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比任何传说更光彩照人
——火箭专家科罗廖夫案件
作者：玛丽雅·帕斯图霍娃
[原编者按]20世纪将作为宇宙时代的开端而进入人类史册。虽然它或许会被另一个，我们甚至暂时还不能预料的时代所取而代之，但每一代人都将怀着不可掩抑的惊奇感回首那最先发生的事件，回首那些事件的筹划者和参加者。1957年10月4日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在许多人的记忆中打下了烙印。而在众多“宇宙远方”的人物中，首先并且最引人注目的是——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廖夫。他的生活、科学思维和创造性的洞察力，都象灯塔一样指引着不仅创业的一代人，而且使所有思考和探索的人在寻找“自我”冲更加坚强。象科罗廖夫这样的、影响着科学进程，甚至影响着整个文明的人们的命运的人，大都反映着一个时代的整体历史联系，而这一个性又必然超越这一时代。社会生活的兴衰首先表现于站在前列的人们的命运之中。每一位研究科罗廖夫生涯的人，首先是基于自己的经验和预见的潜能，都将提出问题并作出回答。我们也不拒绝作者有发表个人见解的权力，更何况他代表着积极把握前辈奠定的当今世界的年轻新闻工作者的一代。
我们似乎了解科罗廖夫的一切。出过关于他的书，拍过关于他的电影。而究竟是……
出于实用的目的而惯于雕饰的现象仍充斥于杰出人物的生活描述体裁里，在有关科罗廖夫的文献中，这弊端也是不胜枚举。雕饰品是索然无昧的，科罗廖夫其人才引人入胜，因此，我不敢奢望淋漓尽致地表现他的个性，只是试图借助于有关文献和见证人提供的材料来澄清其生平中最“模糊”的地方，探索这些问题引发的一切。
这里有一篇英国《太空飞行》杂志上的文章《科罗廖夫、赫鲁晓夫和人造卫星》，它的作者是詹姆斯·伊·奥贝尔克，1977年优秀历史短评比赛的获胜者。在这篇政论中作出了不带成见地弄清科罗廖夫这一非凡人物的尝试。
“苏联传记作家称作‘学徒’的第一阶段，在苏联历史的官方记载中写得很清楚”——詹姆斯·伊·奥贝尔克写道，并列举了“科罗廖夫在乌克兰的生活，在莫斯科图波列夫指导下的宇宙航行学的学习，最初几次驾驶滑翔机的飞行已成定论。30年代初，刚好是他30岁的前夕，他步入了与火箭运动研究小组齐名的火箭设计师小组。他在工程师灿德尔领导下工作并造访了俄国宇航学的奠基人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同后者有过一次简短的交谈，并从那里得到了对自己进行宇宙研究的祝福。”
文章的作者得出的结论是：“直到1938年之前，这些传记作家的描写都是十分翔实的，但是以后的15年，当这些优秀人物被加以‘选育’或者被隔离起来时，传记中就出现了真假难辨或者干脆是万马齐音的时期。”
我们对于谢·巴·科罗廖夫生活的这一时期究竟都知道些什么呢？
“1938年——1947年
各个地区都在建设工厂，制作新型的战斗机、强击机、轰炸机。谢·巴·科罗廖夫于1938年6月在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图波列夫担任总设计师的一个工厂里开始工作。”
我们面前有一张他亲手填写的履历表，“……1938——1942年——任实验设计室设计师，……1942——1945年——任实验设计室副总设计师”——这些，我们可以在阿列克谢。罗蒙诺夫所着《一个宇宙飞船设计师》一书1976年第四版的增补版中看到。
《宇宙飞行，杂志中文章的作者也坚持认为：“在1937年……红军队伍中发生了大清洗，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所有同事都遭逮捕并在以后被处决。受他支持的一些研究小组自然受到了怀疑。……科罗廖夫在31岁时同其他人一起被捕。他与赞成他火箭研制计划的留哈切夫斯基之间的关系是注定要追究的……科罗廖夫消失在吞噬了几千万俄罗斯人的劳改营系统中”。
究竟谁是对的？我们还是看看文件材料吧。
“1938年6月27日我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罪名是他们在审讯中告诉我的：我参加了一个反苏组织，并在其中工作。我被指控在新技术领城中进行破坏。证据是我工作过的科研所所长同志由于格卢什科、郎格马克、H．T．克列伊梅诺夫和其他人的口供，同年秋季我被最高法院最高审判庭判处10年监禁。
1939年这一判决被取消，并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在我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判决，……判处我在劳改营中监禁8年。
此后我在飞机制造厂安全委员会担任设计师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特别局系统的新技术工程总工程师”。
这是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廖夫亲手写下的，就是说从1938年起，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在图波列夫身边工作了。是什么促使写回忆录的人写出了这种明显的不实之词而且还好象是在科罗廖夫本人帮助下写成的呢？在平反后又将定过的罪公诸于官方文件中——这是谢·巴·科罗廖夫的权力。但是传记作者是否有权如法炮制强加在科罗廖夫身上的事实呢？
那么1938年6月是怎么一回事呢？
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原国家委员会主席格奠尔基·亚历山德罗维奇·秋林中将讲叙道：
——在一些因公出差的时候我与他推心置腹地谈过许多（在到宇宙飞船发射场之前的飞行持续了约8—9个小时人在那里我得知了他是怎么被抓起来的，当因有人告密而把瓦·彼·格卢什科逮捕并宣布为人民的敌人时，谢·巴·科罗廖夫当众声明，他不能相信格卢什科是人民的敌人，这绝不可能。这样没过几天他本人也被抓起来了。
“在审讯我的案子时，我什么也无法证实和解释清楚，因为审讯是在完全不能令人容忍的形式和情况下进行的——确切地说，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真正的审判。
我被指控在那时工作过的新技术领域里进行破坏，难以想象还有比这更荒诞、更难以置信的指控，因为在新技术领域里的工作永远是我生活的目的和热爱的事业”——引自上述谢·巴·科罗廖夫对平反所作出的声明。
——此后在科雷马河他当过挖土工人，待遇随之大变，他的头上留下了一道伤痕。——格·亚·秋林接下去说，——坏血病的结果使他一半的牙齿都没了——许多年后他给我看了后嵌上的一圈用白铁罐头皮做的假牙，他说话时微微翕动的嘴唇象“啜饮”时的样子，科罗寥夫本来是不该落到这步境地的。
——在谢·巴·科罗寥夫被派往科雷马之前，他在单身牢房里坐了差不多两年，他对我这样说过——谢·巴·科罗寥夫的遗孀尼娜·伊万诺芙娜解释说。
——尼娜·伊万诺芙娜，关于那些年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寥夫对您讲过什么吗？
——很少，我也不多间，我知道当时不仅是他一个人在受罪，不想使他再度受惊。当他一回想起那些年月，总是非常不安。他讲过这样一件事：当通知他到科雷马并把他带到码头上时，他们来迟了，最后一艘汽船已经开走了。只好等下个航班。后来他听说那条船沉没了……。谢·巴·科罗寥夫经常说，“在科雷马挖的是金子”。他多次重复说：“我们应该去那些地方，我一定要带你去那里……”，可没有来得及。我真想使他忘记那些年的事情，别再让他因之受折磨，希望他多放眼未来。
但是，当他生病或我们休养时（我记得最后一次是在索契我们去剧院看演出），这些事情似乎还在继续困扰他，他常常说：“我应该把那段时间记下来”。我看到他十分激动便极力把他的思绪转移，我对他说：“别人已经写过了……”，“瞧你说的，那些不过是只言片语而已”——他反驳道。
关于这个时期科罗廖夫并没有写下什么。囚禁岁月对他有什么影响？他有什么感受，有什么磨难呢？
唉，要找到答案真是不简单。在那本英国杂志中的确也说：“在这段生涯中，通过俄国特别监狱认识这段历史的俄国工程师把它描写成‘无耻和悲观者’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人们最喜爱说的口头禅是‘我们都将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此谁又能证明或是驳倒呢？
——我担心，已经没有人能讲叙这一切了，因为见证人越来越少——科学院院士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米申，科罗廖夫的副手及后来的继承者、总工程师说道。——可能叶格尔教授能讲，因为他同科罗廖夫共用监狱里的一个床位——从我的窗子这边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监狱，他们在那里和图波列夫在囚禁状态下工作。如今整个这条街叫做图波列夫沿岸街，就是这样……但是叶格尔教授不久前去世了。
——然而您不是在他获释后几乎立刻就与他相识了吗，他那个时候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呢？
——我同谢·巴·科罗廖夫相识大约是在他获释一年后的1945年的11月，在柏林，我们是作为考察德国导弹技术的国家委员会成员被派往那里的。那时他38岁。在我们见面前我就听说过他。当时我在布拉格，从柏林打电话给我说，科罗廖夫希望我们一行易地柏林。并说科罗廖夫是一个果断的人，想做什么就非做到不可。并简短地评价说，他在火箭方面不是生手，是火箭运动研究小组的创始人之一，火箭科学研究所的发起者及领导人之一，说他也没有免于我们许多同志所经历的一切。我明白这说的是关于“37年的事”。过后当我见到谢·巴·科罗廖夫时，他精力充沛，显得很有朝气，尽管他经历了沉重的磨难。他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还在于他作为一位设计师在导弹技术上的博学多识。
——科罗廖夫谈过他遭监禁的那些年吗？
——当然没有，他们被禁止在出狱或解除劳改后散布任何消息，可不知是否让他们写了保证书或者其他什么，但这。些大家是知道的，也理解他们的沉默。
况且在德国也顾不上交谈。我们忙于完成担负的任务，此外，我们的思绪还萦统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上。
——那么，很久以后，你们一起工作了那么多年并且相互取得了信任，您有没有详细问过他呢？
——没有。您可能很难理解我们生活过的那个时代和那种形势。您读过《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们》吗？就是写的我们。我在莫斯科航空学院上过学，经常有学生从班级中消失。今天你还与他坐在一起听课，明天他就不见了。而且谁也不会提出问题，提问题是在另一个地方（指监狱——译者注）。这样我们就被教会不提问题了。况且提问题有什么用呢？甚至不用知道事实也很清楚：是哪儿来的人，带走了什么。是工作挽救了科罗廖夫。看来，战争之前在开始逮捕的关头，他的小组已接近于从科研和实践的角度解决导弹技术领域里的任务，这件事关系到他的生命。在囚禁的年月里，他未必可能在此领域取得进展，他当时是与航空专家一道工作。你看现在在柏林，科罗廖夫一旦钻到自己的课题里，便象完全进人另一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在开始时使我感到他是那么朝气蓬勃和精力充沛，——米申继续叙说着——思绪总是回到那些年代并把那一个科罗廖夫同“我们的谢·巴·科罗廖夫”——同晚年的科罗廖夫相比，我只是现在才明白，1945年秋我们见到的是怎样一位饱经磨难的人。
是的，关于谢·巴·科罗廖夫这段生活的完整情况，暂时我还尚未得到。看来詹姆斯·伊·奥贝尔克掌握的事实要广泛的多。
现在，在改革与公开性的时代，假如做出一副正是我们、正是现在什么都一目了然的样子是不公正的。不，还是有人（也不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象我们和您现在这样发现过问题、气愤过，在那时对此并不是都缄口不言。有时被扣上了“背叛者”的帽子。光扣帽子是最好的情形了。
现在这些“背叛者”、“反对派分子”被公认为是进步人士。那么请允许我强调一点，那些杰出的思想，今天我们才省悟过来的东西，那些在日益增长的公开性下得出的结论从来并且理当属于他们这样“另一代”的人。
可能在30年代，忙于自己专业的科罗廖夫没有细致地分析国内所发生的事件的实质。我想，他未必意识到了他所遭罹的那场灾难有多大规模……（当众发言，对把他的同志宣布为人民敌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反驳——这不仅是一个正派人及学者的举动，也证实了他对国家正义的光明理想所持的信心），他是否彻底认识到了在科雷马，在156号特别监狱，而后在喀山这段时期的反常现象呢？
1944年，谢·巴·科罗廖夫被减刑提前释放。下面就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1944年7月18日至27日记录”中的一段话：“1818，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给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廖夫减刑提前释放的提议。
一号案卷科——6874页
1．同意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给谢·巴·科罗廖夫减刑，提前释放的提议。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
（阿·戈尔金）”
但这绝不是说，从今以后他就成为社会上享有充分权利的一员了。尽管他在此期间因从事特种技术工作得到过“荣誉勋章”（于1945年），他身上还是留下了“被判过刑的污点”。
1952年已经当上安全委员会总设计师的科罗廖夫申成为一名预备党员。可是“过去带有政治污点”的人在那个年代是不被信任的：说不定要对发展他人党负责呢。控告科罗廖夫的匿名信上说，他隐瞒了自己的民族。事情很快就搞清楚了，他拿出了父母的出生证：母亲是乌克兰人，父亲是俄罗斯人，因此他什么都没有隐瞒。他参加过一次党委会议，那里的人都认识他。在区委党委……
——关于那里发生了什么，是怎么发生的，请读一读这份文件——尼娜·伊万诺芙娜向我建议——这是C·N·莫索洛夫的回忆材料，他那时担任梅吉欣区执行委员会主席，这是经过他认可的由他口述的记录。
“除了我转给写谢·巴·科罗廖夫一书的作者的回忆材料以外，我决定做一个真正的补充，目的只是为了让确凿的事实能成为一个伟大学者的生平历史的财富……吸收入党是议事日程的最后一个问题，而且决定在党委会上邀请发言的顺序是把谢·巴·科罗廖夫排在名单的最后一个。后来我才知道这样做并非无意。当接待室只剩下谢尔盖·巴甫洛维奇一个人时，市委书记H·B·布雷金把参加党委会的市委机关工作人员都支出去了。当办公室里只留下11位党委委员时，布雷金请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廖夫工作过的学院党委书记、同时担任苏共市委委员的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麦德科夫发言。麦德科夫的发言大致如下：‘现在要讨论我们设计局的一位总设计师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廖夫同志的人党问题。我们在党支部和机关党委会上已经通过吸收他，但我必须指出，科罗廖夫同志在1938年曾被作为人民的敌人而被判刑。他被赦免后甚至被授予荣誉勋章，但对他的判决从未有人予以取消。’
争论开始了。出现了意见分歧，大部分党委委员表示坚决反对。因此决定直接听取一下谢尔盖·巴甫洛维奇本人的想法。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廖夫回答了许多问题并在发言巾为党委委员们展示了火箭技术发展的前景，指出了他和他所在的设计局面临的任务多么复杂，而他作为一名总设计师肩负的责任有多么重大。他给党委委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使人感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充满智慧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寥夫回答完问题之后便被请了出去。辩论继续进行。谢尔盖·巴甫洛维奇坐了很久，等待着对自己命运的裁决。他当然明白党委那里所正在发生的一切。最后在科罗廖夫缺席的情况下进行了表决。结果是6人赞成吸收科罗廖夫为苏共预备党员。5人反对。于是，大家请谢尔盖·巴甫洛维奇进来表示了祝贺，希望他在艰巨的工作中取得成功。
为了避免可能引起的各种没有根据的猜测，我请求叶甫盖尼·亚历山德罗维奇·图莫夫斯基把我的叙述记录了下来，他是科罗廖夫当过领导的、一个企业的原机关党委书记（1958—1961年间）。”
我们不想臆测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的感受和经历。关于使科罗廖夫不安的这一切，都在他给苏联军事检察总署的平反声明中说了：“我请求军事检察总署重新审理我的案子并给予彻底平反，因为我从未参加过任何反苏组织，从不知道也不认为有这样一个组织存在。
我没有发现也不知道伊·捷克列伊梅诺夫，格·埃·朗格马克和瓦·彼·戈卢什科有任何反苏性质的行为。如果有这些人的供认，那么，这显然是某种天大的误会成者是他们杜撰的结果……。
再一次请求军事检察总署复查我的案子并洗刷掉我被判刑的污点”。
声明是在1955年5月30日发出的（发出后的收据至今还保存着）。作为答复，同年10月1日从检查总署寄来一张正式名信片：“通知您，1955年5月30日您的上诉已寄到苏联检察院并正在审理中。复查结果将随后通知。”
一年过去了，谢尔盖·巴甫洛维奇收到一张通知书；“通知您，您寄来的上诉，军事检察总署已经复查并将您的案卷送交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审理。它将会把结果通知您。”
又过了一年。谢尔盖·巴甫洛维奇出去考察了。尼娜·伊万诺芙娜终于收到了期待已久的来函：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
1957年4月25日
N4H—018811/56
莫斯科，沃罗夫斯基街13号
格式30
证明
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廖夫于1938年6月27日被捕人狱，此前在国防工业部（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第三科研所第二小组任高级工程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于1957年4月18日重新审理了对他的指控。
撒销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于1940年7月10日作出的关于谢·巴·科罗廖夫的判决。此案件因构成犯罪的证据缺乏而予以取消。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判决
小组执行主席，司法上校
（齐尔林斯基）
盖章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
尼娜·伊万诺芙娜立即把这件事通知了谢尔盖·巴甫洛维奇。这里有科罗廖夫1957年5月9日写给妻子的一封回信。
“……你告诉我关于最高法院的决定，使我非常高兴，这一切终于彻底结束了。
当然，在此我不便提过多的往事，免得心里不痛快，况且你自己也能想象到这一段可伯的历史有多么令人难过。
请你在下封信中把最高法院证明书上是怎么表达的逐字逐句写给我。
并请你到公证处复制3—4份证明书，我回来后会有用的。
关于案件审理他们（最高法院）说了什么吗？他们提出了审理案件了吗？这本来是极为有趣和极有教益的。请写信告诉我。”
科罗廖夫知道对于自己的被捕、克列伊梅诺夫和朗格马克之死谁负有直接责任，知道是谁告的密。他究竟应该怎样对待这些人呢？要知道，因工作的缘故往后他们还要打交道呢。
——因此最好还是听听谢尔盖·巴甫洛维奇自己是怎么说的吧——尼娜·伊万诺芙娜建议说——这是他关于克列伊梅诺夫之死的来信：“有人打电话通知了我亚·捷·克的死讯（昨天在报上已经看到了）。命运就这样把我们永远分开了，他生命的最后一行字就这样被永远抹去了。那么，就让他安息吧，过去的事应该被忘记和原谅……”这是1950年12月12日的来信。
下面是克列伊梅诺夫的遗孀玛·列维茨卡娅一克列伊梅诺娃的回忆：“1965年11月下旬我与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廖夫谈过一次话……
谈到最后时，我说：“谢尔盖·巴甫洛维奇，我知道连N·K·K·都写过不少指控伊·捷·克列伊梅诺夫的告密信。称他是追随图啥切去斯基和不少其他人的有害分子。图哈切夫斯基被他诬为人类败类，是妨碍他K（即N·K·K·——原编者注）进行火箭研究的有权势的恶棍和下流坯。接着，我回忆起我同R·见过面，那是我和朗格马克（被K·当作带有政治污点的人）的妻子把克列伊梅诺夫和朗格马克的照片交给他，以便在苏联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上展出（根据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的倡议）。他对我们说，他还记得这两个人，并说了一通好话。我说，‘我不能理解，谢尔盖·巴甫洛维奇，你干嘛还把他留在身边？’谢尔盖·巴甫洛维奇这样回答我：‘这我明白，可怎么跟你说呢？那种人又不只是他一个。亲爱的玛格丽塔·康斯坦丁诺芙娜，您唾弃他吧，反正他是一位头脑僵化、微不足道的家伙（说到这里，谢尔盖·巴甫洛维奇重重地敲了一下桌子）。您不值得为他费脑筋。在我们这里他没有、也不曾有过任何实际意义，因为他从不善于创造性地工作。就事业来说，上帝保佑，我们根本不需要他。往后他也不会工作了。因为他已经70岁，又患有血管硬化病，他请求别把他赶走，让他干点什么，就是这样。他正在写关于液体燃料火箭推动系统的文章，这是琐碎的工作，真正的工作由别人承担着……’”
在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米申那儿读着这些回忆文章，我再一次认定他的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宇航史目前还只是在期待着自己真正的撰写者。需要“提供一幅公正而客观的历史画面”，需要对所有的人都论功行赏，正象来申院士指出的那样，很多人的名字被遗忘了，很多事实被夸张了。
同时还有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即如何对待这些人的后代和亲属问题。显然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切记保护他们的尊严。的确，目前仍会遇到另一种现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这里不能不提出科罗廖夫如何看待斯大林的问题。当我们今天正力求反思个人迷信的产生及其后果时，科罗廖夫的观点对我们极为宝贵。
尼娜·伊万诺芙娜·科罗廖娃回忆说。“谢尔盖·巴甫洛维奇从科雷马给斯大林写过几封信，当然不仅是他一个人写过。但没有收到回信。然而，对斯大林强烈的信念，使谢尔盖·巴甫洛维奇无论如何也没有怀疑过斯大林的可靠和正直。只是到了二十大以后才……！这是一次什么样的大会呀！这在他的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以致于不能够一下子意识到这一切。”
……还是回到1945年的德国吧。西方报刊认为，我们在宇航事业中的成功不是地地道道“自己的成功”，说维尔纳·冯·布劳恩和他的V火箭的工作帮了我们的大忙。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呢？
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米申院士说：“说到冯·布劳恩，他的图纸和v。是落到了美国人手里，我们不得不同中等级别的德国专家依据不完全的资料重新设计V的图形，这些资料中的全部秘密的技术文件已被人取走。然而在同著名的德国学者及后来同美国学者的竞赛中我们取得了胜利：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和加加林——是我们的。冯·布劳恩对科罗廖夫的成功感到不舒服。他在近期写的一本小册子中，根本没提苏联在火箭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但在那时，他作为一名科学家，对科罗廖夫是敬佩的。于是，没有一位严肃的科学家对我们的成就首先当然是对科罗廖夫的成就表示疑义。而我们却一直被内部麻烦困挠着。在战争结束时，大家都尽力避开火箭技术研究。勿庸多言，飞机设计师雅科夫列夫在《真理报》（194年）上发表的文章讲的就是火箭技术的危害性。活下夫的人中有许多优秀学者被抛进了劳改营。不到一小时的功夫，一切都可能会重新变化，谁甘愿作出头鸟被打中呢？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上层中你推我让，谁也不想被有关‘谋反’的问题牵扯进去。所以说，这是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的功绩，是他解决了问题，才使我们最终获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格奥尔基·亚历山德罗维奇·秋林中将补充说；
“在德国工作过程中，我们明白了如果不发生清洗，那么，在30年代末，我们就能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技术水平。对军队和学者进行镇压的结果是，我们的火箭技术停留在固体燃料火箭上，直到上层得知V。火箭前一直没有发展。那个时候斯大林才刚刚开始对火箭发生兴趣。可以说，V火箭的设计程序没有使科罗廖夫感到惊讶，科学的直觉告诉他还有超越实验的方法（喷气技术的发展速度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德国火箭制造基地的规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再强调过，解决喷气技术领域的纯科研任务，离不开相应的试验和生产基地。他知道象比如莫扎伊斯基、茹科夫斯基那样靠单干的时代过去了，于是开始掌握火箭制造的科学组织的新原则。
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廖夫本人也认为我国火箭技术占领先地位。我仍旧引用他对平反的声明；‘我参加了苏联在此领域里最早的一些工作，后来在1937—1938年我逮捕后这一切都中断了好几年。只是从1943年起，我才得以重操旧业。不能不指出，近10—12年苏联本身乃至世界科技工业的发展的进程对20年前苏联在新技术发展之初所打下的坚实基础做出了充分的肯定。’”
如果根据过去的报纸和电视来加以判断，那么整个宇航史就是一部完整的胜利进行曲。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传记作家们造成的，他们形成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写法。因此，要通过这一切去了解一个真实的人，了解他的思想，他的疑惑，他的探索和迷茫，该是多么困难哪！这不是追求无谓的好奇，而是要发现生活的真正脉搏的正当愿望，以便用一个最高尚的人的毅力来充实自己，来充实自己本身的思想。
在我看来，科罗廖夫写给他妻子的信最能说明问题。
“1957年6月15日
谢谢，一千次深深地感谢你！我忠实亲爱的朋友，感谢你关心和支持的一席话。
当然，我自己过去懂得、现在也依然懂得。不能指望走一条便捷的道路，我们也没有指望过。不过，目前一切都太艰难了。
的确，面临的任务还是我国科学界，或许是整个科学界所亘古未见的。
今天，某种疑惑缠绕着我，亲爱的，你看到我这些令人心情沉重的信不知该怎样难受呢！看来是我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而我当然十分需要你来分担这些忧愁，要知道，除了你，这些话我是同谁也不能推心置腹地谈的。可你却要因此承受双倍的苦楚，因为你远离我，而且信中也只能把事情的一点消息传达到你那里。
为此，我更加强烈地爱你，再次感激你。
昨天我的小屋里聚集了所有我们‘设计总局’的人……经过一次冗长而‘可恶’的会议后，大家都牵拉着脑袋坐着。那时，我拿出了刻有一只小兔子的巧克力蛋糕，（是妻子寄给他的——原注）可以说，立时就收到了无法形容的效果。
要知道这里一无所有。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品尝起这个尤物。我们大家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拍一封致谢电报给你，我现在表达的是同志们的共同心愿——向你转达他们的问候和谢意。
今天呢，我这里还有个聚会，又有啤酒和鳄鱼可吃了！！！
总之，无法表达出我们共同的欣喜和感激之情。”
“1948年10月12日
……愿你成为生活中的刚强者。你知道连我都在力争成为这样的一种人，而且首先是为了你。
无论我们的分离有多么痛苦，可这是我们祖国的伟大事业所需要的。因此，我们必须要坚强。”
“1947年2月1日
……全身心都向往着莫斯科，尽管很快回去的希望不大。这使我极为伤心，因为自己生活中的一切终究是不能重复的，而时光流逝并带走了金色的年华。可能我懂得和感受到生活的喜悦太晚了，所以想尽快回归于生活。可是……唉，不得不在某些时候凝聚全部忍耐力，以便能在这里生活、工作和期待下去。”
“1953年3月18日
……我感到生活和工作是如此艰难：全身乏力，感觉疲劳并心烦至极。
……我们的象雪山一样巨大的事业把一切都向前拖着，拖着，不允许在此刻撒手不管，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所需要的啊！”
“1953年2月29日
……我甚至回忆起了我来到楚科特卡时的情形——你是知道的，这段回忆令人十分忧伤。”
“1964年3月30日
我们事业中叫人伤心的事太多了！两次失败接踵而来（第一次是在N·，然后是B·），两次事故都出于疏忽大意，发生了失误……
的确，正如常言所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可能并非任何人，任何时候都能事先料定。可这不会改变总的结论。因此也不会改变我们总的现代化的水平。
从未象现在这样糟！
我将于今天向尼·谢·（即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原注）做汇报——他会给我们讲点什么，一定会的！
我们这里每个人都兢兢业业地工作着。重要的是没有一丝心安理得的情绪，脑子里想的都是一件事，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两天后，我们将在与万能的大自然的奥秘进行斗争中，重新尝试我们所拥有的力量。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呢？”
“1964年9月15日
我们的事业并不轻松。刚开始就光是出毛病、出故障。糟就糟在大部分情况下什么‘问题’都没有，只是粗心大意，不经心……”
“1964年9月25日
……近几天我似乎处于一种冲动之中。实际上，我们近几年来的整个工作受到了所谓实践的检查，而且并非光我们一个单位，还有其他单位都是如此。万幸的是，一切都进行得很好，我这时的心情也是最好的……”
“1965年3月7日
……我们力求不急不躁，有根有据地做一切。我们主要的座右铬是——爱惜人。但愿上帝赐予我们力量和智慧，使我们永远如愿以偿，而不要象老一套生活规矩那样。我仍然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尽管我的努力、我的理智和经验都花在预测和预防让我们在每走一步时部不免要碰上的倒霉事上。”
“1965年2月27日
……我在这儿大约有两个星期了。时间飞逝如同超音速飞机使人来不及回首。
……从早到晚每天几乎一刻不闲地抓日常事务。而事情又不全是按部就班地进行：我们全部任务的‘试验期’还没结束，由于远地点的一个操作人员的过失（最愚蠢的各出人意外的过失），项目被迫中断，而且‘试验期’本身也被取消。下一步怎么办？什么可以被看作是真正获得了，什么无疑还需要得到又怎么得到？哪里是所希望的和不可或缺的界线呢？
你自然明白这一切多难确定。我现在也并非都清清楚楚。看得出来，我们的基本任务和计划甚至要到3月下旬才能完成了。
在此之前，我们将进行各种补充性的工作和研究，以便补偿我们的无知，并取得在‘试验期’尚未解决的问题的资料。
关于尝试在N地点软着陆的工作也挤进了日程——正如你所知，这是我们的一个老课题，它被搁置了很久。而现在，在这个3月份（恰是现在？！）最佳时间内进行。
我不认为会有什么好处。可上头和我的所有同事都坚持同时进行这一工作。说实在的，我现在没千这一工作，可是看来不得不马上千了，因此工作够干的了。”
瓦·巴·米申说：“真正的科学家的一生都是戏剧性的。就连其认识过程本身也是戏剧性的——经受迷惑、醒悟，经历无益劳动的年代，还有超越时代的个性同周围环境的矛盾，科学家总是带有这一切的一切。他的命运就是如此。遗憾的是科罗廖夫的生活被一些非科学属性的原因复杂化了，被其他一些外部的情况复杂化了。指出这些原因，不仅是为了在现实历史的前后关系中再现科罗廖夫，更是为了思索科学的未来。
使人惊奇的是，当科罗廖夫一个人单独开始国家的任务时，他要显得轻松些，只有此刻的科罗廖夫才是真正的科罗廖夫。而当他打开了通向太空的道路，当这一事业变得大有前途和声名显赫的时候，在宇航界出现了许多其利益与科学＿相去甚远的人，他们追求名利，贪图虚荣……（我决不想往所有人身上抹黑！）
您听到过科罗廖夫似乎只是一位天才组织者的说法吗？就是说，别人都是巨擘，而他进行了‘天才的组织’。许多这样说的人本身就尽其所能地剽窃他的思想和他做成的工作……你们也应看到，一些只善于往科罗廖夫的计划里塞‘附加商品’的人悄悄地把他的功绩窃为己有。要举实例吗？远的不说，看过7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里宇航厅陈列的人，就会记得是谁的照片挂在首位，而科罗廖夫的肖像却放在哪里。
就连科罗廖夫的名字也是首次见报，遗憾的是还只出现在追悼文章里。他的名字在我国被莫名其妙地加以保密，尽管整个（！）外部世界十分清楚谁是我们的总设计师。他被公诸于世、他所得到的如此的承认，至今仍使某些人感到不安。他们希望即使在今天也对科罗廖夫的名字和工作成就缄口不言。
谢尔盖·巴甫洛维奇工作的最后几年是艰难的。而科学界的平庸之辈，那些追名逐利的人却在官僚主义者日益占上风的情况下踌瞒满志。比如，通常不是倾听专家的内行看法，而是靠行政命令。宫僚的吆喝胜于学者的意见。
关于那段时期，我做了非常详细的札记，而没有依赖记忆。一切正在被遗忘，如果我们想有所体会，就应该借助于客观事实。下面我给您读其中的一页。
这是关于1966年初，谢尔盖·巴甫洛维奇接受如他所说的‘荒诞不经的’手术（您知道，手术的结果如何……）的时候。
在他住院期间由我接替其职务……大约两天后，我们局隶属的那个组建不久的部召开了部务会议。显然是因为误会，也可能是故意地，我们第一特别设计局被招去‘光临’会议，听取批评的不是我，而是科罗廖夫的另一位副局长。他在新部长面前站了一个多小时，恭听后者关于第一特别设计局及领导者工作不能令人满意的意见。从会议大厅出来时，我无所顾忌地大声说：‘为了让他们弄清第一特别设计局正在解决的复杂技术问题的实质，就要不厌其烦地解释，否则就是对总设计师打击迫害。’
这件事使我愤愤不平，散会后立即决定写报告要求解除我的职务。这在我近20年宇航生涯中从未有过。我的理由是：同这样一位对新技术的本质缺乏了解又十分粗暴的领导无法共事。
晚上，科罗廖夫打电话把我叫去。问我在搞什么，会议进行得怎样。我把一切都对他讲了，告诉他我正在写辞职报告。对此科罗廖夫以他特有的方式激烈地说：‘你把报告撕了，扔进纸篓。他们正等着我们写这样的报告呢。部长们来来去去的，而我们却留下来不动。因为我们身后有一个力量，这就是一个团结的集体，一个成功地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的需要而工作着的集体。我马上就出院——我们倒要弄清谁对、谁错。’
我们察觉到，有人不想使我们科研部门的领导是一个学者和思想家，而是只知无条件服从的顺从的执行者。这种企图遭到科罗廖夫义正词严的反对。
对科学的轻视，对科学家作用的贬低，其结果使许多领域里的科研事业和科研成果水平下降。这些现在广泛议论的东西，其根源就在那个时代。科罗廖夫预见到了不幸，并身受其大害。”
尼娜·伊万诺芙娜回忆说：
——最后一年里，谢尔盖·巴甫洛维奇总是神色倦怠地走进家门。进门的第一句话往往是：“尼娜，我再也不能这样干下去了。我要走，我要离开。”
——往哪儿走，谢辽沙？你是离不开图纸，离不开制造，离不开集体的。
有一天，他说：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积蓄点钱吧，哪怕每月从工资中剩50卢布呢。
——我能剩100卢布，可我们手头并不富余呀。
——可无论怎样应该这样。
我更为惊呀的是，他已找到了退休的地方，这证明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回顾我们的宇航历程时，让我们提这样一个问题：成就和胜利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廖夫本人？
格·亚·秋林说：“在我看来，对科罗廖夫科学贡献之巨大根本未给予足够的评价。而我们的成功，即使是今天的成绩仍旧依赖于他：他的一些工作决定着当时世界科技的总的水平，至今仍具有科学价值。也就是说，科罗廖夫当时就解决了的问题有些至今世界上也无人能回答得出来。他工作的保密性也就因此未被解除。
总而言之，还是你们自己去评判吧。就拿我国宇航发展中的两段时期来说吧，即有科罗廖夫的20年和没有他的20年，让我们看一下在此期间的事件。1947年是重建的V火箭试飞，1957年是宇苗纪元中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而在此期间，仅科罗廖夫一人就研制出了P1、P2、‘带五个弹头的导弹’，接着是带核弹头的‘带五个弹头的导弹’NC（最简易卫星）。在人造地球卫星之后，工作更为紧张；先是我们的两只狗别尔卡和斯特列尔卡，稍后是一颗重卫星。紧跟着，人第一次飞向太空，而很快——列昂诺夫走出飞船进人太空……在最后十年，谢尔盖·巴甫洛维奇不在的情况下，继续实现他构想的‘联盟’号宇宙飞船的环B球飞行。（5－8探空仪），第一批装有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的军事火箭综合休，‘礼炮’号长期轨道站……
同科罗廖夫共过事的每个人都不能不承认，他具有深邃的预见力。我们开始研制最简易卫星是在1951年，而当时科罗廖夫已经有了载人飞往宇宙的想法。”
最后，还有一个传说，一个在回忆中总要提到的传说——“科罗廖夫同齐奥尔科夫斯基在卡卢加的会见”。这大概是传记作家们没有搞错的唯一事件。
尼娜·谢尔盖耶芙娜回忆说：
——去医院前不久，当已经明确断定要给他做手术时，有一天谢尔盖·巴甫洛维奇说：“我应该向你承认，尼娜，我不知怎么记不清齐奥尔科夫斯基老人家了”。“谢廖沙，你为什么要说谎呢？！”“我是幻想过。”他带有某种忧郁地说。
关于他见过康斯坦丁·爱德华尔多维奇·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说法，出现在他相当困难地被接收为预备党员之后。1952年2月，科罗廖夫在自传中亲笔写道：“1929年了解康斯坦丁·爱德华尔多维奇·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工作之后我开始从事特种技术……。”稍后在另一部自传中及平反声明里他突然指出1929年的了解和会面是与齐奥尔科夫斯基本人。
1957年，我同谢辽沙参加了齐奥尔科夫斯基纪念碑在卡卢加的奠基仪式，还参观了纪念馆。谢尔盖；巴甫洛维奇以一种初来乍到的神情观看了馆中的一切。要知道，他是怀着何种理由在回忆“自己的首次到来”呀！
我想，由特定情况唤起的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的偶然幻想已被大家广泛接受，这使他变得不安，所以他决定向我承认。
不，真正的科罗廖夫是不需要传说的。他的真实生活比任何传说更加光彩照人。
（原载[苏]《星火》杂志1987年第49期。志咏译，康春林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