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加里宁主席的妻子
作者：列夫·拉兹贡
【原编者按】作家列夫·拉兹贡今天所讲的一切 都是真实的。真实一词的通用词意是：“实实在在地 存在的东西实际上发生过。”这篇故事的作者是儿童 文学作家和批评家。这篇故事节录自他尚未发表的作品。并非想象》，这部作品写的是他在监狱和集中营17年（1938—1955年）里的所见所闻。斯大林的恐怖和镇压政策牵涉到苏联整个社会、一切社会阶层——从最高层到最低层，从克里姆林宫到最偏远的原始森林中的乡村。《加里宁主席的妻子》中的悲惨故事讲的正是这样的事件之一。
星期六，夏日的黄昏早已降临，我该上路了。每逢短暂的“周末”我都到沃扎叶利去。对从第一劳改营到科梅丹茨克劳改营的30公里徒步行走已经习以为常。一昼夜以后——又以同样的方式回来。冬天，我这段路程可以走得很快。冬天的道路被踩得象柏油路一样坚实，空气令人神爽，所以这几乎是马拉松一样的路程我走起来倒也轻松，甚至没有什么疲劳感。一到夏天，路面经过卡车轮子的千碾万轧变成细小的流沙，走起路来就吃力多啦。所以我就利用各种机会搭乘顺路的汽车。
在值班岗楼前停着一辆对旅行者颇具诱惑力的汽车。这是一部仿制美国“吉普”样式的“小山羊牌”轻型越野汽车。坐上这玩艺儿只消一个半小时就能到达沃扎叶利。几小时前这辆车载来了一位大医官：我们医务室主任带来了一位上校——古拉格医务所副所长。我干嘛不试一试和他们一起走呢？反正我好象还有点自由，因此也还是他们的同志！……
首长们从岗楼里出来走到自己的汽车边，我走到劳改营医务室主任跟前对他说：
“少校同志！如果您的车子里有空位置的话，请带我到沃扎叶利去吧。”
医务室少校总的说来待人还不错，甚至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医务行政首长。我指望的正是这点，结果没有失望。高个子上校戴着绿色肩章，上边有蛇形的医务标记。他对我彬彬有礼。我与他在车子后排并排坐下，我们的“小山羊”就沿着沙丘奔驰起来。少校和上校继续着在上车前显然已经开始了的谈话。少校大学毕业后在劳改营工作，上校则不同，他到我们这个地方还不久。他毕业于军事医学院，一直在部队服役。当然，我从这两位上级军宫的对话中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上校会出现在古拉格。
上校说得多。他谈到自己在前线的工作，谈到同许多人的有趣的会见。他感到特别幸运的是所遇到的他的一个部下：当他在某军医处当领导时，处里的主治外科医生是加里宁的女婿。这不仅给这个军的军医处带来明显的好处，而且使和我这次同行的同伴有可能结识米哈尔·伊万诺维奇本人。他曾同加里宁的女婿一起出差到莫斯科，在莫斯科被邀请到加里宁的别墅，在那里他和著名的我国国家元首不拘礼节地吃饭聊天。
上校谈到加里宁的魅力、谦逊精神、原则性和在国内享有极大尊敬时，激动得声音颤抖。然后又去夸赞加里宁的女婿，遗憾地说，现在他们分开生活了，并对少校讲，他过去的这位部下目前在某地当军队的外科医生。
……这时我真是被鬼迷住了心窍！……我对上校说，加里宁的女婿现在是某条战线的主治外科医生，就在另一个城市……上校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向我，异常和蔼地问道：
——请原谅，可是，您是怎么知道的？
可以这样说，我的人格对这种态度不能忍受。于是我非常平静地回答：
——这是他的妻子莉季娅·米哈伊洛芙娜对我说的。
上校沉默了好一阵子，反复惦量着从一个过去历史清楚的人那里听到的这个意外的信息。他终于忍不住了：
——请再一次原谅我……可是莉季娅·米哈伊洛芙娜什么时候对您说的？……
……我几乎无处可退了。
——两星期以前。
这次上校沉默的时间更长。从他的脸上看得出，他正在进行思考。显然，这种思考没有什么结果，因为他受不了这些问题的折磨，找不出合乎逻辑的回答，于是他再一次问我：
——看在上帝的面上，原谅我纠缠不休……可是莉季娅·米哈伊洛芙娜在哪儿对您说的？
……天啊！我为什么掺和进来？！而且我们的少校也在场！鬼才知道，这场愚蠢的谈话以后会惹出什么事端？可我现在该怎么办？……
——她在沃扎叶利对我说的。
这一回上校反映迅捷：
——不，我几乎什么也不懂！莉季娅·米哈伊洛芙娜在在这儿能干什么，在沃扎叶利？莉季娅·米哈伊洛芙娜又为什么要到沃扎叶利来？
……我象死人一样地保持沉默。我能回答什么？也许，这位上校不该知道这里人所众知的事情？……
——少校，您能否回答我这个问题？莉季娅·米哈伊洛芙娜·加里宁娜在沃扎叶利干什么？
少校完全平静地回答：
——她是来探监的。
——什么，来探监的？！她来看谁？您是说来探监？
——看自己的母亲。她母亲关在我们这里的科梅丹茨克劳改营。
我在非常丰富的生活阅历中还很少看见过上校做出的这种休克性的反应。他双手抓头，说些含混不清的话，把头埋入两膝之间。然后象癫疯病突然发作，身子左右摇摆，嘴里吐出一连串不联贯的象一股湍急的河流似的歇斯底里的话：
——天啊！天啊！……不，不，这不可理解！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加里宁的妻子！全国元首的妻子！不管她做了什么，犯了什么罪，要把加里宁的妻子关进监狱，关进普通的监狱、普通的劳改营啊！！！上帝啊！多么耻辱！多么不幸！！这发生在什么时候？这又是为什么？能这样吗？！那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又干什么了？！不，我不相信！这不可能！……
上校抬起头，几乎在车子里站起来。
——少校！我要认识她！您应当把我介绍给她……
我对自己卷入这场谈话在生自己的气。无论是上校歇斯底里发作的缘由，还是歇斯底里本身都没有使我特别发笑。但是古拉格医务所副所长白痴般的话却差点儿没把我逗笑了。我一下子想象到，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怎样坐在自己的小屋里，——怎样在科梅丹茨克劳改营的浴室里，以她独有的精细在为刚刚洗过的灰色囚衣用一块小玻璃片去清除虱卵，而在这时，上校走进来恭敬地向她做自我介绍……
要是替上校辩解，应该说，他的强烈的反应一般说来是自然的，有人情味的。国家首脑、极其令人尊敬的党的著名活动家的妻子在一所平常的劳改营里过着一般的囚徒生活，对此，就连那些对一切都能适应的人也难以安之若素…·即使是比这位不久前才开始在劳改营工作的军医要更有知识的人，对这个消息也会感到震惊的。
类似的情况甚至也发生在莉卡的身上。正是从她那里我才知道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在我们的劳改营里。
有一天，莉卡到我这儿第一劳改营作客，她说她和一个老年的女囚犯很要好。这位老妇人是从另一个劳改营转来的，她的覆历表上写着：她只能在看管下干活。但是科梅丹茨克劳改营的医生把她分到弱体力劳动一级，因而她得以在浴室中工作，清除内衣上的虱卵并发给洗澡的人。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住在被服间，多年的繁重劳动以后她终于有喘息的机会了。莉卡在办事处工作下班后每天都去她那里：给她捎点儿不是犯人吃的食物，和这位聪明的招人喜爱的老太太坐一会儿，说说话儿。她不是俄罗斯人，是波罗的海沿岸什么地方的人，但她很早就俄罗斯化了，不象是个女工，虽然她有一次曾说，她很久以前在工厂里作过工……对了，她的姓也完全是俄罗斯的。
——她姓什么？
——加里宁娜。
——她是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的妻子呀。
……莉卡没有象上校那样歇斯底里发作，可也绝对不相信我的话是真的……首先，不可能！其次，凭她俩的关系，她不可能瞒着她。这样就不可能不知道这事！……
但我敢肯定不会错。虽然我并不认识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但她和我岳父母关系很好。1937年夏天我们家没人再来了，无数朋友和熟人远离开我们，电话铃声不响了，这时候，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是为数不多的继续探问我妻子奥克萨娜健康的人之一。她从克里姆林宫药房给我妻子弄来了普通凡人极不易搞到的药品。1937年底，这个援助的来源断了：我们听到，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被捕了。
说实在的，无论是军医上校，还是莉卡，无论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因为政治局委员的妻子关在监狱里而感到极度的困惑不解。归根结底，如果连政治局委员本人也可以随便地被逮捕和枪杀，那么他们的妻子为什么就会得到豁免呢？……
我们已经知道，不管斯大林怎样迷恋先进技术，但他总也摆脱不了旧的恶习：他的战友当中，很多人定该有亲人被捕。看来，最接近斯大林的那些人中，没有一个人的亲人（或近或远的亲人）是没有被捕过的。卡冈诺维奇的两个弟弟，一个被枪杀，一个被迫自杀；什维尔尼克的独生女儿的丈夫斯塔赫·加涅茨基被捕后被枪决；伏罗希洛夫的亲家（儿子的岳父母）被捕，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达维多芙娜也差点被捕；众所周知，莫洛托夫的妻子（她本人就是领导人）也被逮捕……这个名单还可以写下去……因此加里宁妻子的被捕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且，加里宁早就不再受到尊重了。当我还自由的时候，他的最老最亲近的朋友、还在普梯洛夫工厂工作时的同志——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绍特曼就被捕了。绍特曼一家和我很接近，我和他的儿子是朋友。我从他那里了解到一些详情，不过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绍特曼不仅是加里宁的朋友、老布尔什维克、著名的“奥布霍夫厂自卫战”的领导人和接近列宁的人……他还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因此在形式上他有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无论如何他的被捕应当取得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形式上的同意……
事实上却是：一天夜里一些人来到绍特曼家，头一件事是问：“有武器和列宁的文件吗？”就象过去常向老布尔什维克问的那样，然后就把老人抓走了。绍特曼的妻子苦熬到天亮后，立即给加里宁挂了一个电话。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对自己的老朋友打来电话甚为高兴，在电话里快乐地说：
“喂，你终于来电话了。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无论是你，还是舒罗契卡都没打电话来，这多不好呀，叫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喂，舒拉契卡的神经根炎好些了吗？孩子们怎么样……”
绍特曼的妻子打断了老朋友快乐平静的话语，说：
——米沙！难道你真的不知道今天夜里舒拉给抓走了吗？……
这样的电话加里宁不知要接到多少？
莉卡不听我的任何解释。于是我建议她下次见到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时，向她转达我的问候，并以我的名义问她：知不知道绍特曼和他妻子的情况……第二天我接到从科梅丹茨克来的电话，电话里传来莉卡由于激动而变得嘶哑的声音：
——你是对的！一切都跟你说的一样！……
后来，莉卡向我讲述了她和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见面时的戏剧性场面……她来到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浴室，结结巴巴地转达了我的那些话……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尽管具有爱沙尼亚人的耐性，但脸色还是变得惨白……莉卡于是失声痛哭起来，问她：
——这难道是真的吗？难道你？……
……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一下子搂住莉卡的脖子。两个人抱头大哭，就象世界上所有女人常做的那样。即使她们具有我们主席的妻子那样的耐性和经验，她们也会这样的。
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被“带走”的情节很平淡，没有什么戏剧性的场面。有人从她定制衣服的服装店给她往克里姆林宫打了一个电话，叫她去试衣服。服装店里已经有人在等她了……
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具有爱沙尼亚人的沉默寡言的特性，一位老革命家和职业革命家妻子的地下工作经验。她不愿意谈接到服装店打来的电话之后发生的一切。但我们知道，她被关押时的情况很糟。她的履历表几乎就是半部刑法典，其中包括最可怕的第58－8条——搞恐怖活动。她的履历表被打上一个叉，这意味着，她永远要受看管，只能在看押下进行重体力劳动。在被关押的十年中，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大部分时间干的都是女劳改营中可、能有的最重的体力劳动。可是她是一位很健壮的妇女，从孩提时起就习惯了劳动，所以这一切都经受住了。只是当她从一个战时解散的劳改营转到这里来以后，才得以干上一份“黑”活。
在战争最后一年，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生活开始出现好的变化。显然，这是加里宁为其妻不停地请求的结果。这一点也是加里宁不同于斯大林的其他“最亲密战友”的地方。莫洛托夫从不提及自己的妻子，而他的女儿在人党的时候，当问及父母的情况的时候，她回答说，她的父亲是莫洛托夫，没有母亲……总之，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女儿尤娅和莉季娅经常去探望她。她们到来时，在居住区给她们拨出了一间房子，配置了漂亮的家俱，甚至还有地毯，她们毕竟是加里宁的女儿呀！被监禁的主席妻子也被允许在自己女儿的房间不受看管地过三天生活……
莉达第一次来的时候，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通过莉卡邀我去“做客”。这样我就和莉达认识了。我坐着，喝着从莫斯科带来的优质葡萄酒（它的味道我早已忘了），吃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多种美食，听着刚从莫斯科来的人讲见闻。
当听说，加里宁曾不断请求斯大林宽容他的生活伴侣，请求释放她，哪伯给他机会在临终前见上她一面……听到这些，甚至对于我来说，也感到有点可怕。有一天，苏联已经在战场上胜利挺进的时候，被老头子的眼泪弄得不耐烦的斯大林发了善心，答应说：好吧，算了吧，战争一结束就放了老太婆……加里宁一家比起其他苏联人带着更大的，也许是忐忑不安的焦躁心情盼着战争结束。就在这时，在一次这样的会见中，我知道了加里宁的女婿在什么地方，而正是这个消息引起了古拉格医务所副所长心理上的危象。
三天的会见之后，被监禁的加里宁娜又被送回了劳改营。她又得重新拿起自己的劳动工具，用小玻璃片清除虱子卵。
当未来的为伟大人物歌功颂德的小说家，要描写斯大林在战争结束时的感情时，请他不要忘记在斯大林的善行中写上一笔：他没有忘记这样一件小事，即他给予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的许诺。
差不多在战争结束后的正好一个月的时候，发来了释放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电报。可是电文中没有说明，是根据什么释放她的，劳改营行政当局可以发给她一张给一般释放犯的等外身份证：不仅剥夺她回莫斯科的权利，而且还不能在其他170座城市居留……在匆忙向莫斯科询问之后，劳改营的头头笑容满面，殷勤地建议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暂时住在他家里……但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这些天宁愿住在莉卡那儿。几天以后，头头们坐着一辆汽车来到莉卡栖身的破烂茅舍，他们把过去受自己管制的犯人的手提箱搬上车。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在莉卡的陪伴下启程去火车站。
1945年秋天，我去莫斯科休假时，去过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那里几次。去她那里使我很为难，其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因为她住在自己的女儿那里，而她女儿的房子正是我妻子奥克萨娜渡过自己短暂一生的绝大部分时光的地方，我也曾在那里住过……莉季娅·加里宁娜正好住在我们过去住过的住宅的低层。每当穿过这所院子，过去的老习惯已成自然，往往要抬眼观看我们房间的窗户，而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对我的造访很高兴。她不愿意到克里姆林宫她丈夫那儿去，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也明白，她不需要这样做。显然，他自己在此时也已抛弃了某种幻想。当莉卡到莫斯科休假时，和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来往很多，经常一起去剧院。当莉卡回到沃扎叶里后，不断收到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一封封亲切的信件。
不难理解，为什么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不愿意住在克里姆林宫。因为她怕什么时候会偶然遇到斯大林（虽然这种机会极少）。但她终究没有能避免这种机会。
当加里宁有机会看见自己的妻子时，他已经重病在身了。一年以后，在1946年夏天，他就病故了。当时我们还在乌斯季维姆拉格。我们怀着异样的心情在广播中听到和在报纸上看到，整段关于党、人民和斯大林如何爱戴这位死者的报道。在报上读到英国女王给一年前还在劳改营清除虱子卵的人发来的表示同情的电文时，心里更不是滋味……而在报刊上看到给加里宁送葬的照片时，已经使人完全感到可怕了。在灵柩后边走的是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而走在她旁边的是斯大林及其一班人马……
……这就是说，他们还是相见了，这种难以置信的、叫人无法忍受的闹剧场面终于没有避免，这种场面甚至连莎士比亚在自己的记事作品中也是意想不出来的……不管询问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关于她在这次会面中的心情有多么不通人情，我还是要问一问，只要有机会能再见到她。可是我和莉卡自由的时间很短，而当50年代我们回到莫斯科时，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已不在人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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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儿童文学》出版社历史编辑部我遇见了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加里宁娜。她要为孩子们出一本关于自己父亲的书。和她互致问候以后，我问她：
——咱们从前见过面，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
——是的，是的，我说看着您怎么面熟呢。咱们是在疗养院见面的。不记得是在“巴尔维赫”还是在“索斯纳赫”了？
——不，那不是疗养院，那个地方叫“沃扎叶里”……
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的眼里流露出悲伤和惊骇的目光，在沃扎叶里我就曾见到过这种目光。
（原载苏联《星火》周刊1988年第13期。沙增明译，陈启能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