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流浪汉王响

采访缘起：

王响40岁，长得天圆地方，非一般意义上的流浪汉。

他无职业，无家室之累，向往古代汉人的浪荡生活，因此至今保持着一种走路的心态。我于1998年12月31日在白果林我父母家采访了他。我似乎一直在等这么个人，作为这本底导访谈的结尾。

诗人马松已经成家立业了，可在一次酩酊大醉时，竟搂着一条垃圾桶里钻出的野狗痛哭——自由的野狗啊，到底谁可怜呢？

这事可以做王响的注脚。

老威：你流浪了这么些年，是为了什么？

王响：为了走路。

老威：走路？这有啥好说的？流浪汉当然要走路。

王响：人生只有三种姿式，躺、坐、走。其中走路最有意思。

老威：站算不算一种姿式？

王响：站只是过渡，准备走或准备坐。

老威：好吧，我猜你是在保持一种“在路上”的心态，可开始流浪的时候，你不一定只为了“在路上”。你是为了一种理想，一个现实的目标，例如成名成家之类。单纯的功利目的，或许幼稚、可笑，然而它非常青春、美好。你我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王响：你的确老了，老威。

老威：我操你妈！

王响：怎么？戳中痛处了？时间就是永不愈合的伤口。你还象在《黑道》里一样，没人知道你的真实年龄？

老威：我40岁，还能对付许多女人，但生理上只需要一个女人。我还没学会宽容、理解。记得十年前，我大吼大叫地朗诵诗歌，两个多小时也不觉得累……

王响：我们都来老一回吧，一起提前怀旧吧。我83岁，你81岁，与我们相好过的女人全都住进坟墓里了，即使没住进坟墓的，也老得不叫话了。你我儿孙满堂，德高望众。可有啥意思？大家巴不得离我们远一点，因为你的口水一天到晚淌个不停，让人忍无可忍。

老威：你的哮喘也叫人非常绝望。

王响：差不多。那么我们怎样让年轻人忘记你的口水和我的哮喘呢？

老威：一个人呆着。

王响：不行，人老一，一个人呆着，还不如自杀。

老威：自杀败坏名声，后代也跟着受连累。

王响：对，你这老头还不糊涂。

老威：那就锻炼身体，争取长寿。

王响：为保命而拚命折腾？折腾完了还不是死？

老威：那就朝年轻人堆里挤，让他们以我为核心？

王响：成为年轻人和中年人的核心？哪不累死，听说有位将军接见外宾时，一激动，连流尿了也不晓得。

老威：你太糟塌老年人了，其实我觉得许多老年人比年轻人可爱。

王响：可爱在啥地方？

老威：好象，这些老头，特别慈祥，特别善于倾听。

王响：还有呢？

老威：特别会说话。

王响：应该说特别健康，平和而健康。他们讲故事的语调……

老威：我晓得了，你老了，就成了一个卖流浪故事的家伙。

王响：我没多少流浪故事。你刚才猜对了，我的确想保持一种“在路上”的心态，我不想提前到站，因为女人和家庭在给我稳定、和谐的归宿感的同时，也在暗示道路的终结，人生的终结。我有目的吗？对，我开头有现实的功利目的，我最崇拜作家是高尔基。他的《人间三部曲》至今是我的座佑铭。最早诱惑我流浪的就是做一名高尔基那样的作家，走遍人间的每一个角落，他在伏尔加河上的一条客船上当小工，整日洗盘子，累得死去活来，但却结识了一位相貌凶恶、内心善良的胖厨师，这个厨师为了保护他，竟把两个堂倌的脑袋揪住，发疯地互相撞。就这么一个野蛮人，却喜欢听高尔基读英雄加里波弟的传奇小说。当听到加里波第被抓住，打入死牢，等待行刑判决时，厨师的泪珠子一个劲地掉，终于忍不住痛哭失声……在中国，这样的苦难还少吗？为什么中国人天生缺乏这种具有历史厚重感的苦难？于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渴望象高尔基那样离家上路。伏尔加河，伏尔加河，这条我从未见过的遥远的异国河流，在我的脑海里，比长江、黄河要深远得多，因为高尔基曾经站在岸边，目睹一船船苦役犯在远行西伯利亚之际，与父母妻儿诀别的情景。天空、河流、岸和人们都是铅灰的，一阵阵告别的深长的歌声与撕心裂肺的嚎哭交织着，与镣链的叮当声交织着……我也在寻找我灵魂里的伏尔加河，这是最初的文学目的。中国绝大多数文人一辈子只有最初的目的，他们为了震惊世界，挖空心思地虚构，挖空心思地博览群书。写呀写呀，他们那些伟大的情感和道德感，或者这种东西的反面，都是编写出来的，挖空心思地设计出来的。在这些书里，只能读到以文字为目的的故事或非故事，而摸不到文字皮肤里的血管。他们总是热衷于讨论“中国作家为什么没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讨论来讨论去，幻觉越大越愤愤不平，于是组成作家代表团到国际讲坛上去毛遂自荐：“中国作家已不止一人有资格获诺贝尔奖……主要是语言的隔阂，翻译的不过关。”

老威：没想到你的文学情结这么重。

王响：这是我流浪的初衷，就好象我的初恋。高尔基就是我的初恋，他救了一个苦孩子，为这个没有教养的社会底层的苦孩子树立了一个高大的目标。成了作家，我就可以不受欺负，而在成为作家之前，必须流浪。文革开始时，我才8岁，我爸是个普通中学教师，就因为把陶铸的散文《松树的风格》教得特别好，就成为黑帮分子，挂上黑牌遭批斗。我小学只读了两年，当出身地主的爸爸倒霉时，我们在出身城市贫民的妈妈怀里找到了安慰。我小小年纪就晓得努力表现，背《毛主席语录》，背《老三篇》，并在大街上拦住大人背。有两位医院的护士背错了语录就拨拉开我们，逃之夭夭，我们一直追到医院，并且以几个战斗兵团的名义贴了大字报，逼得人家公开哭鼻子检讨。

我觉得自己很争光彩，与爸爸划清了界限。不料有一天，老师率领全体小学生，倾巢出校门，到川剧团开批判坏分子的大会。几千人把剧场挤得爆了，可还有不少人企图进来。我们小学生被提早安排在剧场二楼，高瞻远嘱，把被好多盏射灯照得雪亮的戏台看得清清楚楚。坏分子被押着，鱼贯上场，“打倒！”“砸烂！”的口号震得天摇地动，我也憋红着脸，举着小拳头投入这怒海狂潮。十只垂头丧气的死老虎排成一溜，把戏台站满了，我以为都齐了，可口号还在呼啸着，突然，第十一名坏分子被几个红袖章拽上台，她反抗着，几次都企图扭身而去，但幕前幕后，台上台下，都站着收拾她的人，群众怒吼着：“老实点！”“狗日的！”“整死！”她终于被制服了，双臂反剪着，专政者揪住她的头发，使她的脸仰起亮相。我愣住了，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而周围的同学已经叫开了：“那不是王响他妈妈么？！”“王响的妈是坏分子！”“王响的妈乱搞男女关系！”我蔫了，真想钻到椅子底下去，可台上专政者又领呼口号了：“打倒投机倒把犯廖××！”我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可小拳头还是迟疑地举了起来，嘴角抽动着。

我的小学教师是个年轻姑娘，她不仅没安慰我，还一脸愤怒地质问我：“王响，你妈为啥要投机倒把？”我回答不上来，接着又听见“哼”的一声。这叫什么老师？他妈的，现在提起来我都想强奸了她。后来我才知道我妈的罪状就是把亲戚给的六尺布票卖了钱，正在私下交易时，被盯稍已久的市管会人员当场拿获。那年头，这就叫“投机倒把”。

虽然我明白妈妈是因为要养活我们才这样做，然而我觉得再也没脸上学。就离家出走。

老威：这是你最早的流浪？

王响：对。兜里揣了一块钱，那是我一分、两分，积了大半年的成果。还有两本连环画，《西游记》和《在人间》，《人间三部曲》之二。我爬汽车，到过四川北部的三台、盐亭、中江。我曾经去河里帮人背沙背卵石，供修筑公路，一天能挣三毛钱。那时候的三毛钱，很管用。我还到烟厂为烟叶上焦油，一口黑糊糊的大锅，围着十几个打零工的孩子，都左手拿烟叶，右手持碗从锅里舀粘稠的浆汤浇下去，晚上就睡烟草堆。我唯一的娱乐就是看随身的两本连环画。别的孩子的梦想都是当解放军，开飞机，开大炮，只有我，迷上了连环画里的高尔基。稍微长大些后，我又到农村给当知青的哥哥煮饭。在哥哥的薰陶下，读了一本文革前出版的《高尔基中短篇小说集》，其中《伊则尔吉老婆子》里，有两篇寓言故事，一是《鹰之歌》，另外一篇名字忘了，但印象深刻，是一个叫丹柯的英雄青年从胸内抓出自己燃烧的心脏，当火炬高举着，率领在森林里迷路的人们走了出来。这两篇浪漫主义作品令我激动了一年多，觉得献身文学是非常崇高的事。这期间，我又从哥哥那里出逃了两次，到处爬车。

老威：你一再提到高尔基，难道除了这个无产阶级作家，其它作品就没有给你影响？

王响：知青里流传着许多手抄本小说，我哥一窜队，我就偷着看。《第二次握手》、《在社会档案里》、《塔里的女人》我都看得废寝忘食。我看《少女之心》是72年回成都的时候。由于我哥的犯禁小说我基本上都看了，所以语文功底比一般上完小学的孩子扎实，我小学只读了一年，停学五年，就直接上了初中。刚入课堂，我省略号不知道打几点，我总是打整整一排省略号，因为我总是觉得文章写不完，有很多意思没包括进去。好了，扯远了。嗯，我是上初中读到《少女之心》的，它是隔壁一个失学少年借给我的，它的另一个名字叫《曼娜回忆录》。我躺在床上，放下帐子，看得上气不接下气，即舒服又意犹未尽。现在看来，这不过是一本性爱教科书，可那诗情画意中的幽会与交合令人一阵阵地颤栗！接下来的几天，我都莫名其妙地亢奋，下意识地乜视班上的漂亮女生，她们也和曼娜一样成熟了。从这本禁书中，我第一次知道了性爱除了其它书中描写的拥抱、接吻与正面交合外，还有那么美妙、繁复的前戏和事后的满足，还有男在下、女在上的游戏。

老威：这时你还记得高尔基和其它作家给予你的道德教育吗？

王响：全被扫得干干净净。要知道，我还是个14岁的孩子啊。

老威：这很危险。

王响：对。它诱使我在同女生的交往中，有了强烈的性联想。不过，没有几天就开始“扫黄”了，那时的“扫黄”就是收缴手抄本。小说，文革前的诗歌和爱情歌曲，俄罗斯爱情民歌，港台歌曲，都在收缴之例。借给我《曼娜回忆录》的那个失学少年被抓了。游了街，脖子上挂着黑牌，上写“传播《少女之心》犯”，他被送去劳教了。我担惊受怕了几天，就外出流窜了，我怕他把我咬出来。

老威：我看你是属免子的，撞见危险的信号就逃，你的流浪习性就是这样养成的？

王响：差不多。似乎每次逃跑都在改变我的人生。

老威：有没有不逃的时候？

王响：有逃不掉的时候。比如文革后期，我传抄、张贴《总理遗嘱》，被莫名其妙关了两年。这事我给你说起过。别人传抄、张贴东西都有社会目的，就我这傻瓜，天生养成了这么个传播“谣言”的习惯。那年我18岁，刚刚够格就进去了。我还到过劳改监狱，那儿关了许多反革命，还有一个是国民党《扫荡报》的记者，已劳改了几十年，反动弯子还没转过来。我就是在里面跟一个老和尚学会吹箫的，他说他教了十几个徒弟，只有我敢在吹法上欺师灭祖，因此能成大器。虽然至今我不晓得自己成大器没有，可我的确靠这管箫在流浪途中混了不少饭钱。我到大使馆去吹过，也出过黑磁带，也险些成为一个著名酒吧的职业吹手，只因我有一次带了十几个朋友去白玩白喝，老板发牢骚，我才罢吹的。你看，我又扯远了。我这是典型的流浪汉，走到哪儿黑在哪儿歇，说话也一样。我在牢里除了劳动，就是吹箫；除了吹箫，就是在操场内兜圈子，越走越快，一天要走好几十圈；自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东西，你尽管走，一直走下去，就感觉不到是在监狱里。而吹箫是练丹田之气的，我坐牢两年，筋骨和内气都练了，并且随心所欲地想象比在外面还要深远，这是一种最为愉快的流浪方式。比如我的和尚师傅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我问：“为啥不如肉？”师傅答：“肉就是整个身体。你只有把整个身体当成一管箫，才能练好这根竹箫。”我又问：“肉箫和竹箫的区别呢？”师傅答：“竹箫是一气到底，肉箫则分吟、唱、啸。我再问：“何为吟？”师傅答：“古有《吟之十二法》，深吟、浅吟、显吟、暗吟……以此类推，有《唱之十二法》与《啸之十二法》。”这种对话你们门外汉或许不明白，但它已使我的脚迹上溯到历史之外。你记得“响遏行云”这个成语吧？它讲的就是一个名扬天下的大歌星慕名去深山拜隐者为师的故事。这个隐者在大歌星跪了三天三夜之后，点头收其为徒，可又只教他爬山、砍柴，把他当作苦力使唤。他忍气吞声了三年，总以为师傅能突发慈悲，教他一些出奇制胜的技法。然而，这徒有虚名的隐者象哑巴一样，三年不吭一声。大歌星悲怨交集，再也不愿忍受这种野人般的学艺生涯，终于不辞而别。他飞奔下山，连翻几道坡，也不觉得气紧，就加快步子，他太想念过去被万众崇拜的世俗活法了。

正当他已翻过十几道山梁，脚力稍缓时，倏然，当顶炸响了一个巨雷，他下意识地抬头，见晴空灿烂，而雷声还在滚滚而来，四山回应，连天边的白云也被遏制不动了。他恍然大悟，转身就朝回跑，当重归师门时，他的师傅已经杳无踪迹。

“师傅，我错了！”他大喊道，泪如雨下。而回答他的是一个比雷声更空洞的声音：“去吧，为师已教过你了。”

老威：你的经历的确不凡，你坐现代的牢，却通过你的和尚师傅流浪到了古代，甚至古代之外。在这一生中，你的吹箫师傅对你影响最大吧？

王响：我再也没见过他，一恍20多年了！有时，我真有点怀疑自己的经历，这老和尚存在过吗？是否是我的一种幻觉？但我的箫声还在。现在我给你讲一个比我师傅实在的人。这人是57年反右时判的刑，反革命罪，无期徒刑。由于坐牢坐成老资格，再加上懂点医，就成了队里的卫生员。你可能不清楚，牢里的油晕很缺乏，更别说大鱼大肉了。按规定，一个星期吃两回肉，有时是辣椒回锅肉，一人一瓢，当然辣椒占大半；有时是莲花白炒肉，肉就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小砣。我讲的这人姓杨，当时65岁。每次吃肉时，他都厚着老脸，让犯人组长给他多分肥一点的，而后，他端起肉钵回到卫生室，关上门，点燃酒精灯，把挑选出的肥肉片或肥肉砣放在灯火上炼油。他只能炼出很少的一点油，他把这辛辛苦苦得来的猪油一滴滴刮进一个瓶子，才端起碗，把剩下的油渣和菜吃掉，还舔碗。

老威：这人也够深谋远虑的，万一断了肉，他还有油解痨。

王响：你错了，他把这三个月才能攒满的一小瓶化猪油(大约三两多吧)捎给他母亲，几十年都这样。当时他妈快满90岁了，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

老威：这是圣人啊！

王响：不错，“三尺之外，必有圣贤”，这是孔夫子说的吧？

老威：没印象。唉，你在牢里收获可真大，出来之后能适应吗？

王响：相当于从传统回到现代。以后，我又当过汽车司机，去的地方越多，文学的情结越淡。

老威：这就怪了，经历是搞文学的本钱啊。不过，我听了这么久，也没听到一个完整的流浪汉故事。

王响：走之前和走之后有故事。在路上的故事肯定有，但比走路精彩的不多。我这个人，也许开始流浪的时候，有很明确的功利目的，可当我豪情满怀地走在正道上，路旁突然窜出一条疯狗，咬我屁股一口就跑；我的天性受不得气，就去撵这条狗，欲除掉而后快。然而，过了一会儿，狗不见了，我却找不到回去的道，只有照一种惯性走下去。不料路旁又窜出一条疯狗……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狗咬人，人追狗的戏，我离自己最初的正道越来越远。

老威：这就是你的流浪故事？

王响：对，那狗就是命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