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老军人廖恩泽侄儿廖觉

采访缘起：

1999年月24日清晨，国民党老兵廖恩泽突发脑溢血，经抢救，终不治而亡，享年79岁。

天上飘着毛毛雨，我接廖家侄儿通知，前往吊唁。面对家徒四壁中的廖恩泽遗像，内心涌起阵阵寒意。打仗，坐牢，穷途，落寞，这就是一个曾经有抱负的中国人的一生么？

全国还有多少命运相似的黄埔老人？谁也没作过统计。一个时代淹没了另一个时代，只有一些历史的残片留了下来。明天，能够证明廖恩泽存在过的或许只有几张照片，几张探监时私传的字条。

不知为什么，此刻我耳边突然响起一首日本人的歌：“你就是你/你不可能变成我/就连你在那里拼死地挣扎/我也只有远远地注视。”

愿他的灵魂在歌声中安息。

老威：老先生什么时候走的？

廖觉：前天医院停止了抢救。不，根本谈不上抢救，因为上两天上午送到医院时，四舅已深度昏迷。医生检查了瞳孔，已经放大。但当时，他的心脏还跳动着，一人高的氧气瓶立在床前，管子插在鼻孔里，抽得呼啦呼啦地响。医生说，四舅是脑溢血，一下子发作，颅内所有血管都炸了。不信，你过来看看眼睛，红得刺人，耳心和鼻孔不停地渗血。我过去，替四舅揩掉了脑壳的血斑，但又有新的血往外渗。四舅的血太浓了，滴不下来，在枕头四周堆着。他的额头熊熊燃烧着，嘴半张开，似有什么话想说。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

老威：老先生的心跳靠氧气延长了两天？

廖觉：是。

老威：可他的脑已经死了。

廖觉：他的亲生儿子在郑州，我们打了电话，就只能等。医生建议拔管子，推进太平间停两天，但是我们坚决不同意。医生就在四舅脖子上动刀，直接把管子插进呼吸道。他的儿子终于风尘仆仆地赶车来了，不到50岁，看上去比四舅的皱纹还多。四舅没对我提起过他。接下去就是办丧事。四舅家徒四壁，把破床和破桌子一撤，几平方米的空间就出来了。妹妹、表姐和宋玉最后一次为他收拾屋子，英汉字典、黄埔老人的一沓打印的回忆录，袖珍收音机的天线已经锈了。细心的宋玉发现了一叠旧照片、旧信及一些泪迹斑斑的文字残片，我都收捡在这儿。四舅的书法已练得炉火纯青，现在人去了，笔和纸还摊在桌上，他正抄录《陈立夫回忆录》上的一段话。我没有哭，但心里隐隐作痛。今年2月，他参加了我的婚礼，他是我母亲家族唯一参加我婚礼的亲戚。当时他想不出送我什么好，他太穷了。我说四舅你能喝我的喜酒，我就太高兴了。父母也说你平常对二毛好，讲啥子礼？实在过意不去就写几个字吧。四舅果然用大红纸录了苏东坡的诗送来了。

我差点说四舅你早送过了。几个月前忠忠爸爸突然弃世，我带着你的挽联去奔丧，你的大字一撑上灵棚，真有点惊天地、泣鬼神的劲：“哀鸿东去，父魂西归；天柱南倾，地维北绝。”横幅是：“限哉命乎。”这种联是写给普通百姓家的么？

也许大喜的日子我不应想到死亡的场景，但是我结婚才三个多月，四舅也走了。我蹲在地上，仰视着他的遗像，宋玉和妹妹在旁边，挺虔诚地烧着纸钱。唉，我们与四舅的孙子形同陌路，与他却有一种斩不断的血缘，难道冥冥之中，真有支配或捉弄这一切的主宰？

老威：我与老先生是忘年之交，他有健康的身体和意志力！真没想到！“限哉命乎”？这是写给别人还是他自己的？

廖觉：他的血稠，不该喝酒，也许连我的喜酒也不该喝。

老威：你别毫无道理地自责了。

廖觉：上午，我们两辆车十多个人送他到火葬场，父亲的年纪大，都没让他去。刚好下了点雨，空气湿润，火葬场的坝子显得空旷。进炉子前，妹妹和表姐他们隔着栅栏与四舅永诀，我和宋玉，还有四舅的一儿一孙进到里间。一溜五个死者，四舅排在第三，第四具尸体已有异味，并滴滴哒哒的，地上湿了一片。四舅的儿子掀开布，宋玉为他们照了像。我最后上去，看见四舅身着中山装，很安详，只是白发下的红嘴唇，显得非常艳，像柜窗中的模型。炉工身着白大褂，将肩头插向我们之间，这是一道永远的墙，宋玉拉着我从墙边朝后退。四舅从板上翻到传送带上，嘣地一声。我没料到尸体会这么硬，一刹那，四舅早年的铁血生涯涌现出来，在阵阵雾状的硝烟中，我们目送着传送带沿轨道横行，过了三个炉口，然后直行。刺耳的铃哇哇响着，炉中的大火映红了四舅的头，这个老兵，义无反顾地俯冲进去，一了百了。墙不断地增高增厚，我们败退着，太阳出来了，四舅飘动在天空中。我们还要走多久，才能抵达墙的另一面？

老威：你是个诗人。

廖觉：这不是骂我么？

老威：你别误会，经历了亲人的死亡，谁都可能在此情此景中变成诗人，像二战时期一位即将进毒气室的犹太小姑娘写的：“地上的野花呵/明天我就不能看见你的微笑了。”

廖觉：我读过你对四舅的采访，我晓得他老人家为啥喜欢你了。其实他的真名叫廖岳中，这份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名录中，有他的签字，这张合影你看，在成都的黄埔军人都在上面，这是我四舅。

老威：你给我看过的材料中，有一张老先生早年的情侣照（也许是蜜月照），还有一些特意裱糊的字条，人也险恶，他竟把这些爱情信物珍藏了这么多年。唉，可惜我上次的采访没能涉到他的感情生活——他似乎不愿意谈。

廖觉：那是与铁窗生涯联系着的一场灾难。据我母亲讲，四舅入狱，被判无期徒刑之后，四舅母一个人带着孩子，无望地等待了好几年。那是饥馑而屈辱的几年，作为历史反革命的家属，她三天两头都要去派出所报到集中，然后与一群阶级敌人一道，被押往各种场合接受批斗。

她甚至还陪过杀场，与死刑犯同时跪下去，目睹一个接一个的天灵盖被枪弹崩地掀翻，脑浆与血像鞭子一般喷起来，然后朝下落到她的身上。她惊叫一声，只一声，嘴就被捂上了。此后许多年，她能不说话就尽量不说话。

她依旧去探监，外面成片的饿死鬼。在西北的好些地区，饿死了小孩经常不埋，就丢在路边、荒郊。在寒冬腊月，有人恶作剧，把冻僵的尸孩当路标，隔十来米立一个。行人居然见惯不惊，还冲尸孩路标撒尿。四舅母探监要走很长一段这种路，她把不晓得用啥方法换来的食物藏在内衣里面，直到在雪雾中望见监狱的墙，才慢慢朝外拿。可就这样，她还被饥民抢过两回，那些瘦得像鸡爪的手直接从领口伸进去抓馒头。四舅母滚在雪地里挣扎，向监狱方向呼救，在拉锯战中，馒头刹那变成粉，撒在雪里，那些大大小小的人形动物，都趴在地上，手嘴并用，吱吱地寻觅、舔食、争抢着。

这张字条是四舅写的：“这床被面是我们的见证。见着被面，会使我忘不了当初的爱情，永生的痛苦。”另一张是四舅母的笔迹：“深切的悲痛使我哭不完痛不尽；眼睛里真的不是泪了，而是血！这多可怕啊，这张手巾里就沾透了我的血！”

老威：这近四十年以前的爱情残片，似乎还有体温呢。

廖觉：但是它们注定被埋葬，孤零零的，没有更多地东西来补充和完善。二姨妈早去世了，父母又不愿多讲。四舅的人生给我们留下了太大的空白。几十年在我们手里，就只有几张照片与字条，他曾经是一个有远大报负的热血军人啊。

老威：老先生有你这种后辈，应该算幸运的。这世上没有失败者的地位，甚至没人能记得住他们的姓名。若干年后，太阳依旧照耀，人却全换了，谁晓得你曾经活在世上？

廖觉：四舅母终于改嫁了。现实太残酷，她不得不带着孩子，随后夫迁到郑州，斩断了与过去的一切瓜葛。听说她嫁了一个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孩子长大成人，也沾光进了锅炉厂。她的命运似乎是改变了。1975年，四舅随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特赦回乡后，曾去找过她。

可时过境迁，当年的生离死别的恋情已随岁月而淡化。这儿的三封信，是已入晚境的四舅母写给四舅的，称呼仍旧是“四哥”。第一封信开头这样：“15日来信并粮票肆两，工业券壹张及布证柒尺肆寸收到，只好替你享用了。庆幸你回到阔别几十年的家乡，当你呼吸着家乡的清新空气，置身于景色宜人的蓉城时，它会荡涤你一生的辛酸，那些忘不了的回忆也会增添愉快，这是一个游子心情的人对你的祝福，愿您在家乡享尽天年。”

接下来是不少极为现实的生存建议：“你要找个工作增添补差，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成都待业青年众多，哪有什么合适的工作等待你去。即使找到工作，（也）受人歧视……发展养殖业，如养蜂、养鸡、兔是较为有前途的……不依靠人，而且对自己是一种锻炼，开始小本经营，逐渐发展……起居有规律，对健康有好处。养花也是时髦，收益大，不妨试试。”

接下来就谈“晋级考试”，四舅母此时已是个外科医生，她叹息自己：“没福气的人，就这个劳碌命。”

老威：老先生接受了她的建议么？

廖觉：他真的在金鱼村附近租了农民房子，篱笆圈了块地，开始种花卖花。父亲退休后，有此雅兴，就经常去交流种花心得。为了减轻儿子的负担，他稍微宽裕，就将孙儿接来，亲自培养。看起来，他是叶落归根了，但他心没死，仿佛在与命运较劲。在第二封信里，四舅母终于对他剖白心迹：“我因大半生在惊恐中过来，对什么事从不敢多越一步，心有余悸啊。”话已说到这份上，四舅他能咋样呢？这信写于1980年4月，好像在这前后，两岸开禁，许多流落台湾的国民党老兵回大陆探亲，掀起一股股团聚的热潮。四舅此生最大的心病被触动，他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大舅的消息。有段时间还走极端，想从福建海域买通渔民，偷渡过台。他说即使找不到大舅，也可以当面向台湾国民党当局讨个说法。退到彼岸的老兵几十年来还有个旧时的家，还有绵绵不绝的思乡病，还有实现团聚梦想的这一天，有的甚至与当年的爱人重归于好，一下子就有了完整的家庭。但留在大陆坐牢的老兵的家在哪儿？成了阶下囚，注定了妻离子散。同是为党国效力的军人，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老威：老先生可以去台湾寻亲啊。

廖觉：没钱，哪儿都去不了。四舅特赦回来后，除了去郑州见四舅母，就一直在成都呆着。后来他没养花了，就搬到西门车站附近这所旧房子里。这条巷子，一下雨，就像个泥塘，东跳西窜地过去了，那楼口又如一条巨蟒的食道，黑咕弄咚迎向你。大白天，摸着在里面绕几圈，才拢右边四舅的住所。两间屋，十几平方米，四舅与他的孙儿各住一处。厨房两平方米，在过道对面。厕所在楼梯拐角处，大家合用，一户人一把解手钥匙。

四舅在这样的环境中拉址他的孙儿，此外就看书写字，偶然翻译一些英文资料。除了在我们家与表姐国蓉家走动外，他的社交圈仅限于在成都的黄埔老人。这两年，黄埔老兵们纷纷去世，四舅收集了不少讣告和未完成的打印回忆录。

孙儿读书之后工作，经常不回这个阴暗的家。四舅大部分日子怎么打发的？我也不清楚。有一天，他到白果林来，与父亲默坐一会儿，突然说：“我这辈子，就打仗与坐牢，可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既没敌人，也没朋友。”父亲说：“你有亲戚呀。”就把我从北京带回来的《陈立夫回忆录》送给了他。

老威：老先生出事时，他孙儿不在家？

廖觉：他已习惯独居了。他邻里关系很好，居委会要写个什么“安民告示”之类的东西，只要在楼下吼声“廖大爷！”就行。他爱卫生，手脚也灵便，楼道与厕所的清洁几乎由他承包。出事那天他照例起个大早，下厕所倒痰盂，这么短的楼梯，居然一去不回。

厕所门敞开着，旁边丢了把断腿椅子，他歪在椅子里，整个地塌了下去。居委会发现后，二话没说先送医院，然后进屋找到桌子上的电话本。我接的电话，并与妹妹急匆匆地赶到医院，人已不行了。居委会的婆婆大娘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廖大爷的死因，说肯定被哪个下楼的冒失鬼给撞了，要不咋会在厕所外，还坐在一把断腿椅子上？

妹妹也说，四舅长期步行，身板硬朗，不是随便能够撞垮的，哪个狗日的不晓得用了好大的劲。有人插话说：“脑溢血说来就来，也许廖大爷没吃降压药，一弓腰就出事。”表姐反驳说：“不可能！一发病，哪有力气去坐椅子？绝对是狗日的撞了人，原想扶起来坐一会儿就没事，不料祸闯大了，赶紧溜之大吉，现在的社会风气就这样。”

我说，那就报案吧。婆婆大娘表示赞同，但觉得先要分析一番，有眉目了再报案。结果弄了半天，想不出四舅有啥仇人。“廖大爷那么好，那么受人尊敬，谁也不可能对他干缺德事。”

老威：老先生享年多少？

廖觉：七十九岁。

老威：这是1999年，他没翻过这个坎，只能解释为天意。这下子他完整地归属逝去的旧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