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藏书家冉云飞

采访缘起：

冉云飞来自乌江中游的酉阳县，是土家族，一个边远少数民族的后代千里迢迢来到成都，做了蜀中才子，且藏书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人都多，当然稀罕。

我与冉云飞来往多，晓得他善于自吹自擂，因此在这次采访中显得被动。他首先就谈到小时候的苦，大意是挨扳子多，受表扬少，我暗自醒悟他的自恋源于童年。

冉云飞爱收旧书，一次我将多余的擦便草纸画些古怪符号，送他收藏，他也瞪着眼睛辩认了半天。他害怕被人告密，所以撰写《中国告密史》，殊不知告密也是一个人的隐私(法律是保护隐私权的)，它比嫖妓、卖淫、颠覆国家、贪污受贿更无法公开。

诗人石光华把杀父、夺妻、断财路、揭老底列为人的四大罪，前三项冉云飞没能力做，于是借藏书之机，坏人名声。

老威：我单刀直入，你为什么喜欢读书？

冉云飞：小时家穷，时常“吃不饱，穿不暖”。后来在读忆苦思甜课文时，就觉得像在说自己。于是就骂粗话，改编成下流顺口溜：“吃个，穿个卵；饿死你，我不管”。因此老师就让我在讲台上“表演”双手抬平打直举扫帚的“硬”功，以示惩罚，好在还没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家乡落后，啥都落后，你说日怪不日怪？连去年才通的电都忍不住要落后，白天来电，晚上不来电。更日怪的是，自从上小学起，我受到的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之类画饼充饥式的幸福美好生活的预告。但哪里实现了呢？五岁那年，家中的堂屋被村里拿来当作村小的教室，来了一位叫廖太良的工办老师，我也跟着那些上学的小孩子“哇啦哇啦”乱叫，瞎起哄，因为我既不做作业，也不背课文，算不得正规学生。每到晌午，饿得实在不行了，就去偷吃廖老师正在煮的白米饭，而我偷吃的米饭时常是半生不熟的，吃了就去跑毛坑(厕所)，得了一个“子炮”(小时玩的一种后一颗子弹塞进去前一颗子弹被弹出的游戏，子弹是用红木儿树结的籽做的)的绰号。气愤不过的廖老师干脆就骂我是“造粪机”，我就回喊他为“廖大娘”，以示羞辱。

母亲狠狠地教训了我。我就问，要啷个才吃得到白米饭？母亲说，要好好读书——母亲还不知那时读书是没有用的。于是母亲就将自己几次淋着瓢泼大雨(只有如此才不出工)去挖的麻芋子(学名“半夏”)拿去卖，得了两元钱，就给我了了个名。气愤的廖老师自然不收我，就只好到离家五里地的完小念书，一读就还喜欢。再加上天天都梦想吃白米饭，所以就一直读。我的境界明显比高玉宝差，高玉宝说，我要读书。我只说，要吃白米饭。当然待遇也不能跟他比，譬如没人让我给他们做忆若思甜报告。更重要的是，时代不同了，他生在旧社会，我生在新社会，我去向谁控诉？自己又饿得要命，只恨没生在旧社会，否则现在好歹还可以给下一代作点报告。后来，结识了莽汉诗人二毛，他有首诗叫《在旧社会》，完全是高级忆苦思甜报告，“在旧社会，人们身上的血只够跑百把米/在旧社会，女人身上长不出乳房。”狗日的二毛，她歹毒，比高玉宝控诉的旧社会还要坏一百倍，但他究竟不是高玉宝。我至今也没搞懂是啥原因，不把二毛弄去搞政治思想工作。我想我有向上级举报人才的义务，可是没人理我。我吃白米饭的“理想”，后来才知道，古人早已说过，算不得我的发明。他们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他们不同，他们是古人，他们放的屁都要古雅些。因此你的问题应该是，我为什么喜欢吃白米饭？

老威：你很怪，收藏这么多书，大概有两万多册吧。又喜欢读书，但你对书的态度却很调侃？

冉云飞：有点夸张的人进了我的屋子就说，哇，你这么多书啊？我说这并没什么，就像你走进一个屠夫的家，看到他家里到处都摆满了亮晃晃的杀猪刀，总共有几百把，你奇怪吗？你会称他是藏刀家，还是屠夫？也许你接着就会说，你看人家疱丁解牛，一把刀就足以应付裕如了。我说，是的，钱钟书不是吗，学识渊博，但别人家里并不堆许多书；老威你不是吗？你目中无书，不也照样写大气磅薄、才华横溢的诗篇吗？一个杀猪的屠夫，摆那么多把刀干什么？还不是自己底气不足，手艺孬，猪杀得不利落，为自己壮胆压阵脚罢了。也就是说，屠夫对没有值得你羡慕的资本和理由。你可心说，我没见过这样形式主义的屠夫。但是我要说，是的，如同你或许没见过像我这样形式主义的读书人一样，因此经常有人问，你这么多书，读得完吗？我真是无言以对。的确，真正的屠夫有几个是形式主义者呢？真正的天才又有几个是靠满屋子的书来给自己拿脸的呢？所以，你应该怜悯我而不是采访我。

老威：你这么多书，横七竖八的，到处都是，写作时怎么查找？

冉云飞：老威，你很鬼。你在引诱我批评政府的知识分子政策，这我可不干，我一贯立场坚定，而且——正确。尽管我现在住房仍很隘湫——不是“挨球”(读音要正确，这也是个立场问题)——但我相信曙光在前头。你说没有这词汇，是我生造的，应该是湫(jiao)隘，读湫(qiu)时就不与“隘”字组合。哎呀，老威，大势不好，看来你今天认真了？说实话，我的书这么横七竖八的，实在是迫不得已。但我可以马上给你换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水至清则无鱼。但更实在说法是，我就是喜欢混水摸鱼。我敢向毛主席保证，我一摸还十拿九稳，因此经常可以从书堆中“海底捞月”，并不影响干革命工作，更不影响当臭老九。

老威：别耍贫嘴了，来点正经的。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买书藏书的？

再云飞：我刚才说的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指作家刘恒新近创作的同名小说——老威注)。守着一堆破书，还乐呵呵地跟你说怪话，和张大民差不多吧。我读高中的小县城，书籍很少，钱比书更少，因此从大学开始才买书。大学时，我享受的是系上优等助学金，虽然不够吃饭，但至今感谢纳税人。我不爱听课，听不得有些老师在讲台上“坑蒙拐骗”，天天钻图书馆看些与中文系功课无关的东西，如很累人的康德、黑格尔，乃至大爆炸宇宙理论等等，自然得不到奖学金。我有一个坏习惯，一看书就喜欢在上面勾勾划划，有时还搞些眉批、旁批，往往都是些“搞球不懂”、“狗屁不通”之类，反映出我看书爱走极端。前一名句说明我知浅薄，又看不得别人学问比我高深，实足心理有病，嫉妒成性；后一句说明我有痞子倾向，匪性难移，尽管现在已经被文化骟掉了大半。家里面寄的一点零花钱，除了帮助吃饭，添置一点衣物外，看到好书，也只好兴叹而已。于是我就去勤工俭学，给系上各年级的学生分发报纸，每月可挣八元钱。别小看它，可买多少本书，我不是统计学家，没算计过，但肯定不比现在一百元所购的书少。那时，学校天天有演讲会，人人都委身于让人头大的哲学、美学，于是哲学、美学书籍摆了我一床，直到把蚊掀破，不知有多少。但是搞懂了的很少。

老威：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也只能算是“搞球不懂，狗屁不通”。

冉云飞：老威，你真是明察秋毫。老威：你收的书说得好听一点，是品种繁多；说得不好听，就是杂乱无章。你好像并没有搞一般藏书家那样的专题收藏？

冉云飞：的确，只要是有意思的东西我都想收，举凡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哲学、科学，以及其它不能归类的诸方面，靡不搜罗，无所不网。但也并不是无所选择，比如高等代数，英文之外的其它外文文种，我是不收的，我没有那些附庸风雅的人神经健全，完全搞不懂的东西，弄到屋里来堆起，实在是对自己智商的讽刺与无谓的考验。

一般说来，我不会像古代藏书家，譬如黄丕烈、陆沁源那样为获得一本好书，找朋友雅聚，或者焚香祝祷，或者专写藏书跋文以记载其来历。不是没有这雅兴，而是没有这时间。当然特殊情况下，我也会像他们那样玩乐一番的。事实上，每次看书，我都有专门的书帐和简约的藏书说明文字，以记录其来龙去脉，以志当时得书的心情，以什么样的价格从什么人手中获得。只不过少了许多繁文缛节。当然，也不能说我完全没有专题收藏，只是这种收藏都与我的研究和写作有关。比如几年前，我就曾打算花十年的时间，读完二十四史及其它诸多野史笔记，以便钩稽出其间的告密史料，撰写一本名为《中国告密史》的书。因而我至今收集的检举、揭发、诬告、诽谤、奏折、坦白书、悔过书、具保书、交心材料、间谋案例等，实物已达几十件之多。从卧底的线人，从崇奸婆的钩钩，各色人等，无不联袂来到我的藏书里“演出”。比如前几天就还在浣花溪的四川文物市场，收到五十年代关于成都的“敌特”蔡文敏、田少卿等人一系列群众对他们的告发材料、坦白书、悔过书、具保书等完好的实物，同时还收到一整本记录完整的《灌县青龙乡土改笔记》(第一集，1951.11.31—1952.1.21)，笔录人为刘全任，记录之详细，举凡镇反、土改包括清算地主恶霸敌特之类的检举揭发材料应有尽有，大有档案文献之功效。另外，曾收到西南民族学院教育工会，吸收工会会员时让入会者范瑞玲写的“交心材料”及其档案实物。交心材料是很十足的国特色，可名之曰“自告其密”，他国是很少有的，这是法律系统中的“有罪类推”和“无罪推定”的较量与区别。告密史的研究绝非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谴责，而是制度文化思想史的研究，是炮轰专制制度的有力弹药。

老威：我看到你墙上贴有有关教育的“毛主席语录”和奖给“学毛著积极分子”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奖状，好像你对“文革”的物品也在着意搜求。你收这些东西的动机何在？

冉云飞：现在的“文革”物品经过媒体的俗滥炒作，已成挣钱的一个热门行当，但并没有几个人像徐友渔这样训练有素的学者在进行认真研究。但我志不在此。我收的“文革”物品，大多与告密揭发、检讨和教育的材料有关，因为这些都是我的研究范围，你就可以看出我是个典型的实用主义收藏者，所谓藏而用之的人。因为我最近正在写作一部长达三十几万字的《教育要革命：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可以说，它是自从有现代意义上的教育以来，最全面、最深刻、最猛烈的批判当今中国教育的书，对当今的奴化教育、精神专制，进行了生猛的抨击。你刚才说的有关文革的教育资料，只不过是《教育要革命：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这本书要附的几十张有关教育的图片里，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这本书所附的图片中，将有各个年代有特色的教材课本、学生与老师奖状、学生毕业证包括学位证、学生训诫(类同于学生手则)、老师的聘书、名校名师的罕见图片，使其在生猛批判现今教育弊端的同时，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老威：除了一些研究性和实用性的收茂外，你有那些趣味的藏品？

冉云飞：有趣的当然不少，只有随举几例，否则说不胜说。先说英文藏书。比如我曾在二仙庵文物市场收到五种英文的黄色书。Erotica有黄色、欲望的意思，其中有社会学者李银河在研究虐恋文化一书中，所附的一节《O故事》(《StoryofO》)的英文全本，还有女性所写的黄色书籍精选本《女性所写的黄色书——从萨福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Erotica——WomensWrittingfromSapphotoMargaretatwood》)，这些书籍背后都有“诚品书店”的售书标志，大抵是从台湾或香港的书店里流传进来的。我既收到过曾攀上世界七座高峰的美国探险家迪肯·贝斯的《第七座高峰》(《SevenSmmit》)签名本赠书，也收到过1925在伦敦出版的英文毛边本(uncut)《中国园林》(《ChineseGardens》)，还收到过上百种美国《国家地理》、《纽约客》、《出版周刊》之类的杂志，甚至包括图文并茂的美国文学和历史教科书，如四册《美国文学精华》(《HighlightsofAmericanliterature》)、《自由的遗产——美国简史》(《Heritageoffreedom——AbriefhistoryoftheUnitedStates》)等等，不胜枚举。再说古典典籍。我曾收到清光绪年间，广德堂翻刻的顾嗣立秀野堂刻本《昌黎先生诗集注》四册，纸墨精良，雪白可人，字迹方整厚朴，铁划银钩，三色相套印刷。后因欲得1929年聚奎小学刊布的《白屋吴生诗集》，而易手给淘书斋老板蒋德森。易书之日，虽不忍，然亦无可如何。但还不至像清代著名藏书家钱廉益民说，去书之日，如亡国之君挥泪对宫娥。老蒋将《白屋吴生诗集》两册定价400元，我欲讲价，他不肯，无论如何不卖，只要我用《昌黎先生诗集注》四册换。后来我将是书换回。四川许多近现代人物的书籍，我已收得不少，颇成气候。对吴先生的东西更是久有罗致之志，并取得一点成果，因想将来如有余裕之时，欲作《四川近现代文化流变》一书，以阐发四川文化如何在当今不如往惜之因由。再者，吴先生的孙子吴泰龙先生曾是我的数学老师，某虽不才，数学尤糟，但师恩总是难忘的。听家乡师范学校的退休教师王可夫先生讲，吴芳吉先生的大儿子吴汉骥，曾收得众多吴芳吉先生的旧物，但多半已在“文革”中抄家时毁坏，令人扼腕。所以对此书，我是必欲得之而后快。只好把自己的颈脖伸给老蒋，心甘情愿地让其“猛宰”。

最让我高兴的是，收到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封疆大吏吴大徵写给另一位金石学家陈介祺的书信——《吴斋尺牍》线装五册(完本为七册)，我曾两次撰文谈该书，一次为《卖文搜书》(收入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拙著《阳光与玫瑰花的敌人》)，另一次为《成都书林记》(收入大象出版社出版的拙著《手抄本的流亡》)中写道：“其书写各体文字的高超能力，配以精美得无以复加的自制笺，简直是非比寻常的享受。就连为该书作跋并编辑《吴陈两家尺牍编年表》的明清史研究专家谢国桢先生在八十年代初期也说该书：‘久已编印行世，早已绝版。’(《文献》第11辑)”。像这样的书，一生得遇一次，已属有幸矣。

老威：我发觉说到古书的时候，你娃就故态复萌，古书的影子就在你身上频频进了，乐在其中。你曾经分别为两位西方文学大师里尔克、博尔赫斯，撰写过两本国内第一种研究他们的学术评传——《尖锐的秋天：里尔克》、《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又作过明代散文家张岱所著的一本小型百科全书《夜航船》的校点工作，这两种东西是怎样古怪地集于一身的？

冉云飞：说到古书，我收藏的许多好书还来不及给你细说，否则你的采访就会没完没了。说句实话，这两方面，我做得都并不完美，留下的遗憾不少。但我这人喜欢挑战，别人没做过的东西，我就喜欢；别人已做过的，我就喜欢走偏锋。如研究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对人的摧残伤害，我的研究就是从检讨和告密入手的，我比较喜欢出怪招。我不喜欢大家都争着去做同一件事，那就太抬举那件事了，比如全民经商或挣钱什么的。我的意思是说，挣钱也要找准自己的方式，就像打日本鬼子，不必都去肉搏，不得万不得已，不使这“绝招”。你说我将两种东西古怪地集于一身，我听得出来，你是在粉碎我，高级的说法叫做中西贯通，我自知无法做到，你小子损着呢。

老威：你曾得到过那些比较有名的人赠他人之书，或他们曾经收藏过的旧物？你自己的书也有流散之日，怎样安妥你这些“宝贝”？

冉云飞：我收到过别人签名或用过的书，较出名的人计有：诗人流沙河送其同事的诗集《故园别》(上有签名)；语言学家向楚收藏的顾实著《汉书艺文志讲疏》、章太炎翻译的线装两册《社会学》(二书上均有其印章)；书法家李半黎收茂的《稚荃三十以前诗》(线装，上有其旁批)；学者谢桃坊(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为勉励他学生岳珍而送的，词学大师唐圭璋弟子王兆鹏所著的《张元干年谱》(上有其殷殷勉励学生语)；学者白敦仁(成都大学教授)送人之《陈与义年谱》(上有签名)；诗人钟鸣收藏的台版《郁达夫南洋随笔》(上有签名并盖章)；学者陈力(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送徐亮工的《四川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有签名)；张大千结拜兄弟张目寒赠给川剧表演艺术家周企何的《蜀中纪游》(线装，封皮有毛笔签名并盖章。系藏书家李仁弟兄贻赠于我)；诗人吴芳吉于192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新群》杂志当编辑时所购的《丁尼生诗选》《Tennysonsshortpoems》，上有其印章和题署。为书法家徐无闻先生弟子向黄兄贻赠于我)；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苏青1947年5月3日赠送给陆品麟的《结婚十年》(上有其印章关签名，书后有受书者跋语，述得苏青赠书之由来)；学者李思莼(故前曾任四川文史馆馆员，系诗人戴望舒同学)收藏的《察荃斋诗集》(线装，上有其印章)等。说到书籍之聚散，我曾在书老板蒋德森处看到一套线装《楞严鸿科》，永历朝刻本，分提纲、阿、弥、陀、佛五册。永历朝气数之短暂，自不必说，该书于每册后面均刻有“祝我大明万万年”之类的东西，相当我们曾经猛喊的“万岁！万万岁”，但实际情况如何，就毋须再说了。一个国家如此，书籍何尝不是这样呢？关于书籍，一个人的控制能力是有限的，否则上述名位均可称为爱书之人，亦无法使子孙宝爱，他人珍惜，这是无可如何的事，不必去想它。何况我现在正是火力充足，创造力极好的时候，还想继续收藏，慢慢摩娑研究。因此，曾有一书商至我家中欲出高价收购一套古书时，我跟他开玩笑说，找我买书，就相当于找虎要皮大衣，换成成语便是与虎谋皮。听得他哈哈大笑，声震屋瓦。

老威：你是否该讲的都讲了，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冉云飞：该放的屁都放了。是我把你安排得这么被动，使你难以发挥。这只是个角色问题，改日我们互换过来。对你这样的无助和被动，我深感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