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1946年的令人窒息的夏天
——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定是怎样通过的
作者：A·叶热列夫
我们许多人还在学生时代就已经记住了那个严峻的文件——1946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个杂志的决定。
全国闻名的最伟大的作家米哈依尔·左琴科被指责为“以恶毒的流氓方式”描绘现实，被指责为“宣扬腐朽的无思想性、庸俗性和不问政治的倾向，妄图以此把我国青年引入歧途，并毒害他们的意识”。这份文件也谈到了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诗作问题，认为它“危害了教育我国青年的事业”，因而这“在苏维埃文学中是一些不可容忍的诗作”。这似乎不是评论，而是一份判决书了。
1946年的决定竟然违背了1925年联共（布）中央通过的《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其中十分明确地谈到，“党应该竭尽全力清除那种自以为是和非内行式地以行政方式干预文学事业的企图”，它现在反而正式认可了方法论上与之对立的立场。专横武断便成了文化政策上有决定意义的特点——③
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个杂志的这一毁灭性的决定，开始掀起了战后新的“揭露和迫害的浪潮”。随之而来的是，对付文学的这种“措施”，也施用于电影（例如影片《大生活》和《伊万雷帝》第二集）、音乐（歌剧《伟大的友谊》）和戏剧（《关于剧院演出剧目》的决定）方面。这是尚未从法西斯围城封锁中恢复元气的列宁格勒命运中的悲剧。
今天我们要重新审查许多历史评价。1987年秋季，《共产党人》杂志第15期上发表了编辑部文章《社会主义文化的使命》，在谈到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个杂志的决定时说道，“就整个思想结构和认识文学现象来说，它完全背离了对文化所应实行的列宁主义的领导原则”。
从读者的来信可以知道，使许多人感兴趣的是，斯大林有没有直接参与制定关于列宁格勒两个刊物的“毁灭性”的决定所依据的原则。在联共（布）中央组织局讨论这些杂志的工作时，有层·谢·吉洪诺夫和亚·安·普罗科菲耶夫参加会议，这是真的吗？他们说了些什么？安·亚·日丹诺夫说了些什么？再者，在战后的年代，他在制造猜疑和意识形态上的褊狭气氛方面一般地起过什么作用？大家知道，自从谢·米·基洛夫被暗杀以后，即自1934年底以后，日丹诺夫领导了列宁格勒党组织，而自1944年夏起他担任主管意识形态问题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也正是此时列宁格勒的文学家们首先遭受有组织的中伤和迫害。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
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发动反对创造性的知识分子们的大规模运动的人就是斯大林。1946年的事件反映了他所特有的那种片面的、平板的和专横的对世界的认识；这种认识也投射到了他对文学的认识上。他认为，人的精神世界可以用行政办法来管理。今天我们发行的这些书籍，要是在以前的年代被求知心强的读者所接触，那些读者就会失掉自由。
可是，专断思想病灶的根除是很困难的。行政上对创作生活的干预、荒谬的查禁工作、对生活真相的害怕心理，以及对书刊和艺术的批判都未绝迹。有时，《忏悔》被删改得面目全非。有时又“说服”总导演拒绝上演沙特罗夫的新剧本。有时又把“一味抹黑的”纪录片束之高阁。每一件这类事情都是1946年事件中公开表现出来的那种僵死的专断精神的再现。
是谁在中央委员会首先提出文学问题的呢？1946年8月15日，即在通过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决定后之次日，专程来到涅瓦河畔这座城市作“说明”的日丹诺夫，在该市党的积极分子会上报告说：“这个问题经斯大林同志倡议已在中央委员会做过讨论：他亲自过问了这两个杂志的工作……并建议讨论该两个杂志领导上的缺点，而且他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过指示；这些指示成为这个决定的基础”（速记记录保存在列宁格勒党史研究所[即苏共中央所属马列主义研究院分院]党史档案馆里）。
这就表明，这个问题可能是在会上集体讨论过的……
好吧，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是有人会说的。
列宁格勒的作家和记者N·A·列沃涅夫斯基出席了这次会议，而且还做了会议的笔记。他在从莫斯科返回以后又让其他参加过中央委员会会议的作家们读过笔记，并做过核对。他当过报纸的采访记者，所以会速记，他也不会不理解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
列沃涅夫斯基笔记的原稿不久以前交出，保存在俄国文学艺术研究所（普希金旧居）手稿部。笔记的全文打算刊登在《星》杂志的夏季某一期上。
下面便是列沃涅夫斯基的话。
——在这里我度过了城市被围的整个时期——我在列宁格勒战线上战斗，在师级的《斯大林旗帜报》工作，甚至还要给《列宁格勒》杂志的主编鲍里斯·利哈列夫当副手——我没复员，而且被“借调”。直到1946年春天我才脱掉军装。8月初，就是那次难忘的莫斯科之行。
我们有六个人同行，即曾经多年任《星》杂志主编的B·萨扬诺夫，还有亚·普罗科菲耶夫、B·利哈列夫、N·卡皮察、H·尼基京和我。去干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在省委会发给出差证的时候只是说，将要讨论列宁格勒的一些杂志的问题。
在中央委员会，我们被领去见日丹诺夫。日丹诺夫那里有一位姓亚历山德罗夫的同志，据我所知，他是宣传鼓动部门的主管人。但在那里，我们也不知道有关即将举行的讨论的任何具体情况。我们只是回答了有关两个杂志的一些作者的某些问题。
我们聚精会神地听到亚历山德罗夫说了这样几句话：“请不要出‘莫斯科’旅馆到任何地方去。不要打电话。不要邀请莫斯科的任何作家。不要同他们任何人接触。”
茫茫然地打发了两个漫长的日子。8月9日电话铃响了：“请于19时30分到通行处去”。
于是我们来到了中央组织局的会议大厅。喘气急走的、快活的阿廖沙·苏尔科夫来了，他向列宁格勒的人们问好，送给每人一本《星火》丛书中的书，封面上有米哈依尔·左琴科的忧郁的肖像。
“读读吧，小伙子们！前线战士们是很尊重笑声的……”
铃声响了起来，我们被请进大厅，里面像棋盘般地摆着小桌子。
在前面，桌子的后边坐着主席团：斯大林、日丹诺夫和亚历山德罗夫。其他领导同志也在大厅内各就其位。
日丹诺夫宣布开会。
日丹诺夫：——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列宁格勒的《列宁格勒》和《星。两个杂志刊登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例如列昂尼德·鲍里索夫的小说《从黑尔丘来的魔法师》。这完全是表现了作家脱离时代的远离现实的想入非非之作……另一位作家克内赫特则描绘了一个圣像收藏家……作家雅格德费尔德发表在《星》上的剧本在思想上只有平庸的中学生的水平……
《星》杂志上的诗歌创作散布着颓废思想和悲观情绪……这就是阿赫玛托娃所写的东西——全都是对过去怀抱的忧伤的思念……
左琴科描述猴子在排队的人们肩上、头上跳跃的那篇东西是最有害的作品。这个猴子对人们及其不高明的制度感到苦闷。这篇东西谈的是食品店里食品的分配问题，谈的是民警问题。社会被描写得很不像样子。“我像教育人那样去训练它”（该男孩子在故事中是这样说的。——A·叶热列夫注）。由此可见，这猴子成了人的榜样。
斯大林：——那末，作者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属于哪一类野兽？
日丹诺夫（接着说）：——《列宁格勒》杂志刊登了不健康的东西。诗人塞尔文斯基描写被烧毁的塞瓦斯托波尔一片死寂……只有一个女人……
斯大林：——材料还不够吧……
日丹诺夫：——错误的原因出在哪里？像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这些作家犯错误的原因是什么？我国有一批作家受到敌视我们的文学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除此之外，主编也丧失了警惕。
应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必需改进《星》杂志的编辑工作。由于缺少办两个杂志的必要的力量，《列宁格勒》应该停办。
请你们发表意见。
首先说话的是B·萨扬诺夫。他谈到了战后第一年的困难，然后悔恨地说；“我认为，我个人的错误是发表了左琴科的小说。”斯大林这时插话说：“这是最空洞无聊的东西。它无论对思想或者对心都没有提供任何东西，这篇小说使人恶心。粗俗的把戏。”
《列宁格勒》杂志的主编B·利哈列夫也引证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困难，虽然他也同意：“对我们的批评是正确的，甚至是十分温和的。”
接着是列宁格勒作家协会主席亚·普罗科菲耶夫讲话。据列沃涅夫斯基看来，他适时地引用了几首可笑的歌谣之后。使会场气氛稍微缓和了下来。斯大林向他提了几个关于《星》杂志的编辑工作中的问题，问他在一个城里办两个杂志是否适宜。普罗科菲耶夫让他相信，列宁格勒人有能力“办好两个杂志”。斯大林突然打断了他的话。
斯大林：——那末，阿赫玛托娃是怎么一回事？除了年老以外，她还有什么？
普罗科菲耶夫：——她已经老了，不好对她进行改造……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拒绝了阿赫玛托娃的诗作以后，《旗帜》杂志还刊登了她的作品的原因。
斯大林：——我们得收拾收拾他们一下。
在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部主任N·M·什罗科夫发言时，日丹诺夫指责他说，列宁格勒人“自己在战争年代把左琴科痛打了一顿，现在忽然又把他弄进了《星》杂志的编辑部”。所谓“痛打了一顿”是指《布尔什维克》杂志（1944年第2期）上有四位列宁格勒作者的一篇文章讨论了左琴科的中篇小说《日出之前》。在组织局的会议上，甚至弗·维什涅夫斯基在发言时也散布过这个“调子”。
维什涅夫斯基：——我们列宁格勒人向左琴科开了第一枪，因为他总是拖出陈腐肮脏的洗脚布来。他描写一些残废人、醉汉、民警，等等。
斯大林：——他是个宣扬无思想性的人……
亚历山德罗夫；——是个吹毛求疵的家伙……
斯大林：——作家们认为他们可以不问政治……把人写得华而不实，仅此而已。而这就是坏之所以为坏之处，是毒害青少年思想意识的念头……我为什么不喜欢左琴科这种人呢？因为他们所写的是比引起呕吐的药粉更坏的东西。我们能够容忍这些身居领导职位而在刊物上发表这种东西的人吗？……我们的刊物不是私人企业……它无权迎合那些不想承认我们制度的人们的趣味。谁不想进行自我改造，比如主琴科，就让他见鬼去吧。不是要我们改变自己的口味，不是要我们让自己的思想感情去适应主琴科和阿赫玛托娃。难道阿赫玛托娃可以教育人吗？难道左琴科这个傻瓜、粗鄙的小说家、下流的作家也能教育人吗？
日丹诺夫：——我们来讨论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在联共（布）中央组织局的会议上曾经讨论过电影《大生活》和《伊万雷帝》（第二集）所犯的“思想方面的错误……”
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已被作家协会开除。停发工资后也停止刊载他们的文章。左琴科试着在一个皮鞋合作社谋生活。报刊广播上开始的中伤行为已发展成为持久的运动；这一运动涉及许多文学家，不只是日丹诺夫在发言中所提到的那几个人。
现在我们报刊的言论认为，战后的“揭露”和迫害就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措施，旨在维护和加强斯大林所建立的专断政治体制。是该结束斯大林在战争的困难时期被迫进行的、对付知识分子的“自由散漫”的做法了。当然，在这方面，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也不可能不遭受打击。列宁格勒著名的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N·艾文托夫回忆说：阿赫玛托娃几乎已经有20年没发表过东西，她被宣布为“垂死世界”的情绪的代言人，但在战争年代忽然写出了优美的爱国主义诗篇，她风前写的抒情诗也马上一版再版。不但如此，而且1916年在莫斯科举办过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诗歌晚会，根据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说法，会上她过去发表的诗歌取得了“令人目眩神移的、示威性的辉煌胜利”。可是要知道，这是一个完全不受约束的作家的胜利！左琴科决非国教奉行者——须知他是一位讽刺作家，他不是溜须拍马的人，而是一位鞭笞着！就在这时，他成了最受欢迎的作家。报章杂志争先恐后刊载他的作品，广播和舞台上纷纷演出他的节目，剧院抢着上演他的剧本。这位讽刺作家不可能被人抛弃！值得注意的事实——但任何人当时也没看出来——是在《布尔什维克》（1944年第2期）上登载的反对左琴科的文章在语调上无所顾忌，在实质上又极不公平，像日丹诺夫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所说，这次批评是列宁格勒市的党的组织示意发动的，但日丹诺夫本人当时却是市委和省委书记……
另外，不论是左琴科还是阿赫玛托娃，他们都是列宁格勒的一小部分人，而列宁格勒却是这样的城市：它体现出文化修养，以它的极度美丽、以它的革命性、以它在祖国文化和科学中的独特作用，并且以它的工业发展而受到人民的热爱——总而言之，不管你愿意或不愿意，这个城市就其在我们这个大国生活中的意义来说是全国各省中的佼佼者，它作为我国的精神中心足以与首都莫斯科并驾齐驱，它没有能得到斯大林的钟爱，是因为斯大林的不可分割的权力只需要严格的国家集权制。列宁格勒的人在被围城期间表现出来的震惊世界的勇毅大大地提高了列宁城市的威望。
但是，在斯大林看来，阿赫玛托娃、左琴科和列宁格勒好像是在一条线上，固执地一直往前闭。把别人挤倒，踩在自己的脚下。难怪两年后，一个卑鄙的匿名者被利用来发动“列宁格勒案件”，在发动的过程中，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大专家、学者和文化工作者都被镇压。这不仅是惨杀掉一些干部，并把一些其他地方上的干部调来担任了党和苏维埃机关里所有重要的职位。这样一来，“危险的”列宁格勒精神便被一把火烧得一干二净了。
显然，事情是从知识界开始的。是从作家和记者开始的。似乎只是从批评开始的。
在斯大林的倡议下，对于在战后和被围城时期曾丧失数百万人生命的列宁格勒所做的事情，正像许多人士所指出的那样，使这个城市的精神习俗受到摧残，至今还能感觉得到这种损失。可想而知，这种损失当然不只是列宁格勒的损失。
请不要忘记战后的悲剧是怎样开始的。
（原载苏联《消息g报》1988年5月20日。张书生译）
注释
韦尼阿明·卡书林
没有人（或者几乎没有人）会记得左琴科在20年代的声誉在文坛鹊起的情况。早在1929年，“科学”出版社便出版了献给他的论文集，其中的撰稿者有最著名的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现在，当许多新书在描写他的时候，当把他和他的主人翁们之间的等号最后被抹神的时候，当在晴朗的天空下使左琴科返回第一流苏联作家的小圈子里的真相大白的时候，就不需要借助于历史的和理论的分析来重新证明事情的真相了。但是，对于1946年迫害他并把他置于死地的情况则不应该忘记，不应该持暧昧态度，不应该缄口不言。不要忘记那些凌辱、痛骂、变节和贫困之中的强迫沉默的年代。
左琴科拥有大量的读者，他的语言和表达早已进入人们说话的语言。在所唱的赞歌中也有一些不自觉的不理解。对付这种情况只要记住一点，即不要感到幽默。不过，为了不感受左琴科式的幽默感，得完全做聋子。
在怀疑态度和否定态度中也加入了不理解的成份。不管你是不是愿意，左琴科都用他每一行的作品来嘲弄在文学中越来越屡见不鲜的肉麻的吹捧。他发出奇怪的嘲笑是在这样的时候，那时广播里几乎每隔二三分钟就能听到斯大林的名字；那时甚至在作家协会任何一个部门的日常开会的通知书里都要提到天才的斯大林的名字。
1957年，在《莫斯科文学》丛刊第2集中刊载了雅申的短篇小说《杠杆》。
在作家协会的大会上马上批倒了这篇小说，后来又查禁了这本丛刊本身，其实这本丛刊的出版是同我国文学中新的、带来希望的时期联系着的。我现在只是要说，这本使雅申增辉的小说只是因为它抓住并且巧妙地描述了我们国家一个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即产生两面性格的恐惧心理才被批倒的。这性格的一面是属于个人的、自然的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它的另一面是行政的、官场的，能瞬间把纯洁、诚恳而善良的人变成国家机器的“杠杆”。
这种人格分裂早在20年代就已被左琴科预言到了。不仅如此，他在他的优秀小说中塑造了一种“新”人，对这种“新”人来说，双重性格又是积极进取的生活方式。
左琴科是第一个感觉到了一种可怕力量的人。这种力量同智力水平的低下肩并肩地存在，也同多次对无保护的艺术的进攻肩并肩地存在着。这种力量就是无限繁衍的小市民习气。只有小市民习气才能长命不衰，因为它随时赞同双重人格，随时赞同变成“杠杆”，对“杠杆”来说，道义恰恰变成了累赘。
也是左琴科本人察觉到的，并没有任何人嘲笑过自305代初期以来即已占统洽地位的小市民习气。
因此，这位知名度很高的作家马上陷入了孤独境地。甚至他认为是他的最亲近的朋友们也都远离了他。他的生活开始了新的悲惨的时期，要求他空前地集中全部精神和体力来加以对付。
迄今为止，大家对1946年8月14日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这两个杂志的决定所引起的情况并不甚了了。对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和“谢拉皮翁兄弟文学会”发动突然袭击的原因，只能加以猜测——至少对其中直接的、个人的原因应该是这样的。这些私人方面的原因并未公之于众，甚至从未向全国人民公开过。我认为经过了这42年之后，这件事现在可以点破了。虽然不能尽量使人相信，但是可以相信的。它的一般原因是这样的；在紧接着损失了千百万人生命的战争和胜利以后，社会上出现了有某些不确定的希望的时期。这就是人们希望得到“放松一下”的机会，得到应有的信任，得到期待已久的人道主义的待遇，得到历尽沧桑之变以后的自然的温柔情调。但就是这些希望也遭到坚决的打击；可是在俄罗斯文学中无论何时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反映了人民的心灵。然而在这心灵上却被坚决地捅进了有毒的一刀。
那些被故意安排着享有自由的作家则是要他们在未来的岁月中做打手，——这些人也证明了我们的上述看法。
早在左琴科的第一批书籍中，作者与主人翁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只有分不清音乐和街上嘈音的人才不会注意他的。但须知，本来就有意不让人注意他的！没有疑问，事实上也这样做了。1944年《布尔什维克》的文章发表以后，小说《日出之前》的刊登便中断了。那时，他们称他为“收破烂的人”，他“在人生的秽水池边游荡，收集最坏的东西”；他们说他“顺从阴暗的心态，牵强附会解释一些畸形人物的出场”；说他“宣传对人的藐视态度，但对引人极端厌恶的吵嘴打架却是津津乐道”。
但是，《日出之前》这本书的写作是出于想参加伟大的卫国战争的愿望。由于健康的原因（他已多年如此），左琴科已完全免除兵役，他和别人一样不能做战地记者，虽然他是到过前线的。后来，当他被空前规模的诽谤所诋毁的时候，他被宣称为胆小鬼，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逃到了阿拉木图。这是谎言。1941年9月，他和肖斯塔科维奇一起飞离了列宁格勒，随行的有一位够精明的市委领导，以便能够照料国家的这两位伟大的公民。左琴科是我生平所遇到的最勇敢的人中的一个。
他痛恨法西斯主义，首先是因为它鄙视个性，鄙视个人品性的独特性，鄙视人类几千年来创造的特殊性。
我们同他在列宁格勒就已谈到过这个问题，时间是在他两次短暂的上前线之后。或许那时正是酝酿已久的《日出之前》这本书正在完稿的时候。它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发表于1943年的《十月》杂志上，是由一些短篇小说所组成；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乍看像是日常生活的万花筒式的全景，实际上只是变态心理生活的全景。《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刊出的书评使该书下一部分的出书变成了不可能的事。下面试引用一节该书评的话：“是什么东西激发了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事件的同时代人，即这位作家的创作的想像力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左琴科给读者叙述了62件肮脏不堪的事件，即从1912年到1926年间使他备受‘激励’的事件。全部故事浸透了作者对人民的车视心情。据左琴科说，几乎所写的人都是些醉汉、小偷和浪荡子。这就是向读者脸上吐脏痰。左琴科怎么会写这种只有我们祖国的敌人才需要的胡言乱语呢？”
可是，他写出第一木书是为了第二本书。左琴科试图在书中说明法西斯主义的心理素质，那时这62篇以个人生活为典型的小说就变成是必需的，都有它们自己的位置。
在他于1943年11月25日给斯大林的信中，他试图说明事实的真相。不言而喻，左琴科没有收到回信。
叶夫根尼·扎米亚京给斯大林写信，说他不能“在牢狱中”工作。米哈依尔·布尔加科夫绝不后侮，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他从1926年起就再未出书，但他保存下来了他的作品《大师和玛格丽特》。被阿赫玛托娃深深埋在地下的诗篇便是她自我肯定的基础，而且她取得了胜利。伊萨克·巴贝尔沉默了，不想撒谎。他们都处在看管之中，彼此不相往来，但他们相互之间还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尽管《日出之前》这本书受到了尖锐的批判，左琴科在1946年以前一直是受人尊敬的老一辈作家之一。但是，在1946年8月出现了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个杂志的决定，社会上和文学界便形成了另一种气候。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当然不是一篇文章而已，它使毫无根据的指控获得了法律的形式。根据官方的决定，左琴科是一名流氓、诽谤者、社会渣滓和鄙俗小人——我们今天在这种文件中读到这类骂街的语言当然要大吃一惊……
恐惧和庸俗便是这一社会现象的两个方面，它第一次反证了左琴科的毫不留情的、犀利的武器，而且他用这一武器来反对这种社会现象。这种武器即称之为嘲讽，它历来忠实地服务于人民。但是，当这位无畏的作家所嘲笑的对象懂得了（确切些说不是懂得了，而是感觉到了，因为尚不能懂得）这一点的时候，他们以全部国家的狠毒向他展开猛烈的抨击。
但是，如果说1946年对左琴科的“措词”所考虑的是一些泼妇骂街的话，那末，在攻击阿赫玛托娃时却未加任何说明，只是把她叫做“发疯的太太”、“半女皇一半荡妇”，而她在世界诗坛上占有很高地位的作品却被一言以蔽之地说成是“破烂”。可是，这位“半女是一半荡妇”的一生却是自己人民的忠实的女儿，她曾在战争年代写下了不朽的诗篇，它们足以使她永远和人民相亲相近，所以她的这些称谓必然要被人们所忘记。联共（布）中央的决定是1946年8月通过的，但在5月份这位“半女皇一半荡妇”却已出版了诗作《致胜利者》，以此来歌颂列宁格勒保卫者的丰功伟绩。
哪一个俄罗斯人，哪一个苏维埃人不在1942年被下面的天才的诗句所惊叹，所感动啊！
这些诗句写道：
不要害怕横死在流弹之下，
不要忧伤无家可归，——
但我们保住了你——俄罗斯话语，
伟大的俄罗斯的语言！
这话说得多么好啊！她亲手写的每一行诗句不仅饱含着忧患、屈辱、勇敢、恐惧的情绪，而且都是在歌唱，反复地歌唱同祖国相联系的俄罗斯，通过对祖国的热爱来看人，所以它们是同俄罗斯文学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为。日丹诺夫整个报告对于文学的理解远未达到契柯夫的电报员雅基水平！这个报告充满了愚钝，对知识分子百般做作的仇——当然这是够清楚的，即他已“提出了问题”、“下达了令”，而且都是既定方针。
当然，我们今天痛苦地和觉得可笑地读着日丹诺夫的告。它折磨死了数以百计的人。由于它对恐怖和停滞来说有自我重复和踏步不前的特点，它不仅未被取消，而且有意识地被坚持了几十年。
它之所以在今天读起来可笑，是因为在电报员雅基和文学之间这场势力悬殊的搏斗中，受尽折磨的、但毕竟以宁静的光线散发着骄傲和尊严的文学终于取得了胜利。阿赫玛托娃最终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在国内也被得到承认和得到热爱。左琴科胜利了，在“用死亡消灭死亡”后终于获得我国文学最前列的一个位置。为了赢得这个胜利，他应该经受多少牺牲和痛苦啊！我们没有权利对这些牺牲和痛苦表示沉默。
如果我们是珍惜名誉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忘记过去。对我们这些创造了世界上最光辉的文学的人来说，不很体面的是假装没有发生过这些耻辱。为什么？没有什么比回答这个问题更容易的了：为了在注视子孙的眼睛时不感到羞耻。
（原载苏联《消息报》，1988年5月20日。张书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