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独立后的困境与制宪会议的召开

在结束美国独立战争的1783年《美英和约》中，英国不仅承认13个殖民地独立，而且也让与了阿巴拉契亚山和密西西比河之间、五大湖以南的广袤土地。但是，英国人却在北部的边界上，而且在应该属于其让与的土地上保留了9个军事堡垒。这样，它一方面控制了沿圣劳伦斯河[4]一线的皮毛贸易和美国的商路，另一方面占据有利的战略位置，观察新生美国的发展动向，伺机行事。

新生美国的发展动向的确不妙。最需要团结一致以维持独立战争胜利成果的各邦，此时却出现了内讧的征兆。为扩大地盘，与西北领地（指密西西比河以东、俄亥俄河以北的土地）接壤的各邦都号称自己拥有所有权，相互争吵不休。为维护自己的贸易特权，各邦大搞贸易壁垒。新泽西和纽约为此爆发了关税战。战后的经济萧条，加剧了各邦以邻为壑的商业政策。在南方，一方面是连着三年的农业歉收，另一方面是主要农产品烟草的价格因为失去国际市场而暴跌，农民负债累累。北方也好不到哪里去，原来与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赚钱买卖不复存在，贸易停滞不前。这样，整个国家从1784年就开始陷入萧条，一直持续到18世纪90年代。

经济萧条导致债务人与债权人的矛盾日趋紧张。债务人，主要是南方的种植园主和北方的农民，无力偿债，濒临破产。各邦法院里涉及债务的案件越积越多。凭借着美国革命的余热，债务人求助于民选的议会来解燃眉之急。在他们的影响下，好几个邦的议会先是作出增发纸币的决定，用通货膨胀来减轻债务人的负担。接着又通过允许暂缓偿债或者用一些价值不大的实物偿债的法律。在萧条最严重的1785-1787年，南卡罗来纳、马里兰、弗吉尼亚和康涅狄格等地议会干脆暂时关闭了自己的法院，以解除债务人被债权人通过法院的逼债之苦。因为债务，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出现了示威和骚乱，罗德岛的议会则推翻了邦法院的一项裁决：它认定邦纸币法违宪。最重的危机是马萨诸塞西部的谢斯暴动。1786年8-12月，大批因为赋税过重、难偿债务、即将破产的农民，在大陆军退伍老兵丹尼尔·谢斯上尉的领导下，揭竿而起，封闭法院，“兵谏”议会免除债务。

如果北美的债务人无意偿还欠自己同胞的钱财，那么，就更不能指望他们愿意偿还外国人，特别是原来的敌人英国人的债务。由于殖民地种植园主都是以农产品出口抵押，来购买英国的制成品，因此，革命爆发后，出口中断，英国商人无法收回自己的借贷。据估计，这笔债务高达500万英镑，其中45%为弗吉尼亚所欠，35%为其他南方邦所欠。

战争中，英国军队占领了北美众多的城市和乡镇，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各邦出于义愤，同时也是为了利益考虑，通过了没收效忠分子财产，阻碍英国人收回其债务的法律。但根据《美英和约》，双方需要偿还革命前所欠的各自债务。据此，英国商人和他们的代理人纷纷反攻倒算，回来讨债。在遇到暴力赖账之后，他们便打算起诉债务人，向美国人索取陈年老账。

但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南方各邦的法院干脆拒绝对英国债权人开放。弗吉尼亚的议会在1783年、1784年和1787年三次通过法律，坚持革命期间的做法，拒绝取消与1783年《美英和约》抵触的有关规定。各邦对外债的公开否定，拒绝遵守和约的规定，导致英国也不去履行其从北部撤除军事设施的义务。更为严重的是，赖账行为大大损害了新生美国的国际信誉，断绝了吸引欧洲资本之路。1786年，当时的邦联国会主席哀叹道：“长期欠债不还已使邦联在欧洲和美洲臭名远扬，如果我们还拿不出解决债务的计划，邦联将要再受到何等的伤害？”[5]显然，在市场经济中，如果债权人无法收回自己的债务，无法合理地期待自己投资的回报，就不可能有促进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外来投资。为此，1787年邦联国会向各邦呼吁，取消与《美英和约》相抵触的各邦立法，维护新生美国在国际上的信誉。北方各邦，除新泽西和纽约外，都积极响应;而南方各邦，除马里兰和北卡罗来纳外，一概不予理睬。

在此前后，各邦之间也试图相互协调，解决贸易争议和债务纠纷。1786年9月，由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发起的邦际协调会在马里兰首府安纳波利斯召开。虽然会前有9个邦接受邀请，但实际上派代表到会的只有5个邦。弗吉尼亚的詹姆斯·麦迪逊和纽约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利用这个机会，倡议次年5月在费城召开邦联全体大会，讨论修改和补充不合时宜的《邦联条列》。这一建议提出的时机恰到好处，因为谢斯暴动让各邦看到了社会和政治的潜在危机，促使各邦积极响应修改《邦联条例》的建议，同意派代表与会。诚如一位历史学家所云，虽然谢斯暴动最终失败，但其实际效果“乃是掀起了对于新的《联邦宪法》的激情——在美国没有这种激情是办不成任何大事的”[6]。当然，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当时全然没有想到，这次会议最终开成了一个新宪法的创制会，并因此名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