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蔡斯法院与重建宪制

接替坦尼的蔡斯，天资聪明，18岁便从名校达特茅斯毕业，旋即赴首都华盛顿，师从当时联邦检察长威廉·沃特习法。作为一个积极的废奴主义者，他几度为被捕的同志辩护，并在1847年最高法院的一项案件中，明确论证《1793年逃奴法》违宪，因此获得了“逃奴的总律师”[116]之谓。他参与创建以反对奴隶制扩张为宗旨的自由土地党（共和党的前身之一），19世纪50年代，还先后担任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和州长。在1860年共和党大会上，他一度是热门的总统候选人人选，名气远胜于林肯。

林肯当选总统后，蔡斯放弃参议员的位置出任财政部长。他配合林肯，在1862年和1863年制定了《法定货币法》，一共印发了4.5亿元没有金银担保的绿底纸币（greenbacks），在财政上保证了战争的有效进行。谋求总统的野心以及与林肯在一些政治问题上的分歧，导致蔡斯在1864年夏天辞职，并和林肯争夺当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林肯获得连任后，为了显示党内团结，在12月6日提名蔡斯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参议院当天就批准了提名。林肯选择蔡斯，首先是出于政治考虑。“我们希望的首席大法官，他能够继续我们在解放奴隶和发行法币的工作……因此，我们必须选择一个了解其立场的人。”[117]不过，林肯太清楚蔡斯的政治野心了，也知道这样的人绝非大法官的最佳人选。“如果他（蔡斯）还是抱有自己注定要当总统的念头，那么，在我看来，他决不能成为总统，也决不可能获得作为首席大法官的名望和价值。”[118]

林肯的预言不幸而言中。在执掌最高法院期间，蔡斯时不时地让自己的政治野心影响自己的司法判断，过多地将政治因素引入司法裁决。结果，显赫一时的蔡斯，在美国司法史上，却被学者们无情地判定为最糟糕的首席大法官。这与其前任坦尼的历史评价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过，历史地看，蔡斯作为首席大法官表现欠佳，固然是其政治野心所致，但同样也与其所处时期复杂的政治形势相关。蔡斯执掌最高法院不久，内战就以北方的胜利而结束，同时林肯也遇刺身亡（1865年4月14日）。接替林肯的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本来是支持联邦的民主党人。相对于控制国会的激进共和党人，在惩罚南方叛乱领导人、重新接纳南方叛乱州进入联邦、保护黑人权利等重建问题上，约翰逊相对温和、保守。为此，国会和白宫发生激烈的争执。依靠着内战后北方普遍要求严厉惩罚南方的民意，国会最终主导了重建进程，推行所谓“激进重建”。不仅如此，国会还以约翰逊总统撤销陆军部长的决定违法为由，将其弹劾。1868年5月，参议院仅以一票之差没有到达弹劾定罪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约翰逊得以死里逃生。虽然共和党人功亏一篑，但约翰逊全然丧失了和国会斗法的意志，共和党国会基本上是大权独揽，我行我素。

为了巩固北方的胜利成果，也是为了保证共和党的黑人选票，国会不仅通过了好几个民权法，而且，还一口气通过了宪法第十三、十四和十五共三个修正案，合称“重建修正案”。因其势头之猛、含义之宽泛、影响之大，遂有“第二次制宪”之谓。1865年批准的第十三修正案，推翻了“斯科特案”判决，废除了奴隶制;1868年批准的第十四修正案，内容最为丰富，其中的第1款规定：

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任何法律;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在州管辖范围内，也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的法律保护。

这短短的三句话，就包括了“特权—豁免权”“正当法律程序”和“平等法律保护”三个充满活力的条款，注定要改变美国未来的宪制历史。1870年批准的第十五修正案则取消了公民选举权的肤色和种族限制。这三个修正案的最后一条都是：“国会有权以适当立法实施本条。”从而赋予国会广泛的权力。为了实施落实三个宪法修正案的相关法律，国会在1870年终于立法建立了联邦司法部。几届总统和联邦检察长几十年来的要求，因为国会试图落实其重建计划而得以实现。原来只有一个小小办公室的联邦检察长，成为这个部的部长，尽管头衔依旧。而他作为出庭律师为政府辩护的责任，则逐渐让位给新设立的首席检察官。作为美国政府的总律师，后者将协调联邦政府各部门的立场，统一代表政府各部门出庭，最大限度地维护联邦政府的根本利益。而在此之前，由于涉案的政府各个部门自行其是，居然出现过联邦检察长和财政部长在最高法院的庭审中，意见相左的尴尬事。

首席检察官设立后，一旦案件涉及联邦的有关部门，涉案部门的律师则会聚到首席检察官办公室，讨论案情对政府各部门的重要性。由于存在着不同的部门利益，而各部门的律师往往强调各自部门利益就是联邦的利益，各方立场不免相冲突，此时，首席检察官常常扮演着一个仲裁者的角色，决定出庭辩护的基本立场。

美国众多的宪法条款，大多是各种利益团体讨价还价、相互妥协的结果。相比之下，第十四修正案基本上是国会内共和党人意志的体现。1866年，联邦国会讨论通过第十四修正案时，正值重建的领导权从总统转向国会之际。当时，共和党人在国会中占据稳定的多数，他们希望利用这难得的优势，一方面希望以修正案的形式，巩固处置南方的既有立法，免于政治变化和总统否决的影响;另一方面希望规范南部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来持久地把持南方的政治。他们甚至以批准此修正案（提案），作为南方各州重返联邦的条件。

随后的1866年中期选举，共和党人大获全胜，占据了国会两院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共和党人的“激进重建”方案具备了实施的组织条件。1867年3月，国会通过《重建法》。它规定，对南部10个州（在叛乱的11州中，田纳西已于1866年7月批准第十四修正案，重返联邦）实施军管，一切案件均由军事法庭审理;在联邦军队的监护下，各州重新制宪，年满21周岁的白人和黑人男性公民都有权参加制宪，新宪法必须给予黑人同等的政治权利;各州的新政府必须通过第十四修正案（提案）。此后，国会又通过了三个补充性的重建法，赋予联邦军队指挥官以极大的权力，决定南部各州前联盟官员的选举资格。[119]

在总统和国会为争夺南部重建的主导权你争我夺之际，最高法院尚未恢复先前“斯科特案”所伤的元气。因此，最高法院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韬光养晦，避免因为卷入府院之争而再受伤害。随着1869年约翰逊黯然下台，一介武夫尤利塞斯·格兰特入主白宫，共和党国会大权独揽，完全主导了重建政治。最高法院成员结构也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共和党人开始占据多数，其行为更加小心翼翼。如果说，内战时期是行政部门的林肯总统大权独揽，无视坦尼法院的话，那么，在重建时期（1865-1877），则可谓国会我行我素，轻视蔡斯法院。因此，施瓦茨不无夸张地总结说：“在内战和重建期间，最高法院什么都是，就不是宪法的主人。”[120]

这一评论可能过于极端。在蔡斯法院期间（1864-1873），一共有10项国会立法被宣布违宪，尽管都是不甚重要的立法，但至少从形式上表明，最高法院还是宪法的最终解释者。此外，在“米利根案”[121]“法定货币系列案”[122]和“屠宰场组案”[123]等几个大案要案的裁决上，蔡斯法院也还是有所作为和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