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邦至上原则与推翻州法院的判决

这一时期，最高法院面临的一个大难题是：它是否有权审查州法院事关州政府行动有效性的判决。1789年《司法法》第25条规定：当州法院否决了以联邦宪法、联邦法律或联邦条约为依据提出的权利要求时，最高法院可以“纠错令”的方式审查州法院的判决。如果认定州法院有误，其有关裁定将被推翻，其所依据的州法也将无效。这实际意味着，在所有涉及宪法和联邦法律、条约的案件上，最高法院拥有终审权。

这是立法赋予最高法院名义上的权威，但劝说各州服从又是另一回事，因为无论是《司法法》还是宪法都没有具体的机制来保证这一权威的实现。在美国，所有的法律条文，只有通过诉讼才能真正被激活。从一开始，州权派就宣称，《司法法》第25条侵害州权，违反宪法。1816年“马丁诉亨特租户案”[5]，最终让最高法院与反对派迎头相撞。

该案源头是弗吉尼亚一块30万英亩土地的所有权。它原属于英国贵族费尔法克斯勋爵，美国革命期间，被州政府没收了，理由是费尔法克斯是敌国侨民。接着，州政府将其中的一部分土地赠与了戴维·亨特。后来马丁从勋爵那里继承了所有权，遂根据《美英和约》与1795年《杰伊条约》，要求重新获得土地所有权，因为这两个条约都确认了英国公民对美国土地的所有权。

但是，弗吉尼亚州上诉法院作出了不利于马丁的判决。马丁只好求助最高法院，后者根据“纠错令”审查了这一判决，并下令推翻弗州法院的判决。当时弗州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就是马歇尔的那位死对头罗恩，一个坚定的州权派。他不仅对最高法院的命令置之不理，反而指责《司法法》第25条本身违宪。尽管弗州法院承认有义务遵从联邦宪法，但是，它坚持它也有权决定宪法的含义，最高法院无权把自己的解释强加于人。显然，如果各州可以各取所需来解释宪法，那么，国家统一也就不复存在。

由于自己的父亲曾经是费尔法克斯勋爵在美国的地产代理人，马歇尔遂回避了本案，由斯托里大法官主审，并撰写6位大法官一致同意的判决意见。斯托里的国家主义观点与马歇尔如出一辙。实际上，不光是他，其余4位共和派大法官也是如此。针对马歇尔的个人魅力和领导才能，杰斐逊就曾预言：“你很难找到一位有足够坚强个性的法官，以至于在与马歇尔一起坐在法官席上时仍然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6]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法官的位置，最高法院本质上是一个国家主义的机构，身在其中自然会倾向国家主义原则。

在法院意见书中，斯托里所表现出来的联邦权力的推崇和强调，比起马歇尔来，有过之而无不及。[7]首先，针对弗吉尼亚州的论调：联邦是根据契约原则，由各州平等组成的，因此，在主权上各州与联邦平等，斯托里力图阐明，宪法如其序言所云，是“合众国人民”的创造，而不是几个州的创造。作为主权的最终来源，是人民“授予普遍政府所有看起来适当和必要的权力”。宪法代表了人民这更高一级主权的论点，反驳了州主权不可侵犯的论调。它意味着如果制定宪法的人民，想要修改州主权，他们就有权这样去做。斯托里启用人民主权的原则来对付州主权，可谓深得美国政治之道。因为从1776年《独立宣言》发布以来，人民主权的观念就深入人心，州主权也罢，联邦主权也罢，都是人民主权的具体体现。

针对弗州的另一个主要论据：“根据对宪法的有效解释”，弗州法院并不隶属于联邦最高法院的上诉管辖，1789年《司法法》第25条“将联邦最高法院的上诉管辖扩展到本州法院，是与美国宪法不相容的”。斯托里指出，美国人民创造了联邦政府并把全国性的司法权专门赋予了联邦法院。宪法的第3条将司法权扩大到所有事关联邦宪法、法律和条约的案件。这里并没有暗示，如果一个案件最初来自一个州法院而非联邦法院，联邦司法权力就此打住。因此，凡涉及联邦问题的任何案件都属于司法权的管辖范围，而无论案件起源于哪一个法院。因此，解释宪法的权力属于最终的权威机构——最高法院。

他接下来提出的看法是，应该宽厚地解释联邦的权力。这里斯托里实际上注意到联邦政府拥有某些默示的权力。[8]他的这些观点在3年后，由马歇尔在“马卡洛案”中，进一步发扬光大。但是，斯托里的这一头功是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他对联邦司法至上性的这一判决，宪法的最高条款必然流于形式，而无所作为。

在1821年“科恩兄弟诉弗吉尼亚案”[9]中，虽然马歇尔在技术上认可了弗州逮捕原告科恩兄弟的做法，但是，在基本原则上，他不仅重申了斯托里的观点，而且把一向被认为是保护州权的宪法第十一修正案，诠释为允许个人向最高法院上诉，即使是在州属于诉讼的另一方时。马歇尔说，只是在诉讼行为由个人“肇始”的情况下，该修正案才禁止个人对州的诉讼;如果案子是由州挑起的（比如，逮捕了某个人），个人仍然可以把各州告上最高法院，各州需要为自己辩护来反对这一上诉案。

马歇尔维护联邦至上、限制甚至削弱州权的做法，让弗吉尼亚等南方的州权倡导者感到心寒。为此，他们鼓动采取立法，甚至是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来遏止最高法院的权威。在整个19世纪20年代，几乎没有一届国会，没有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提出过修正司法控制原则的议案。但所有这些努力无一接近于成功。原因之一，是各州州权倡导者一向“各家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州权运动难以形成一个联合的阵线。同时，一个又一个的判决，让民众习惯于接受最高法院自己确定的功能角色。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一个又一个裁决的作出，使得挑战最高法院的权威愈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