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余秋雨读者王多元

采访缘起：

王多元先生隐於闹世，同许多传统的成都人一样，有坐茶馆、睡懒觉的嗜好。我搞不清他到底以什么维生，只觉得此翁言谈举止之间，有一股颇为荒唐的忧愤之气。

老王在余秋雨初出茅庐之时，曾预言“此戏子必然红遍海峡两岸”，我不以为然。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澳门回归，大名人余教授继续在外游山玩水，兼思想问题，我却在阵阵穿堂风中，与王多元鬼混於白果林附近的烂茶馆。众茶客抗不住寒，早散了，四十多岁的王二杆子却於凉椅之上，脱袜亮出香港脚，边搓边接受我的访问，丝毫没有瑟缩之态，足见其文化内劲充沛。

脚是臭的，话还是香的，虽然话中挟裹着毒刺。我迄今认为，让高人王多元来批余秋雨，有点浪费资源，但世纪末的文坛如斯，只好委屈他了。

老威：余秋雨是戏子？你批得太过分了，已超出学术争论的范围。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检点自己的心态，别瞅著人家出了大名，就一肚子火。

王多元：我就一肚子火，咋样？其实你对余秋雨也一肚子火，可你小子虚伪，不敢发出来，这样憋久了，就会变态。不，我不是指生理，而是指文化上、精神上。中国知识分子习惯於憋，明明心怀不满已到破口大骂的分，偏偏先要挤出外交家的客套笑脸，然後咬文嚼字地偷袭对方，以博取智者的美名。

老威：你这是文革遗风，那时候，大字报、大辩论，大夥都不憋，结果就打派仗。

王多元：文革爆发的社会原因恰恰是群众憋过了头。罢了，我不与你讨论文革，我想强调，只有余秋雨这样的戏子才不憋，才在任何时代条件下部活得如鱼得水。据说七零年代，他非常活跃地跻身於四人帮在上海的理论写作班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摇旗呐喊，效了犬马之劳；而八零年代，他不露痕迹地摇身一变为中国文化史学者，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入载英国剑桥的《世界名人录》；到了九零年代，他在巴金先生主编的《收获》杂志上开《文化苦旅》专栏，一炮而红，至今如日中天，被媒体炒作为“余秋雨现象”。据我所知，在长达三十年的截然不同的历史环境下，都能立於不败之地的文化角色，属凤毛鳞角。按传统的说法，余秋雨是开了天眼的，他知道怎样利用天时地利人和，使自己永远处於醒目的位置。京戏名角出场时，都先在聚光灯下摆个姿式谓之亮相，以吸引观众的注意。余秋雨身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和教授，其妻又是黄梅戏的名角，当然对舞台效果有非常独到和精深的研究。

老威：他的职业、家庭与文章有啥关系呢？况且，你不能用揭老底的方式损人。你想想，在八亿人民八个戏的文化专制年代，有表达个人思想的空间么？我主编过《沈沦的圣殿》，采访过不少七零年代地下文学的写作和传播者，固然可歌可泣，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冒险方式，你不能强求人人都去冒险、去反叛，那就太不民主了。文化人要活得不那么窝囊，必须融入他所处的时代，成为一块煤、一把铲子，一部大合唱中的帮腔。你要余秋雨怎么办？能够被吸收进钦定的左派写作班子，在那时是多高的一种荣誉！不仅文人羡慕，连全国人民都眼红！

王多元：他的个性在哪儿呢？

老威：没个性，“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嘛。

王多元：戏子的最高境界就是无个性。性格演员就是演啥像啥。梅兰芳创立了梅派京戏，他最拿手的是《霸王别姬》，这是个艺术形象，与现实中的梅兰芳毫无关系。舞台上的虞姬美艳绝伦，在丈夫兵败，穷途末路时，边舞剑边与霸王合歌：“力拔山兮气盖世”，尔後挥泪自刎殉情；现实中的梅兰芳却从没动过自杀的念头，他在新旧社会都是个极有影响的名角，与达官贵人为伍，盛宴华堂，红透大江南北。舞台的悲剧为他奠定了现实中的喜剧基础。余秋雨是散文世界里的“梅派传人”，在他九零年代的代表作《文化苦旅》开篇的（道士塔）里，有如下的台词：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这不是叙事散文，而是一段正气凛然的戏剧朗诵，—个身着中山装的声音洪亮的演员，指着舞台深处的历史布景控诉道。我们的读者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个，他们被一股源自历史腹心的虚无的爱国情绪所牢牢控制，他们被煽起来了。而在此之前，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游客到敦煌游览，留连忘返，莫高窟四周都是浩大的戈壁，日出日落，似乎只有我们的余教授从凄艳的晚霞中，看到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流血。——这就是《文化苦旅》命名的真意所在了。

在文化风景名胜地，普通人玩就玩了，而背著文化十字架的“苦旅者”却望著沙漠沈思。他戴著金丝眼镜，面色红润，是个善於保养的江浙人。中国一半以上的巨商出在江浙一带，而蔑视金钱的余教授内心起伏澎湃，他进入了角色，在大自然的戏台上，整个民族的伤口通过他的笔尖淌出鲜血。

写进书里的演出是永恒的，还有什么比这更过瘾？时光不可能倒流，於是，近百年前的那个靠乞讨维生的文盲王道士被名教授余秋雨钉在审判席上，永世不得翻身了。这是剧情的需要，在文化英雄的脚下，肯定匍伏著败类。然而，假如处在同一种生存环境中，余教授和崇拜他的读者们，会做得比王道士更好么？那时没有大学，连小学也不普及，莫高窟周围几十里外才有人烟，同伴们都逃光了，只有王道士凭著单纯的信仰，守著破庙，饥寒交迫地捱日子。一个饿得发疯、寂寞得要吃人的老道士，你凭什么要他守注偶然发现的整个民族的宝藏？

老威：中国传统注重气节，总不能为了填肚子就啥都卖吧？

王多元：填肚子是为了活下去，只要活著，就有许多事可做，我觉得余秋雨没有资格拿王道士开刀，在文革中，他并未出现生存危机，只是为了出人头地，就可以投靠那样无耻的写作班底，以此类推，一旦真要命，他啥不卖？中国被廉价收购的何止一个敦煌？八国联军打进来，慈禧老佛爷屁颠屁颠西逃，连北京城都白留给人家了。被余秋雨的戏文煽起来的广大读者们，谁有资格谴责王道士？在敦煌劫难前後几十年中，比这可怕百倍的悲剧一个接一个，这难道与我们的祖先、祖先的祖先没有关系？我们的血管里淌着怎样卑贱的液体！八年抗战，做伪军的起码几百万；反右，文革分派，互相揭发、同室操戈的起码几千万，为什么至今就没有汉奸学、反右学、文革学，三年自然灾害学？一个习惯於遗忘的民族终於通过文化市场选出余秋雨这么一个煽情代表，他满面热泪地诉说，本来属於我们自己的世界最伟大的宝藏被外国人抢走了，记住这耻辱呀！

老威：八十年代，我读过作家方方的一篇小说，讲的是一个与普通人无异的患者，越远的事，他记得越清楚，越近反到越糊涂，身边的事简直漠然不知。这可以作为余秋雨《文化苦旅》系列的另一种导读指南。

王多元：不对，余教授对身边的事应该了如指掌，否则戏演给谁看？

老威：余秋雨以著名学府院长的身份，国内外八方游览风景名胜，所到之处，恐怕都有上档次的接待，快活死了！还吹自己在“文化苦旅”呢。不晓得他的差旅费报不报销？按国内一般老百姓的平均收入，一年出省旅游一次都很勉强，更别提连续跑多处风景区。要是大夥都效法余教授去“苦旅”，只有借助公费。反正花国家的

王多元：现代人比古代人胖个二、三十斤属於正常。余教授的“苦旅”有减肥的功效也不错。

老威：那中国的权威文学杂志《收获》也有减肥的冲动么？它为余秋雨开了近两年的专栏。

王多元：《收获》编辑们的市场感觉挺棒，但余文的轰动不仅仅是炒作的成功，在这种现象背後，还是有普遍的种族潜意识。几十年来，我们的国家靠政治运动旋转，在运动中，人人都是演员，先是被动的演员，後来就响应号召主动出击了，因为这样才能保证立场鲜明，不滑到敌人那边去。余秋雨的成功在於他无意间投合了这种运动造就的集体表演欲，那种熟悉的民族主义语码能够将任何一个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导向一种幻觉，换句话说，多数读者通过余文的字正腔圆，接受了催眠的训练，开始某种心理表演——这同《中国可以说不》的戏剧化效果是一样的，民族感情成了可以被二渠道书商所操作，并赚取上干万利润的东西。

文化产品最基本的要素是语言，而《收获》在开余秋雨专栏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却是引导社会或文化倾向的意义，戏子的骗术在文化的腹心开场，知识分子的现实责任感、良知以及对真实的承受力，部在相同的旗号下被瓦解了。——一切都可以是谎话，只有语言是骗不了人的，当一个暴君用武断的语气来谈民主、自由和博爱时，民主本身就成了他的手段，他暗伏着杀机的恩赐，而余教授的语言是否为这种互否传统的延续呢？

加勒比海诗人沃尔科特说：“你要改变你的语言，首先得改变你的生活。”文革结束—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我们的物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精神生活呢？文化传统呢？是否就由《收获》、《读书》及余秋雨、金庸这样一些传媒化的现象来决定？那种专制的、戏剧的、夸大的、迎合集体的语言已成为深入骨髓的习惯，不经过脱胎换骨的煎熬，余秋雨不可能改变，这个名扬四海的“学者”还不会说话，说另一种真实的、客观的、个人的，准确描述事物的话，一种知识分子观察这个时代的行话。

老威：你对说话的要求已达到相当的高度，以这个标准，九十年代的热点人物差不多是文盲。我记得两年前，北京大学的某个新锐教授曾发起评选本世纪十大中国作家的活动，金庸竟名录第四。这也许代表了世纪末群众对文化的某种生理要求。与此相关的看法是“批评失语的九十年代”，你认为呢？

王多元：我对读者和批评家的低能有思想准备，而对北京大学烂到如此地步却茫然失措。直到读了余秋雨的《苏东坡的突围》，才感到市场和平庸是这十年的主要特徵，北京大学也不能突围。

老威：《苏东坡的突围》影响相当大，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王多元：这是《文化苦旅》续篇《山居笔记》中的代表作，按通常的炒作方式，也在《收获》连载过，据作者自己说，反譬更加强烈。此文评述了宋朝诗人苏东坡因遭受在朝小人们的诬陷，下了“乌台诗狱”，受尽灵与肉的折磨，终被流放到湖北黄州的经历。这段著名的历史，曾是古今中国文人们用之不竭的作品素材，借古讽今者有之，借古引出个人命运者更有之，而玩味苏东坡，把诗人的才智与苦难转换成一种解乏闲话的，更大有人在。而余教授另辟蹊径，称苏氏的黄州流放为“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继往开来的对话。”

每当读到这种从历史苦难中升华出来的豪言壮语，我都忍不住笑，类似的台词还有：“长途押解，播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认识这就是苏东坡。贫瘠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束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是皇帝要流放诗人，是苏东坡政敌要治他的罪，与整个民族有何关系？民族、朝廷、百姓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写《神曲》的但丁被他的政敌流放到异国十四年，我们不能说意大利丢了十四年的人吧？楚怀王流放了屈原，难道楚国的老百姓都是昏君的後盾？朝廷本是一言堂，每做决定，无论好坏，都不会公民投票，况且，愚昧也是一种人权，饥寒交迫的百姓有权利不认识诗人苏东坡，有权利不买“世界级伟大诗人”的帐，因为诗人的级别是由余教授这种闲适的上等人定的，而老百姓只认政绩，只认太守苏轼是否好官，订了哪些繁荣经济的条款。

余教授生於一九四六年，写《苏东坡的突围》时约四十七岁左右，而苏轼流放黄州时，恰为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这是暗示还是巧合？余教授说，《赤壁怀古》和前、後《赤壁赋》等千古杰作马上就要产生，把读者们搞得蹦蹦心跳，以为余教授就是苏东坡再世了——古与今，两个时而混淆、时而分开的影子在自省，在受难中大彻大悟，今人在绑古人的票，并且不由分说，蒙冤受辱的苏东坡的确让戏子余秋雨提高了境界，并藉此狠赚—笔。余秋雨是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山间居舍创作此文的，这也是一种很摩登的精神流放，坐飞机从上海流放到香港专事写作，安静是有了，寂寞也来了，只有窗外翻卷的海潮作伴。环境如此幽雅的大宅子，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少说也值几千万港元。余教授苦旅至此，又按到台北《中国时报》打来的越洋采访电话，谈到《文化苦旅》在岛上行情看涨，幸福得精神越发孤独了。此时，苏东坡来了，成了电话热线里的佐料，把两岸男女情感胃口调得越发一致，余教授写道：“心裹立即替苏东坡高兴，他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电码，一点就著，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山阻隔，素昧平生。”

苏东坡当然高兴，因为他能替一千多年後的余教授拉拢记者小姐，是通用电码，是不用付工资的公关部经理。接著，还要做导游，带余教授去黄州流放，最後被逼著突围－这种武断地对待古人、古事的行文风格，得益於文革的培养，令人想起批林批孔批《水浒》的往事。《苏东坡的突围》是一篇不伦不类的戏文，它在一批幸福得苦难起来的文人中引起共鸣，游山玩水是苦旅，住在风景区里创作是流放；海鲜撑坏了肚子令人“乡关何处”，如果一个深夜长屁引起脱肛呢，会不会又是时间老人的叹息加祖国在危急中？

在《山居笔记》的“台湾版後记”中，余教授终於有了一次实质性的“苦旅”，他要到台湾去访问，却因手续繁琐滞留在香港，他写道：“车水马龙间，我比匍匐在泰山绝顶、塞北荒原还要艰难，这次几乎把我耗到了生命尽头的攀援是以这样的对话结束的。”

唉，上等人的灾难呵，要去彼岸名利场搏击，却因区区手续问题陷入绝境！这样赫赫有名的作家，在国内至少市长级待遇，为啥就没有个跟班或机构代办手续？太不叫话，让人才这样受累，人家又不可能把“名人”二字刻在脑门上！

老威：他妈这种绝境我愿遭遇一百次！

王多元：没出息。人家还是绝处逢生，去了台湾，把两岸“三通”的紧迫感留给我们。

老威：今天你把余秋雨砍得血淋淋的，痛快。你就等著教授先生接招，或者打官司吧。

王多元：公众人物占尽名利，皮厚脸黑，应该有对打击的承受力。每个公民都有对社会道德形象质疑的权利，所以，余秋雨只是个代码，我揭露的是这个代码背後的伪道德传统。戏子怎么啦？做戏又不算坏事。在超时空的法庭上，余秋雨是古人古事的公诉人，我是律师。可惜我是无名鼠辈，精彩的辩护段子没人愿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