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拉斯科尔尼科大案件
作者：瓦西里·波利卡尔波夫（历史学博士）
“我很高兴收到从乌德摩尔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戈利雅内村以拉斯科尔尼科夫命名的少先队中队的来信。从他们的来信中，我得知，年轻的列宁主义者们正在大量收集革命英雄的资料，并请求至今健在的革命和内战的参加者给他们寄去关于那个英雄时代的回忆录……”
1912年就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老革命家y·N·马诺欣的这些话，使我们回想起那个悲惨的命运，其中我们生活的不同时代离奇地交织在一起。
正象J·特里福诺夫心爱的主人公们常说的，人是一条穿过时间的长线，是历史的最纤细的神经，可以把它劈开，可以把它分离，——也可以根据它确定许多东西。
死里逃生
白卫军把y·N·马诺欣同萨拉普尔城的其他共产党员、赤卫队员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一起塞进了“水上监狱”。驳船从萨拉普尔城溯卡马河往上游开去，到艾利雅内村附近在河中心抛锚停住。底舱里的人们已许多天没有东西吃了。司务长时不时地在舱口出现，呼喊着：“谁想活，就交出政委、共产党员和水兵！”底舱里没有人叛变。囚徒们被一批批地带上甲板，枪决后尸体被扔入卡马河。
然而，正在这时，B·M·阿津指挥的师从白军手里收复了萨拉普尔。红军舰队指挥O·O·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同斯塔尔克海军上将指挥的敌军舰队激战后，率领三艘驱击舰（“灵巧号”、“坚固号”、“勤奋号”）也到达这里。1918年10月17日，他出发去援救关在“死亡驳船”里的人。拉斯科尔尼科夫下令驱击舰降下红旗，以便伪装成自卫军的舰艇。他接近了戈利雅内。当“灵巧号”同驳船平行时，值班班长按照司令员的命令对着喇叭筒喊道：“斯塔尔克海军上将阁下命令你们准备好。现在，我们要用拖船牵曳驳船连同俘虏去乌法。”
“那红军怎么办？”押送队中有人问，“要知道，他们在萨拉普尔。”
“萨拉普尔于今天早晨已被我们英勇的部队占领。红军逃到阿格雷兹去了。”
停泊在码头的带轮拖船也被告知：根据舰队司令斯塔尔克海军上将的命令，你们要牵曳驳船连同俘虏去乌法。我们将护卫你们……
在萨拉普尔码头，水兵们逮捕了白卫军的狱卒，把他们带上了岸。
囚徒们听到了脚步声和武器的碰撞声。舱门打开了。“在蓝天的背景衬托下”，马诺欣叙述道，“我们看到了身穿呢衣、头戴饰有飘带的无檐帽的红海军水兵。他注视着底舱里墓穴般的黑暗，喊道：‘同志们，还活着？’给我们放下了一部梯子。人们被突如其来的喜悦弄得惘然若失，开始登上甲板。我们相互拥抱，吻着自己的解放者……”
下面最好还是让看到当时情景的拉里莎·赖斯纳来说：“……432个步履维艰、遭受劫难、脸色苍由的人，穿过水兵的人墙走下岸来。一长串蒲席、尖顶帽、用干草捻成的帽，给这个来自彼世的人的队伍以一种稀奇古怪的形态……还在走近岸边时，他们就用因久卧腐烂的麦穗而坏了的嗓子开始唱起《马赛曲》。歌声一直到广场还没有停止。在这里，囚徒们的代表向伏尔加河区舰队的水兵、司令员和苏维埃政权致敬。拉斯科尔尼科夫被抬在手上拥进食堂，那里已备有热食和茶。”
“然后，分给他们新的衣服。（这已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在说了。——作者注）他们又急又高兴地从身上脱掉肮脏破烂的蒲席，并穿上了人的服装。很多人一扒下蒲席，立即就穿上红军眼装，并马上出发到前线去了。1918年11月7日，在十月革命一周年时，红军在激烈的冲击后占领了伊热夫斯基工厂。参加这次冲击的，有许多被我们解放的‘驳船上的人’。其中一些人，为了工人阶级的胜利和幸福，为了共产党，献出了自己忠于革命的生命。”
当马诺欣1966年写自己的回忆录时，伏尔加河一卡马河区舰队水兵们的功绩没有被遗忘，同样，那个1918年10月在萨拉普尔被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死里逃生的战士们抬在手上的人也没有被遗忘。这就完全可以明白。为什么在建立功勋的当地戈利雅内，少先队中队要以拉斯科尔尼科夫这个骄傲的名字命名。
经历三次革命
在戈利雅内建立功勋时，拉斯科尔尼科夫是26岁（1892年1月，他出生于彼得堡一个神职人员的家庭），而在他的背后已经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要经历这些事情一个人的生命往往是不够的。
“还在1905—1906年就读于实科中学五年级和六年级时”，拉斯科尔尼科夫后来在自传中写道，“我两次参加了罢课，而且有一次还被选人学生代表团，并去找学校校长，提出改善生活的要求，为此差一点被开除出校。1905年革命第一次唤起了我的政治兴趣和对革命运动的同情，但因为我当时只有13岁，因此我完全搞不清楚各个政党之间的意见分歧，就根据情绪一般地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1905年革命期间的政治感受和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强烈意识，自发地把我引向社会主义。我们家里十分艰苦的物质生活更使我强烈赞赏这些情绪。”
从1908年起，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彼得堡综合技术学院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著作十分人迷。1909年，这位19岁的青年就加人了社会民主党。他给布尔什维克党的《明星报》撰稿，而当《真理报》刚开始出版时，他就成为该报编辑部的秘书。
这位年轻的革命家把自己的命运同列宁主义的党联系在一起，他走上了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等待着他的是严峻的考验。还在1912—1913年时，他就尝到了沙皇监狱和流放的滋味。
1917年3月中，党派费多尔·拉斯科尔尼科夫去喀琅施塔得编辑《真理呼声报》。在进入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后，他在水兵、士兵和工人中间博得了巨大的威望。他被选为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副主席。
4月3日，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别洛奥斯特罗夫车站参加了欢迎从国外流亡回来的列宁的人群，并一路陪他去彼得格勒。同列宁的相识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兴奋地、突出地谈到这一天。同革命领袖的会见并不是拉斯科尔尼科夫一生中的一次偶然事件。后来他有机会不只一次地去完成列宁交付的十分重要的使命。
在彼得格勒的七月和平游行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率领着一支来自喀琅施塔得的成千上万的水兵队伍。当时，临时政府正准备破坏克舍辛斯卡娅的私邸，因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就设在这座楼里。中央委员会军事部委任拉斯科尔尼科夫负责保卫党的中央机关，任命他为这座楼的管理主任。
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他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列宁曾同他商量，为了保卫革命首都免遭克伦斯基一克拉斯诺夫军队的攻击，如何才能更好地利用战舰。拉斯科尔尼科夫本人参加了普尔科沃战役，后来又率领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前去援助莫斯科起义的无产阶级。回到彼得格勒后，他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部政委。1917年11月，苏维埃政权取消了军宫宫衔。但接着举行的全俄海军代表大会为表彰拉斯科尔尼科夫对革命的功绩，通过决议把他从海军准时提升为中尉。
拉斯科尔尼科夫帮助列宁建立工农红海军。他被任命为副海军人民委员，是著名的水上远征的领导人之一。这次远征是为了把波罗的海舰队的舰艇从雷维尔和赫尔辛基转移到喀琅施塔得（以免它们落入已开始进攻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国军队之手）。
列宁委派拉斯科尔尼科夫去执行一项艰难的任务——去执行政府关于把黑海舰队的舰艇在1918年6月在诺沃罗西斯克港台沉的决定。当时反革命的军官想把舰艇开往塞瓦斯托波尔，那样它们就不可避免地会落人德国占领者之手。6月28日，列宁在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谈到这次任务时说：“……在那里进行活动的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同志，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工人由于他所进行的鼓动工作和党的工作对他是十分了解的。”
他很快就回到了莫斯科，并被党中央以特命全权代表身份派往出现危急状态的伏尔加河流域。中央发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委任状可以证明，他所享有的中央的信任是如何之大。委任状写道：“俄共中央任命他为党的侦查委员会委员（这个委员会是为了调查所有党员同前线的军事行动有关的行为而成立的），他有全权可以停止任何党员的任何党的工作和苏维埃工作，可以把任何党员开除出党，只要这些党员的活动与党的任务和形势要求不相符合。”
1918年7月，拉斯科尔尼科夫被任命为当时的主要战线（东方战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8月又去指挥伏尔加河（伏尔加河一卡马河）区舰队。
9月2日，拉斯科尔尼科夫进入刚成立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胜利地结束伏尔加河的战役以后，他于1918年11月回到莫斯科，回到海军人民委员部，但12月又率领一支特遣队伍被派往雷维尔进行海上侦察。拉斯科尔尼科夫乘坐的驱击舰“斯巴达克号”在雷维尔附近失事，并被英国巡洋舰包围。拉斯科尔尼科夫和全体船员被俘。他被送往伦敦，并在布里克斯顿监狱呆了约五个月。由于苏维埃政府采取的坚决措施，1919年5月，他被释放，用以交换早先在苏维埃共和国领土上被俘的19名英国军官。
从英国回来后，拉斯科尔尼科夫被任命为阿斯特拉罕一里海区舰队，后为伏尔加河一卡马河区舰队的司令员。在他的指挥下，这支区舰队在1919—1920年间进行了不少次光荣的战斗：帮助陆军在察里津取得胜利，帮助陆军保卫阿斯特拉罕，帮助陆军攻占亚历山大堡，在那里俘虏了乌克兰哥萨克自卫军残余，最后以著名的恩泽利战役结束自己的征程。
1920年6月，拉斯科尔尼科夫被任命为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在工会问题的争论中，他曾一度赞同反对派的观点。在克服这些观点后，他在以后的一生中，始终不渝地为党的列宁主义路线而奋斗。
1921—1923年，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俄罗斯联邦驻阿富汗的全权代表。他以杰出的外交才能，为建立苏维埃国家与阿富汗之间的友好关系做了许多工作。他是苏维埃外交家中获得外国勋章的第一人。从1924年起，拉斯科尔尼科夫是《青年近卫军》杂志、《红色处女地》杂志和“莫斯科工人”出版社的主编、剧目审查总委员会主席、教育人民委员部委员和艺术总局局长；193O—1938年，是苏联驻爱沙尼亚、丹麦和保加利亚的全权代表。
拉斯科尔尼科夫以天对的文学家而闻名，写有多种政论作品、书和剧本。在回忆录《1917年的喀琅施塔得和波得格勒》一书中，他以卓越的艺术形式叙述了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在准备和武装保卫十月革命中的革命功绩。
他怎样被打成“人民敌人”
4O年代时，人民委员会前办公厅主任B·H·邦契一勃鲁耶维奇写过一部回忆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海军》，但没有出版。20年后，《军事历史杂志》于1964年发表了它的摘录。请看邦契一勃鲁耶维奇是怎样叙述他亲自知道的革命和内战年代的某些事件的：
“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委派一名海军军宫去指挥波罗的海舰队的舰艇以组织彼得格勒的防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一位他本人认识的、当时在喀琅施塔得的海军准尉叫来，详细地指示他，在诺沃罗西斯克要做些什么，要求他坚强不屈，一切以政府的名义执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交给他一封特别授权书．要他读给指挥宫和水兵听。”
“这位被派遣的军官出色地完成了政府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托付给他的使命。1918年6月18日，黑海舰队在诺沃罗西斯克被凿沉……”
在写了前面这许多以后，已没有必要再特别说明，邦契一勃鲁耶维奇所说的“一名海军军官”指的就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回忆录的作者没有直呼其名，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从1938年起在出版物上提到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确切些说，根本就不可能。
怎么回事？为什么对这个英雄的名字这样害怕（他的遗骸已安葬在尼斯）？1963年第12期《苏共历史问题》杂志回答了这个问题。受高级党组织委派参加审查拉斯科尔尼科夫“案件”的B·C·扎伊采夫写道：
“十七大以后，他在国外以惊惶不安的心情注视着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发展。由于专横枉法，不合斯大林心意的、许多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列宁主义干部、拉斯科尔尼科夫本人在国内战争中认识的杰出的军事长官以及外交工作人员被莫明其妙地处死。这一切使拉斯科尔尼科夫戒备起来。他在保加利亚工作时，开始发现由叶若夫（后由贝利亚）秘密派遣的密探是怎样监视他的。
1939年7月，拉斯科尔尼科夫在法国时获知，他在国内已被宣布为‘人民敌人’，不再受法律保护。
在这种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拉斯科尔尼科夫决定开始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斗争。7月22日，他发表公开声明《我怎样被打成“人民敌人”》，坚决地为自己和其他无辜蒙难的党和苏维埃国家的著名活动家进行辩护。”
在1936—1937年期间，外交人民委员部不止一次地要把他从索非亚召回莫斯科，说是要商量新的任命，一会儿说是去墨西哥，一会儿去捷克斯洛伐克，一会儿去希腊，一会儿又说去土耳其。拉斯科尔尼科夫感觉到，这些借口是“极不严肃的”（怎么可能产生另一种感觉，如果知道，譬如苏联和墨西哥在当时根本就没有外交关系？）。他拒绝了这些建议，声明他“对留在保加利亚很满意”。最后，外交人民委员部要求他立即返回莫斯科，答应给他某个“责任重大得多的”职位。
“1938年4月1日，——拉斯科尔尼科夫后来在公开声明中写道，——我离开索非亚去莫斯科，并在当天把自己的行期打电话通知了外交人民委员部……住在保加利亚的所有苏联人都到火车站来送我。”但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并没有到达莫斯科。发生了意料不到的事。关于这事，他在公开声明中是这样说的：“1938年4月5日，当我还没有到达苏联边境时，莫斯科已等不及了，在我还在旅途上的时候，就解除了我的苏联驻保加利亚全权代表的职务。令我吃惊的是，这个消息我是在外国报纸上读到的。而且连最起码的礼节也没有遵守：我甚至没有被称呼为同志。我是懂得政治的，我明白，一个人被火速地解职并把这事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宣布，这意味着什么。
发生这事以后，我就清楚了，只要我一过国境线就会立即被逮捕。
我明白了，我和许多老布尔什维克一样成了无罪的罪人。所有关于从墨西哥到安卡拉的负责岗位的建议，只不过是一种圈套，是引诱我去莫斯科的手段。”
用这种可耻的、有损于国家的手段，已经引诱过许多全权代表。J·M·卡拉汉，被坚决要求接受驻华盛顿大使的职务，而当他回到莫斯科后，却被逮捕和枪决了。
B·A·安东诺夫一奥夫谢廷科被从西班牙召回，用的借口是：他将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为了使这项任命具有更大的可信性，有关的决定甚至在《消息报》和《真理报》上公布了。在报纸的读者中恐怕没有人会怀疑，公布这个决定是专门为了安东诺夫一奥夫谢廷科一个人的。
1938年4月5日的决定把我作为罪犯解除了职务，而我的罪行又被定死，不容引起疑惑。在这之后再到莫斯科去，简直是疯了，无异是去自杀。
在巴黎圣母院的正门上方，在其他塑像中间，矗立着圣丹尼斯的雕像。他恭顺地拿着自己的头颅。然而，我宁愿在自由中依靠面包和水生活，而不愿无辜地在监狱中煎熬而死，既然我没有可能为强加的吓人的罪责进行辩白。
拉斯科尔尼科夫留在了国外。“尽管被以前所未闻的粗暴方式解职”，他仍表现出自制力和对苏联政府的忠顺。1938年10月12日，他被召到苏联驻法国的全权代表处。R·3·苏里茨大使告诉他，苏联政府对他“除了擅自留在国外这一条外，没有任何政治要求”，建议他回莫斯科去，并向他保证，回国以后他“不会有任何危险”。但拉斯科尔尼科夫清楚地知道，只要“擅自留在国外”这一条，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在当时就意味着背叛祖国及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
10月18日，他给斯大林寄了一封信。信中指出，他不承认当时这个唯一的指责是有根据的，因为他暂时在国外的逗留“并不是擅自的，而是被迫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写道：“我任何时候也不拒绝回到苏联去。”
至于后来发生了些什么，我们可以从前面引证过的声明《我怎样被打成“人民敌人”》中得知：
“从那以后，没有再向我提出任何新的回国要求。
我向驻巴黎全权代表处提出的延长护照的请求也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现在（这个声明写于1939年7月22日——作者注）我从报纸上获悉7月17日举行的缺席审判的滑稽剧。强迫我离开索非亚，却宣布我是“逃兵”；专横地解除我的职务，却宣布我拒绝回苏联，不顾我向斯大林作的严正声明：我过去和现在任何时候都不拒绝回到苏联去。
我的忠顺被宣布为‘投入人民敌人的阵营’。
这个决议再一次使人看清斯大林的司法制度，看清臭名昭著的诉讼程序的假戏真做。它清楚地表明，无数的‘人民敌人’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对最高法院来说，为了判处极刑，怎么样的根据就足够了。”
拉斯科尔尼科夫完全意识到要保持一个共产党员一列宁主义者和苏维埃国家公民的尊严。他以这种意识结束了这个声明：
“宣布我不受法律保护，这是出于对一个不愿任人宰割而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荣誉的人的盲目仇恨。
我抗议对公正裁判的这种嘲弄，我要求公开审理案件，并要给我辩护的机会。”
他没有获得在法庭上辩护的机会。
1939年8月底，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尼斯（法国南部）得了肺炎，病情严重，被送进了医院。很快病人又得了脑膜炎，他没有抵住病魔的袭击，9月12日与世长辞。他的遗骸被葬于尼斯城一个法国家庭的祖传墓地。
整整25年，在这位革命家、外交家、文学家、接受过列宁教育的政治活动家的光荣的名字上，蒙受着诽谤和咒骂。如果没有拉斯科尔尼科夫亲手写的证明（指声明《我怎样被打成“人民敌人”》和给斯大林的最后公开信），这些诽谤是很难澄清的。在逝世前不久写的这封信中，拉斯科尔尼科夫忘我地相信自己人民的精神力量，希望斯大林培植的专横枉法的制度被揭露和正义获胜的时刻不要很久就会到来（为了争取正义过去有几代革命者曾经献出了生命）。这样的时刻已经来临。在苏维埃国家的生活中，党的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就标志着这样的时刻。1963年7月10日，最高法院全体会议通过决定，废除了1939年关于拉斯科尔尼科夫“案件”的决议，“因为在他的活动中没有犯罪的内容”。他被恢复了党籍，在他自觉的一生中有30年是为党服务的。
最后的功绩
在对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名字进行25年的隐讳和辱骂以后，我们已经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不怀好意的捏造。《苏共历史问题》白纸黑字地断言，这位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英雄的荣誉是白壁无暇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直到生命结束“始终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苏联公民。在放逐期间，他没有做任何损害自己名誉的事。”也在当时，即1963年12月，我们还知道了拉斯科尔尼科夫1939年8月17日写给斯大林的公开信。从中可以看出，即使在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年代，党内也存在着健康的力量，它们不能容忍专横和对列宁主义社会生活准则的背弃，尽管这类专横和背弃行为被拔高到政府政策的高度。对经验丰富的陆海军指挥人员的残害特别引起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不安。他警告说，这会削弱苏联武装力量，一旦同法西斯主义发生战争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而他认为同希特勒德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拉斯科尔尼科夫大声疾呼地向斯大林声言：
“您用肮脏的伪造行为导演的法院诉讼，其判决的荒谬超过了您从教课书上读到的中世纪对异端的诉讼。
您强迫您的同行人以痛苦难堪的心情踏着昨天的同志和朋友们的血洼前进。在您领导下写成的骗人的党史中，您向死人、被您杀死和羞辱的人行窃，把他们的丰功伟绩据为己有。”
我们只是在现在，在探索社会生活改革进程的时候，才发现人文科学中和艺术中的停滞和教条主义。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可以帮助人们追溯这些现象的演变，揭示它们的根源，引起人们对使这些现象具有生命力的因素的注意。不弄清楚这些因素就不可能把它们根除。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特点是，无情地揭露正在形成中的罪恶，不藉口“客观”原因而打折扣，这些“客观”原因常被蓄意用来为罪恶开脱——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这个特点正是列宁一代的布尔什维克为我们留下的教训。
“您伪善地宣称知识分子是‘国家精英’，——拉斯科尔尼科夫写道，——却剥夺了作家、学者、画家劳动的最起码的内部自由。您钳制压挤艺术，使之窒息死绝。被您吓破了胆的书刊检查机关的狂暴行为和编辑们可以理解的胆怯（他们对一切都要以自己的脑袋担保）导致了苏联文学的僵化和瘫痪。作家不能出版，戏剧家不能上演剧本，评论家不能发表未经官方许可的个人意见。您扼杀苏联艺术，要它扮演宫庭谄媚者的角色，但它宁愿沉默，也不愿为您唱‘赞美诗’。您培植假艺术，这种艺术令人厌烦地千篇一律，只会颂扬您的臭名远扬、令人作呕的‘天才’。平庸的写作狂肉麻地吹嘘您是生干月日的半神，而您犹如东方的专制君主陶醉于粗笨的阿谀奉承的香烟缭统之中。您无情地歼灭不合您意的天才作家。鲍里斯·皮利尼亚克现在哪里？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现在哪里？A·阿罗谢夫现在哪里？米哈伊尔·科利佐夫现在哪里？加林娜·谢列布里亚科娃现在哪里？她的罪行就在于她是索科利尼科夫的妻子？是您逮捕了他们，斯大林！”
只是在不久以前，我们的出版物才作为“新闻”披露了C·J·科罗廖夫、J·C·利哈乔夫和其他文化、科学、技术工作者在斯大林统治的阴雨岁月由于虚妄的罪名被拘禁服刑的事。正因如此，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发生这一切的当时所作的揭露给人的印象有多么强烈。
“您剥夺了苏联学者（尤其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拉斯科尔尼科夫给‘干部决定一切’口号的提出者（即指斯大林——译者注）写道，——起码的科学思想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创造性的工作是不可能的。那些自以为是的不学无术的人，用阴谋倾轧、闹无谓纠纷、中伤陷害等手段，使学者无法在大学里、研究所里和实验室里工作。您向全世界宣布世界闻名的杰出俄国学者伊帕季耶夫院士和奇奇巴宾是‘投敌叛国分子’，天真地想糟蹋他们的名声，实际却只使自己蒙受耻辱，因为您向全国和全世界的社会舆论承认了您的制度的可耻事实：优秀的学者逃离了您的‘天堂’，把您的‘恩赐，（住宅、汽车、人民委员会食堂用餐卡）留给了您。您残害天才的俄国学者。优秀的苏联飞机设计家图波列夫现在哪里？您甚至对他也不宽容。是您逮捕了图波列夫，斯大林！没有一个领域，没有一个角落，可以安心地从事自己心爱的事业。剧院副经理、卓越的导演、杰出的艺术活动家BC·梅耶尔霍利德并不从事政治，但您也逮捕了梅耶尔霍利德，斯大林！”
让我们回忆一下，拉斯科尔尼科夫给斯大林的公开信写于1939年8月17日，就在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之前两个星期（这次进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在这时，斯大林正沉醉于有可能防止同德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幻想之中，无论在1939年，或者在194O和1941年，他都没有从这种幻想中摆脱出来。
拉斯科尔尼科夫敲响了警钟。还在当时他就认定形势已是“临近军事危险的关头，法西斯主义的矛头指向了苏联”。他把德国和日本在西欧和中国进行的军事行动看作“只是为将来侵略干涉苏联准备进攻基地”，并认为“德日侵略的主要目标是我们祖国”。在日益增长的危险面前，拉斯科尔尼科夫特别敏锐地感受到斯大林通过消灭最为可贵的干部的办法对国家国防能力的破坏。
“您知道在我们缺乏干部的情况下每一个有经验、有修养的外交家的格外可贵，——拉斯科尔尼科夫给斯大林写道，——您却把几乎所有的苏联驻外全权代表诱骗到莫斯科，并且一个接一个地杀掉。您把外交人民委员部整个机构通通破坏了。”
陆海军的状况也没有少引起他的痛苦：
“在战争前夕，您大肆毁坏红军，毁坏祖国的爱和骄傲、她的强大的保障。您使红军和红海军失去首领。您杀死了在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考验中培养出来的许多天才统帅，他们用最新的技术改造了红军，使它成为不可战胜的军队。在战火迫在眉睫的关头，您继续杀害军队领导人、中层指挥人员和下层指挥员。布柳赫尔元帅现在哪里？叶戈罗夫元帅现在哪里？是您逮捕了他们，斯大林。为了安抚焦急不安的社会舆论，您欺骗全国说，被逮捕和处决削弱了的红军变得更为强大了。您知道军事科学的法则要求在军队里从总司令到排长实行一长指挥制，您却恢复了政治委员制。这种体制产生于红军初创期，当时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指挥官，而对旧军队的军事专家需要进行政治监督。您不信任红军指挥官，在军队中实行两重政权，破坏了军事纪律。在苏联人民的压力下，您伪善地恢复了对俄国历史上的英雄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和库图佐夫）的崇拜，指望在未来的战争中，他们会比那些被处决的元帅和将军对您的帮助更大。盖世太保和日本侦察机关的真正奸细利用您对谁都不信任的心理成功地在被您搅混的水中摸鱼，向您大量投送诬陷最优秀、最天才和最诚实的人们的伪造文件。在您创造的极不健全的气氛中，这里充满怀疑、互不信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全面侦查和为所欲为（您把红军和全国都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去折磨），在这种气氛中，任何被‘截获’的文件，都被信为（或装作信为）不可辩驳的证据……”
拉斯科尔尼科夫在这封信的前面，摘引了《聪明误》中的两行字作为题词；“我要说的关于你的真话，要比任何谎话都坏。”这里可能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了履行这个允诺，他是不是有些夸大其词？那末请看A·H·托多尔斯基提供的统计数字：斯大林的镇压造成5个元帅中3个被杀（A·N·叶戈罗夫、M·H·图哈切夫斯基、B·K·布柳赫尔），5个一级集团军司令员中3个被杀，10个二级集团军司令员全部被杀，57个军长中SO个被杀，186个师长中154个被杀，16个一级和二级集团军政治委员全部被杀，28个军政委中25个被杀，64个师政委中58个被杀，456个上校中401个被杀。
拉斯科尔尼科夫在结束这封信时写道：
“您的疯狂的残暴行为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您的罪行的清单是列不完的。被您残害的牺牲者的名单也是列不完的，不可能把他们都列举出来。苏联人民迟早会把您作为社会主义和革命的背叛者、主要的暗害分子、人民的真正敌人、饥荒和假案的制造者送到被告席上去。”
这位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杰出活动家、列宁主义者革命家的愿望已经实现。党谴责了斯大林个人迷信，把他滥用权力的事实公诸于众。剩下来要做的事是，深刻研究产生个人迷信的原因和条件，研究反对个人迷信斗争的历史经验。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件是进行这种研究的珍贵史料。它们表明，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里，在列宁的领导下，成长了一批不可压服的战士。他们始终忠于马克思主义旗帜，并善于在非常情况下捍卫党的荣誉和社会主义理想的纯洁性。这些信件向我们传达了半个世纪以前一位勇敢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声音。
要拉斯科尔尼科夫作出决定去公开谴责斯大林主义是很困难的，这点他在1939年8月17日的信中是承认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找到了精神力量去克服痛苦和危险，并说出了真话，这样的真话是很少有人敢于讲的。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公民勇气去打破沉默，这不仅在当时，即使在党已经谴责了斯大林个人迷信以后也是这样。有些学界人士对斯大林的温情的评述，已成为一种新的僵硬的公式：尽管个人迷信“在社会生活的个别领域”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损失，但是不论是个人迷信本身，还是它的后果“都丝毫也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造成的，它们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从这里引伸出的教训是，“绝不能认为下述现象在理论上或事实上是正确的：在我们的某些科学的或艺术的出版物中，只从个人迷信现象的角度来描写生活，结果就掩盖了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的苏联人民的英勇斗争”，C·J·特拉佩兹尼科夫在1965年10月坚持这样说。1966年1月，他的转风使舵的“科学”思想又讨好地发展了前面的想法：说是太可借了，“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主观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某些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有所反映）”影响了党和人民对“这种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格格不人的现象”（此处指个人迷信——译者注）的揭露，“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个人迷信时期’得到了传播”。
拉斯科尔尼科夫对这种确实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格格不入的现象的分析，是同这类“思想”观点根本不同的。这类观点的灌输，对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人的现象的批判的阻止，正是今天社会科学停滞的原因。不用说，科学界和宣传界的官僚主义“精英人物”依据的是党的正式文件。但是完全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当代条件下，能不能认为苏共中央《关于消除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议》是充分的和十全十美的？我们难道不觉得，它似乎并没有把这种现象的全部实质揭示出来？而我们宣称个人迷信已被消除是不是太匆忙了些？”
恢复名誉后记
所有因共同的革命工作、党的工作和国务工作认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人，或者根据历史文献和著作了解他的人，无不满意地接受高级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关于恢复他苏联公民和共产党员名誉的决定。军事出版社出版的文集《在战斗的岗位上》收了他的回忆录《1917年的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和《伊里奇的海军准尉的故事》。戈利雅内的少先队中队被同意以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名字命名。应邀访苏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遗孀M·B·拉斯科尔尼科娃和女儿受到了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海军军事委员会、《军事历史杂志》编辑部、《星火》杂志编辑部和波罗的海水兵的亲切接待。还决定把英雄的骨灰运回祖国，并重新安葬在喀琅施塔得。在巴黎大学本部毕业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女儿，也被莫斯科大学作为进修生接受。
这种普遍崇敬已经回到十月革命英雄行列的O．O．拉斯科尔尼科夫光辉形象的气氛，突然被C．J．特拉佩兹尼科夫的发言毒化了。1965年9月5日，他在莫斯科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上，在谈到评价个别人物（这些人物在〔国家〕改造过程中“时而站到对立的立场上”）中的“主观主义情调”时，谈到了拉斯科尔尼科夫：
“在思想方面，他始终是积极的托洛茨基分子。作为苏维埃国家的驻外全权代表，他拒绝回国，犯下了严重的罪行——背叛。他为拒绝回到苏联进行辩解的信，是寄给自卫军分子的一家最肮脏的机关刊物——在巴黎出版的《新俄罗斯》杂志的。这份杂志在战前是由你们并不陌生的克伦斯基和与他合作的米留科夫编辑出版的。在战争前夕这封信在那里被广泛用来进行反苏宣传。这个背叛者与白卫军分子、法西斯败类沉瀣一气，对苏联人用血汗取得的一切和确立的一切横加污辱，抹黑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而对托洛茨基主义大加赞扬。只有毫无责任心的人才会把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临阵脱逃、他从苏联的逃跑看作是功绩。”
对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第二次迫害，这次已经在他死后，应该成为所有尚寄希望于二十大后的改革思想的人的具体教训，也成为使那些被二十大“吓得要死”的人积极起来的信号。用A·J·布坚科教授在《莫斯科真理报》上的说法，“阻止肃清社会上官僚主义和其他消极现象的进程”是符合这些人的利益的。
特拉佩兹尼科夫的“揭露”的价值究竟如何呢？应该直截了当地指出，它们指靠的是听众的不了解情况。这些指责首先是不符合事实的。特拉佩兹尼科夫声称，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似乎是刊载在。新俄罗斯。杂志上的。然而，他说的这封信，并非刊于《新俄罗斯》，而是载于《最后新闻报》。克伦斯基和米留科夫并非在同一个出版物工作，而是在两个：克伦斯基出版的是《新俄罗斯》，而米留科夫出版的是《最后新闻报》。这当然是小事一桩。但对象特拉佩兹尼科夫这样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吹鼓手”和“资产阶级辩护士”的斗士来说，是应该知道这些“小事”的。往下还可看出，他把发表在不同出版物上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声明和信混为一谈了，也不清楚它们发表时的情况。
拉斯科尔尼科夫并没有把他的信寄给任何一家报纸，而是依照法国通用的做法把信交给“哈瓦斯”通讯社。通讯社根据一般原则通报所有报纸，因而信发表在《新俄罗斯》和《最后新闻报》不取决于拉斯科尔尼科夫的选择。特拉佩兹尼科夫对这一切都不清楚，只从信件发表在这些报纸这个事实出发，捏造出拉斯科尔尼科夫同白卫军分子有直接联系，而显然为了更加耸人听闻，又说他同“法西斯败类”勾勾搭搭。特拉佩兹尼科夫热衷于自己的这种荒诞的指责，认为可以给这位老共产党员、列宁的战友戴上一顶“背叛者”的可耻帽子。
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不是“始终是一个积极的托洛茨基分子”，象特拉佩兹尼科夫肯定地说的那样？拉斯科尔尼科夫本人在1939年8月17日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
“正象您知道的那样，我从来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在出版物上和大规模的集会上同一切反对派进行过思想上的斗争。即使在现在，我也不同意托洛茨基的政治立场，不同意他的纲领和策略。”
或许，拉斯科尔尼科夫写的不是事实，对他的这个声明绝不能相信？那末请看由斯大林签名的证据——即由斯大林编辑（还有基洛夫、日丹诺夫等人）、于1935和1936年出版的《苏联国内战争史》第1卷里的说明：
“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生于1892年）——布尔什维克，1910年入党。在战时是海军军官。二月革命后，任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副主席、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领导人。十月革命后，里海舰队的领导人，肃清了白卫军和英国人在里海的势力。现在是苏联驻保加利亚全权代表。”
这里只字未提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不论什么样的托洛茨基主义，虽然在同一个人名索引中，给别人写的说明必定会提到他们参加反对派的事。拉斯科尔尼科夫还是斯大林编辑的这一卷书的编纂者之一。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我们并不回避，在工会问题争论期间，拉斯科尔尼科夫作为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员曾赞同过反对派的观点，但很快就放弃了。然而，这个事实丝毫也不能成为对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截然相反的评价进行辩护的理由，因为列宁教导党不要因已经纠正了的错误去抨击共产党员。列宁写道：“就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夕和革命刚发生之后，俄国好些卓越的共产党员犯了错误，我们现在不愿意去回想这些错误。为什么不愿意？因为，如无特殊的需要，去回想已经完全纠正的错误是不正确的。”看来，这就同完全没有必要去回想捷尔任斯基和伏龙芝在列宁争取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犯的错误一样。最后，特拉佩兹尼科夫倒有更多的理由把“托洛茨基主义”扣在斯大林的头上，因为斯大林在1918年11月6日承认托洛茨基承担了“（十月）起义的全部组织工作”，断言：“在卫戍部队很快倒向苏维埃和巧妙地安排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方面，党首先应该而且主要应该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
特拉佩兹尼科夫对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另一指责——说他“临阵脱逃”、“从苏联逃跑”，比起前一个指责来，并没有更多的理由：这些指责在1939年就向他提出来了，但已被我们高级的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在重新审理拉斯科尔尼科夫“案件”并为他恢复名誉时推翻了。
至于说到敌人利用拉斯科夫尼科夫的信，那末敌人总是要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揭露我们痛处的文件耍花招的。他们同样把揭露个人迷信的党代表大会文件、许多出版资料散布开去。令人反感的程度并不亚于克伦斯基和米留科夫的报纸的出版物，不断刊登这些文件资料，并按照自己的想法随意注释。但今天谁也不会想到要从这些资料被翻印的事实得出如下的结论：这些资料的作者同白卫军分子和法西斯分子“沉瀣一气”。
列宁对这类情况持的是完全不同的意见：“我们不只一次地说过，苏维埃政权的全部力量在于工人的信任和自觉的态度……我们丝毫也不是看不到，这里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会被歪曲，白卫军的爪牙会十分注意我们的坦白，——但我们说：让它去！我们从直率的和公开的真话中得到的好处将会多得多，因为我们相信，即使这是痛苦的真话，只要清楚地说出来，任何一个自觉的工人阶级代表、任何一个劳动农民部会从中得出唯一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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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5年以来的20年间，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名字再一次遭到诽谤。他的名字被从科学著作和文学作品中删除。怎样才能衡量所有这一切给用革命传统教育苏联人民的事业带来的损失？
我们离开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的光荣节日越近，就越是精神振奋地领会到我党中央下述号召的意义：“苏联人民将永远怀念列宁主义者——革命家、伊里奇的战友。他们奠定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英勇传统，并历经艰险考验，毫不动摇地忠于共产主义理想。”在这些共产主义的功臣中间，革命英雄费多尔·费多罗维奇·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名字永放异彩。
（原文题为《费多尔·拉斯科尔尼科夫》，
原载苏联《星火》杂志1987年第26期。陈启能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