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李亚东：为无权势者立命

我们丧失了自由的标尺。我们无法衡量，哪里是它的起点，哪里是它的终点。我们是亚细亚人……我们已经搞不清楚：我们是否有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权利。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

这是一部底层生存的选集。

一座为小人物修造的碑林。

“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欧阳修这样概括他《新五代史》的“义法”。我想顺着他的话，指出《中国底层访谈录》是为无功、无德、无言的底层人物立命。

近些年，世上流行人类劫难的预言。本书提出，“即将”云云不过掩盖真相。事实真相是，我们早已沦入无底的深渊。

本书展示深渊、揭露真相、发现历史、洞察人性。见得真、写得深，揭示了生活的水深火热，透露出生命的荒诞凄凉。而有一种残酷的美，让人震惊颤栗。即以那种“冷的美学”为标准，自有显见的美学价值。

当然它是“热”的。当然它更有伦理价值、历史价值。真相和美，哪一种更永恒？高明者见智，沉潜者见仁。底层的生命贱若蚂蚁，但也冬去春又来、野火烧不尽。天地间有种刚正之气，即使被压车轮仍要旋转、升腾。确认这一点，跟指出他们赴告无门、力不从心一样真实。哲人说：所谓乱世，先乱在我们的心上。

所以哀告，所以呻吟，所以疼痛，所以倾听。微观心理学与宏观历史学相互交织，精神治病与人性复归相互推动。两眼向下，立定自身，我命由我，拨乱反正。

主耶酥说：“凡你们为这些卑微者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

是为立命。

一

一叶而知秋。

一口海水包孕着大海的滋味。

小人物身边淌走的每一秒钟，都是历史。本书的历史从旧社会写起。“在旧社会，人们身上的血只够跑百把米；在旧社会，女人身上长不出乳房。”所谓穷则思变，历史掀开新纪元：抗战爆发，少年投笔从戎。谈判破裂，内战爆发。地主下地，学生游行。瞎子卖艺，解放军进城。梦游者梦游。巡官挨枪子，地主被分家。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不爱组织爱女人，自投罗网当右派。小高炉，殡仪馆，饿死鬼，麻疯院。新疆出境好几万，人吃人的故事讲不完。红卫兵满山红遍，走资派满脸淌血。抄家，串联，武斗，游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校长投井，教授掏粪。广阔天地偷鸡摸狗，罗湖下水奋不顾身。《沙家浜》“斗智”，梁山上批林批孔。……这是一部“底层人物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只有纪传，没有大事编年。我想只要愿意，读者可以在自己脑海里整理出编年来。作者自称整理访谈时，那个时代的马车轰隆隆地从脑海中碾过，这也是我在阅读过程中的感受。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历史事件多次出现，如1958、1959、1960那场被称为“大跃进灾难性后果”的“二十世纪最大的饥荒”，不但集中出现于《食客迟福》、《遗体整容师张道陵》、《民间艺人任唤琴》、《老军人廖恩泽侄儿廖觉》诸篇，在《风水先生黄天元》、《拆迁户罗月霞》、《多余的人高歌》、《梦游者之妻黎英》、《藏书家冉云飞》等篇也有它的阴影。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世界的主宰者是饥饿。古人说，“一身之遭逢，其小者也，盖亦视国家之运焉”。是的，你可以说无辜的小人物同祖国一起受难。可几十年过去了，国家依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三千万生灵却一去不返。

这令人心里不好受。为什么回忆这些？列夫？托尔斯泰如是说：“如果我害过一场重病，治好了，根除了，我将永远会高兴地回忆这件事。只有当我的病情依然如故或日渐沉重，当我想欺骗自己的时候，我才不去回忆。如果我们回忆旧的暴行，敢于正视它，我们今日的新的暴行也将暴露无余。”

今日？——跨世纪的门槛上，横卧着流浪儿、打工仔、乞丐王、吸毒者、人贩子、色情狂、碎尸犯、三陪小姐、民间神医、厕所门卫、算命先生、下岗职工、街头艺人、农民皇帝、居委会主任、黑社会杀手……。真正的三教九流，“沉默的多数”。用法国人福柯的说法，它们是“无名者的生活”。福柯把“无名”分为假的无名和严格意义上的无名，前者虽也卑贱，却借助了某异乎寻常的事而得名，“这件事要么圣洁辉煌，要么罪大恶极”。后者才是十恶不赦的无名，其中“既没有混入暧昧的丑闻，也没有产生私下的崇拜，没有掺杂任何荣耀”。应该说，本书主要聚焦后者。比如厕所门卫、遗体整容师、吹鼓手兼嚎丧者……那等人，说他们是边缘的边缘，底层的底层并不过分。当然，书中也写了些边缘文化人，如底层诗人、无名学者、不得志的作家、被敲诈的行为艺术家，他们像鲁迅笔下的孔已己，属于“穿长衫站着喝酒”的一类人。他们也是我们社会的弱势人群。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大家一齐见证生存空间的险恶。

在今天，我们的生存环境确实在急遽恶化。诸如失学、贪污、吸毒、车祸、红灯区、黑社会、性虐待、看病难、入室抢劫、环境污染、计划生育、见死不救、下岗工穷困、北方农村光棍、民间艺术濒临绝种……等等，好比雨后春笋，人们已见惯不惊。也有未必纳入公众视野的，譬如“邪教”问题、狱政问题、皇权回归问题、城市失忆问题、文学变质问题……等等。总之形形色色的人，带出光怪陆离的问题。“你的记忆力还是这么好？”书中的酒鬼告诫：“很危险，老兄，很危险。这是个不需要记忆的时代，一个人出车祸死了，脑浆涂满的轮胎依旧要在道路上滚动。”我也觉得危险，进而佩服作者的道德勇气。

当然我最关注的，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生态。世道太乱，书中人说，中国人开始病急乱投医了。彩票、酗酒、吸毒、色情、麻将、算命。麻将成为20世纪末中国最大的时尚，其普及程度不亚于上个世纪的鸦片。“输赢倒是其次，我要的是那种近乎虚脱的感觉”，赌徒袒露。“我不醉又咋办？这世道太空虚了。”酒鬼为自己辩护。“虚无，虚无使人疯狂”，色情狂呻吟。“这世道，穷也累富也累，下岗工人、打工仔、叫花子累，老板、官僚、警察也累。”吸毒者偶尔清醒。我们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有头有脸的官方诗人，为5万元钱不惜把自己的一生卖断，什么情书、照片、日记、剪报、纸条，甚至作为定情信物的女人内衣……全部拱手转让。人们摇曳在怎样一个无根底的空间啊。我们是否有命可救？我们去找瞎子，算命先生说：“难道这世界真是由瞎子指路么？”我们去世界屋脊，西藏的朝圣者说话不客气：“你们痛苦，因为你们的心在地狱里。”

作者是否刻意写史？如果是，这种写法能否让历史学家满意？我不敢肯定。不过心里还是有所触动。为小人物立传，主观上写人，客观上写史。“以人带史”并不新鲜，自司马迁《史记》以来汗牛充栋。不过太史公作传的多是大人物，即使小人物也有其精神上的“大”（如侠客悲歌慷慨、伯、叔不食周粟）。本书写严格意义上的小人物，他们不光身份低微，兼且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他们何时有权述说历史？他们的述说有什么价值？作者未予正面回答，只说“我觉得从一个影子杀手或一个碎尸犯的口中得到的叙述，也比大批当红作家的小说、散文精彩数倍”。这当然类似挑衅。挑衅表明作者美学上的自信，他说透过时间去看那段历史，许多东西还是有趣。

这是一种“历史之美”吗？那么美从何来？因时间的距离。有别的因素吗？访谈者跟人议论：从某种程度说，80年代以前中国没有个人史，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社会背景的产物。所以，要尽量绕开时尚话题。又说自己不是新闻记者，对境界啦、白领啦、好人好事啦、一夜成名啦不感兴趣，因为，“所有的成功者或超凡脱俗者全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连说话的语气都差不多。”这足以见出他趣味的独特、眼光的独到。独特的趣味必然对历史有独到的发现。比如你看，梦游者关东成为“右派”，竟是有感于组织上对自己照顾，要报恩、要替领导分忧解难；再看，团委书记反右中的“失足”，竟最早起因于听到一首钢琴曲后的反应：“……你觉得那样深情，像落在深渊里的叹息，我愣住了。这一愣，后半生的命运就全改变了。”不知别人怎么看，我认为这种细节更近历史。有史实，也有史情、史意、史魂。历史本是偶然、感性、甚至荒诞的，哪有那么多理性成分、逻辑推理？更何况作者选择了失败者。套用那句有名的话，成功者都是相似的，失败者各有各的不同。选择了“不同”，就选择了更高的审美价值。古人说了：“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

尽管如此，主要不是美学问题，甚至也未必是历史问题。如果单对历史感兴趣，你可以选择看其他著作，《二十五史》、《乌托邦祭》和大量“解秘”书籍。如果单是为了写史，本书也可以用别的写法。主要是当代问题，是良心问题、道德问题，是我们生活的真正处境问题。这些问题血肉模糊，掐一把就痛，我们如何能够背过眼去？你看这样的细节描写：“……妈约，我心疼的！刚刚把车的本钱挣回来！我死死地抱住车把子不放，泪水和汗水，在脸上都分不清了，最后，车还是被缴了。……我只有往回走，走了好几个钟头，还没拢家，心里空捞捞，差点就弄疯毬了。”（《打工仔赵二》）类似“疯毬了”的情景，我亲眼见过。本书第543页上方那张照片，画家曾循拍摄的时候我在场。那是某年的冬天，一个蹬三轮的老人车被没收，想不通就跳了府南河。尸体出水时，两岸观者如堵。再如《偷越国境者黎忆丰》中的描写：“……那种刺激，那才叫人生哪！我曾被一条长绳子拴在手扶拖拉机的后面，被拖着在密林里跑，衣裤烂得像刷把。那时，我羡慕电影里绑在木桩上出卖的黑奴，市场里的买主都有权出价，有权带我漂洋过海，到天南海北去服苦役。嘿，奴隶的生活！今儿东明儿西的浪漫生活！……这世上最难追求的就是自由。你饿死没人管，可是你要挪地方，变一种活法，就有人管你了。”

连电影里的黑奴都羡慕，我们活在怎样的世上？写到这儿，我想起了去年，因漂洋过海而闷死在闷罐车中的中国偷渡者。58名偷渡者活活闷死，欧盟峰会立即中断，发表联合声明，称这是“人类的悲剧”；《世界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多佛惨剧是全球共同的耻辱”。当然这里“人类”、“全球”不包括我们。我们这边有人在报上写文章，说死者往国外跑，是“要钱不要命”，差一点没说他们活该。唉，这世上没有小人物的位置。你活得低贱，草木尚且有荣辱；你死得耻辱，九泉之下有余辜。我们活在怎样的世上！

●二

这是一部失败的故事汇编。

失败是人类恒久的故事，更是小人物专有的别名。造化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在底层，更身不由己。高尔泰先生曾深刻地指出，“无力感”是东方社会显著的意志特征，也是东方人普遍持久的心理体验。无力，是由他们命运被控制、不能自主决定的。底层小人物可谓失败者中的失败者。他们活得力不从心，死后更被历史灭口。本书做的，是类似“挽回活口”、“抢救史料”的工作，即小人物见证大历史。虽然所见证的，顶多冰山露出的一角，甚至一角也不算。

应该指出，说小人物见证大历史，不等于他们的个人经历加起来构成“宏观叙事”。从严格意义上讲，小人物没有历史、只有宿命，只不过是宏观叙事的看客，或者刑场陪斩的陪客。国民党老军人廖恩泽说：“……历史是大人物们创造的，面对着无法支配自我命运的小人物，只是一种宿命。”我想，他道出了实情。在动荡不已的时代，许多风云一时的人物尚且有力不从心之感，不要说底层小人物了。失败是他们的别名，无力是他们的本质，朝不保夕是他们的现状，没有历史是他们最大的历史。我想，这样说虽然残酷，却接近真实。如果不这样写，那就不真实了，更谈不上深刻。“生活累啊，难啊，绷起一根筋做人，哪天筋绷断了，就完毬了。”这位小人物表述的，不是专属于哪一个人的感受，而是普遍的感受、普遍的现实。

作为失败的缩影与象征，我想指出，本书一组以监狱生活为背景的访谈，具有更高的认识价值和欣赏价值。它们是：《胡风牢友张广天》、《死刑犯牟大路》、《影子杀手赵苗苗》、《逃犯崔志雄》、《碎尸犯卢人标》、《狱霸田洪》、《色情狂梁寒》、《农民皇帝曾应龙》。

监狱的事情，对一般人来讲显得神秘。在中国，自古以来似乎是一种禁忌、禁区。不用说，从来很少有作家真实、全面地写它，但我们读者呢？难道我们不在自觉不自觉回避？人们不想影响自己的生活，不愿破坏自己生活的安宁。还用说别的吗？在这样的土地上，当然不能指望有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家产生。“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这是真理，却不是现实。真理何时成为现实呢？1990年，本书作者他因失声嚎叫而沦落地狱，有缘跟那些杀人、强奸、贩毒、碎尸犯为伍。如果说他曾有短暂的委屈，那很快就想通了。事实上从那时起，他一直在为本书做准备。“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我们读到本书，不知该感谢作者，还是感谢老天的相助？

西方人但丁说，地狱的入口处，写着：“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在监狱的入口处呢？东方人牟大路说：“入了班房，就四海之类皆王八”。

这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世界。据狱霸田洪介绍，自从盘古王开天地，神农尝五谷，牢里的规矩就有了。变了泥鳅你就只有在泥巴里翻，不朝上就朝下，不朝左就朝右，总之你要尽量做最大最粗的那根泥鳅，搅得其它泥鳅瞎撵着你转。在外人上人，在内鳅上鳅，社会层面不同嘛。“大社会，小监狱，当然是外头有啥，里头就有啥。”

这个社会信奉“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是写在菜单上的话，菜单是牢里的传家宝。“菜”的花样很多，谦虚地说，地下党未必能一一消化。总之，在“上菜”的幽默下，牢房变成了厨房，厨房变成了屠宰场。幽默冷到我们的脊梁，也冷到了历史的脚板心。愿人们放下书后，忘掉这一切。但有句话不容易忘、也不该忘的，就是那位狱霸自辩的话：“……这不是我发明的，菜单上的东西，还不是烂贼东一份西一份凑出来的，咋能算在我一个身上？我也是受害者。”他肯定在开脱自己。都不当刽子手，怎么会有死刑？没有他那样的“厨子”，“菜单”又有什么作用？但我担心，即使他被枪毙了，“菜单”却可能不会消失，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我的担心并不多余。事实上饥饿并没有完全消失，在这个星球上有些地区，它甚至在扮演主要的角色。它有时被作为需要创造出来。古拉格群岛史的编纂者索尔仁尼琴就发现，到今天，人们还在用饥饿改造那些不慎落水的同胞。这些同胞们做梦也只梦见面包。在这种情势下，谁还会反对“民以食为天”呢？当然不会。索氏进一步发现：“善与恶的界线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捷克政治家、作家哈维尔有类似的观察，他说：“生活的目的与体制的目的之间的冲突不是两个定义明确和分离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只有非常空泛的观念才会把社会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据此而言，饥饿或者说败坏，不只属于“被统治者”，更属于人性全体，它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

败坏使人堕入地狱。而在地狱的底部，也还是有对于人性的追寻，哪怕它以扭曲的形式出现。这一点，没有经验的人可能难以想通。比如你会问，“都落到这步田地，为啥还要相互折磨？”死刑犯牟大路解释，不管落到哪步田地，人和人都互相折磨。社会上天地宽，所以摩擦要少些，在牢里，一间房关十几个人，严打的时候，经常涨到二十来个，人和人挤得这么亲密无间，不寻开心咋办？何况坐牢太单调，除了干活，连唱歌也只能在喉管里打转，谁不需要“开心果”呢？需要，所以囚犯的赛吃居然构成“舍房里最快活的一天”。它是生活中的味精和盐，使坐牢充满令人回味的温情。没有牢狱生活经验的人，谁能理解？所以光怜悯不顶用，还需要设身处地的理解。而如果你理解，你就会明白：人性的败坏与自由的丧失密不可分。

人性与自由不可分，人性与社会也不可分。“监狱”不过是一个观察窗和方便的法门。监狱小社会，社会大监狱。狱内有狱，狱外有狱。有形的狱，心造的狱。虽然它们外延不同，内涵却高度一致。比如那位“最小的短命鬼”，不过18岁。“你猜他干了啥？他赶公共汽车，不肯给孕妇让座，人家就骂了声‘傻农民’。他气不过，竟拔出水果刀，把孕妇的肚子捅漏了。”天底下有这样的事？我们的人性多么脆弱。用精神分析眼光看，“我们都存在某种心理缺陷，当某种外力恰好击中了这种缺陷，每个人都有可能在瞬间丧失理智，沦为疯子”（见《碎尸犯卢人标》）。还应考虑社会环境。良好的环境有助于人们抑制缺陷，而另一种环境则相反。就像上述故事中，那位怀孕的妇女至死都不明白，“傻农民”一语对那位愣头青，竟然是骆驼背上最后的一根草？！

“想不到”，于是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应该想到的。如果说以前想不起来，则本书是一种提醒。我们需要这种提醒，我们应该为社会、人性的健康建立档案。人性的档案上写着：“这世上哪有高低贵贱？皇亲国戚就不拉屎？”“谁晓得国难当头的堂堂大丈夫，在私生活中是不是变态狂？”“正义与邪恶，真理与谬论，成王败寇都相差那么一点点。”在社会的卷宗里，记载着关于黑暗和死亡的故事：“我的罪名是热爱黑暗”；“我们在脑髓里讨论死亡/在永恒的日光灯下/讨论死亡/跪着去还是站着去/子弹是穿过后心还是后脑/刽子手的枪法如何/浆汁溅往哪个方向/灵魂出窍的刹那/是否还来得及回眸一笑/当屁股朝天栽入土坑时/腿会不会象旗杆高高地竖起”（参见《死刑犯牟大路》）这些残酷的文字，难道不使你感到眼前发黑，感到无法可想、无路可走？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谁信他的话。不是绝望，谁说出那样的话来？这世间谁不畏死？谁真正不畏？谁愿意主动赴死？谁感到生不如死？谁觉得生也难死也难？……我不能再说下去。

作者80年代是诗人，我没怎么读过他的诗。也一直没想到找来读读。可本书第27页那幅母亲的照片，以及旁边配的诗，我一见就喜欢：

只有从嘴里吐出来的人才不动感情

而我们是从阴道里生出来的

知道疼

再坏的家伙也有母亲。

为什么喜欢？我也怕疼，我也有母亲，我更怕死。依我看，“怕”其实包含人性。有人性才产生共鸣，有人性才产生悲悯，有悲悯才感到疼痛。有人性、有同情、有疼痛才反躬自问，拥抱众生。并注视自己的脚下，观看生命的源头。常言道，急来抱佛脚。黑暗使我们心向光明，厄运使我们亲近上帝。尼采说，“一切祝福者都向下看”。一位俄罗斯军官说：“索尔仁尼琴回来了，古拉格就不会回来。”《中国底层访谈录》则明确表示：

“某种档案应该通过公布而永远保存，为了历史与社会的健康。”

地狱是小人物的快乐老家，其中不乏零落的英雄。

胡风就是这样一个英雄。——然而是怎样的“英雄”啊？本书开宗明义一篇访谈《胡风牢友张广天》，通过一位普通囚犯张广天之口“反英雄”。这里没有大义凛然、威武不屈，胡风狱中的表现可能让有的读者失望。“自从有了张光人，我们组的学习记录精彩多了”，这是大批评家的用武之地。可他的无能却很突出：“有一回，他把大家的饭给弄到了”，为此他挨了一顿烂打。“如果没有政府管着，我们早把张光人分吃了。”还有什么？他偷吃……浆糊！

我们问：这样写“中国数一数二的知识分子”是否合适？把他放在一本以底层人物为对象的书中，是否合适？莫非“钦犯”胡风也是底层人物？莫非真的“凤凰落架不如鸡”？我们会摆出许多道道：人当然有价值上的高低，不管他在什么地方。就算是四海之内皆王八，“王八”总要分个大小、等级吧？政治王八跟刑事王八总不该是一回事。同时，良心未完全泯灭的坏人，和一念之差而做了坏事的好人总该不同。我们继续引经据典：完美的苍蝇总归是苍蝇，有缺点的英雄毕竟是英雄。即使虎落平阳被犬欺，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等等。我们的发问义正词严，没人能够驳倒。好了，这种人可以合上此书，继续睡他的觉去。

以本书观点，犯人张光人（胡风原名）跟张广天们，不同却也没甚本质上的不同。自其异者言之，天下哪有两片相同树叶？自其同者言之，入了班房，四海之内谁不王八？人为地区分大王八、小王八有什么意义？不看僧面看佛面，黄泉路上无老小。“管他外面有多大的本事，一进这里，都是罪犯。监狱到处都写着：你是谁？你到了什么地方？你来干什么？”来到这里，你就既来则安，提什么当年勇？英雄失路跟贩夫走卒失手杀人，有什么区别？都是身不由己、人命危浅、朝不保夕。你是“好人做坏事”，谁又像中世纪魔鬼罪不容赦？而且说白说黑，“外面”的乌鸦有什么不同？……庄子说“齐物”；佛祖说，众生皆苦；西方人说，自由不可分割。一切分割的思想，排他的原则，都导致了冷酷、无情、自私、暴虐，成为我们精神上的芥藓，并事实上成为中华民族政治与道德痛苦的根源。我们刚愎自用、礼令智昏了。这样的人群、民族要想得救，比骆驼通过针眼还困难。他们有成王败寇，却不配有自由。

古人讲究“礼辨异、乐和同”。《中国底层访谈录》对“辨异”不感兴趣。作者其实缺少做那种讲究的勇气及资本。十年前，他感叹“阳痿的警察，用他的电鸡巴，把我这个知识分子的后路给抄了”。十年后，他更不敢轻易戴“知识分子”的桂冠。也罢，“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作者失去的只是一张皮，得到的却是千载难磨的心，可能更接近“知识分子”本义。在人生阴霾密布的黑森林里，他忍看活人变新鬼，推敲着“新鬼和旧鬼，政治鬼和刑事鬼，是不是同一个鬼？”再由鬼及人，想到哪怕流氓、恶棍、下三烂、滚刀肉，再坏的家伙也有母亲。失去儿子的母亲，晚年多么凄凉。想到这里，他就没来由感到心酸：“我的心经常发软，控制不住怜悯坏蛋的冲动”，他甚至喊出“发明监狱的人类，我多么爱你们”那样的傻话。傻近乎仁。仁者爱人。《被抢劫者余桂生》篇引述了《禅说》一则故事：一个贼去偷庙里的和尚，那和尚躺着一动不动。眼看着贼到处乱翻，一无所获，只好把和尚晾在窗外的唯一的袈裟扯下了。和尚不忍，忙起身喊站住，准备将裤衩脱下一并送他，不料贼听见喊声就不见踪影。于是和尚只好抱着光膀子，站在庙外的空荡荡中叹息：“可怜的贼！我为什么不能把天上的月亮送给你？”

这，就是悲悯情怀，就是人道主义。高尔泰先生有句名言：“人道主义是没有被意识到的美学。而美学，从本质上来说，则应当是被意识到的人道主义。”确实如此。人道主义、或人道情怀，是现代美学的发源地，也是它最坚实的根基。如果没有主义、也没有情怀，美感与文学能够像猴子一样从石头缝迸出来？果真那样，我们也就见不到这一部“恶则恶矣、趣实趣也”的作品。不错，这是一部人类惨败的记录。然而，悲情与怜悯在，它们是本书真正的主角，它们隐身于叙事背后、现身于字里行间，而成为天寒地冻中、温暖我们心灵的不绝如缕的光辉。

呜呼，魂兮归来！

●三

招魂即立心。

本书为底层人物立心。

古人抗议：“昊天不惠”，“昊天不平”。没有这一抗议和激愤，不会有本访谈录产生。可只有这个，访谈录也还是产生不了。因为一味怨天而不反躬自问，谈不上什么道德感和人的尊严。人应该有道德感有尊严。即便在世界东方，即便大山般的“超稳定结构”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天生一人，必有一人之用”。历史虽然不听小人物的发言，而无力者确有他的力量。他的力量不容易为别人认可，其实也不容易为自己发现。完全是“平时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还要提到，对历史中的许多人来讲，命运就是承受；对另外一些人来讲，性格就是命运，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江山易改而秉性难移。人性的败坏是事实，事实还有其他方面。

索尔仁尼琴提出：“把在严寒的气候中会变凉的房子一座座地历数一遍有什么意思，指出那些在严寒的气候里仍能保暖的房子不更使人惊奇吗？”

应该看到“使人惊奇”的故事。

——先说胡风，即使身陷牢狱，他的心志却未被完全摧毁。记得文革初起，当局要他揭发周扬、立功赎罪。他拒绝了，说：不管报上说得怎么吓死人，我应该有我自己的看法，问题是怎样就说怎么样。今天，周扬虽然被拎出来示众了，但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像这样来批周扬他们，是言过其实的，难以服人。——我们不用“英雄”这个词称他，也要公正地说，在没有英雄的年代，胡风的表现不愧为真正的人。《胡风难友张广天》也承认：“他是文豪，特别犟，哪怕憋疯也不拐弯；我呢，小爬虫一个，莫说狗洞，耗子洞也钻。”“这里私下说，政府也理解不了。犹如飞碟，见得再多，也不晓得那是啥东西。”

还有老右派冯中慈。1957年，如果他稍微少一点人性，顺着别人搭好的梯子往上爬，他本来可以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但他有个弱点，就是太有良心、太有人性了。这害了他。他看不惯“有那么多党员的组织，欺负一个弱女子”，他这一生就此注定。奇怪的是，他不为当初的选择后悔。“我不愿意做畜生！不，那个龌龊的年代，做畜生也比做人强！”这是一个怎样的傻瓜呀？！

类似的傻瓜还有：梦游者关东“一直生活在天堂里”；黄浦军人廖恩泽表示，“自己的历史自己负责”，他为自己没有扛着假名过一生而庆幸；偷越国境者黎忆丰为了追求自由“九死其犹未悔”；甚至“天才的贼”崔志雄也有人的骨气，他说“人的尊严比本性更重要”。我固执地认为，我们的社会中，许多道貌岸然的人灵魂很肮脏，比不上一个“天才的贼”。他们的故事看得人心热。他们那样的人，在全中国究竟有多少？

最震撼我的，是下面一个故事：

……这人是57年反右时判的刑，反革命罪，无期徒刑。由于坐牢坐成老资格，再加上懂点医，就成了队里的卫生员。你可能不清楚，牢里的油荤很缺乏，更别说大鱼大肉了。按规定，一个星期吃两回肉，有时是辣椒回锅肉，一人一瓢，当然辣椒占大半；有时是莲花白炒肉，肉就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小砣。我讲的这人姓杨，当时65岁。每次吃肉时，他都厚着老脸，让犯人组长给他多分肥一点的，而后，他端起肉钵回到卫生室，关上门，点燃酒精灯，把挑选出的肥肉片或肥肉砣放在灯火上炼油。他只能炼出很少的一点油，他把这辛辛苦苦得来的猪油一滴滴刮进一个瓶子，才端起碗，把剩下的油渣和菜吃掉，还舔碗。……他把这三个月才能攒满的一小瓶化猪油（大约三两多吧）捎给他母亲，几十年都这样。当时他妈快满90岁了，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

（《流浪汉王响》，本书327页）

这个故事，我曾听作者当面讲起。难以形容我听后的震撼。当时，我半晌说不出话来。久违了，让人心热的传奇。好比大旱时的云霓，沙漠中的甘泉，因为久违，我们怀疑它的存在，怀疑它的真实性，甚至怀疑自己的眼睛。夏虫不可语冰，我们不可语天堂。久而久之，我们见日月而起吠；久而久之，我们见死水而倾心。善恶成为上帝的成见，撒旦进入我们的内心。我们倾心后现代，不惜伤天害理；我们膜拜洋祖宗，费耶阿本德说，“怎么都行”。却忘了独自一人时扪心自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有朝一日，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种水样的透明沁入我的内心：“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是两千多年前孔子说过的话。

刹那间，我觉得、我懂了孔子。

话到这里，感到语言难以为继。

但还是要讲。

究竟，我们的头顶有没有命运？我们的命究竟由天定、还是由自己决定？小人物该怎样看待自己，看待自己的历史和作用？……这些，都是大得无边的问题，世界任何地方都有数不清的议论，这种议论还将继续下去。“你我都是小人物呀”，小人物许长久说，“所以尽量别诉苦”。是这样吗？不，没有那么简单。

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讲“安身立命”。按下安身不表，命如何立？从孔子“知命”，墨子“非命”，孟子“立命”，庄子“安命”，到后世王充、张载、二程、王夫之等，人言言殊、各有侧重。似乎也有一种“家族相似”的色彩，即不废命、提倡知命而更重人事。什么造命在天、立命在人啦；什么我命由我不在天啦；什么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福祸无门、惟人自召啦；什么太上立命、其次制命、再下听命啦……，中国思想中的几大家有相近、相似的观点。似乎儒家表现得更积极，“立命”主要是他们的说法。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程颐说，“在天为性，在人为命，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又说“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合言有数，直到不得已处，然后归之于命可也”……他的话明白得不能再明白。

西方人说法跟我们不同，他们喜欢用“自由意志”与“决定论”，“唯名”与“唯实”之类语言。不过，似乎问题的性质差不多，结论也有跟我们相仿的。我不打算引经据典论证，只谈一种感觉，那就是他们对人的兴趣比我们更浓。而且似乎越到现在，对人的自由问题越强调，对其他问题采取“存而不论”立场。限于篇幅，我不全面、系统地举哲学家的的例子，还是举文史方面现成的两例：《古拉格群岛》和哈维尔。在逮捕成风的岁月，索尔仁尼琴意外地发现：即使劳改营，也不能败坏一个具有坚强内核的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毕竟是可以做到的”。哈维尔则标举“无权者的权力”，向我们昭示在真实中生活的可能。他说：政治没有理由只是专家的事，随便一个人，例如一个电子工程师，只要心术正，懂得赞美能使他超越和无所惧怕的那种力量，一样可以影响他的民族的历史；另一方面，“没有只为理想而死的英雄，是万人坑的第一步”。

《中国底层访谈录》也在关注这些问题。一方面，向我们揭示了底层民众真实的生活处境；另一方面，指出自我负责的必要性、可能性。作者不是专家学者，他说不出“重建本体论”之类话，何况他在骨子里是怀疑论者。怀疑论者不相信任何乌托邦，老实坦白着“我不明白信命好还是不信命好”。不过他显然厌恶虚无主义，不过他显然想坚持一些东西，可能是做人的一些基本东西罢。三言两语难以说清。我们的祖先讲“敬天知命”、“不诚无物”，它们维系了我们这个没有坚实信仰的民族几千年。但现在不作数了，物质主义宣传摧毁了它。我们几十年鼓吹的物质主义，不是最原始、最粗鄙的虚无主义是什么？经过它的摧枯拉朽，现在哪里寻心灵的甘泉、信仰的绿洲？人们活得惶惶不可终日像丧家之狗，不是很自然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现在，连人贩子都知道“报应？哄鬼，封建主义那一套。”夜总会老板嘲笑老师“讲迷信”：“人死如灯灭，哪有灵？老师这是迷信嘛。”我们活在什么样的文明社会、礼仪之邦？人们除了“奇里斯玛”和严刑峻法，“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彻底的唯物论者是什么样子？川西神医张松说：“那些自以为健康的人，其实是病得最深的，因为不信神不信鬼，人就什么都不怕，世上没有个怕字，天下就要大乱了”。另一位风水先生对“人”心有余悸：“人太毒了，比蛇和蝎子毒得多”。

“信命好，”书中的算命先生对人们说，“上畏天命，下守法律”不是封建迷信，是积德行善走正道，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个人。但“信命”不等于一事不做、听天由命。那就同样违背了圣人的教导。按孔圣人的教导，命是不可违也不可算的。应该不怨天、不尤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当一个人对他的命运感到无能为力时，庇护他的星座也将从他的面孔消失。这位孔夫子第74代玄孙说：“一个人在被无形的凶象所笼罩之际，他往往是茫然无知的，哪怕神明在上，他也不会抬起头来仰望”，比如，被坑杀的四十万赵军中，无一人有好相。他们都在无法摆脱的国家命运笼罩下，像羊群一般被驱赶到前线当炮灰。所谓天无好天，地无好地，作为“三才”中的人哪来好相？发国难财的都是大奸大恶，谁让这些大奸大恶者能够得逞？再说南京大屠杀的前几日就已有城破迹象，危城之中的百姓如同放在砧板上待宰的鱼，哪来什么好相？总之，“覆巢之下，所有的相是同一个相，工农兵学商同命”。（《算命先生孔庆天》）由此引出“天谴”思想。当然，你可以说，“天谴”是反科学是唯心主义，我不愿回答。只想说，人不该放弃自己。古人说，天作孽，犹可逭，自作孽，不可活。什么是“天谴”，自作孽就是。哈维尔表达过近似的意思：

“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创造这个自我定向的制度，通过这个制度剥夺他们自身的最深刻的本质。这并不是因为对历史的不可思议的误解，也不是历史误入歧途。这更不是冥冥中某种高超的神明不知何故来让人类的一部分如此受折磨。这种情形之所以得发生，就是因为显然在现代人类之中有某种与之相呼应的东西，人们思考和容纳这个东西，使人性中美好部分的任何反叛的意图都被瓦解。人类被迫在谎言中生活。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具有这样的情形下生活的能力。因此，现制度不仅使人类异化，异化了的人类同时支持这个制度，以此为他们必然的纲领，成为他们蜕变人性的现象，为人类的自身失败的记录。”

总之，异化就是自弃。自弃就是作孽。作孽必遭天谴。从这里能够引出什么结论？就是：人应自负其责，自立其命；人之立命，象树立根。人应忠实于自己，尊重自己的历史，不管别人如何看。“独立生活最重要的中心是高度的内在的解放。这样独立生活犹如一叶小舟，在任人宰割的生活的汪洋中，虽然在风浪中颠簸飘摇，但总能不断浮起，在为在真实生活看得见的使者，为受压制的生活目标仗义执言。”内心解放的人不媚俗，不随波逐流、逢场作戏。对于他来说，不论环境如何恶劣，自由都是可期的。孔子说，“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佛经说，“性名自有，不待因缘。若待因缘，则是作法，不名为性”。萨特说，在纳粹的牢狱中，人也可以实现内心自由。而如果做不到这个，则世界再大、宇宙无垠，对他而言也不过是硕大无垠的囚房。

这个道理难懂吗？我们举两个现成的例子：“我经常想起两年前的那次逃跑，太神了。然而，人是逃不过命的，我就这命，身体自由了，心也不自由。”这是“天才的贼”、逃犯崔志雄的自白。他逃出了有形的监狱，却对活下去感到了厌倦。流浪汉王响与之不同：他说自己经常兜圈子，一天要走好几十圈。“自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东西，你尽管走，一直走下去，就感觉不到是在监狱里。”禅说：“脚在哪里，我就在哪里。”王响就是如此。他身在大墙之内，心却跨越了巴士底狱。这是一种精神的越狱，他成功了。

常言道，心想事成。只要你的心在想，怎么都不算失败。

——有多少这样想的人呢，中国？

四

这样想的人似乎不多，向上的、使人惊奇的故事总体嫌少。在我们的生活中，多而又多的是假冒伪劣产品，打着底层民众幌子的“小人物”如过江之鲫、招摇过市，另外一些人打着“为人民”的旗号为自己牟利。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是孔子说的“乡愿，德之贼也”。与此同时，就有人明火执仗地攻击英雄，对向上的英雄做毁尸灭迹的处理。这年头，与忧患做斗争，与命运做斗争的真正英雄越来越少，他们一意孤行、应者寥寥；精神的芥藓却在大面积疯长，腐败却如青苔、渐行渐远还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演员高洋》里，写一位无耻诗人传授心得：“……诚实和正直和真理和原则当不了饭吃；但只要肯公开这样叫板，就能当饭吃，当酒喝，当宝贝卖。”在精神领域跟物质领域一样，也有假冒的真理和主义。在真实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时，抽象的人民是我们的图腾。现在草民们的生死没人管，“为穷人的主义”却依旧大行其道。即以人民利益的代言人自居，对每一具体的公民实施绑架。就像前苏联夏达尔的雕塑作品《圆石块－无产阶级的武器》，据介绍，乃是“通过普通人物的塑造来反映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表面的普通人物其实一点都不普通，“普通人物”像骊山的刑徒被武装起来，向真实的个人发起一次次冲锋。这是一种借鸡生蛋、铸犁为剑的把戏。

我们看一眼文学领域。前些年，有几个作家在那里“抵抗投降”，除了众多的反对者以外，也确实博得一些由衷的喝彩。包括我自己，一段时间都被他们瞒过了眼。但是经过长期的“听其言而观其行”，越来越感到怀疑，越来越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就说作家张承志吧，他标榜以“骑手歌唱母亲”的姿态歌唱人民，断定“山野之民最高洁、王侯上流最卑污”。1993年，我曾跟几个朋友通过对话向他表示致意。但是多少年过去了，标榜“为人民”的他何曾作过一、两件具体的事情，比如为哪一个草民的利益抗争，并因这种抗争同“王侯上流”、同食利者发生冲突？我想不起来。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类似的现象还有。前不久，小剧场里瓦格拉在声嘶力竭，荧屏上保尔？柯察金为“壮丽的事业”燃烧生命。我进不起小剧场，只是根据生活的经验和阅读，知道“壮丽的事业”与“古拉格群岛”脱不开干系。算了，导演。算了，编剧。托克维尔说：“当世界由个别有钱和有权的人把持时，这些人喜欢大肆谈有关人的责任的崇高理想。他们津津乐道忘我的品质如何值得赞美，为善又如何不该希望报答，就该像神的为善一样。”

朱学勤有篇访谈，叫《文人发嗲》，揭发“为穷人的主义”的伪善。他说，有史以来富人剥夺穷人，“为穷人的主义”也在剥夺穷人，而且是更彻底、更无情的剥夺，篡改他们的记忆，剥夺他们的历史。这种“为穷人”的呼声，本书那些底层生命能够听见吗？即便听见，他们能感受到有人在“为”自己吗？大概不会。底层人物不是那么没头脑的。举一个例：《川西神医张松》中，农民医生张松质问世人：“你以为农民医生就没脑子？就可以任人宰割和愚弄？告诉你，柯云路和司马南的书和报道我都细细读过。”他的看法是，柯云路同胡万林其实没多大关系。柯云路同司马南是对头，柯云路吹一个，司马南打一个。柯云路遇上胡万林，想借他证明自己的一贯思路，却惹翻了司马南。后者是记者，大报小报当然向着他，“司马南一腔正气，普天下记者也就个个都成了为民做主的侠客。”所谓神仙打架、凡人遭殃。现在江湖骗子戳穿了，乡下人到哪里看病？那些为民做主的记者管不管这些？司马南他们难道不该把打笔墨官司挣的钱捐出来，建一所乡村医院？——“您说胡万林是个江湖骗子，现在他跑了，您就在他的根据地建一座司马南医院，并把支持你的医学专家、科学家都请进去，胡万林的信徒一定会转而鼓吹您，拥护您。”

农民医生的话当然偏激，但是否也有几分道理？

如果“为人民的主义”高调登场，则文艺领域的“小人物”则姿态很低。其实它也是一种“为人民”，如果说前者是假冒的为人民，则后者是伪劣的为人民。假冒与伪劣其实不可分，高调与低调经常两极相通。而从效果来看，后者有更大的欺骗性：它宣称自己写真实的凡人。写小人物是文学史上的宝贵传统。好多世纪了，据福柯介绍，西方17世纪开始写小人物。一般人提起“小人物”一词，总要联想到契诃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名字，他们以写“被欺凌和被践踏的小人物”著称。我们中国呢，如果说对《诗经》是否在写“小人物”有争议，至少汉乐府已在明确写他们。“惟歌生民病，报得天子知”，被认为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也同样？五四以来作家，有多少没在底层社会呆过？“新时期文学”不也是？像《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不也看得过去吗？这一传统不该中断，是吗？作为读者和观众，我们对“小人物”有先天的好感，对他们今日的粉墨登场应鼓掌才是。

然而不然，揉揉眼睛，你看见了怎样的“小人物”？与其说那就是“小人物”，不如说是仿冒小人物商标的大人先生或侏儒。变了，全变了，变样了、变味了。中央电视台有个《生活空间》，据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谁在讲述呢？摄像机和扛摄像机的人，以及电视台的编导加上把关的领导。在影视界，从冯小刚到张艺谋都纷纷青睐小人物，大家说“小人物换来了高票房”。同时，一部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渲染普通人的情感故事、欲望追求，看得大家如痴如醉、欲罢不能。我还见到一则报道，说中国21世纪传记文学的走向是“淡化历史责任转向普通人”。原因呢？写伟人、领袖总要有所忌讳，写普通群众作家就更放得开。原来如此。我本以为传记作家爱他们，原来作家们有一本难念的经。写普通人真的没有忌讳？写他们真能够逃避“生命之重”？我怎么都觉得像缘木求鱼。当然，作家用心我领会了：是想“淡化历史责任”。淡化谁的责任？作家自己，还是那些普通人？语焉不详，那就兼而有之。

我们看到了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表演。欢跳在小说、传记、影视的舞台的“小人物”，一半是活人一半是木偶，一半是真实一半是戏说。表面上是真实的普通人，是柴米油盐交响曲，是流水账烦恼人生“众生皆苦”，其实表达的不过作家自己。经常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写小人物的作家同样如此。他们有的热衷于表现“痞子”，有的热衷于表现“小日子”。是怎样的小人物、小日子呢？早已有批评者先我提出了自己的怀疑，指出：“所谓小人物的银幕行迹和穿街走巷贩盗版贺岁片的一样可疑”。我同意这一判断。你看，《没事偷着乐》的主人公“贫嘴张大民”在亡父遗照前怎么说的：“我们活得不比别人好，也不见得比别人差，大伙正咬着牙往前奔呢”。几乎是基层干部向下岗职工做安抚工作。我们还欣慰地看到，张大民主任喜气洋洋乔迁新居。

这就是银幕上的小人物，他们经过了包装和美容，就像那些严重亏损、濒临“摘牌”的公司，经过了资产重组成了金凤凰。这些资产重组的小人物，怎么看都不是真正的小人物。电影是电影，生活是生活。如果你了解真实的底层，如果你有平民立场具同情心，如果你不愿自欺欺人，你其实知道真实的底层是怎样的，知道底层人物过着怎样的日子。在我们身边，小人物的处境要不老样子，要不更加恶劣。局部的改善掩盖不住总体的恶劣。尤其最近十年，真实的生活并没多大的改善，一变再变的是包装、是标语。为什么不正视这些呢？你的眼睛没瞎你的耳朵没聋，为什么做鸵鸟自欺欺人？天道福善祸淫，说假话是失德早晚要丧身的。

我反感“小人物”借壳上市，反感对他们进行包装和强奸。人们容易看透强奸，却不大容易识破包装。其实包装最常见最普遍最有麻痹性。包装就是人们的意识形态。我们以前用“共产主义”大同理想包装苦难，现在用“向前看”的小康理想掩盖卑微。小康与大同固然有别，作为包装它们有共同的效果，它们都是障眼术、麻醉药、以及“能指”的游戏。障眼术使人们看不清真正的现实，对真实的苦难能够甘之如饴。用哈维尔的话说，它是人人能用的藉口，有时冠冕堂皇地为上上下下正名和开脱，有时用来掩饰自己的失落和卑琐——“帮助他遮掩一下他惟命是从的可鄙境界，同样掩盖了权势的可鄙基础。它用某种高等的东西掩盖基本的现实。”包装也是“偷换”。索尔仁尼琴揭露说：“就像魔术师几乎不用方巾遮盖就立即把母鸡换成橙子一样，他们偷换了整个群岛，使群众看到的已不是小说里描写的古拉格群岛，而是比它要美好得多的完全另外一个群岛了。”如果说，画布上有时也有几笔真实，那不过是作者“为了取得读者信任”。

为了换取读者信任，包装者也要说一些常见事实。你不能说它完全在编造、在宣传。但是可否说，这其实是一种更高明、更巧妙的宣传？“高明的宣传与阿谀有时也不是撒谎，而是投合权势的需要，只说出一种事实，不说另一种事实。”而“另一种事实”却更说明问题。比如，如果你稍微留心，或者时常翻翻《南方周末》等报纸，就能得出结论：在我们的生活中，像“贫嘴张大民”那样“活得不比别人好、也不见得比别人差”的人，已经够幸运、够吉星高照的了。君不见许多活得比他好的人，命运却比他惨得无比。顺手举几例：活活闷死在车中的58名偷渡客，烟台海难中死去的280多个同胞，还有洛阳火灾中烧死的那么多人，他们是不是普通人物、或者“小人物”？法院干部到水库游泳，将农民的孩子扔到水中活活淹死，被淹死的小孩是不是“小人物”？因口角纠纷引来杀身之祸的研究生，他是不是“小人物”？山西岚县的青年被关押他的警察割了舌头，被害青年是不是“小人物”？……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

“我只是一株野草，低贱而卑微的草，任人弋割践踏的野草。谁都可以任何神圣的名义把我粉碎了做饲料。没有谁关心我是活生生的人，我可以在微凉的清晨感觉风的存在，我因为爱而受的伤害，我被刀割破皮肤的时候会有鲜血流出来，我是在这世界上真实存在的，而且独一无二，没有任何一个其他人能够替代。”——这是洛阳大火后，我从网上见到的一段话。作者为无名氏。我要提的问题是，类似的事情在我们周围屡见不鲜，有多少在我们的电影、电视、小说、传记中得到了表现？《生活空间》几时邀请他们中的幸存者面对镜头讲述？那些以“底层”、“民间”、“小人物”相标榜的先锋作家、先锋导演，几时把这些“被侮辱被践踏”的人纳入视野？偌大个国家，有多少“专家、学者”、多少“院士、博导”为他们拍案而起、仗义执言？没有，要不就是他低声咕哝，我们听不到。但是，就有人代表他们说，没什么大不了，大伙正在往前奔呢，等等。

人道洛阳花似锦，依我看来不是春。

作假的“小人物”可以退场了。中国底层民众过得够难了，如果你不能帮他们，至少不要打他们的主意，把他们当作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刽子手要杀人，你阻止不了，那也不要当帮凶，并替刽子手粉饰现场、铺撒花瓣，行不行？你在往活人的灵魂上投毒。世界上没什么事比这可怕。孔子明白这一点，他强烈地抨击“乡愿”，因其“同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实皆说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之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他之所以厌恶乡愿，胜过公开的恶人，因为“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也”。对今天的“穷人秀”、“小人物秀”，难道不该说同样的话？

你见过吗，什么是“毁尸灭迹”？

向上的人被毁尸灭迹。

只讲一件事。几年前，有家不错的杂志登了一篇陈寅恪、王小波比较谈的文章，标题是《从圣贤到凡人：中国人文精神的蜕变》。文章认为，陈代表“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王则代表“凡人时代的人文精神”。同样是人文精神，陈属于过去、王属于现在。按一般的理解，“属于过去”就是不合时宜，即使不明说“反动”，总该自己退出历史。果然，作者讨伐起那场人文精神讨论，说凡人时代知识分子虽也批判，但不“犯禁”更也不怂恿别人“犯禁”，等等。读了这篇文章，我想自己领会了作者的“微言大义”，期期然不敢赞同，就写了一篇短文，指出王、陈两种人文精神的区分，不过是重复历史上“宋、明儒”和“清儒”人格类型的区别。并针对该文的“醉翁之意”提出批评：

……章太炎指出：“宋明儒者多耿介，清儒多权谲。”刘师培提出：“清代之学，迥与明殊。明儒之学，用于应世，清儒之学，用于保身。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谲。明儒尊而乔，清儒弃而湿。”——陈寅恪，我们知道他是“新宋学”的倡导者；至于“王小波”，我不好说；如就人们为他描绘的肖像而言，我以为属于典型的“清儒”。我们处于后清学时代。处于这一时代的我们，看惯了陈寅恪、胡风、顾准那帮“想凭奇骨在这一代求得贯彻”的“糊涂人”，怎样“不自量力”而“飞蛾扑火”。相形之下，“王小波”则显得平易可亲。作为良民，我不能不认可“王小波”的机智，却不想过于赞美。基于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一点粗浅认识，我更不敢轻易抹煞别人“犯禁”的成就。我们不能饮水忘源。何况，据说现在是多元社会。既是多元，则“凡人”、“英雄”，也如萝卜、青菜。你当农夫好了，犯不着诋毁海员；更不用说对“海员”做毁尸灭迹的处理！

（《不读王小波》）

现在我持同样的看法。多元时代，萝卜青菜。你当你的农夫，犯不着诋毁海员，更不必犬吠他们，否认他们的存在。这样提要求，跟“应然”无关，仅仅是“退而求其次”。可事实上，在自由准则消失的地方，连退而求其次都办不到。普遍的情形是，人们以“凡人”自命，却避而不谈凡人也是“人”，凡人也有理由活得像个人。事实上，不少人把太监当作人的标准，把侏儒的高度当作人的平均值。如果你不同意他们，他们就说你想充好汉、当英雄。他们开始疏远你，像疏远麻风病人。结局呢？上帝死了，谁杀的？尼采。人死了，谁杀的？凡人。“凡人”长什么样？太监的嘴脸、侏儒的身材。我们忘了凡人究竟是人，“英雄”只不过是不想当奴隶的人。英雄上天堂，人也就下地狱。要说区别，区别只在这里。难怪哈威尔说，“没有只为理想而死的英雄，是万人坑的第一步”。索尔仁尼琴痛切陈辞：“我们丧失了自由的标尺。我们无法衡量，哪里是它的起点，哪里是天的终点。我们是亚细亚人，谁只要不手懒，谁就可以从我们这里取得，取得，取得这些无穷无尽的关于不泄露的甘结。我们已经搞不清楚：我们是否有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权利。”

在普遍的溃败中，我格外看重向上的故事。看重它们就是看重人性，看重人的尊严，看重生活本身，看重获取自由的信心。在今天，重建信心非常困难，但是应该。人应该对自己怀有信心，而不该被轻易摧毁。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时不在枷锁中。我说，人生而枷锁，却无时不在向往自由。自由的、富于道德意味的故事数量不多，却每每产生一以抵十、甚至一以抵百的效果。这也难怪。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所谓“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唱天下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尼采说，“谁喜爱深渊，必须有翅膀。”哈维尔则提醒：

“我们只有先沉到井底，才有指望看到星星。”

五

天上一个星。

地上一个人。

本书写灿若星河的中国底层民众。真实的他们什么样？当然不着统一的制服。由于长期以来，政治、道德、历史、文学、审美的目光疏远了他们，一般的读者要不歪曲地理解他们，要不顶多有模糊的印象。那情形，就像一个老外和中国人初次相交，浅尝辄止谈不上理解。而如果你生活在他们当中，自然会发现他们一个跟一个不同，他们有美学价值也有道德感。就像在本书中，即使作者戴有“绿色眼镜”，还是似真地描摹出了他们。哪个人没有“绿色眼镜”呢？

可能因为视界比较融合，我觉得真实的中国底层生活大体如本书所写。而且，真实的底层人物同前述影视“小人物”大不相同。即使你用同一个名称，叫他们底层人物、民间人物、或小人物，事实上内涵很不同。依我看，其间的不同远大于表面的相同。比如：真实的底层人物是无权势者，他们自己也清楚这一点；而影视小人物虽也置身于“基层”，他们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这个社会的主人，有时他们自己如是宣称。真实的底层民众活得无望，活得喘不过气来，有时简直在死亡线上挣扎，而影视小人物虽也“活得累”，气还出得赢，他们的视野里没有死亡线，他们是革命乐观主义。在他们看来，困难是暂时的，历史是前进的。而真实的底层生命则根本不信“进步”这类鬼话。他们搞不懂深沉的理论，只相信自己的感觉。感觉告诉他们，古代的帝王没有见过冰箱、彩电，自己见到了，不等于自己的生活赛过帝王。那不相干。真实的底层小人物凭本能生活，凭“好死不如赖活”的生命天性支撑自己；而影视小人物却为自己的生命赋予诸多说道，什么“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啊、什么“青春无悔”啊之类的。那是读了几本小册子的导演让他们说的，我们怎么都感觉到一种酸腐和狐假虎威的味儿。真实的底层草民活得艰辛，却不想辜负老天、辜负生养自己的父母，只要有机会就要“黄连树下弹琴”，强做的欢颜让人觉着酸心；而影视小人物却没有什么“生命之重”，他们顶多“没事偷着乐”，本能地实行精神胜利、自欺欺人。在我看来，“强颜为欢”与“精神胜利”之间，存在着一条明显的鸿沟。

另一方面，真实的底层生命赴告无门，他们经常用“草民”来称呼自己，这并不等于他们自轻自贱。事实正相反，就像本书写的那些偷渡国境者、遗体整容师、三陪小姐一样，虽然身处下贱却不失人的尊严，有着真正的梦和纯情。那些影视中主角哪能谈得上这些？影视小人物骨子里就是“雇佣军”，没有自我没有精神没有灵魂，在他们的“大脑”中安装着冰箱、彩电、房子、职称……等遥控程序，和“奔小康”、“希望工程”、“再苦不能苦孩子”之类冠冕堂皇的假话、空话、大话。那是官员、报纸和导演命令他们说的。他们被洗脑了，不，他们其实压根儿就没脑，有的只是机械装置和中央处理器。所以，我在这里说“他们”是不确切的，严格来说是“它们”。真实的他们被挤在边缘、蠕动在底层，而底层之下还有底层，边缘之外还有边缘。尽管如此，他们并不安命、不认命，在不断努力、不断追求、不断抗争，有时成为主流社会的“麻烦制造者”；而影视的“它们”基本是皇军的良民，是安分守己的齿轮和螺丝钉。总之是天生的贱种、万劫不复的奴才：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一颗红心交给你，叫奴家干啥就干啥。……

底层的他们和荧幕的它们：对上述区分可以继续说明下去。但也可以打住了，相信上面的话已足以给读者一个明晰的印象。最后只想交代一点：如果你愿意继续分析，则底层的真相还包括：底层之下有底层，边缘之外有边缘，就像陨星在太空中坠落，不可能有止境；而抢夺了无数眼球的影视“它们”，却从来不告诉人们这个。“它们”存在的本意和合法性，似乎正是为了抹杀“另类”事实。我想打个比方来说明：影视的“它们”自居于中国底层的“主流社会”，它起初说自己代表底层社会，后来宣布自己就是底层，“主流”之外别无“社会”；而“真实的他们”呢，好比那些不争气的厕所门卫、遗体整容师、吹鼓手兼嚎丧者一样，他们即使在底层社会也不足以前排就座。有时在底层也找不到他们的身影。别人代表他们，在麦克风前发言、诉苦、表功、博得掌声，后来索性抹杀了他们。而他们自始至终对此一无所知，也不觉得那麦克风跟自己有何关系。他们并非出于谦虚，而是发不出声音。这就是“沉默的多数”、“无声的中国”。对于他们的命运，启蒙主义者有所察觉，并做过初步的描述。比如胡风，他在为《生死场》写的后记中如是写：“……蚁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存，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底血汗自己底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粮食，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底威力下面。”

我想说，对于冒名顶替的“它们”来说，《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出现肯定不是吉兆。好比说，野心家杀死了国王，篡位娶妻、快活如蚁。多少年以后，真正的国王却浮出海面，他高唱着“打不死的李尔王，我还活在人间”。本书有类似的性质。它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坛，拿过麦克风，面对台下观众，面对千秋万世，一字一顿：

有这样的事，有这样的人。我看到，我作证。

我为之欢欣。

本来，我们该把目光对准他们。理由不言而喻。中国自古以来的社稷观念，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我们现代追求的国家观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就是说，属于全体中国人，而不是少数中国人。那为什么不写他们？我说的是真实地写他们，如其所是地书写他们；既不歪曲他们的面貌更不抹杀他们的存在。可为什么没写呢？

我知道，存在大于本质，生命大于注解。但也知道，没有合法性就难以生存，没有效果就很难有历史。前后两句话是否矛盾呢？不矛盾。未能进入历史，首要原因是未能进入现实。没有今天奢谈什么明天？没有自尊哪能让人尊重？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尚鬼的墨子说：“执有命者不仁”。不仁的人背叛了自己，跟历史又能建立什么关系？关键问题是存在合法性，天生一人必有他的权利。什么立德、立功、立言都以此为前提。换句话说，立命是一切的前提。哈维尔提出，有荣誉感的人想过一种历史生活。但所谓历史生活说到底只是当代生活。不能把握自己的权利，无权势者就永远进入不了历史。怎样把握自己的权利呢？对于“沉默的多数”来讲，意味着开口说话。如果不开口，活着就像死去，更何待死神来“灭口”。自己早把自己灭了。——当然，这里“开口说话”只是一个比方，并不是说，立命只等于开口、等于立言。不是那么回事。立命首先意味着立心，在此前提下才有立德、立功、立言等等。立命可以体现于传统的“三不朽”，也可以有更多延伸和表现，比如人们常说的“见证”。相对而言，对于普普通通的“他们”，古代所谓“三不朽”确实显得迂不可及也高不可及，而今天的“见证”则容易实现得多。

见证是小人物的一种参与形式，也是底层生命自我实现、自我提升的一种途径。见证是一种“为己之学”，为己才能为人。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他处”，他就无从见证。所以，见证意味着为己，意味着真实的生活，意味着生活在真实中。“《易经》难道不是一部招魂术么？”书中的算命先生孔庆天讲，“乱世之中，好命相者首先应具有好的心相，远离时代凶气，超凡入圣以独善其身。”我不认为他的思想消极。能够作到这一点，其实已经不容易。但是，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清醒，即使你是不起眼的小人物，你也能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有血有肉地过好每一天，最后成为一个时代的积极证人。

不是所有的人能够有效作证，没有灵魂无法作证，没有言语、没有血肉作不了证。有灵魂、有言语、有血肉，这就是你，每一个人，包括本书的作者。“见证”一头拉着现实，一头伸向历史。在未来与现在的连接中，底层人物获得了满足和自尊。如果说，算命先生“下算苍生百姓”，则本书为“苍生百姓”立命。命不可算的，立命或者招魂却是办得到的。“亡魂的感召力虽然不如宗教，但它有抑恶扬善之功。”从这层意义上讲，立命云云，既是心性之学也是社会哲学，既是道德哲学也是历史哲学。当然，也不妨碍它成为一种叙事学，一种热的美学。我要说，作者通过这本书所做的事，你我用其他方式也能做。难道不是吗？法法是心，尘尘是道。

“脚下的石块沙沙作响，我们在向上……”

作者说，此书起于他学习吹箫的经历。他师父是个83岁的和尚，他很想知道他的一些故事，但除了吹箫一无所知。中国民间还有多少这样的人物？在书中，这个问题被一再提起。历史上那些有名的医生，像扁鹊、华佗、张仲景哪一个是专家、教授？从古至今那么多好的音乐，有几只是在朝教授弄出来的？“我觉得在一次次空前的掘墓鞭尸的文化浩劫之后，好的东西都流落到民间，而历朝历代的暴君所干的，正是肃清民间邪说，以正朝纲。”“礼失而求之野”，这一思想来自孔子。作者不以此为满足，进一步提出：从古至今，中国有极深厚极成熟的“底层思想”，如将这些东西编排成小说，绝不亚于高尔基《人间三部曲》、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等。本书可谓他从“精神江湖”上采到的鲜果。

我欣赏作者“求诸野”的努力，也非常看重寻找工作取得的成就。不过，对于中国底层思想“极深厚极成熟”的说法有所保留。我是这样考虑的：底层是相对上层的概念，底层思想本质上是一种与权力、与社会控制有关的思想，底层人物的确切含义是“无权势者”。这是我受福柯启发引出的结论。福柯这人喜欢从权力角度分析一切问题，有时我感到他有些故作艰深。但是他有一句话我不敢否认，亦即：“命运表现为与权力的关系，要么与权力并肩作战，要么对抗权力，这不正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吗？”（《无名者的生活》）是啊，真正的化外之地（如果存在）能有什么底层思想？在社会控制相对松懈的地区，我想底层思想也成熟不到哪里去。传统中国的情形可能正好如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非常古老的话了，但也应分朝代具体分析。根据梁漱溟的研究，中国自古以来由于政权不下县等原因，社会控制其实不是那么一律，有时甚至网开一面。古代士人讲究“有道则出、无道则隐”，有时“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本身就透露了个中消息。在传统中国，“隐逸”之类思想异常丰富，但我所理解的“底层思想”则未必算得上。

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今天的社会控制空前严密，完全到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地步。不要说找不到一块净土，想要沿袭“有道则出、无道则隐”的行为模式也很困难。甚至那种划分本身都类似胶柱鼓瑟。你想隐？能“隐”到哪里去呢？这同时意味着反弹。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说，“底层思想”主要是一种当代思想。由于社会控制的空前严酷，由于阶级、阶层意识的普及和差距的拉开，底层人物到今天才真正获得自我意识。底层思想和无权势者的自我确认到今天才浮出海面，获得更加自觉、更加实际的意义。还有，几十年来，一方面是控制的加密，另一方面是社会参与渠道的单一，使我们的社会渐渐“野有遗贤”，所谓“三尺之外，必有圣贤”；像本书写的那些古琴大师、算命先生、监狱卫生员等，他们是底层意识的体现者，也是底层思想得以深厚、丰富、系统的因子。我们看重民间社会的意义在此，我们对目前中国“民间社会”的发育程度保持清醒，也在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精神江湖”同样。我不主张用它指代一些确定的人。在我看来，“精神江湖”固然有它的所指、有它的实体成分，本质上不是什么实体化的概念，而是一个功能化的词。它跟中国哲学中的“道”一样，用来指示一种确定的价值、标准、原则、精神。从而精神江湖、底层人物、无权势者这类词，也具有更多的功能而非实体的成分。它们代表安身立命，就像几千年来的“道”，成为古中国人立身处世、评估万事万物的标准：无论“有道则出”、“无道则隐”，抑或“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人们一以“道”为自身进退取舍的标准。在大道沉没、西风东渐的今日，我们不能不考虑熔铸新的标准。

标准不是标签，精神江湖不是言诠，更不是制订好了让人遵循的戒条。而是一声呼喊、一种方向、一种导引，帮助人们认清自己真实的处境，促使人们重视自己的历史，确认自个的权益和使命，脚踏实地创造自己的明天。就是说，它具有社会动力学的意义，而不简单是人群分割、自我定位的用处。我们一再看到，就像“戏说”不是历史，却在不断杀死真正的历史；影视“小人物”不是真的小人物，却取代了真的小人物；甚至，“民间写作”不是真正的民间，却败坏了人们对于“民间”的感知。可能我担心得太多，我觉得“底层人物”一词也可能被人们当作标签。这是无可如何的事，但我还是有一种恐惧。怎么办呢？起用哈维尔“无权势者”一词吧，相对来说，它在而今眼目下不易过早滥用。

“无权势”是无权势者的自我意识及心理感受。谁有了这一意识和感受，他就接近了我们所说的底层。所以，我说的无权势者主要是心理、价值概念，而非物理、社会概念。不，不是说它没有社会学意义，而是说它的主要意义在精神方面。传统那种朝与野、官与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两分法不宜被简约为“权势者”和“无权势者”的对立。我们每一个人既是无权势者，也应该认识到自己本有的权利。用哈维尔的话讲，每个人都参与了奴役和被奴役，不管大家参与的程度如何不同，生活与控制的冲突却在每个人身上发生。“生活的目的与体制的目的之间的冲突不是两个定义明确和分离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只有非常空泛的观念才会把社会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老实说，某种物理的处境与身份已不足以说明一个人。一个体制之内的人，一旦他疏离权力并开始从民众角度提问题，他就成为我们的“无权势者”；一个寄身海外的人，如果他享受着民主制度的好处，却心存汉阙而忧其君，他很可能是统治者的后备。

基于这一立场，我不大赞成“还原精神江湖”的说法。说“还原”，不如说“熔铸”、“唤醒”。精神江湖何处寻？固然在一些底层精英的身上，更在无权势者的意识中。底层意识在底层者的心底，好比荷塘月色在朱自清的心底。

由此形成本书的叙事个性。

首先是用了对话体，由底层人物自己说话，而不是由作家代他们立言。虽然在实际操作中，不能完全避免“拟言”的可能，但由于有了“我口说我心”的意识，使本书总体上不同于那些借鸡生蛋的叙事。其次，本书叙事角度也很耐人寻味，从中可以透视出作者的主体意识和价值标准。这里涉及的，不单是一个叙事学的问题，而是美学问题；也不单是美学问题，说到底是精神向度的问题。

从来作家跟他的对象有仰视、俯视、平视三种视角，分别体现出作家与对象所处的三种不同关系。在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学很多时候被规定只能写人民大众。也还是有一个“怎么写”的问题。提倡“群众崇拜”，势必采用“仰视”式叙述；揭示“精神奴役的创伤”，势必采用“俯视”式叙述。在这个问题上，一个有民粹主义立场的作家跟一个启蒙主义者表现完全不同。本书什么“主义”？“生活之友”主义。就是说，大体上是平视，局部有一点俯视和仰视。概括的讲，平视中略带俯视；细致地讲，七分平视、两分俯视、一分仰视。就是说，跟民粹主义、启蒙主义都不同，基本是特立独行。如果你一定要问他跟何者更近？回答是略微靠近“启蒙”，也只是略微靠近。谁说平视就等于“零距离”呢？本书采用平视略带俯视的角度，取决于访谈者对于自己访谈对象的态度，即：因同情而写，在同情中批评，在批评时同情。套用鲁迅的话，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只不过同情、悲悯成分大于批评不满、和改善的期望。这也其来有自。在知识分子一步步边缘化的今天，“怒”显得不合时宜，但人活一口气。

作者也有他“一口气”，在我看来理所应当。比如，面对人贩子的巧舌如簧，你难免产生割他舌头的冲动。面对居委会主任那以自我为中心的霸道，你觉得好笑又好气忍不住讽刺几句。面对那个说起吃人肉津津有味的食客，你难道不会产生“用一根大头针把这厮的嘴缝起来”的念头？面对“披着艺术家羊皮的狼”、那个长于演戏的无耻诗人，你难道在赞叹之余不会产生上前揭发脸上脂粉的恶意？甚至，对自己的一些朋友，因其积习难改、或沾染上世故，你也忍不住要揶揄几句，开玩笑、揭隐私、甚至添油加醋布告天下，以图“断狗日的后路”，这不也很正常吗？古人说“畏友”、“诤友”就是如此。当然，好诗不过近人情，你要“下猛药”也要考虑人家能否接受。要不，总有一天我们要为作品喜、为作者忧。都是吃五谷、生百病的人，谁没有弱点、缺点甚至劣根性？你没有吗？你的屁股就很干净可以照镜子？那你先照照自己吧。水至清则无鱼；中国人讲究立身与作文分开；哲学家在标榜“极高明而道中庸”，你为什么不想他们学习？你未必想让朋友们远离你？……尽管如此，也不觉得“妖魔化”了哪个。

“文人火旺，鸡巴傲在头上”，厕所门卫周明贵如是说。但总地说来，访谈双方的关系平等而隐忍，他们相互平视对方。所谓乌龟看王八，大眼盯小眼。书中写了“落魄文人阳九根”，他是一位柏拉图式的男人。鉴于他近乎自虐的性压抑，作者不顾自己在读者心目中形象可能受损，而以狐朋狗友身份“挑唆”他去嫖妓。“老阳，你还是适合放下老师架子，找一个生活之友。”“生活之友”——这是作者对于自我身份的圈认。这一身份在本书中多有流露，比如，为实现采访而跟对象讨价还价、“花钱肉疼”。我们开眼界了。我同时注意到，底层群众接纳了他，把他当成跟自己一样的人：街头瞎子答应为他引路，再邀一些瞎子一同搞个街头音乐会；吹鼓手兼嚎丧者对他说，“你的嗓音不错，很适合做我们这一行”；同性恋者倪冬雪向他示爱：“你做男人，我就做你的女人。”色情狂梁寒跟他惺惺相惜：“听口气，你也是个老淫棍。”嫖客老唐也把他当成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他不想澄清反而暗喜：“这再好不过，访问顺利进行”。

有趣的是，“狗咬狗”的事时有发生。比如别人不买他的账，访谈过程中唇枪舌剑，就像街头吵架的小品。色情狂讽刺他说话没档次。他回敬，你的档次有多高？食客迟福教训他：你这辈子，吃没吃好，穿也没穿好，活得没意思。他反驳：我他妈自由。对方一句话噎得他喘不过气：“没见你飞上天啊。”三陪林小姐对他又爱到恨：你绕着弯子让我讲，你伤害了我，你和其他客人有啥两样？落魄文人老阳大骂：“你太烂了，啥子都嬉皮士，其实你的骨血里又不是这种人。”他无力地辩白：这跟是什么人没关。……类似的细节很有喜剧色彩。打是亲，骂是爱，可见访谈对象跟他“彼此彼此”。

也有仰视。主要体现在《蜀派古琴大师王峪》和《老右派冯中慈》等篇。对前者，他似乎有点必恭必敬：“晚辈真是高山仰止啊”。他祝愿大师保重、长寿，把扎根于心的好东西尽可能保存得完整。在后者面前，他也执晚辈之礼：“冯老伯，谢谢你的故事，谢谢你对我们这代人的情感教育。”应该补充说明的是，他的仰视有节制，仰望里面有平视。就是说，表达了崇敬也体现了理解，“迷信”与他无缘。他的仰视，不是自信心丧失而是增强。就是说，仰视之处曲折流露出“主观战斗精神”。这不容易。现在，除了那么几个声嘶力竭的“战士”外，多数中国作家精神状态不很好，普遍现象是“排死节、否正直、轻仁义、贱守节”。当然，那种现象不是凭空产生的。古人王夫之说，“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外国人约翰？密尔说，专制使人变成犬儒。尽管如此，“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的古训不可忘记。马克思讲，“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是对作家内心不自由的惩罚”。他的话也值得人们三思。

人活一口气，作家尤其应有自己的主体意识。作家也有一个自我启蒙、自我立命的问题。我们的现实异常沉重，有时又感到“难以承受之轻”。乌托邦破灭了，我们看清了现实。看清了现实，人们觉得理想、梦想、意义那些东西不仅奢侈，更多时候还是陷阱。如果你不愿与狼共舞，最好远避它们。哈维尔对此不以为然。他说出，荒谬感可以同意义感连在一起。“在我的理解中，荒谬感决不是对生命的意义失去信念的表现，恰恰相反，只有那些渴求意义的人，那些把意义当作自己存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的人，才能体验到缺乏意义是痛苦的，更准确地说，只有他们才能领悟到这一点，在令人痛苦的意义缺失状态，它反而比在其理所当然、无可置疑存在时更真切地呈现出来，就像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身体好一样。”本书作者是同样的情况。他是一个怀疑论者，怀疑一切乌托邦，自称连梦都不做。另一方面，他对天命有敬畏心理，该他承担的他不敢逃避。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可以摒弃乌托邦，同时拒绝一个后现代上帝。

六

说一点“写史”话题，可能不是多余。

前面提到，本书“以人带史”。不管主观上如何，客观上一个作家闯入历史学家的领地。这能否让人家满意呢？我说没把握。你殖民了人家还要人家谢你，天底下有那那样吃力又讨好的事？信手举数例，足以交代作家“非法越境”的不受欢迎：“文之与史，皎然异辙”（刘知几）；“文人不可与言史事”（章学诚）；“断不可以文学手段去做历史工作”（何炳松）；“历史而以文学出之，令人迷乱，不知所谓，不可不谓为幼稚之史学也”（朱希祖）；“天下人有文学趣味者多，懂科学方法者少，所以虽然满口客观，其实读起记事一类书来，欢迎主观的叙述。喜读稗史而厌正史；喜前四史而厌宋以后史。殊不知四史等的叙述，全以主观为主，时代愈后，则客观的成分愈多。”（吕思勉）

但我想，应允许这东西存在。我无意于鼓励众人“不务正业”，而想说史无定法、亦无定式。你说它“幼稚之史学”也罢，“有史心而缺史德”也罢，这种亦文亦史的东西自有其价值，那就是“写心”价值。历史要写事、也要写心。龚自珍很明白地讲：“后世读书者，毋向兰台寻。兰台能书汉朝事，不能尽书汉朝千百心。”我还注意到，也有历史学家认可它的价值。历史实际分为“艺术化之史”与科学化之史两类，它们的目标都是“显真”，但“前者之所显者为真相，后者之所显者为真理。”历史本身具有宗庙之美、百宫之富，故讲求历史之美学价值，并非对史学的背叛（张荫麟）。更有人热衷搞“诗史互证”，比如用唐诗证唐史，这样做的人大家都知道，是大名鼎鼎的陈寅恪先生。当然有人对此不以为然，终究是你们历史学内部的事情。“诗文皆史”的说法本身，不正是史家对“诗史”的一种有条件认可吗？

不仅如此。我还想提醒人们，文史不分可是我们文化的一大传统。文史不分不等于文史合一。有人批评文史不分，指陈《战国策》为“小说家言”，《史记》为“太史公文集”；甚至整个前四史，都被指责为主观的历史。可人们就喜欢它们；而且批评的人也不能断然下结论，说前四史跟“历史演义”相同。“《史记》、《汉书》亦仅文词之工，记事亦有不事处。”这是康熙皇帝的批评。但“亦有不事处”一语本身表明，它们总体讲是信史。人们承认《三国志》有“小说笔法”，不过谁会把它与《三国演义》混淆呢？大概不会有人那么聪明。当然你说，客观点不是更好吗？向后世那些正史学习不是更好吗？史书应该是主观成分越少、客观成分越多越好。我不能反驳你的意见。我深知后世历史失实的问题不少，自有当行之人考证、讨论。作为非当行出身的我，坚持五十步有理由笑百步。只不过对“客观主义”史观本身，我不敢轻易点头。蒙谁呢？

限于本文性质，我不能扯得太远，不想太多引证解释学之类，说历史与写史像两条平行伸展的钢轨、永远并不拢。写史当然要力求客观，可任何写史都不能没有标准。如没有价值标准，就算你本人“没有主义”，你的著作没有“义法”，可你连材料的罗列也完不成（天地间何物非“史料”？）。所以问题不是该不该有标准，而是选择怎么样的标准？孔子编《春秋》，以此“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司马迁写《史记》，在大军出发、旌旗飘飘的阵候，穿插进“螳螂挡车”的伯夷、叔齐，若不是史家别有怀抱，两个“小丑”以何德何能进入一部中国大历史？！欧阳修写《新五代史》，用了那么多“呜呼”，不是价值观作祟又是什么？我知道，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可能对他们看不上眼。今天的人偏爱客观、偏爱宏观叙事，但什么时候说自己要拒绝“世界观和方法论”？只能说，热爱“大历史”的人，世界观跟我们不同。可怜的小人物，你不仅没有历史价值，你的历史存在本身都没有真实性！在许多人心目中，历史正是这样的。易言之，表面讨论的是“客观”、“真实”，其实还是“成王败寇”的价值标准。在此等标准的裁制下，我们的史学不能不瘫痪。人们说，历史被修改得太多，已没有一个权威的版本。如此写史，连基本的“修辞立其诚”都办不到，有什么真理性、客观性可言？由它宣讲“真实”，岂不笑掉人的大牙？

打开天窗说亮话：客观云云，只是一种逻辑要求，只是一种理想境界。否认它、不向着它，历史则不成为历史。但任何人类的写史活动都不能完全让它满意。史不是天地之心，而是为天地立心。人世间没有一部人写的历史不带“心”的印记。如果有，那只能是神的所为。我们不要“挟天子以令诸侯”，说自己还原了天地之心。完全还原根本做不到，我们只能真诚书写。我们明知不能还原，还要哼哧哼哧写，就像人带着镣铐跳舞，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人世间许多事都无可奈何。历史活动中的人“知其不可为而为”，历史写作中人同样“知其不可为而为”。这不是要人放弃“朝向真实”，而是说，非此不足以达到真实，哪怕只是有限的真实。古人说，“不诚无物”。我们所能要求于史家的，就是真诚。人通过真诚达到真实，而不是与真诚无关的什么真实。人的品质的高低由此见出，史家、史学品质的高低亦由此见出。

此外，有更好的方法吗？我想不出。

我说本书写史，有两层含义：一是“以人带史”，小人物见证大历史，前面说多了。这里要指出，它不是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作为看客的小人物，能够见证什么历史？顶多是一部失败的历史，一部没有历史的历史，好比一出发不出声音的话剧。“今天回首解放以来的种种运动，我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拉线木偶，没有家庭，没有私生活，因为家庭和私生活都是时代文本复制下来的。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吗？世界上哪个民族的历史是无形的大复印机弄出来的？我这样想着，感到心里有泪，却淌不出来。”这是《边缘学者洪声》里的议论。真正的“历史”当然不该如此。真正的历史是走路，而不是收藏留下的足迹；真正的历史是“独自行走”，而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真正的历史是和声，而不是什么大合唱；真正的历史是使人活，而不是使人死。真历史就是立史。

本书为无权势者立史。一方面，为无权势者立传，为真实的中国底层“写心”，为“普普通通的依万”、银河沙数般的“柳如是”立传；另一方面，自觉地“为往圣继绝学”，使我们民族中断已久的精神血脉再相连。它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可否说，这是一部特殊的《春秋》？

写史，本质上是抗拒虚无。真正的写史，促使人对自己恢复信心，同时导引出今后的路来。顾名思义，写史就是“写”历史。那何为历史？历史就是人的活动及其活动轨迹。在时间的洪流中，活动使人成为人，书写使历史成为历史。所以重要的是“活动”、是“书写”，而不是超出人的“活动”、“书写”之外的什么东西。超出人的活动之外的一切，包括所谓“历史规律”在内，只不过是虚无。对于真诚的、勇于负责任的史家来说，“历史规律”之类没有好处，反而是瘫痪自己生命的东西。真正的史家重视人，尤其一个一个个人。只有个人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值得一提的是，重视个人“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大观点，也可说是中国一番绝大的历史哲学，而且亦是中国传统学问中一绝大精神”。据历史学家钱穆介绍，至少从《春秋》起，个人就在我们的史书中占了上风。“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着眼的是事情背后的人。中国史书重视列传体，常记载一些没有事功的人，比如伯夷、叔齐，他俩居然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还有颜渊，也没有丰功伟绩。但颜渊这一人在历史上有他不可磨灭的地位，东汉以下人就特别看重颜渊。宋明时代人讲理学，也特别看重颜渊。怎能说他不是一历史人物？既是一历史人物，就该上历史。所以司马迁以人物来做历史中心，创为列传体，那是中国史学上一极大创见。“中国历史之伟大正在此，”钱穆先生说：“纪传体的伟大，也伟大在这里。”

我感觉，《中国底层访谈录》继承了中国古人的传统。“所谓古者何？古之书也，古之道也，古之心也。”（明？宋濂）比如，你不觉得有其中《史记》的影子？同为纪传体，同为没有事功的底层小人物。甚至，曾感动过太史公的一些人和事，在这里也顽强地露出他们的身影：像周文王，伯夷、叔齐，孔子，庄子，老子，师旷，荆轲，聂政，高渐离，项羽，阮籍，嵇康……等，本书屡次提到他们。这不是偶然的，作者有他的深思熟虑。我甚至觉得，上述人其实正是作者的精神教父。亏了上述过时的英雄或小丑，“世代相传的汉人血脉腰斩，被接上；再次被腰斩，再次被接上。”今天做同样的工作是否徒劳？作者说不。——在《遗体整容师张道陵》里，他劝老人不必为美的毁灭而伤感：“历史上有许多无法追寻的东西，但你认定他们肯定存在过。就如霸王别姬的瞬间，你只记住了霸王穷途而歌，虞姬起舞自刎的场景，你把这种千古绝响孤悬起来，不断地赋予它新的想象、新的意义。”

当然，除了上述古人，作者的精神教父还有。比如，前苏联伟大作家索尔仁尼琴、当代捷克政治家、作家哈威尔。从前者身上，他吸收了为历史做见证的意识，对“古拉格群岛史编纂学”有所领会。他说，刽子手制造血腥的现实，诗人制造血腥的文字；“是的，许多人都死了，我还活着，并且还将继续活下去，活到底。为了给儿孙们留下一份真实的个人见证。”从后者身上，他最大的感触是小人物该重视自己，重视自己的历史。常言道，“贵人多忘事”。我们既然不是贵人，当然要记住自己的历史。无权势者应该发现自己的权利，脚踏实地刷新自己的历史记录。天助自助者。有志者事竟成。这也是主对我们的恩宠。《圣经》说：公义使邦国高举。这里的“公义”就包括，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让无能者显出大能，以卑微者成就大事，等等。

写史，首先意味着写当代史。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话我们非常热衷。却很少有人从另一个角度、非接受美学地提出：当代也该进入历史。我的见闻当然有限。据我观察，除极少数人外，大多数浑浑噩噩活在当代的人（包括“历史学工作者”），不思考自己对于当代史有什么责任。人们只在过活，而无暇对“过活”做人文反思；人们生活在“当代”，却把“当代史”的书写重担推给后人。有人会振振有辞，说中国传统是“隔代修史”，否则难以客观公正。我说你只知其一、未知其二。稍微留心一下，就会注意到我们古代，其实一直有著当代史的传统。钱穆先生提出：《春秋》是孔子时代的现代史，《西周书》是周公那时的现代史，“我们此刻，主要也该是讲我们的现代史”；“今天我们都不再写历史了，明天的人考些什么呢？岂不连考都没有了？我们的历史岂不要从此中断？”这是史学的衰落。但，哪里仅是史学的悲哀？！

史学问题不是史学家的问题，它跟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系。

当代无史，根本原因是当代无人。人的存在更多体现为生物性、动物性而非精神性、社会性。这是人性的死亡，人性的死亡不能不造成历史的中断：历史意识的中断，历史写作的中断。让我们重温一下福柯的论断：“命运表现为与权力的关系，要么与权力并肩作战，要么对抗权力，这正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谁能否认这一点？谁能说回避现实，与回避写当代史不是一个意思？对历史的冷漠，当然源自对现实的冷漠。人们不能面对现实，对自身感到无能为力，如何对历史产生真正兴趣？深入分析其精神，则：一个人把持不住今天，他就不再试图把持。一旦把持的能力瘫痪，他发现明天也不属于自己。对不属于自己的一切，人们怎能产生真正的兴趣？有心无力——无力无史——无史无心——无心更无力……这一过程相互发明、相互推动，恶性循环、没有止境。虚空的坠落永远没止境。人死了，谁杀的？虚无。历史死了，谁杀的？“历史规律”。虚无杀死了生命，“历史规律”杀死了历史。虚无扎根于我们“万物之灵”的内心，这是“当代无史”的深层原因。

不能不指出，虚无的病毒也污染着我们民族一些精英人物的内心。恕我不恭，想举高行健先生为例：高先生去年刚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在题为《文学存在的理由》的获奖演说中称：“人类的历史如果只由那不可知的规律左右，盲目的潮流来来去去，而听不到个人有些异样的声音，不免令人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正是对历史的补充。历史那巨大的规律不由分说施加于人之时，人也得留下自己的声音。”看到这样的论述，我暗暗吃惊并略感伤心。他认可那“不由分说施加于人”的“历史规律”干啥？难道他不觉得，“历史规律”不过是“第二十二条军规”或“皇帝的新装”？我不承认有这样的东西，不承认形形色色决定论。根本不承认。规律是生命的敌人，它消灭、戕害了多少人啊。它似乎也在戕害着高行健的灵魂。我不反对他为文学辩护，但事情显然有其他方面。我明白了：一个认可规律的人怎么不可能安命？一个安命的作家如何见证、能见证到哪里？一个致力于见证的作家怎么会倡导“冷的文学”？一个对历史见证三心二意的作家，倡导一种新隐逸文学，不是很自然吗？

可能，有人不同意我的判断。他们会说，怎么会“当代无史”呢？不是事实嘛。我们有那么多历史考证，有多么多史学讨论，有那么多关于前天和昨天的书籍。谁说我们忘记历史？谁说人们对历史没有兴趣？历史不能忘记。忘记就是背叛。我们在抗拒遗忘，同时也在荆轲刺秦王。你难道没看见？我承认它们的意义，也认可他们的无奈，并且深知，不是所有的人都在背对现实。确实，有人在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默默做着他们的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著作不为一般人所知。我说“当代无史”的论断不包括他们。同时我还是感到，已有的工作似乎还是太少。相对于那么多的事情、相对于那么多的人（包括历史学家），现有的一切都少得不成比例。我们有那么多历史学从业人员，他们在忙些什么呢？忙于“抗拒遗忘”？抗拒遗忘能成为另一形式的遗忘。《床下作家汪建辉》中议论：“你不认为这种‘记忆’是另一种形式的健忘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人历史感过分沉重，就会不知不觉丧失对于现实、对于今天的感知。钱穆先生提醒：议论当代问题、尤其政治，其实是中国人的传统。

他们在干什么呢？在完成选题、晋升职称？我知道选题是怎么回事。《中国底层访谈录》写了一位吹鼓手兼嚎丧者，他直言不讳地承认：“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一片接一片，我也照吹天下太平调。孝子当多了，人就没啥心肝。这世道，为人就是要没心肝。”这是他的生活阅历。如果他吃历史学那碗饭，他兢兢业业完成的“选题”就是如此。这等选题摆在书店里货架上，除了另一些想应付考试或完成选题的人，谁会感兴趣、谁会关心？他们在干什么？现在“戏说”风行，人们“戏说”这、戏说那，戏说清代的皇帝也戏说饿死的外婆，越戏说越上瘾，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开始戏说奥斯威辛古拉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们什么都不相信、不认真，从一部历史里得出“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遮不住，依旧夕阳红”的结论。历史学家，你们为什么不制止？你们坚守自己的原则、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吗？未尽到责任，怎么说当代有史？不仅如此，所有历史都会被消解。玩世不恭必然玩史不恭，很自然的。

我的话似乎耸人听闻，也近乎杞人忧天。但愿是，我却不认为自己在“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历史跟每个人有关，跟自己有关，怎么是“多管闲事”？我还有个观点：有史不乱世，史与治相连。那位俄罗斯军官说得对：“索尔仁尼琴回来了，古拉格就不会回来。”中国传统思想也是同样。孔子作《春秋》，而使“乱臣贼子惧”。欧阳修著《新五代史》，“以治法而正乱君”，使大大小小“冯道”无所存身，而使我们民族重新迈入正道。类似的例子不少。史家不仅被动地记载历史，也在能动地影响着历史走向。50年前，大军包围北平。自由主义史学家杨人缏劝告守城长官：“如果傅作义将军能为北平免于战火作贡献，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将来在书写历史时，一定要为傅将军大书一笔”。这位历史学家的自尊、自信、从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所以，我对于中国史学传统素有敬畏，对今天的史家则有更深的期待。虽说条条道路通罗马，罗马城也非一手一足所能建成，《中国底层访谈录》当然有它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但我还是不敢贬低“当行”之人。孟子曾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为什么这样？因为“古史即诗”，反面说就是“史蕴史心”，算不上成熟的历史著作。那好，请你们拿出著作来，以成熟的“春秋”之作促使“诗”安分守己，不是很顺乎情理吗？

历史学家，你在哪里？

七

回头说作者。

“老威”是化名，我还是用他的真名，喊他“老廖”。认识老廖是1994年，他刚刚流放中归来。他那时英雄失路，我红尘失语，朋友都很少，于是惺惺相惜，“叩寂寞以求音”，就像丰子恺那幅《冬夜工毕》的漫画。我们常在昏黄的灯下吃喝。《中国底层访谈录》这书也跟我有“缘分”，不仅因为许多有趣的故事听他当面说起，其中有些篇章还跟我有关。那次，在贵阳的阴霾中听人摆“灵哥、灵姐”的故事，我就在场。去西藏也是沾了老廖的光，坐的是“中国联航”免费飞机。《朝圣者旺吉》中提到此事，同时提到大昭寺深处那位抄经的老人。他的眼睛像孩子，也像太阳下的水，我们当时就深受感动。

书中的乡村教师说，胃口一致能成夫妻。可能朋友同理。但怎样才算“一致”呢？我们在一块主要是吃，可他的“吃道”比我精深多了，《食客迟福》一篇就是有力的证明材料。我甚至觉得，“吃”是他的世界观及本体论。有时边涮火锅我边纳闷：这家伙对吃的一往情深从何而来？后来知道，“三年自然灾害”中他差点饿死。再就是1990年他的“进宫”，那可是培养食欲的好地方。本书有句话：公子哥儿一跟斗栽成灾民，一天到晚就想吃。“穷人胃大”，老廖也时常把它挂在口上，嘲人更兼自嘲。真的，让人怜悯。

他因此算不上美食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之类跟他无缘。一个饿汉，也不能指望他对中国的饮食文化有所贡献。确实，这家伙口味太粗了，能进口不能进口的都往口里放。我拿不稳的是，他的审美趣味变得粗俗是否与此有关？你看这本访谈录，说得好听一点，是大千世界、林林总总；说得不好呢，那是医院的痰盂、食堂的潲水桶、城市里的垃圾山。老廖喜欢庄子，经常拿《逍遥游》说事。庄子还有篇《德充符》，是古今畸人的大本营：“劈头出一个兀者，又一个兀者，又一个兀者，又一个恶人，……令读者如登舞场，怪状错落，不知何故”。本书有同样的偏爱，全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举一例：这年头谁不青睐靓女？偏偏老廖变态，谁不好写偏写公认为“丑得稀奇”的茜茜。也有不同，庄子的畸人“德有所长而行有所忘”，可本书呢？有几个心灵美的，大多数不美。现代人的适应力、消化力比古人可强多了。我不知道是坏事还是好事。“方今之时，仅免刑焉”，能够活得安然无恙的，哪个不是狗崽子？

《流浪者王响》一篇，有作者精神自传成分。流浪者说，自己是钻垃圾桶的野狗，“肉体消失了，灵魂继续走”；又说自己是“没有教养的底层孩子”。我欣赏他的没有教养。百无一用是书生。而且，我从自己、从许多人身上发现，读书人的“儒雅”、“斯文”往往跟世故、自阉之类纠缠不清。大学问家钱钟书说，“认识字的人，未必不是文盲”，包括他自己吗？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有一句话，我以为说得千真万确：“人性的堕落与他的文化或社会背景并无关系。一个人可以向活靶子射击却又欣赏一首诗的音韵、一幅画的构图。”……例子么，免了。

但老廖却不是没教养的人。“教养”比较笼统，那就说“学养”。《藏书家冉云飞》篇中，冉云飞当面吹捧老威：“……你目中无书，不也照样写大气磅礴、才华横溢的诗篇吗？”这话容易让人生厌，不过也不全是“猪八戒照镜子——自我作揖”。从本书，我惊奇地发现，老廖居然懂很多东西：命相学啊、风水术啊、艺术史啊、变态心理学啊、饮食文化啊、厕所文化啊、性文化啊，……远远超过了孔子提倡的“多识草木鱼虫之名”。不光是罗列学问，他更有自觉的问题意识——如《流浪儿》，提出“中国教育向何处去”这等大问题。依我看，许多读书专业户、“两脚书橱”正缺少问题意识。以前竟把他看扁了。

本书更有若干篇，立意跟“治学”直接有关：如《碎尸犯卢人标》（犯罪心理学）、《厕所门卫周明贵》（城市史），作者单刀直入表明，想要填补学术上的空白。学术界会买账吗？未必。但学院派本身不也问题多多？我就见识过若干少壮派“学者”，非汉非宋、不古不今，门径未必摸到，自我感觉却好得不得了，没有“白首穷经”的真精神，却摆出一派“垂垂老儒”的姿态。我不明白他们良好的感觉哪里来？如果不是沐猴而冠，就只得归因于“路数”不同。还怎么想呢？“胸中成见尽消除，一气如云自卷舒。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饤饾古人书。”清人张问陶这首诗，诉说着老廖“入学”的门径。

显然，在这人心向吃的年代，老廖除了吃有着更广泛的爱好。他爱吹箫。“虽然年复一年，我被生计问题压得喘不过气来，但吹箫是每日必做的功课。”在本书里，他劝好友忠忠戒赌，话头是：“世上好玩的事情多，何必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他好奇，喜欢在街头看叫花子打手虫。他有对于自由的深入爱好。他说为了写书，自己像条狗见缝就钻；同时干的营生跟叫花子差不多，都在“吃百家饭穿百家衣交百家朋友”。这还不算，根据本书坦白，有次，他跟一位三陪小姐在夜总会外面见面，“危险的浪漫”维持了一段时间（《三陪林小姐》）。这显然逾越了常人的“游戏规则”。不过也说明了，他跟访谈对象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人人都渴望一种平等而正常的交流，这容易吗？很容易，可几乎忘记了。久而久之，我们就失去了嘴巴，失去了说出内心想法的冲动。”

我想，问题出在这里。小人物的痛是真实的，没人理解、甚至没处诉说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确实跟我们放弃诉说、呐喊得不够有关。我们信奉内外有别：契柯夫的小人物向马倾诉，我们流泪；祥林嫂向人倾诉，我们耻笑。中国人真的不如一匹马吗？久而久之，连嘴巴都两极分化：权势者喋喋不休，我们噤若寒蝉。人们感到人微言轻，于是沉默。沉默得久了，人们渐渐失语。失语到最后，人们弄不清是否有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权利。哀莫大于心死。所谓“沉默的多数”、“无声的中国”，跟普遍的心死是同一个意思。

不能这样下去了。不能再这样下去！

我们应该学会开口，应该鼓起勇气说话，努力说自己想说的话，而不是别人教会我们的台词。人的嘴巴不光是用来吃饭的。人的大脑也不光是用来接收指令的。真正的说话是人际沟通，而不是关起门自言自语。索尔仁尼琴懂这个理，他提醒会说话的哑巴们：“必须把它说出来。说出来是为了求得改变！如果只是说说，不谈实质问题，不能使人有所作为，那么这种话有什么用？那不是无异于僻乡黑夜里远方的犬吠声吗？”

老廖生活在底层。他跟多数中国人一样，吃饭问题都未能得到解决。生活压力之于他，跟贫困农民、下岗职工一样具体。尽管这样，他不孜孜于追物逐利，为生存不择手段。而是志于道、据于德、游于艺，像蚂蚁一样勤奋劳动。他写煌煌巨著《活下去》，为当代史作见证；编《沉沦的圣殿》，寻访诗歌江湖的“根”；《中国底层访谈录》则通过平等交谈，唤醒小人物的记忆，开启小人物的嘴巴，使哑巴说话、铁树开花，让濒死的心灵重新苏醒。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我认为它近乎积德，善莫大焉。

天道酬勤，福善祸淫。老廖分明也在为自己立命。

“在当今文学界，‘呐喊’正遭受奚落；但是，对于那些被压在车轮子底下的活人来说，对于那些被禁锢在刚硬沉重的物结构中的桀骜不驯的灵魂来说，不管怎么样都不得不呐喊。这是一种天籁，一种自然，一种情不自禁的绝叫，奚落不掉的。”高尔泰先生这段话，我以为很适于说明老廖。本书也就不是文学梦想驱使下的名山事业，而是五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血肉模糊的当今现实，是车轮下发出的绝叫，是一种天籁、一种自然、一种情不自禁的呐喊。也像飞船在太空播放的《欢乐颂》，奚落不掉的。不是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我祝福他。“叫饥饿的得饱美食”，福音书如是说。

2001年阳春三月，写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