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老右派冯中慈

采访缘起：

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２日上午，烈日当空，我横穿尘土飞扬的大马路，走进成都西门车站附近一个叫“杀牛巷”的地方，按门牌号码上三楼，找到了湮没无闻的老右派冯中慈先生。费了一番唇舌，终于促成这次采访。

冯先生骨瘦如柴，但神清气朗，他时年６５岁，其妻文馨与之同龄；老俩口育有一儿一女，均已自立门户。

因斗室如蒸笼，采访中，我们均汗如雨下；冯先生两次脱下背心，拧出至少两茶碗汗水。我不禁劝其赤膊上阵，遭婉言谢绝。可见读书人的斯文本色不改。

值得一提的是，曾为大学团委书记的冯先生，现在与曾是国民党老军人的廖恩泽先生为邻，双方过从甚密，似乎历史中的一切都没发生过。（以下，冯：冯中慈；威：老威）

冯：我听老友廖恩泽介绍过你的情况，可还是不明了你的来意。右派中名人不少，且经历也都非常曲折动人，你干啥不去采访呢？你是诗人，对《星星》诗刊的历史肯定清楚，白航，流沙河，石天河，白峡，这当初的四个右派编辑都健在，我建议你去采访他们。

威：我花了一番工夫才找到你，当然不可能空手而归。这样吧，我们随便聊聊，您愿意说到哪算哪，这不算正式采访，我也没资格对这段历史做啥评说。

冯：我没啥好说的。

威：就从《星星》诗刊说起吧，８０年代初，《星星》曾开辟了一个引起争议的栏目：“星星与我”。作者都是５７年受星星株连而当上右派的诗歌爱好者。

冯：我不懂诗。

威：但对当时的政治气候陡变还是有感触吧？我查阅了有关资料，了解到５７年上半年大鸣大放的宽松环境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反思有关。苏联赫鲁晓夫上台，提倡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由此而引发的文化“解冻”也逐渐波及到我国。而一份普通的诗刊的兴衰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冯：你好象在背书。

威：反右斗争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当然除了你们的回顾，我只有背书。哦，我刚才说到“星星与我”，我就是在这个栏目中，而不是在《牧马人》那样可笑的电影中，看到不少无辜右派的真实遭际。有的人仅仅因为写信给编辑部，表达了自己对某首诗的赞许，或对某种左倾诗评的反批评，就莫名其妙的成了右派。可以说，这本不会说话的小诗刊的命运改变了许多活生生的人的命运。我们这代人，根本想象不出，还会有人为保存一套诗刊，一辈子饱经蹂躏，并且在临终时叮嘱后人：要与这套刊物同进火葬场！

冯：你觉得很离奇吧？但在那个时代，就太平常了。

威：您是有感而发吧？

冯：不，我当右派与这些无关。当时我思想积极，与党组织靠的很紧，加上我是苦孩子出身，如果政治需要，我可以立即站出来，回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威：您不是开玩笑吧？

冯：我是学校团委书记，大学二年级就入了党，反右开始时，我们正准备毕业分配，我率先倡议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组织上找我谈话，甚至透露由于反右斗争的需要，准备让我留任校刊编辑，从反动派手里夺回这个言论阵地。

威：我明白了，您可能是左的过火，激起了众怒，于是在一致声讨下从极左滑到极右。

冯：再次说明，我当右派与运动无关。现在想起来，不管在哪场运动中我都是注定要倒霉的，只要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

威：直说吧，您为什么当右派？冯中慈∶为了私生活。

威：您有……作风问题？

冯：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关于“作风”，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解释。现在的作风问题，过去就够枪毙的资格丁。

威：谁被枪毙了？

冯：打个比方罢了。你这么憨厚的人，还当记者，缺了点悟性。

威：我不是记者。你说私生活不是作风问题，又走什么问题？

冯：听我讲吧，小伙子，我爱人的家庭成分不好。

威：地主？

冯：不匙一般的地主，而是官僚地主。她的一个叔叔当过国民党政府的禁烟局长，在解放初期被镇压了；她的爸爸娶过一位洋学生做姨太太，因此，她的家庭包袱是很重的。在学校，她只能一门心思扑在功课上，而在个人生活中，她郁郁寡欢．没有有任何朋友。这一点恰好非常吸引我，我在集体中如鱼得水，过得太热闹了。

威：我还是不明白您为什么当右派。您爱人在政治上与您不相配，组织出面干涉等等，我都能想到。因为我姐姐在文革期间，曾经与一位解放军的连长谈恋爱，终因我家成份地主，社会关系复杂而告吹。这种外调内查的政审制度长期粗暴地践踏个人生活——人们已司空见惯，并且认可，因为组织是不会错的。但是，这就是你的右派依据吗？

冯：对。开始我是为了做政治思想工作接近她我发觉她与她父亲的姨太太关系很深，就一再警告她要站稳立场。后来，她一声不吭地把我带到一条深巷里，那女人正在巷尾洗衣服，长长的头发，纤细的手指，她站起来对我微笑，毫无血色的脸上有一种哀婉的美。她进了院子，就着这种哀婉的美弹了弹落满灰尘的钢琴，她似乎在有意讨好我，讨好当时的大好形势，所以弹的曲子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支已经被我们合唱得滚瓜烂熟的革命歌曲，经她那纤细的指头一弄，完全变了，发霉了，但是，你觉得那样深情，像落在深渊里的叹息。令我愣住了。这一愣，后半生的命运就全改变了。我，一个共产党员，-个团委书记，怎么能够这样？阶级立场呢？我想。但是，你要我怎麽样？我不可能大呼革命口号来阻止这一切发生，况且，发生了什么？人家不是在弹革命歌曲吗？

是的，我是穷孩子，我被洗过脑，可我受过高等教育，５７年以前的教育，还不完全是一种干巴巴的教条。我知道什麽是美和善。文馨对我说：“她对您没有恶意，否则，不会弹钢琴给您听。”

我转身走出深巷，这是我第一次领教一个没落阶级的诱惑。文馨跟在我身后又说：

“她已经疯了。”我猛地站住了，这是隆冬，阴森偏僻的小巷，一抹阳光涂在低垂的屋檐，这可不象新中国的街景。文馨似乎站在一段历史的深处对我讲述她二妈的经历：“直到现在，她还爱慕她的音乐教师，父亲改变不了现实，就由着她去。可惜，那位音乐教师得肺病死了。解放后，她与父亲离了婚，千里迢迢到西贯去找情人，不料已是一座荒坡等着她。两个月后，她回到成都，就一个人独居刭现在。父亲早就原谅她了。他在前年去世时，立下遗嘱，承认她仍有财产继承权。”

听完这个资产阶级的动人故事，天已晚了，我和文馨跑步赶回学校。临别时我问她为什么对我讲这些？她说：“我这是向党交心嘛。你去汇报吧，没关系。”

我感到自己受了委届，我眼泪都快出来了。我仰着头，有一种快完蛋的感觉。我已经爱上了这个姑娘，然而，这一切，可能吗？

威：组织出面挽救您来了。

冯：组织是明察秋毫的，从学校到社会，都像一张网。好在我和文謦没有过多接触。直到临近毕业，社会上政治环境较宽松，许多大知识分子都响应组织的号召，向觉提意见。开头，在毛主席以身作则的表率下，各级组织还很宽容，虚心，后来，意见越提越尖锐，过激，葚至有了结束一党天下，引进西方议会民主的呼声。我至今记得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全国１００名大右派之一的葛佩琦的“意见”一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已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是可疑。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共产觉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这种“意见”已远远超出政府所能忍耐的“度”，但党内整风侬然按部就班进行。文馨平时不吭声，也不关心政治，在我的一再动员下，就鼓起勇气提了一条意见，大概是共产党提倡民主、平等、自由，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家庭出身，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但是她在校近四年，却受！尽了歧视，誉家庭背黑锅。人党入团没有份，刻苦学习成缋名列前茅，大家又将她视为“白专典型”。毛主席一再教导，对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只要划清界限，就要给出路嘛……

文馨发言完毕，我带头为她鼓掌，可响应的掌声稀稀拉拉，班委委员们都把脸拉得很长。我是一个机械执行党的政策的团委书记，一切都以《人民日报》社枪为准，正因为这样，颇得上级领导的器重和赏识。但在这一次在对待文馨的问题上，我平生第一次没和组织保持一致。我动员她把心里话说出来，是为了让大伙理解她，同情她，没想到结果却适得其反。在政治风浪中，我是认不清形势的瞎子，还鼓励别人去闯祸。终于在一个月后，风向陡转，毛主席公开向全国人民挑明，所谓让党外人士帮助党内整风是引蛇出洞，是为了让隐蕨很深的阶级敌人跳出来。大右派一个接一个落马，上面的风舌刂到下面，学校和班级就开会动员反右，组织上暗中把右派教师和学生的名额安排到各系，由大家评选。文馨的得票率在全系名列第三。觉委副书记亲自到场，领导批判右派学生的现场会。我根王茴红，属重点培养对象，副书记同志为堵大家的口，反击有关我的流言蜚语，竟当众信口雌黄说：“冯中慈同志是接受了党组织的任务，去与右派学生文馨接触，引蛇出洞的。他做得很好，，没有辜负毛主席‘引蛇出洞’的教导，终于将一条一声不吭，却对新中国的仇恨埋在心底的美女蛇引了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斗争策略非常出色！所以，经校党委和团委研究，并准备报请共青团省委授予他‘杰出共青团干部’的荣誉称号。”

我气得晕头转向，文馨比我晕得更快。她呼地起立，目光转向我，险色死灰，接着就软了下去。我不顾众目睽睽，冲过去抱起她就朝校医室跑。副书记一愣，又接耆歪吹：

“哪怕是对阶级敌人，也应该讲革命的人道主义，冯中慈同志做得对！”

我还是人吗？如果我昧了良心，顺着组织为我竖起的杆子朝上爬，这辈子也许青云直上，可是，我不愿意做畜牲！不，那个龌龊的年代，做畜牲也比做人强！我不敢等文馨醒来，就神色恍惚地离开了。团委的人找到我，要开会全面复审右派，然后上报。我不假思索地拒绝在迫害文馨的意见书上签字盖章。

先是那位副书记，然后是党委书记和校长都来做我的工作，要我交出校团委公章。我回答不。我明知这种抗拒如同儿戏，可还是一味蛮干。党委书记警告我：“冯中慈同志，团委不是你个人的，党培养了你这么多年，你应该明白组织原则。”我反问：“我什么时候接受了‘引蛇出洞’的任务？

共产党是光明磊落的，不搞阴谋诡计。”党委书记说：“对人民是不搞阴谋诡计。”我说：“文馨是人民中的一员，她已背叛了她的家庭。”党委书记说：“你陪她去探望过她父亲的姨太太，我们早就掌握这一情况了。”我不禁一愣，说：“姨太太？那是疯子。”党委书记哈哈笑道：“你才有些疯狂，为了一个女人，连组织原则都不要了。”我不顾一切地大叫：“组织原则不是你们用来整人的！我就是不同意把文馨打成右派，我用一个共产党员的人格担保她不是右派。”党委书记一拍桌子：“冷静点，想清楚了再说话，我最后一次叫你：‘冯中慈同志，你的共产党员的人格就用来保护反动派吗？’”我仍然犟着：“她不是反动派。”党委书记又一拍桌子：“年轻人，被感情蒙住了眼睛，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感情也有阶级性，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憧吗？”

我一时糊涂，竟吐露真言：“假如我真的爱她，又怎样？”党委书记不拍桌子了，他换了一种轻柔的语调说：“那你就选择吧，爱党，还是爱女人。”“爱女人。”我说。于是我被开除党藉，补充成了右派兼坏分子。

威：当时您和文馨谈恋爱了吗。

冯：没有，不过是彼此有好感而已。如果按自然发展，我不可能与文馨结合，因为我和她完全是两极世界的人。我感激共产觉救了穷人，挖了穷根，送我上大学，所以，如果不是物极必反，我会听从组织的劝告，断绝哪怕是一闪的儿女私情。而文馨对我的好感没有超出同学的范围，除了我，她几乎没有亠个愿意帮助她的可以称作“同学”的人。

威：可您还是承认了压抑已久的感情。

冯中慈∶我是穷孩子，有反抗压迫的天性。解放前，我到地主院门口讨饭，他们不但不给，还放狗咬我。你猜怎么着，狗咬我，我也张口咬狗，结果还是我厉害，把狗耳朵咬缺了。那一刹那，我没想到受了剥削阶级的欺侮，只觉得这个大户太混蛋。是共产党教我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待问题，分析问题。穷人为什么造反？阶级为什么产生？

就是因为人与人不平等，不仅社会财产分配不公，而且人格也不公平。文謦是个弱女子，有那么多觉员的组织，是不该欺负一个弱女子的，否则，又回到解放前了。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一部名为《在河流那边》的书中，曾引用了反右时期一位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的话说：“你难以想象这些自我批评和各种分组会议有多么痛苦。我办公室里的任何一个人，无论是送文件的小伙子，还是打扫大楼的妇女，都可以批判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陶傲慢劲，指责我打发闲暇时间的业余爱好，甚至在我沉默不语时，指责我默不作声我自己只能坐在那儿，接受他们的指责。有些受批判的人宁愿自杀，也不愿意忍受这一切，我可是过了好些年才习惯了这些。……”

我记得书中的这些话，是因为这正是我和文謦在那些午的写照。许多人都为我一时冲动惋惜，我下意识地在组织、集体与个人之间，选择了个人，我应该有我的私人生活，对吗，小伙子？而在邓小平时期以前，中国人是没有私生活的，至少是私生活见不得人的。感谢邓小平，让我们从不人不鬼的阴影里走出来。

威：您后悔过吗？冯中慈∶没有。开始不习惯任何人都可以批判我，因为我从前是批判别人的。后来习惯了。有了孩子，就更加习惯。穷人干革命是为了有饭吃、有衣穿、有老婆孩子，我不革命也有老婆孩子。我又不可能同组织和人民结婚，电影里常说“某某是人民养育的儿子”，人民姓什么呢，人民的奶头是什么模样呢，我没见过。道理越大越没道理。

如果我昧良心把文馨朝火坑推，那才后悔一辈子。哪怕当部长也不安稳。

威：你是怎样让文馨回心转意的？

冯：我成了右派，反而踏实了，就写信向她表达爱意。当时对右派看管得很严，这样也好，否则文馨会自杀的。没人捎信，我就半夜抽空子偷跑到她二妈家，把信塞进门缝，又返回。就这样捎去了五六封长信，也不知道她收到没有。后来她被发配到新疆阿克苏，我却就地安置。这不行，我千方百计打听，过了一年，才找去了。坐了火车，又坐汽车，颠沛流离，我已经成为分文不名的叫化子了。幸好到的那天，太阳暖洋洋的，她在棉花地里，皮肤晒得黑红黑红的，看来，这劳动改造有利身体健康。我当时被当作流窜犯抓了起来，因为在她们农场的西北边，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只有一条汽车路通向沙漠核心的监狱。曾经有犯人爬运南瓜的汽车逃跑，靠生吃南瓜坚持了五天五夜。我说出了文馨的名字，她被唤回住地，认了我半天，才从乱蓬蓬的毛发中弄清“她的中慈”。

下面的故事就有点平庸了。我们都是右派，很平等。我这么远去找她，既使不太满意，也只好嫁我。这一次，组织很爽快，给她开了证明，准了假，我们一起回四川办了结婚证。又办于户口迁移证，一对黑夫妻就这样响应党的号召，欢天喜地支谖边疆去了。

邓小平上台，右派平反，我们领着两个在边疆出生的孩手回了四川，虽不算衣锦还乡，也算一家人苦乐与共。这辈子就这样了，我很满足。

威：冯老伯，谢谢你的故事，谢谢你对我们这代人的情感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