样，被人拉扯着向前走，而腰上被枪管硬硬地顶着。待黑布一拿掉，天已黑尽了。我发觉自己在一个山洞里，周围是一群穿七十年代中国军装的军人。

我被剥得精光，才被推到一张桌前，顶上吊着雪亮的碘钨灯，而桌边审讯官的背后深不可测，似乎还有许多小的洞口。审讯官发问说：“姓名？职业？

年龄？单位？来干什么？走私还是政治？有几个同伙？一溜儿招下来。”到了这个地步，我只好全都招了。

威：他们到底是不是边防军？

黎：两边的边防军都不是。他们是人民军、缅共的游击队。六、七十年代红火过一阵子，据说分好几个军区，有十来万人，几乎把中缅边境全占了。现在有些衰落，也是受世界潮流和红色高棉穷途末路的影响。

威：你被人民军抓住了？真是活天冤枉。

黎：我的路走偏了，瞎戳戳地撞进游击队的营区还不晓得。后来才知道，这儿离边境已十多里，我差不多脱险了。太倒霉了。更冤的是，那个胡子拉碴的审讯官还是重庆知青！１９６９年，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某营地跑过去的。审到中途，他突然与我聊起家常，问朝天门码头变化大不大？他说已经打了２０年的仗，依旧很想家。

我惊喜交集，就与他摆龙门阵，谈国内的变化以及风起云涌的学潮，我们都一口四川话，并时常纠正对方的某个字眼，“你是２０年前的重庆话”，我说，“现在好多言子儿都不说了。

“你晓不晓得夜总会的小堂客叫啥子？叫瓦块儿。”知青反问：“崽儿总没变吧？”

我说：“哪当然，永远都变不了！”

我们俩都哈哈大笑，笑到后来又流下泪来，周围的人民军都莫名其妙。接着，那４０岁的老知青命令摆酒席，弄了四个菜，一壶酒。不一会儿，我就有点醉意了。老知青与我谈起格瓦拉；谈起当年的国际主义理想；谈起同来的知青战友，十之八九已埋尸异国沙场。我深受感动，就问他还打不打算回国？不料他却反问：“你都跑出来了，我还回去干啥？“我说我是迫不得已，从某种程度上，也许我和你一样，是追求冒险的理想主义者。他说：“你的理想和我不同。你是为了自己，我是为了全人类。２０世纪，只有我们这些在异国他乡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才算剩下来的理想主义者，或者叫珍稀动物。”龙门阵已经摆到这种深度，我恳求他放我走。他叹息一声说：“我们是老乡，哪怕政见再不同，我也应该放你一条生路，虽然你前面不一定就是生路，可我这一关是应该让你过去的。可惜，太迟了。抓到你才个把钟头，上峰就已晓得了，并通知了中国边防当局。”

我的酒被吓醒了，象一条掉入冰窖的蛇，依然拼命想挣扎：“您就说我逃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救命之恩。”我的老乡无可奈何地笑了：“周围都是兵，一条大活人，能逃到哪儿去，除非地遁。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真的对不起。如果在上报之前，就晓得你我是同乡知己，不用你开口，我就，现在，唉！”

我卜通一声给他下跪磕头了：“我该啷个办？回去也是死路一条！不如求您看在老乡面上，马上给我一枪还痛快些！”

老知青把我抱起来说：“想开些，老乡，假如没得其它动机，单纯越境，最多不过判一两年，救你的还是自己，千万莫弄些东西往脑壳上笼起！实话告诉你，我现在是团长，一有私心，兵就不好带了。不象一般军人，大不了脱这身皮，也惹不了多大的事。”

威：人家话说到这份上，你也该死心了。

黎：他妈的！我象做了一个梦！这个梦的代价就是两年徒刑。你看我的脸，一边大，一边小，下巴也是歪的，这些永久的记念都是在历次越境中被揍被摔的。那种刺激，才叫做人生哪！我曾被一条长绳子拴在手扶式拖拉机的后面，被拖着在密林里跑，衣裤烂得象刷把。那时，我羡慕电影里绑在木桩上出卖的黑奴，市场里的买主都有权出价，有权带我漂洋过海，到天南海北去服苦役。嘿，奴隶的生活！今儿东明儿西的浪漫生活！妈的，现在兴自己卖自己就好了，省得我挖空心思地越境。

这世上最难追求的就是自由。你饿死没人管，可是你要挪地方，变一种活法，就有人管你了。欧洲、美国、澳大利亚，号称是民主、自由的国家，也不允许人随便去，没钱，没具体的政治原因，你说一千遍热爱自由也不行。真他妈的虚伪。

威：坐了两年牢，你的梦也该醒了。我觉得缅甸比中国还差得多。既使你越境成功，到了仰光，或者其它东南亚邻国，也有可能被当作黑人黑户抓起来，那岂不更惨？

黎：我还没坐过外国的牢，我咋晓得惨不惨？不过，我的一位诗人朋友坐过，他跟我走的是同一条道，在缅甸内地被当地人检举，下了政府的大牢，嘿，这家伙，居然同缅共的一位中央委员关在一个号子，不到一年，就学会了英语和缅语。还了解到缅共的不少机密。当然，都是些没用的机密。

威：你也想上这样的大学？

我没这个命，想也白想。我的朋友就不同了。他不仅同中央委员是难友，而且被承办人忘在监狱里了。没人审他，没人搭理他，如果不是他有一天突然大吼大叫起来，那就只有烂在里面了。

威：傻瓜也晓得吼。

黎：你吼就吼了，别人用汉、英、缅三种语言骂娘，结果，命运就改变了，他被当作劳工输出欧洲，后来在丹麦定居。这是我晓得的运气最好的偷越国境者。

威：这好象是天方夜潭。

黎：我对你来说也是天方夜谭，在和平时期，只有偷渡最刺激。

威：这么说，你已偷渡成瘾了？

黎：至少四、五次吧。不过，最具戏剧性的是刚才讲的。其它经历比较平淡，都失败了，只要在提讯时不乱说话，一般都罚款算了。我没钱可罚，也就在收审所呆几个月。最近的一次是去年，我以为香港快回归，边防就不那么严了。我花了几十块钱，在广州买了个假身份证，混入深圳。本来我是想到中英街去看看，去不了，就在街这边过过眼睛瘾也行。可是到了沙头角那地方，那的一切就象巨大的磁铁，一下子就把我吸住了。我傻戳戳地靠近了街中间的铁丝网。嘿，那哨兵，街上密密麻麻的人不管，就直冲着我来了。

我想都没想，就把装有假证件的皮包扔过了街。我还以为那是香港地界，大陆哨兵不敢踏入。不料那军人用枪指着我，然后拉开铁丝门，“出国”去捡回“罪证”。

威：你的皮包总算出了一趟“国”。

黎：我也这样对哨兵说。他说香港马上要收回，以后去玩挺方便，何必这么着急。

我在樟木头收容站住了两个月，才查清身份。太悬了，差点就以伪造证件罪判我了。

威：你为啥要把皮包朝那边扔呢？你本来没做见不得人的事。

黎：哨兵冲我来了。

威：他冲你来，最多盘问几句，赶你走。凭啥子抓你嘛？

黎：我哪有你这么清醒。偷渡惯犯嘛，本能地就要扔掉证据。

威：皮包是证据么？

黎：你说呢？

威：看来，你这块心病的确是你爸遗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