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我曾经是，现在依然是共产党员
——尼古拉·克列斯京斯基案件
作者：H·波波夫
1938年3月2日开始了所谓“右派一托洛茨基反苏集团”案的审判。但还在此前几天，甚至来不及等待开庭，各报便竞相登载了揭露“托洛茨基一布哈林匪徒”罪行的文章，要求无情惩治这些被告。在当时这只能意味着一种结果：被列为罪犯的那些人的命运已被预先决定了……
法庭早庭审讯记录摘录：
“在宣读起诉书后，主席乌尔里希同志逐一询问每一个被告，是否承认对他提出的罪状。除被告克列斯京斯基以外，所有被告都完全承认自己所犯之罪行……”
他是谁，竟有如此勇气，不怕那曾经迫使一些最坚定的布尔什维克承认自己莫须有的罪名的暴力，唯一敢面对可伯的指控轻声地、但坚决地说道：“不是”？
履历表摘录：
姓、名、父名——克列斯克斯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1883年10月13日（新历25日）生于莫吉廖夫。
知识分子、职员。
受过高等教育。
革命前是律师，现在是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
19O3年在维尔诺入党，没有脱党。
1905年初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成员。
没有加入其他政党。
因参加革命活动在维尔诺1904年、19O5年（两次）、1906年（两次）被捕，在维捷布斯克19O5年被捕，在彼得堡1905年、1907年、1914年分别被捕，19O5年被当局从彼得堡放逐，1906年被从维捷布斯克放逐，在1914年从彼得堡放逐到乌拉尔。
没有在国外居住过。
在国内战争时期曾在莫斯科任中央书记和财政人民委员。
党对我最后的审查没有发现问题。
在十月革命后也没有遭受党和苏维埃法庭的审讯。
现任外交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
“您需要些什么？什么可以不仅改善您的健康，而且可以提高您为争取实现我们的理想而斗争的能力？”此格空着未填。
工作单位——外交人民委员部——克里姆林宫。
工作地址——克里姆林宫。
填表日期——1931年7月11日。
今年2月初在报上登载的一条消息吸引了不仅是历史学家，而且全体苏联人民的注意。消息题为《苏共中央政治局重新研究30—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迫害事件材料委员会公报。。
千百万苏联人民把这则消息看作改革的又一现实的事例，看作是在黑暗的、无人道的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被蹂躏、在停滞年代被隐瞒的真理的恢复。由于人为地隐瞒了一系列事件和人物，我们的同时代人很少甚至完全不了解众多著名的革命家。他们的事迹理应彪炳史册，他们的思想直至今天也没有失去其现实性。尼古拉·克列斯京斯基就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
在克列斯京斯基的生活里，如同各种职业革命家一样，是把个人和革命斗争事业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女儿按自己的方式讲的一件有意思的事件说明了这一点。
在1905年，当克列斯京斯基又一次被捕井被关在维连斯基监狱之时，党内同志给他派了一个以“未婚妻”身份联系的同志。这个年轻的、可爱的姑娘的任务是向这个被逮捕的人传达组织活动的消息，了解克列斯京斯基同志关于某些问题的意见。然而当克列斯京斯基出狱后，联系人真正成了他的未婚妻，不久他们就结婚了……
在尼·尼·克列斯京斯基生活里的独特的“篇章”是和《真理报》联系在一起的。从《真理报》1912年4月创刊直到1914年7月战争前夕被关闭，他一直在该报工作。在真理报工作之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同时又是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维克党团的法律顾问。在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开始之初，克列斯京斯基又被逮捕，几个月后被行政流放到乌拉尔……
沙皇暗探局文件摘录：
“致彼尔姆省省长亚·谢·涅茨韦塔耶夫：
密件
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阁下：克列斯京斯基、阿夫谢耶夫、波利亚科夫、格沃兹杰夫、博尔塔耶娃几个人在警察公开监视下住在叶卡捷琳堡城，由于他们参加了一些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或社会革命党，因此被禁止到某些地区去。
这些人利用其可以得到的一些权力，通常选择大城市或工人区居住……在自己新的居住地他们企图和工人及革命组织的成员建立联系，活跃这些组织的活动。所以对这些人必须特别留意并组织好对他们的监视。
M·洛津纳一洛津斯基
1915年11月9日”
尽管有暗探局“特别留意和有组织的监视”，克列斯京斯基从到乌拉尔的最初日子起就开展了积极的革命活动。
密探致彼尔姆宪兵署长官的报告摘录：
“……在社会民主党人召开的会议上，克列斯京斯基说，叶卡捷琳堡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缺乏足够的经费，建议他们尽快着手筹集组织活动需要的经费。而当有了足够的资金后，克列斯克斯基将采取一切措施，在叶卡捷琳堡城里建立乌拉尔委员会，并拥有自己的印刷厂，还提出要筹办胶板印刷以便刊印他手里的传单……”
尼·尼·克列斯京斯基在乌拉尔参加了1917年二月革命。二月革命后的局势给所有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对待战争和临时政府的态度，关于党的策略……。4月中旬，尼·尼·克列斯京斯基与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一起，在叶卡捷琳堡筹集和召开了首次（自由的）乌拉尔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在会上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护国派”分子的立场给予了充分的驳斥。他宣称：“我们将反对资产阶级政府，并且将从它手里夺取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和农民。”会议选举克列斯克斯基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州委员会主席。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克列斯克斯基被缺席选为党的中央委员。
党的老战士K·瑙莫夫回忆录摘录：
“在科科温斯基广场（现在那里是中心市场所在地）举行了士兵群众大会。快到晚上的时候，从各个工厂、部队源源不断而来的代表把会场延伸到歌剧院，那里是举行大型集会的传统地方。
尼·尼·克列斯京斯基主持了大会，他隆重地宣告了苏维埃政权成立和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了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为首的新政府——苏联人民委员会的消息。”
苏维埃政权在乌拉尔建立后，克列斯京斯基调至彼得格勒工作，担任财政人民委员部委员及人民银行副总委员。在他直接参与下开展了银行国有化的工作，建立起了苏维埃国家的财政和司法体制的基础。
1918年8月，尼·尼·克列斯京斯基被任命为财政人民委员。任此职位期间，从1919年11月起，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还担任了党的中央委员会贡任书记。正是克列斯京斯基在俄共（布）第九次和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党中央组织报告。
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发生了一件在我看来最足以表现克列斯京斯基个人特点的有意思的事情。一个发言者在自己讲话中称克列斯克斯基为党中央的总书记。克列斯京斯基注意到了此事，因此在自己的组织报告的结语中说道：并没有总书记这个职位，党中央那时一共三个书记（克列斯京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都具有同等的权力。作为一个正直的、纯洁如水晶般的人和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也不容许对个人过分“赞扬”，那怕是以一种并无恶意的形式来表达的这种“赞扬”。至于说到党中央总书记这个职务，在党的十大过后一年，就落到斯大林手里去了……
克列斯京斯基不仅是一个卓越的组织家，而且是一个理论家，尤其在研究合作社运动问题方面。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他作了关于党的合作化政策的报告。他尖锐地批评了当时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领导人宫僚主义的工作方式，反对生硬的把合作化运动从属于国家机关的做法。他认为，党对合作社的影响，不是通过命令或指示，而是通过在合作社的共产党员的工作来实现的。
很易发现，克列斯京斯基的主张与我们今天关于真正的合作化的观念，同我们目前在合作社运动正在进行的改革的方向何等一致。……然而在那个时候，多数代表并不支持克列斯京斯基。最初作为关于合作化决议草案的基础的乃是另一个发言者B·米留金的提纲，他是坚决要求把合作社运动生硬地从属于国家机关的。只是由于列宁的提议，代表大会最终在此问题上通过了由克列斯京斯基所提出的“少数人的决议”。
总之，列宁高度评价了尼·尼·克列斯京斯基的业务和道德素质。伊里奇非常了解克列斯京斯基一家人。在列宁重病期间，甚至当医生严厉限制他与最亲近的人接触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克列斯京斯基还同自己的小女儿娜塔莎到哥尔基去拜访列宁。克列斯京斯基的妻子以前曾是医生，并曾照看过负伤的领袖。
从1921年起，尼·尼·克列斯克斯基调往外交部门工作。他曾作为苏联驻德国的代表，在1922年直接参与了缔结拉巴洛条约。这项条约乃是苏联外交为建立年轻的苏维埃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平等关系所取得的最杰出成就。
从193o年起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
他的女儿，现在是俄罗斯联邦功勋医生娜·尼·克列斯京斯卡娅的讲述：
“父亲是一个‘旧学校’毕业的知识分子，这，大概在那些年的对外接触中不是没有影响的。他通晓法语、德语、拉丁语，记忆力非常强。顺便说一下，列宁也常常称赞父亲的这种能力，有时当他难于回答某个问题之时，便说‘去问问克列斯京斯基……’。
在父亲的一生中工作始终是占第一位的。那时候，在30年代，象父亲这一类人经常是工作到深夜，很少在三点以前返回家来。但尽管工作非常繁忙，他始终亲自来参加我们学校的家长会议。我经常告诉他我心中的秘密，甚至比告诉妈妈还多。
除了工作之外，父亲唯一的爱好便是书。他总是经常到各地买书，为此有时引起母亲的责备：因为当时作为外交副人民委员的工资也仅仅够糊口。家里没有任何积蓄。”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克列斯京斯基是否犯过错误？犯过。例如，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期间他是不赞同列宁的立场的；在党内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中，他开始也采取了错误的态度。但后来，在党的十大上，他投票支持了列宁的决议。尽管克列斯京斯基在某些问题上有过错误，有时也与自己的党内同志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纵观其一生的活动，他始终是站在列宁的路线上的。对于任何不带偏见的研究者来说，问题十分清楚：当党和国家面临完全新的、“第一次遇到的”、以前从未解决过的问题时，错误、动摇，都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如此，列宁从来不把党内持不同的、甚至错误观点的自己的同志视为有罪。
自斯大林获取政权后，党的这条原则改变了。作为一个有原则性的、具有民主思想的人，克列斯京斯基在与社会主义本性矛盾的虚假的气氛中，没有“站在”颂扬斯大林“天才”的行列中，也不可能适应处理党内同志之间关系的“新”作风。
在30年代中期，当斯大林已经攫取了无限的权力，任何试图反对他的意见无异于是自杀的行为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仍没有从自己的原则上后退。有这么一件事情可以说明克列斯京斯基的性格。在1935年，有一次他与家人一起到剧院看戏，已经被黜的布哈林也在那里。在布哈林的周围已经形成了一种疏远的气氛，他从前的很多朋友、熟人都不敢保持和他的关系，自然，克列斯克斯基也十分清楚地知道这一点。然而，在剧院休息厅里，他走到布哈林跟前，长久地与之交谈。事后他对妻子说道：“应当支持在困难时刻中的人……”
那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尚不知道，对他来说困难的日子已经来了。1937年春天，他被逮捕并作为“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成员交付法庭审判。可能，斯大林没有忘记那些事情，即克列斯京斯基的意见与他这个“一切时代与所有民族中的天才”的立场对立的场合。这类事情从前不止一次发生过。例如，当年在关于对待临时政府态度的争论之中，克列斯京斯基曾宣称：“在实际行动上斯大林与沃伊京斯基的立场并无二致”。顺便提及一下，沃伊京斯基是孟什维克右派。
娜。尼·克列斯京斯卡妮的讲述：
“父亲被捕前二个月，他到我这儿来，说道，斯大林叫他去，建议他担任司法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其理由是，鉴于克列斯京斯基过去的‘错误’，已不适宜代表国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我觉得，父亲当时是平静的，工作仍一如既往。
1937年5月20日这一天终于来了。夜已很深了。当时我们住在克里姆林宫内，母亲没有在家，她是儿童医院的主治医生，很晚才回来。门铃声惊醒了我，走进来八个穿制服的人，开始动手搜查。我很想睡觉，一直希望这些人快一点离开。然而我并不清楚的是，他们将不会单独离开。
父亲并没有表露出任何激动的情绪。母亲很快下班回家来了，刚一踏进门坎，她就什么都明白了，惊恐地叫了起来……此时所有的人都走到门口，父亲穿上大衣，戴上帽子，一如过去准备上班时一样平静。但走到我跟前，亲吻我，郑重地说道：‘好好学习，孩子。我没有任何罪……’
在我父亲被捕后几天，我的母亲——她从1903年起就投身于革命运动，也被从党内清除了。我们所有的东西从克里姆林宫的住宅搬到了另外一个区的一间小屋子里。而在1938年2月，母亲也被逮捕了。被判八年劳改营。到1939年6月。命运又轮到我的头上。在监狱呆了半年，审讯35次，后被流放。
有这样一个名称‘叛属’——祖国叛徒的家属。我和妈妈多年来一直带着这个恶名。”
在可耻的审讯中，克列斯京斯基的回答常常毁坏了审判者事先精心设计好的“脚本”。由于找不到证据（证据本来就是没有的），审判委员会不得不几次休庭。……还记得“除被告克列斯克斯基以外”这句话吗？干巴巴的一句话——登在报上的只有这句话。可事实是怎样的呢！
法庭审讯报告摘录：
“乌尔里希主席：被告克列斯京斯基，根据向您提起的公诉，您是否承认自己的罪行？
克列斯京斯基：我不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从来也不是‘右派托洛茨基集团’成员，甚至不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对某些人强加于我的那些罪行，我甚至没有犯过其中的任何一项罪。我尤其不承认自己是德国间谍。
主席：我再重复一下问题：您是否承认自己的罪行？
克列斯京斯基：在被捕之前，我曾是联共（布）的党员，现在仍然是党员。”
在3月2日法庭审讯第一天的情况就是这样。然而在第二天晚上，克列斯京斯基宣称：“我请求法庭记录下我的声明，我完全承认对我指控的一切罪行……”（摘自1938年3月4日《真理报》）在这句话之后，有维辛斯基满意的一句插话：“我暂时没有问题向被告克列斯京斯基提出了。”……
从3月2日早庭到第二天晚庭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呢？原告用何种手段取得了这个变化，为什么“执拗”的被告不得不接受这样真正致人死命的痛苦？使这类执拗人“恢复正常”的手段现在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请看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列福尔托夫监狱前卫生所负责人罗森布吕姆1956年的供词：
“克列斯京斯基被审问后送到我们卫生所来。他被打得十分惨重，整个背全部是伤，甚至无法在上面找到一块好庆……”
很难设想，这些暴虐者是怎样卖力地从克列斯克斯基那里拷打出（真正地是！）对他来说如此痛苦的虚假的承认的。
然而历史记载下来的却是在前一天他所说的另一句令人自豪的话：我曾经是，现在依然是共产党员。正是这句话可以成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克列斯京斯基悲惨地中断了的光辉一生的一种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