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政治风浪中的最高法院（1836-1873）
约翰·马歇尔终老在任上后，来自马里兰的政治家罗杰·坦尼继任为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第5位首席大法官。其任职长达28年（1836-1864）之久，仅次于马歇尔。在美国这个基督教新教传统非常强的国家，坦尼还是第一位天主教大法官。
坦尼上任之初，各界颇多微词。一来是前任马歇尔像一座只能仰视而无法逾越的高山一样，横亘在坦尼面前。马歇尔既成为后世大法官的榜样，又是他们成功的阴影。显然，马歇尔的任何继任者都必须面对人们苛刻的目光，更何况是坦尼这样的民主党人。坦尼是马歇尔的老对头杰克逊总统的人，“对于那些马歇尔忠心耿耿的拥戴者来说，无论杰克逊选谁来出任首席大法官，都不会让他们满意，也许斯托里除外”[1]，而且马歇尔逝世后就一直是斯托里在主持最高法院的工作。但斯托里恰恰是马歇尔之外，杰克逊最不喜欢的大法官。
在美国二百余年的历史中，还没有哪一次任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曾像杰克逊挑选罗杰·坦尼继任已故的马歇尔那样，引起了那么多的愤怒、憎恶和不安”[2]，而这一切都与美国最高法院独特的政治地位以及坦尼此前的从政经历密切相关。坦尼早年曾是一名联邦派，后“见风使舵”，转而支持极具平民色彩的民主党领袖杰克逊，为杰克逊1824年和1828年两次竞选总统出谋划策，尽心尽力。作为回报，1831年杰克逊任命他为总检察长。
1832年，就是否继续给第二合众国银行颁发特许状问题上，杰克逊和国会发生了猛烈冲突。杰克逊认为，该银行已经沦为只为东部和外国少数有产者服务的垄断机构，是东北部特权集团的象征。为此，他否决了国会延期其特许状的法案，并且命令财政部长将联邦基金从该行提走，存入为杰克逊支持者所拥有的“受宠银行”（petbank）。但先后两位财长认为此举欠妥，挂冠而去。杰克逊遂任命坦尼代理（当时国会休会），后者忠实地执行了命令。在赢得杰克逊信任的同时，坦尼却被反对派讥为“政治小爬虫”。
1834年夏天，在任代理财长9个月后，辉格党人[3]居多数的参议院否决了杰克逊对坦尼的提名。1835年春，杰克逊又提名坦尼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参议院再次以延期表决的形式，挫败了这一提名。军人出身的杰克逊总统，绝不是那种知难而退的政客，他下决心要犒赏坦尼对自己的忠诚。当1835年7月马歇尔逝世时，又一次机会来了。12月，杰克逊直接提名坦尼为首席大法官。由于1836年新一届参议院增加了一些民主党人，杰克逊的提名最终在1836年3月才得以通过。
坦尼的政治背景，特别是其支持杰克逊重视州权的政治主张，让老联邦派担惊受怕，害怕他会推倒重来，把马歇尔加强联邦权力的宪法成就化为乌有。当时纽约的一家报纸攻讦道：“纯洁的联邦最高法院将因这位‘政治小爬虫’之接掌而受到玷污。”[4]此时，最高法院的7名大法官中除斯托里和史密斯·汤普森外，其余5名大法官都是总统杰克逊任命的自己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律师、政治家韦伯斯特也担心地写道：“斯托里大法官认为最高法院已经完蛋，我认为也是如此。”[5]就算是那些认可坦尼法律才华的辉格党人也感到，坦尼与杰克逊政府的联系太密切了，势必会影响他的断案立场。
待到1837年杰克逊离职、他的副总统马丁·范布伦继任总统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数已由7人增加为9人。那一年年初，为了应对不断向西扩大的版图，国会再次修正了1789年《司法法》，建立了第9个巡回法院，增加了两个大法官的位置。这样，民主党人大法官占据了绝对多数（7名）。直至1861年共和党人亚伯拉罕·林肯就任总统，其间两度执政的辉格党人（1841-1845，1850-1853）只有两次机会任命来自北方的自己人出任大法官。
因此，从1837年到1861年内战爆发，最高法院不仅一直被杰克逊派所控制，而且是被亲奴隶制的南方人所主导。其间一共有过9位大法官：5位南方人，4位北方人，但是，北方大法官中，至少有2位，有时甚至是3位，在相关案件的裁决中支持奴隶制和南方的州权。尽管如此，比起马歇尔法院意见书的高度一致，坦尼法院的大法官常常各抒己见。斯托里大法官是个马歇尔式的国家主义者，其威望与学识足以挑战坦尼的司法实践，虽然不能够打败它。另一个极端是彼得·丹尼尔大法官，尽管坦尼和其他南方大法官对维护州权不遗余力，但丹尼尔仍嫌不足，常常表示异议。最后，来自北方的约翰·麦克莱恩和本杰明·柯蒂斯则始终如一，坚持反奴隶制立场，毫不退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