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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二 民间访谈录
23.拆迁户罗月霞
采访缘起：
60出头的罗月霞从市中区的黄金地段迁到化成小区已好几年了，仍然很难适应拥挤、嘈杂的环境。“人太多，都是过路的，”她说，“过去那种几代人的邻里关系已找不回来了。”城市要现代、道路要扩张，所以拆迁每年都必要。随着大量老化而贫穷的居民搬出去，我们这座古城正迅速失去历史，失去怀旧而感伤的歌谣。整齐划一的灰色楼群崛起着，人口膨胀着，我只好安慰罗伯母：“还是搬到郊外好，熟人少些，心要静些。”从罗家出来，正是1996年3月9日傍晚。街灰蒙蒙的，夕阳烧得像哮喘病人的肺，违章占道的菜农们叫卖得猖狂。
老威：罗伯母，您是从哪儿拆迁过来的？
罗月霞：线香街78号。
老威：在啥位置？
罗月霞：靠近玉带桥。一出线香街口子，就能望见“陈麻婆豆腐”的招牌。那是上百年的老店，成都人都晓得。在我的印象中，陈麻婆天天生意兴隆，许多人占不着堂里的座位，就在堂外阶沿蹲着、站着吃。还有把豆腐碗搁在地上，呷口小酒的。真是三教九流，口味不分等级。
老威：陈麻婆还在原地么？
罗月霞：还在原地，可是麻婆已经不是麻婆了。品种少，口味差，堂子弄得花里胡哨，不晓得里头是卖几毛钱一碗的豆腐呢，还是卖其它啥子稀奇。过去那一带全是平房，公馆不少，都是青石板路，经常有娃娃在街边打弹子，跳橡皮筋。还有拉黄包车的，叫卖丁丁糖和豆腐脑的，管这一段的巡官(相当于现在的户籍警)一身黑警服，都扎着白绑腿，夹根哨棒走来走去，这家那家打招呼。有时闲得磨皮擦痒，也会当街抄手一站，看娃娃玩，或者加入小孩阵营，在地上蹭来蹭去打弹子玩。唉，算了，眨眼之间，这些都不见了。上次我回去，居然在玉带桥迷了路。骡马市一座天桥，没走几步，就是座大立交桥，周围高楼大厦，都贴着大广告，桥下是迪厅与商店。那个闹！那个挤！汽车、自行车、人都不让路，密密麻麻的。才没多少年，人就像从地缝里一茬接一茬朝上冒。我一问线香街，都不晓得，嘿，活见鬼了！多少代的老街，转眼就消失了！幸好“陈麻婆”三个字我还认识，往门口一站，心才踏实了。
老威：天上一日，人间百年嘛。罗伯母，您才60多岁，应该多出门走走，适应新形势、新路段，因为这十几年，不单成都，全国每座城市都在变，拆老街，建新街。
罗月霞:新形势就是富人朝城里搬，穷人朝城外搬，现在我们都搬到茶店子以外了，还有些老街坊，听说去了九里堤，还有东郊跳蹬河。过去那儿全是农田，郊游也跑不了这么远，抗战时期，日本鬼子108架飞机炸成都，为疏散人口，开了五条火巷子，可人也没跑出环城四十八，穿城九里三。
老威：过去的线香街是啥样子？
罗月霞：铺板门一家挨一家，都做单一小生意。成都人天性闲散，懒觉睡到九点多钟才起，汲着拖鞋，打着哈欠开门，或摆摊，不求富裕，只求温饱。烟摊、糖饼、麻饼摊、锅魁、包子、小面、干杂、酱醋，店多客少，要啥有啥。解放后公私合营，不做小生意的懒虫许多进了厂，上下班当职工了。78号里多半是职工，类似的大杂院，街面上还有好几处，都是双扇黑大门，门坎高，两岁娃娃只能横着翻。
老威：夜里还关门么？
罗月霞：解放前夕，市面上太乱，一会儿兵匪一会儿游行，所以大门夜夜都关。兵匪还撞过门，把门鼻子大铜环也撬了一只。白天平安无事，学生的游行只经过玉带桥，拐不进线香街。许多巡官跑出街口，包括管我们段的，嘟嘟地吹哨子。邻里百姓都堵过去看热闹，有的还挥胳膊，跟着喊反饥饿反镇压反贪污腐败反涨价的口号。巡官吹哨子，撵大家回去。我们也掏出泥哨跟着吹，气得巡官不撵大人了，专对付娃娃。那时我没满10岁，腿短跑不快，经常被逮。巡官一只手捞起我，另一只手高高举起哨棒，然后轻轻落向屁股。我惊风火扯地放开大嗓门，又嚎又抓，巡官没法，就发一颗水果糖，作为没收泥哨的价钱。我凯旋而归，嘴里还吧吧吮着甜头，继续追游行队伍。有时队伍太长，尾巴还在玉带桥，头已到了皇城坝，甚至少城公园。娃娃们要跟小半边城，直到听完几轮演讲，才捡几张传单回家。解放后，游行都由政府组织，除喊口号，敲锣打鼓，还扭秧歌。当然，逮我的巡官倒了霉，听说发生抢米风潮时，他与其他巡官被派去守米铺，挥哨棒打伤了不少人脑壳。都鸣枪了，饥民还一浪接一浪朝里涌，终于掀翻柜台，抢空了米仓。巡官被挤在旯旮里，抱着头，差点就逃不出来。改朝换代，他因这事成了群众的冤家对头，开过大会，定为反革命军、警、宪、特，后来被镇压了。
老威：怎么判的？
罗月霞：解放军进城不久，阶级斗争形势复杂，只要群众检举，军管会核准就执行了。唉，咋不垮？官匪一家，物价飞涨，号召爱国市民用金银硬通货去换金元券、法币，最后一贬值，厚厚一沓钞票，换回来几斤米，这和抢有啥区别？好在78号院里还和睦，都是几十年的老邻居，知根知底，就互相挪着借着过吧。送走旧社会，精神面貌也就变了。军管会挨家挨户登记户口，成立街委会。在进大门的水井旁边，挂了块牌子，大门也就不用关了，直到文革搞武斗之前，大门20多年没关过。那时人人都爱解放军，我们78号院里有位租房的女学生，与街委会的上级，一位南下干部谈起恋爱，结果结婚了两、三年，才被清查出来，她是官僚资本家的公馆小姐，读过成都女中。南下干部气坏了，自己老婆成了剥削阶级埋在床头的定时炸弹，官肯定升不上去，婚也不能说离就离，犹为恶劣的是，她还伪装进步，涂改成份骗婚！于是俩口子三天两头打，南下干部是东北人，性子暴，一沾了点酒，就解下皮裤带，把老婆从屋里抽到院里，滚得全身泥，也没人敢上去劝。60年代生活紧张，南下干部带上两孩子，住进单位吃集体伙食，才个把月不回来，他老婆就饿死在床上。不愧公馆小姐，死也讲究。阴丹蓝对襟扣罩衣，脚登老式锈花鞋，头发梳得光光滑滑，后面挽了个髻。脸都饿塌了，还搽胭脂点口红。她的门反扣，帐子罩得严实，个多星期了，屋里没个动静，邻居就报告了。派出所撩开帐子，大伙才敢进屋。人都硬了，还好，冬天的死人不臭。南下干部赶回来，跺了跺脚，就骂：“什么鸟终归是什么鸟！”
老威：人死了还骂？
罗月霞：北方人就这脾气，况且，亲不亲，路线分，时代风气就这样。文革分派，一家人经常搞得势不两立，78号几十户人家，动不动就爆发大辨论，后来发展到动刀动枪，比南下干部饿死老婆还过分。我们家七口人，61年饿死了两口，还剩五口，分四派。我跑公交车，当售票员，随大流加入了正宗的造反派“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丈夫刘永刚在川棉厂当炊事员，也随大流加入了正宗的保皇派——“产业军”，爸死了，妈无职无业，自然是逍遥派，弟弟是老三届高中生，参加了“红卫兵成都部队”。这下热闹了，大家都在捍卫毛主席，都以为家里的其他人图谋不轨。比如刘永刚，一个炊事员，文化又低，若不遇生活紧张，填肚子第一，我一个漂亮大姑娘会嫁他？真是笨人有笨福，他自己也长期唯老娘的眼色是从。这样久了，俩口子就真拆不散了。可是文革把啥拆不散？老刘他是铁杆老产，还执迷不悟，我和弟弟要撵他，这老保就真搬出去住了。
线香街离西南局、成都军区、省市委都近，所以整夜都能听见围攻这些单位的高音喇叭，战歌反反复复地唱：“万炮齐轰西南局，烈火猛烧省市委，坚决打倒李井泉，彻底解放大西南！”公交车被借出去了一半，红卫兵站在车顶，舞红旗，举话筒喊话，下面人山人海地鼓掌。老刘一辈子就这一回，与我拧着干，结果倒了血霉。“三军一旗”大游行没多久，就被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为保皇组织，勒令解散。川棉厂是产业军的老窝，被造反派围得水泄不通，那时军队还没支左，所以基本凭原始肉搏战。我对老刘又恨又担心，万一把这条保皇狗的腿打断，我还得服侍他。弟弟参加了一线战斗，搭十几米的竹梯攻楼，结果一泼接一泼的红卫兵被石灰水浇下来，还有的进窗口就被逮住，直接抛出来的，有些学生娃娃在摔下来的过程中还高喊：“毛主席万岁！”这样一来一往好几天，双方都杀红了眼，就朝死里整了。川棉厂被攻占，弟弟挂着彩回家，一沾床就睡着了。我摇醒他，问见着他姐夫没有？他摇摇头，又睡了。两天两夜没醒。等终于醒来，他又拿起钢钎，跟大部队去攻打文殊院产业军第五军军部。保皇派大势已去，这仗只打了半夜，就胜利凯旋。快天亮时，有人敲门，一打开，是老刘，满脑壳纱布，浑身臭泥。我赶紧给他烧水洗澡，扶他躺下。解开纱布一看，右前额凹进去一条槽！我差点吓晕了，老刘说他守在文殊院后殿，红卫兵攻进来，边喊“缴枪不杀”，边拿钢钎迎面戳来，他头一偏，矛尖就嚓地擦了过去。他们都举手投降，红卫兵的前线卫生员才过来替他包扎，然后准备验明身份，集中关押。出殿时，他趁人不注意，拔腿就逃。
四面都在喊杀，没办法，他只好钻阴沟了。我说：“活该！”他说：“月霞呀，我们有5个月没见面了，形势发展得这么快，我是工人阶级，咋会反对毛主席呢？一定是他们蒙蔽了中央文革小组。”我说：“还顽固？把你交给红卫兵算了。”他说：“再顽固也是你男人，如果死在外头，你再革命也一样守寡。”我细细一想，是这个道理，就可怜起他来。
不料这头才按平，那头又翘起，产业军一垮，红成与兵团、八.二六又分裂成两派，打起来，解放军参加支左，有人暗中打开军火库，引诱学生娃娃去抢。我们俩口子与弟弟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反目成仇，他把枪都拖回来了，还是邻居拦住。武斗升级，真枪真炮干了一年多，线香街上经常能拾到大把子弹壳，娃娃们在院里赢子弹壳玩，我儿子把装小人书的木箱也腾出来，装得满满的，甚至还有没打响的整子弹，用钳子夹开，将炸药倒掉，弹头就不会意外炸了。
78号还死过红卫兵的司令，前院张姆姆的儿子，没满20岁，到中江与继光兵团作战，牺牲在郊外的凤凰山。继光兵团司令是抗美援朝烈士黄继光的妈妈，据说背双枪，八面威风。红卫兵司令在半坡挨了一梭子弹，立即成蜂窝了。他被运回来，平板车，身上覆盖着红卫兵的战旗。护驾的大小车有20多辆，堵住两边街口，然后整条街都成了灵堂，花圈、挽联、祭帐、白花、白绸，从头到尾，铺天盖地。78号的大门前，还搭了两根大柱子，撑起“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超大型挽联。灵柩放在门里，从早到晚，吊唁的人不断线。这么多年过去，这种规格的丧事我再也没见过了。
老威：伯母的记忆力不错，心也挺年轻的。
罗月霞：那年头的稀奇事太多，只能记个大概。
老威：其实不同朝代风尚也不同，不可能一成不变地延续下来。
罗月霞：我有点文化，晓得城市、街道变不变由不得小百姓。比如皇城坝，明朝的蜀王府，清朝改为贡院，68年城墙内还有明远楼、至公堂，可轰隆一声，成平地，只因为皇城门楼像北京天安门，连御河与御河桥都一样。这还了得，除了北京，就成都有这种皇帝风格的建筑，李井泉把四川搞成反毛主席的独立王国，这就是另立中央的铁证。
老威：太可惜了。
罗月霞：每个老成都都感到可惜，因为穿过三个门洞，里面早没皇帝。解放前，皇城坝成了扯谎坝，住着不少看相、卖唱、拉条皮、贩毒与野鸡，相当于现在的三无人员。毛主席说：“不破不立。”拆了皇城坝，在废墟上又敬建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这是省革委成立时，献给毛主席的礼物。听说坐飞机朝下看，完全是个“忠”字，检阅台正中的主席像，就是“心”字中的一点。主席像基座高7.1米，象征党的生日；主席像高12.26米，暗喻领袖诞辰。非洲人民送给他老人家的芒果，转赠过来，就拿玻璃匣子供在里面的东方红展厅，让亿万人民瞻仰。我看到的是个蜡制芒果，金灿灿的，我没去过热带，因此与许多群众一样，第一次见到这么珍奇的神果。
老威：水果咋能瞻仰？放太久就烂了。
罗月霞：这是精神寄托，谁会想到吃它？你晓得人民南路的毛主席招手像原来准备垒多高？
老威：不知道。
罗月霞：比现在的像高十倍，或者二十倍。总之，要让全市人民从各个角落都能望见。
所以运“忠字石”的车辆尽夜不停朝城里开，若遇特别好的巨大石头，还要挂红布，敲锣打鼓。也许是忠心表过头了就劳民伤财，也许是垒那么高的塑像技术不过关，反正轰轰烈烈的计划停了下来，修改成目前的“万岁展览馆”。改革开放后，大楼顶上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换成各色广告，万岁展览馆又变成广告展览馆。绕皇城一圈的东西御河，在中苏珍宝岛边境之战中，响应“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领袖号召，抽干水，建成防修正主义原子弹的防空洞。那年头经常响空袭警报，政府大力宣传空防知识，但洞子一次也没使用过，后来就适应经济形势，改防空洞为地下商城，直到现在，这也是全国最大的地下商城。可惜，已关门好几年了。
老威：这算文革中最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吧？
罗月霞：应该算。
老威：皇城坝消失了，许多与它相关的掌故、习惯、文化也随之褪色。但时代潮流不可抗拒，我想年轻人还是喜欢变化的，改善居住环境正是造福于民啊。
罗月霞：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但我在线香街住了大半辈子，不想动。太熟悉了。现在我住在这五楼，三室一厅，九十多平方米，电视、电话、沙发，煮饭烧天燃气，应该说比过去方便。可我住在这儿，想的全是线香街的事儿。这楼房，也没个邻居，儿子媳妇一走，门一关，就老俩口在家，像坟墓一样。还有这防护栏，与其说防盗，不如说把监狱的铁栅搬回来了。老刘退休没事，整日在家练书法，耳朵不灵，与人说话不方便，就干脆装聋卖哑。他一天最多下一次楼，20多分钟。上个月我回线香街寻古，不过大半天，老刘就出事了。他下面吃，一不留神，面汤就泼到手背上。我晚上回去，发现他在被窝里，自己用烂棉花蘸酒精裹手，我赶快通知儿媳，送他上医院，医手，顺带查病。除高血压，还有自闭症。医生建议他上老年大学，与人交往，如果性格一时改变不了，练练气功也可以。
现在啥都要花钱，老刘节约，加上厂里不景气，老是拖欠退休工资，更别提报医药费了。他穷担心的事多，连降压药都舍不得吃。我俩口的退休工资加起来，不到500块，得计划才行。米面油盐先买齐，吃菜就简单了。只要不生病，生活不是主要问题，恼火的是楼里没个邻里关系，一关门，独家独户，哪个习惯得了？一单元的陈大爷，住在七楼上，死了一个多月，都没人晓得。等到他孙儿出差回家，打开门，苍蝇嗡地就扑出来，满床都堆着蛆，把人的肉也看麻了。郊区不比城里，贼娃子牵线线，贫民窟没啥钱，就啥子都拿。自行车、电视、肉，甚至猪油，并且一偷就是好多家。你要养狗防盗呢，狂犬病办公室又收狗税来了，真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老威:你这附近有居委会嘛，把大家组织起来，开展活动，重新建立邻里关系。
罗月霞：人与人除了钱，就没关系了。居委会开麻将馆，还不是图个桌子钱。居委会主任是个贪官，光垃圾费，他一年就贪污6万多。本来环卫局规定每户每月的垃圾清运费为4元，他翻番，收8元。原先大家都没在意，是他自己在发廊搞按摩，黄色了一盘，在兴头上告诉小姐的。小姐还算有点人味，气不过，就揭发了。
老威：居委会主任也能贪污？太稀罕了。
罗月霞：社会风气如此，再低等的交椅，只要坐上了，不贪污就不正常。有权不谋私，就是瓜娃子。78号好啊，几十家在一个院里，像大家庭，磕磕绊绊的，有许多想头。多少年了，每户就一把挂锁，有粗心的，出差顺手把门带上，三五天不回来，也不会丢东西。夏天晚上，都把篾席扯出来，铺在大院里，边乘凉边吹老龙门阵。星期天，大部分人没事干，或约起逛春熙路，或听收音机。唱川戏，拉二胡，各逞所能。廖家七妹是唱清音的，四十几岁，嗓子还又脆又尖，能唱整段《毛主席去安源》。我家老张啥也不会，就混在娃娃堆里，单腿斗鸡，跳拱，拍纸烟盒。老张有几百张纸烟盒，老刀、中华、蓝牡丹、红炮台，尽是老牌子，一张起码值五十万。娃娃们老想赢他的老烟盒。可老张厉害，趴在地下瞄一瞄，张开手掌，虎口向下一扇，起码翻六、七张。他的烟盒越积越多，几乎集中了全院百分之六十的老烟盒。于是，他每逢心情好，就坐在床上数烟盒，一万两万，十万八万，四十万五十万，超过二千多万了。有一回，李家三娃偷了他的红炮台，他就叉腰站在门口吼：“哪个贼儿偷了我五十万？！”
老威：烟盒这么值钱？
罗月霞：现在叫“收藏”吧，还有存糖纸、火柴票，在娃娃们看来，老烟盒肯定比钱值价。唉，穷开心的岁月，一去不回了。
老威：当时拆迁的情况咋样？
罗月霞：一两年前，我们就晓得要拆迁了，还以为要等很久，直到某天上午，居委会开会，宣读了拆迁通知，大大的拆字从玉带桥拐弯，一直刷进来，大门也“拆”，围墙也“拆”。大家才手忙脚乱收拾东西，办理搬迁手续。我家原住面积41.5平方米，国家照还，多出的面积，就得出钱买。拆迁房修得简陋，位置又在二环路以外，所以价格算便宜，500多一平米。整个算起来，这次拆迁我们家花了4万多元，还没装修。
搬家那天，来了几个老外，要买老窗框、门柱和门楣。，上面描的金都黑了，但老外喜癫癫的，说就要这种民俗效果。三百元，我全部卖，包括梳妆台、水缸。传了三辈人的东西，一搬，就散架了。老外要了搬家公司的车，东撬西敲，恨不得把整座院子都抬走。
我一步三回头，眼泪都出来了，这是住了多少代的家，搬走了，心还在这儿。邻里互相告别，留地址，约定以后还要串门。穷人永远都是朝城外搬的命，不管哪朝哪代，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