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苦果
——生物学界的悲剧
作者：瓦列里·索伊费尔
下面发表的瓦·索伊费尔的文章纪实性地叙述了我国生物学经历的一段悲惨时期。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1948年八月会议和随后召开的生理学家会议，接着是1952年的医生案件，构成了我国历史上悲惨的一页。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况，几格拉宁在小说《野牛》、B·杜金采夫在小说《白衣》中作了部分描述。然而，那个时期的生活本身要比读者从最直言不讳的文学作品中读到的要复杂得多，悲惨得多。这些事件给后来的几代科学家造成了影响，并且延迟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很多年。作为事件的后果，一些人在谈到敏感问题时谨小慎微，语言暧昧；而另一些人则相反——咄咄逼人，不愿理解对方。听不得不同意见，权力欲无限膨胀。鉴于“伽利略一乌尔班”和“莫扎特一萨利里”现象屡见不鲜，因而有必要建立切实的保障，以使科学研究上的一言堂、镇压和在肉体上消灭持不同意见者的事情不致发生。每个科学家有犯错误的权利，但是把辩论的权利变成权力的辩论，利用地位、暴力手段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这对科学来说是灾难。这些事件的影响至今依然可见，并且只要不搞清这种恶劣社会现象的心理根源，不建立可靠的法律机制以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那么这些事件的影响还会继续下去。正因为如此，就必须对过去的事情作有凭有据的分析。只有发挥集体智慧，才能使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正常化，并且确立一条界限以使这样的人间悲剧不再重演。为了未来，这一切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列宁奖金和国家奖金获得者F·P·伊万尼茨基“人民院士”
1948年，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李森科正是50岁。他有理由对已经走过的人生道路感到由衷的满足。他不是在暮年将至，而是在年富力强之时，成为全苏最著名的学者。早在1934年和1935年，他已分别是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科学院和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院士。1939年，他和斯大林、维辛斯基一起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至此，他已是集三个科学院院士头衔于一身的闻名人物。1938年，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前两任院长A·N·穆拉洛夫和F·K·迈斯特相继被逮捕并遭枪决。在这之后，特罗菲姆·李森科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这所由尼·伊·瓦维洛夫创建并担任最初领导工作（1935年以前）的科学院的院长。瓦维洛夫同样未能免遇厄运。在遭受李森科本人和与他气味相投的一伙人长期围攻、打击之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这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于1940年8月6日被逮捕，1943年1月因心力交瘁死于萨拉托夫的狱中。瓦维洛夫被逮捕后，李森科立即追不及待地伸手抓由瓦维洛夫创建的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的领导权。新任所长非但对遗传学一窍不通，而且对这门学科耿耿于怀。在他的领导下，这个曾名扬苏联国内外的研究所所遵循的瓦维洛夫精神被破坏殆尽，遗传学研究所仅徒具虚名而已。当年曾和瓦维洛夫共事的科研人员仍留在这个研究所的仅有三人。瓦维洛夫曾任所长的另一个研究所——列宁格勒全苏植物栽培学研究所也因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签署的一纸命令而遭受同样厄运。
无论是李森科的朋友还是他的批评者都知道，触犯这位被报界称之为“人民院士”的人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因为他是受到斯大林本人的赞赏和支持的。确实，那些只是出于无意而“得罪”了伟大领袖所宠爱的人的人们，十有八九不是进了劳改营，就是蹲了监狱。
李森科最初博得斯大林的当众赞扬是在1935年的2月。当时，农业生产突击手们在克里姆林宫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李森科这时早已是苏联新闻界倍加推崇的人物。还在1929年，他就宣布说，将育芽期的麦种进行低温处理可以提高作物产量（这种方法被称为春化处理法）。李森科的这个设想还未经任何验证，而从报纸媒介到乌克兰以至莫斯科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官员们却随声响应并推广起来。1930年，当时苏联生物学和农业科学的带头人尼·伊·瓦维洛夫院士出于对李森科扶持新生集体农庄的能力、智慧和愿望的深信不疑，开始对他的设想给予积极的支持。春化处理法尚未给国家增产一公斤粮食，而李森科已于1931年被授与红旗劳动勋章。不过正当“春化处理法”被过分宣扬，李森科本人也自吹自擂之时，另外一些科学家——N·H·康斯坦丁诺夫、N·H·利西岑和他们所领导的遍布全国的农业试验站对35个品种进行了系统的、缜密的春化处理法作用的试验。试验结果表明，这个方法对农民和国家来说有百害而无一益。这一验证结果于1935年底发表，不过这时已经没有人能听得进去了。
李森科当然不会对此无动于衷，也没有沉湎于“成功”的赞扬声中。他不断想方设法以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每年他都要提出一些诸如可以获得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等等的新的引人注目却又华而不实的设想。他象马戏团里的魔术师一样，施展手法对这些设想添枝加叶，到处作大胆的却又是随心所欲的许诺。人们还未来得及验证他的前一个设想，一个新的设想又提出来了。
但是，无论李森科如何绞尽脑汁设法解释自己的设想，他提出来的那些办法越来越陷入与最基本的科学知识，特别是关于遗传的新学科——遗传学知识的矛盾之中。觉察到这一点，李森科开始更加不遗余力地攻击遗传学家。他的论据未必站得住脚，但却是致命的。因为李森科对遗传学家的责难不是说他们前提错误或者论据不足，而是责难他们搞资产阶级的一套和颓废没落。他指责这些科学家对“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制度的科学”（李森科的用语）来说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这门“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制度的科学”似乎是他本人和他的门徒在苏联建立的。瓦维洛夫曾好几次试图以长辈身份委婉地劝导这个自己曾经扶植、提携过的人回到真理的路上来。但是只要一谈及此事，李森科对自己这位恩师的态度马上就变得明显的不悦起来。
踌躇满志的“创新学者”——李森科早在登上克里姆林宫的讲台当着斯大林的面发表讲话之前，与广大科学家的分歧已经发展到遗传学研究的各个主要领域。李森科对此是心中有数的。因此，他决定当着斯大林的面讲两个主要问题：宣扬自己的成绩，斥责科学研究上的对手。
于是，第一次从一位科学院院士的嘴里说出有人在科学研究上搞破坏的话，第一次有人把科学上不同观点的争鸣上纲为政治问题。李森科的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是讲给大厅里与会的农民弟兄听的，而不是讲给斯大林和在主席台上就坐的其他领导人听的。不过，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心里十分清楚，他的这些话会在谁的心里引起难以形容的喜悦。在揣摸别人心理与内心活动方面，这位“人民院士”堪称行家里手。
李森科说道：
“同志们，富农破坏分于对农业集体化的危害你们是很清楚的。然而，这样的破坏分子不仅仅在集体农庄里才有，在科学领域他们同样存在，并且其危害性和极端凶恶的本性一点也不亚于富农破坏分子。我们在确立春化处理法的斗争中和就这个问题与那些所谓‘科学家’的争论中就常常遇到使人感到十分愤慨的事情，在实践中我们也频频受到打击。同志们，难道在推广春化处理法这个战线上就不存在阶级斗争吗？
……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不但不帮助集体农庄庄员们，反而去做危害他们的事情。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非学术界，也无论是否是科学家，阶级敌人终归是敌人。”
稍过一会儿，他的话题又回到科学家的观点具有敌对性质的问题上。他指责这些科学家只会白吃人民的饭。这位新任科学院院士宣称：“我们集体农庄的庄员们（这样的庄员在我国是相当多的）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要比某些教授的贡献大得多”。
李森科的讲话越来越博得斯大林的欢心，以至最后他兴奋地从座位上一下子站了起来，带头鼓掌并大声赞道：
——讲得好！李森科同志，讲得太好了！
第二天，中央各报都将李森科这篇讲话删节至斯大林高声赞许处予以发表。不过李森科还继续讲了下面一段话，对于这段话的涵意恐怕连李森科本人也未必明了，但是它不可能不给那位最为显赫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带来欣喜之情。
请看这段话：
“同志们，在苏联，人不是生出来的，生出来的只是人的躯体，人是造就成的——拖拉机手、司机、机械师、科学院院士、科学家等等。而我不是天生的，我是那些被造就出来的人之中的一个。我不是生而成为的人，而是被造就成为人的。
同志们，没有什么比置身于这种环境中更幸福的了。被敌人杀害的基洛夫同志曾说过，非常渴望生活在这个时代。我要说，能在我们这个时代作一名科学家，我感到无比荣幸。”
1935年底，李森科再次当着斯大林的面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反反复复强调一个主题——遗传学家的危害性问题。这一次，他关于某些科学家事事与他作对，专门干扰他工作的不实之词终于发生了效力。当时斯大林的心腹、新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H·A·雅科夫列夫（此人于1938年被枪毙）从主席台上问道：
——你指的是哪些人，为什么不点名字？
李森科当即一口气说出了一连串人名。其中第一个人正是对他的帮助比任何人都大，宣传他，并且给他作了极好的鉴定和推荐（缺乏必要根据的），甚至于在这次会议上还在赞扬他的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院士。
这次会议结束的次日，《真理报》报道了李森科被授予国家最高荣誉勋章的消息（李森科曾八次获得列宁勋章、三次获得斯大林奖金并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李森科的父母亲得悉这一消息之后，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寄给斯大林。这封信也发表在《真理报》上。信中有一段话谈到：现在集体农庄的日子过得不错，生活也是无忧无虑的。这段话给斯大林留下了难以忘却的深刻印象。他将这段话稍加改动，变成了自己的话。于是，这段话在全国不胜而走，传播开来，成为斯大林当政时期几乎家喻户晓的口号。
李森科在战后的困难处境
还在伟大卫国战争刚开始时，发生了一件直至战后仍困扰着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李森科的事情。当德军逼近哈尔科夫时，他的一个在某冶金科研所工作的亲弟弟投靠了法西斯分子。（关于此人的劣迹，早在战前人们就有所耳闻。他曾对那些他所忌恨的人施用简单的却是有效的办法来惩治——写告密信。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些人从此失踪了）人们对大名鼎鼎的李森科的这位亲弟弟都敬而远之。战争期间，哈尔科夫这个城市曾几次易手。每次德国人都带着李森科的弟弟一起撤走，当他们卷土重来时，又将他官复原职。战争结束后，他潜逃至西方。
可以想见，弟弟的所作所为使身为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的李森科处于何等微妙的境地。尽管没有撤掉他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科学院研究所所长、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副主席等职务，但是上面对他的冷淡态度是不难体验到的。
可以说明这种态度的一件事，是战后不久即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安·罗·热布拉克院士的一篇文章。热布拉克不是一般的研究人员，他1918年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国内战争，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不仅是季米里亚泽大农学院的毕业生，而且上过红色教授学院。为了在遗传学方面进一步深造，他于193D年至1931年3司被派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进修（从师于染色体遗传理论的奠基人托马斯。摩尔根）。此后，他主持过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遗传学和育种学教研室的工作。与此同时，他在不脱离教学活动的情况下，参加党中央机关的工作。1940年，在他自己的家乡——白俄罗斯当选为白俄罗斯科学院院士。1945年，他成为这个科学院的院长。这一年。热布拉克接受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尼。阿。沃兹涅先斯基交给的任务，为美国。科学。周刊撰写一篇文章。这篇题为《苏联生物学》的文章经苏联情报局局长、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A·C·谢尔巴科夫审阅并批准后发往美国。
这篇文章专门分析评述了苏联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其中相当有分寸地，但还是非常坦率地针对李森科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意见。这次发表的不同意见由于事实上是由党的高层领导授意因而具有非同一般的份量。
安·罗·热布拉克的文章所预示的还不仅是党的高层领导人对李森科的警惕与不信任的态度。1946年，苏联科学院开始筹建新的遗传学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将开展现代遗传学万面的研究。新任苏联科学院院长，尼·伊·瓦维洛夫的亲兄弟——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自1945年7月17日上任后不久，即开始积极促成组建这个研究所。热布拉克和被其吸引而参加筹备工作的尼·彼·杜比宁担负起编制未来研究所规划的事宜。科学院生物科学学部委员会对建立细胞学与遗传学研究所的设想和该所的远景研究规划均表示同意。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就此事向苏联政府呈交了申请（了解最高领导层内部相互关系的不成文惯例的人都知道，这实际上是表明此事已获基本同意，以至可以呈请审批了），科学院人事局甚至已经拨出工资额以备将来研究所录用人员。
另一个对李森科不利的迹象是1946年度的斯大林奖金没有授予李森科安插的人，而授予了两位众所周知与李森科关系对立的科学家：B·C·涅姆钦诺夫院士因所着《农业统计学》一书获奖；B·N·埃德尔施泰因因所写的教科书《蔬菜生》获奖。类似的迹象还表现在1946年当选的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不是李森科的支持者，而是尼·彼·杜比宁。虽然李森科依然继续身居高位（例如，他照例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副主席），但报刊上对李森科观点的赞扬在这时已大大减弱。
1947年2月，召开了讨论国家农业生产形势的党中央全会。从全会上的发言和全会公报中均不难看出，李森科的许多建议和许诺都受到了冷遇。多年来，李森科宣传的新品种培育、杂交玉米既无必要而且有害、将乌克兰的所有秋播小麦变为春播小麦而把西伯利亚的春播小麦改为秋播小麦是有益的等，一直在农业中推广。这次则不同，在中央全会决议里多处列入了与李森科的主张相反的内客。
所有这些零散的情况构成了一幅清晰的图画，即报多大和政府领导人对李森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对他活动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李森科本人对这点最清楚。因此，中央全会后，他在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一次党的会议上讲话时，一方面继续自我吹捧，说明他的“春化处理法”、“土豆夏季栽种法”等建议是完全有效益的，另一方面，尽管是口头上，也承认了近亲杂交法（近交方法）是有益的。而在此之前，只要听到谁说到这种方法，他就会大发雷霆。
原来是达尔文错了
1945年11月5日，各地育种站的工作人员被召至莫斯科听李森科作题为《自然选择与物种内部竞争》的报告。李森科报告的主要精神，是要说明达尔文原来是错的，他错在不正确地理解了进化的推动力量，而这一错误只是由于有了他——李森科才得以被发现。用李森科的话来说，进化论的创始人不加批评地接受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过剩的论点。因此，他（指达尔文）做了关于自然界存在物种内部竞争的不正确结论。他说道：“物种和它们的变种永远不会过剩，恰恰相反，作为规律，它们常常是不足的。因此，物种内部的竞争是不存在的。”由这个论断，李森科得出了又一“科学发现”，表明他已从应用科学的研究转而深人到理论研究领域，并且与前人相比达到了全新的高水平——发现了植物具有互助、甚至是自我牺牲的特性。
这一“理论”受到了生物学家们针锋相对的批评。李森科的“逻辑”一开始使人们都莫名其妙，继而感到愤怒。原来，李森科关于达尔文主义核心论点有错误的结论竟是以在数字上捣鬼，歪曲事实为基础的。自然，对李森科的嘲讽、抨击接踵而来。不过，李森科非常清楚他该如何反应。他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所下的功夫井不在科学论证上，然而却是十分有效的。从1946牛11月5日起，《社会主义农业报》开始连载达尔文事业的继承人（李森科自封）的题为《自然淘汰与物种内部竞争》的文章。
在这同时，关于生物学家（此时已不仅是遗传学家，而是生物学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准备对他的观点进行反驳的传闻从各地不时地传到李森科那里。单凭这些传闻，还看不出其中包含什么具体的东西。但是，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他当然明白，在此时此刻开展又一次理论争辩是多么不合时宜，而来自领导层的不满和科学界里生物学家们的对立情绪加在一起对他又是多么大的威胁。在头脑简单的人听来只不过是不明晰的街谈巷议的那些传闻，对于李森科来说则是预示风暴将至的再明确不过的信号，因而他绝不能对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必须采取对策，迅速扭转局面。否则，将面临灭顶之灾。当然，他很明白，斗争是不能从科学论证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的。专家学者们已经在寻找并且找到了他在科学立论上的错误。那么，必须对这些科学家在思想意识方面的错误发起攻击，给他们背上思想错误的罪名。这远比自己“区区事实上有所出入”的问题严重得多。很明显，在完成建立米丘林生物学的巨大任务过程中出现一些失误是在所难免的。李森科认为，他的对策必须适应现今让会气候的需要。
时局也在变化。斯大林信守自己提出的关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理论，开始运用各种方式加强思想上的压制。
1946年，联共〈布〉中央书记安·亚·日丹诺夫作了矛头指向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报告中的第一个报告。报告指责《星》和《列宁格勒》两个杂志存在什么立场不稳的问题。接着又对作曲家、电影工作者、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甚至于那些为古罗马奴隶起义作了不准确的注释的学者大加责难。
这以后不久，又掀起了一场运动——挖出那些崇拜西方、主张世界主义、对社会主义口是心非的人。义愤填膺地宣布说这些人每时每刻部妄图出卖祖国，对这些人来说，得到西方同行的认可比自己的人格和良心还重要，说他们忘了，轮船、火车、电话、无线电、飞机这一切都是最先在俄国出现的。一些爱说俏皮话的人讥讽地说：“恐怕连大象的故乡也在俄国呢。”这一次运动非同小可，法院又是指控搞破坏、向西方出卖工业情报、搞间谍活动，又是判刑，搞得人心慌慌。
李森科决定利用这一国家政治形势中出现的变化。要紧的是选准第一个靶子，要打击最主要的敌手，最好是拿高层领导人赏识又愿意听其意见的某人开刀。
审判热布拉克
安·罗·热布拉克成为第一个打击对象。其口实是他那篇于1945年在美国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别人或许不记得这篇文章，但李森科是绝对不会忘记的。这篇文章用来指控热布拉克背叛祖国是再合适不过了。1947年3月6日，《列宁格勒真理报》上发表了李森科的亲密挚友N·N·普列津特的一篇题为《生物学界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文章。文章开头几句话是这样的：
“党中央最近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决定，赋予了党的积极分子和苏联知识界重要的任务。他们责无旁贷，应该去清除任何对国内外各种思潮趋之若鹜的思想残余，勇于揭露颓废堕落的资产阶级文化。”
接着，普列津特无所顾忌地发表了对遗传学的看法：
“日趋腐朽的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至帝国主义阶段时，在生物科学领域里产生了一个毫无意义而又先天不足的低能儿——形而上学的，反历史的，又是徒具形式的遗传学说。”
普列津特在引用斯大林《论列宁主义问题》一文中一段同样怒气冲冲的话后，继续漫骂遗传学家。不过已经不是骂西方的，而是骂苏联的。他宣布，在美国有一份《科学》周刊如何如何恶劣，是法西斯性质的杂志，还谈到了一个在“哈佛大学四下活动的亲法西斯黑势力分子”（普列津特语）卡尔·萨克斯。接着，他话锋一转，宣称在苏联有那么一位与此人如出一辙的人——安·罗。热布拉克教授。普列津特在文中写道：“对卡尔·萨克斯不值得大惊小怪……令人感兴趣的倒是生活在苏维埃国家的一位教授与这位萨克斯先生一唱一和。不知这位教授对国外的东西还要卑躬屈膝至何种程度。需要指出，有上述行为的正是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的教授安·罗·热布拉克。他在国外杂志上就萨克斯一次讲话而发表的文章完全赞同了这个亲法西斯分子对以李森科院士为首的、我们苏联生物学先进学派——米丘林学派的理论成就的评价。”
这第一次攻击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人们并没有特别注意这篇文章。于是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幕后策划，准备给热布拉克以更沉重的打击。六个月之后，他们终于得逞了。1947年9月2日，《真理报》刊登了一篇鲜为人所知的经济学副博士（此文中署为教授）N·H、拉普捷夫的毁灭性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又一次指控热布拉克的卖国与背叛行为。拉普捷夫的原话如下：“安·罗·热布拉克与国外的反动学者沆瀣一气……贬低并辱骂我们苏联先进的生物科学和它在当代的杰出代表李森科院士……。由于热布拉克丧失了爱国情感和科学家的人格，为资产阶级的偏见所迷惑，卑鄙地拜倒在资产阶级科学的脚下，因此，他已经站到敌人营垒那一边去了。”
这篇文章的最后几句话，使人联想起1937年时的风气：“所有阻碍这个任务（指在最短时间内超过国外科研水平）的人，所有以他们的卖国行为危害先进的苏联科学的人，都将受到舆论的审判。”
文章发表在。真理报。上，此事非同小可。由于热布拉克在担任白俄罗斯科学院的工作的同时，仍在莫斯科主持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一个教研室的工作，因此，这件事由高教部负责处理。当时任高教部长的是与李森科过往甚密的人——卡夫塔诺夫。他批示在“道德法庭”（类似于今天的同志审判会）上审理热布拉克的问题。一个月后，“道德法庭”在综合技术博物馆开庭，出席旁听者为数甚众。开庭之前，审判长、当时任联共〈布〉中央书记的米·安·苏斯洛夫作了指示。在法庭上发言的是当时对李森科还很信服的、年轻科学博士尼·瓦·图尔宾。热布拉克的辩护人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尼·彼·杜比宁。
然而，这次公开审判并不成功。面对公众，法庭根本拿不出什么足以说明问题的证据。而热布拉克却镇定自如地进行了自我辩护。法庭最后宣布，由于安·罗·热布拉克在国外的杂志上发表“非爱国主义”言论，给予他通报谴责处分。至于他发表否定李森科的言论，并认为他（指李森科）甚至算不上遗传学家而只是个农学家的问题，法庭认为不属于犯罪行为。
尽管如此，《真理报》上的文章加上“道德法庭”审判，其影响对热布拉克来说是相当严重的。这同时还表明，李森科并未声名扫地，而且在其身后有强硬的后台。同年10月，热布拉克这位全国闻名的遗传学家被撤掉了白俄罗斯科学院院长职务。国家安全部的人员也突然光临他在明斯克的家。不过，他们未能找到安东·罗曼诺维奇·热布拉克。他没有圆明斯克，而是躲在莫斯科他的朋友们那里。在莫斯科他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小日丹诺夫报告的风波
关于达尔文主义实质的公开论战的结果对李森科来说并不乐观。争论文章在《文学报》上登了好几版。N·H·施马尔家森院士、N·A·萨比宁、A·H·福尔莫佐夫、C·N·尤金采夫几位教授发表文章对李森科的新论点表示异议。而李森科的支持者（A、A·阿瓦基扬、N·A·多尔古申、H·F、别列尼基、N·E·格卢先科、B·H·斯托列托夫和尼·瓦·图尔宾）和以马·鲍·米丁为首的哲学家则对他们大加声讨。与此同时，报纸上还辟专栏发表军人、家庭主妇、建筑工人、大学生等各界读者的来信。尽管李森科分子们得到了哲学家和读者的支持，可总的来看，他们还是在这场论战中败北了。李森科的观点在战后第一次受到公开的当众抨击。N·N·施马尔豪森院士和他在莫斯科大学的同行们不是随意任人摆布的角色。谁如果要摆布他们，是不会博得什么好感的。形势不同了，什么是宗派主义、派别思想，全国人民都十分清楚。很多人（不只是生物学家）都了解李森科所搞的派别活动，同时也深知进化论者施马尔奈森、植物生理学家萨比宁、或是动物学家和生物地理学家福尔莫佐夫并未结成任何形式的派别。此外，这几位科学家都是在本学科领域内在全国享有巨大声望的学术权威。因此，想用空洞而又笼统的对对方的指责充作科学上的原则性论战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越来越多的事实说明，李森科的那些一直被大张旗鼓地宣传的从春化处理法和品种内部杂交到橡胶草窝种法以至借助母鸡消灭田间害虫等大多数意见是有害的。
1947年，两位生物学家——B·N，埃夫罗伊姆松和A·A·柳比谢夫向党中央递交了各自关于李森科学派危害性的论文草稿（每篇均超过一百页打字纸）。他们充满激情而又内行地进行表述，又辅之以大量的数字和对比材料（特别是埃夫罗伊姆松的文章），毫无疑问，会使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能清楚地认识到李森科那一套的危害性。
党中央对这两位生物学家的文章表示了初步的热情。当时，在党中央机构中，党的中央书记安·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里·日丹诺夫擢升至领导岗位。尤·日丹诺夫1941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他对许多问题都有兴趣，包括哲学，并且特别重要的是遗传学。还是在大学学习期间，尤·日丹诺夫就结识了一些遗传学家，亲手做过一些不很复杂的遗传学科目的实验并且确信孟德尔定律和受到李森科的拥护者口头上“反驳”的那些唯物主义结论的完全正确。
1947年，尤里·安得烈耶维奇·日丹诺夫出任联共（布）中央科学处处长。他终于有可能对苏联科学事业的发展施加自己的影响了。但与此同时，他也因此而负有这方面的特殊的责任。他开始会见苏联生物学界持不同观点的两个学派的代表并同他们座谈。由于他不困于自己起初对遗传学和遗传学家的见解，而是采取了比较超脱的态度。因而他很快就弄清了问题的实质所在。所以，尤·日丹诺夫决定开展与李森科的公开论战，也就不足为怪了。
1948年4月10日，来自全苏各州党委、边疆区党委的宣讲员们汇集莫斯科参加定期举行的讲习班。举办讲习班是一项重要活动，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需要贯彻的各项方针政策、主张和各种条例规定都可以通过宣讲员迅速传达给群众，而且由宣讲员亲自用生动的口头语言传达所产生的效果是广播、电影（当时还没有电视）根本无法比拟的，所以那时对于宣讲工作格外重视。因此可见，定期于莫斯科举办的这种讲习班，其作用是何等重要。
无须向听众介绍报告人——新任党中央科学处处长。讲习班上的宣讲员们都熟知，他是当时的思想家日丹诺夫的儿子，于是带着特别的敬意聆听他的报告。小日丹诺夫所讲的正是生物学的状况和李森科的错误。他的报告以相当长的篇幅谈到李森科垄断了生物学的研究，谈到了多年来李森科只是做一些在农业上能取得卓著成效之类的许诺，而这些许诺根本无法实现，与此同时，又压制可以为农业带来切实效益的生物学界其他重要学派的研究工作。
在此之前，小日丹诺夫对自己报告的内容未进行保密，因而，还在讲习班开学之前，有关这篇报告的消息已经传到“人民院士”耳中。得悉这个消息之后，李森科决定亲耳听听这位党中央科学处处长要讲些什么，不过不能象众人一样前往会场去听，要想个别的办法。于是，他来到他的朋友、全苏政治和科学知识普及协会代理副主席马·鲍·米丁的办公室。米丁的办公室通有有线广播线路，因而不必在会场抛头露面就可以听到综合技术博物馆讲演大厅内的发言。
采取这种隐密作法的本身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在这之前，李森科从未采取过任何回避办法，并且总是毫不拘束地上场应战。看来，这次的形势对他十分不利，以至无论是李森科本人，还是他的挚朋好友都既未能通过幕后活动取消这次报告，或者再退一步讲，也未能在尤·日丹诺夫报告过程中予以阻止。可以想象，李森科——这个全国闻名，老幼皆知的特有的形象如果突然出现在会场上会给会场听众和报告人以多么强烈的印象。
不过，这样的情况并未发生。李森科坐在与会场只一条很窄的走廊之隔的那间办公室里，仔细听着十多年来第一次一位党的领导人谈到他李森科犯了决定性的错误。这样的场面似乎有点可悲。此刻，50岁的农业科学院院长、全苏最闻名的科学家不得不孤单一人关在紧闭的门内细听在他有生之年就要将他赶下台的小日丹诺夫的讲话。从他那瘦削和略显驼背的样子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某种受到屈辱的情绪。他没有勇气从别人的办公桌后站起来，走上十来步，进人会场，哪怕是稍微说点儿什么以表示反对，也没有勇气在报告之后随即与这位有影响的批评者针锋相对地交锋。他们互相没有照面，分别离开了会场。这场避而不见的捉迷藏游戏，其主导人物不是尤·日丹诺夫，而是在尤·日丹诺夫整个报告期间，始终独自一人躲在报告大厅比邻的一间办公室内的托罗菲姆·李森科。
李森科致斯大林的信
这场报告后，李森科走出了颇具风险的一步。他又一次证明自己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一个出色的心理学家。他写信给斯大林和老日丹诺夫，指望能挽救自己摇摇欲坠的地位。为此，他表示不惜以“退位”——自愿辞去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为代价。
李森科此举的惊人之处在于象他这样级别的高级官员没有一个会自愿采取如此拿国己前程作赌注的冒险步骤。因为谁都清楚地知道，在斯大林外表的平和冷静的背后是暴怒的性格。此外，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离开谁也照样行”。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出上述那样的冒险举动，无异于是毁了自己。交给你工作，委你以职务，你就在那儿好好干。至于什么时候撤掉你或者晋升你，那不是你该考虑的事——对这条不容置疑的规矩李森科当然再清楚不过了。尽管如此，他还是鼓起勇气决意冒险一试。
据我所知，时至今日无论是李森科写信给斯大林和老日丹诺夫这一事实本身，还是那封信的内容都仍不为人们知晓（我第一次当众宣读这封信是1987年8月22日，在第七届逻辑学、方法论与哲学国际学术会议上），而那封信对于后来的事态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正是那封信使李森科得以获得斯大林的首肯，对苏联生物学界施行了一次大摧残。现将李森科的信全文照录如下：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日丹诺夫同志：
我作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以至于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感到工作起来困难重重。因此，下决心求得你们的帮助。目前，在农业生物学界出现了一种极为不正常的状况。
在这一学科领域中过去和现在，在旧的脱离实际的学派与新的米丘林学派之间一直存在着争论。这是人所共知的，我认为这也是正常的。
当前，魏斯曼主义者和新达尔文主义者由于人们知道的原因，采取了新的策略。他们事实上是在对自己的基本观点未做任何改变的情况下宣称自己是米丘林的拥护者的。可是我们——本来就赞同并发展了米丘林学说的人却遭到非议。似乎是我们责难并歪曲了米丘林学说。这也让人看清，为什么魏斯曼主义者和新达尔文主义者的全部攻击矛头基本上针对我个人而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科学院的领导者，我感到工作非常难以开展。
不过，所有这些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正常现象，我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检验各学派和各种科学研究方法正确与否的标准是看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农业战线的社会主义实践。这就是我作为一个领导者得以获得科学的力量去发展米丘林学说，去为我们的实践提供越来越大的帮助的基础。这也是与生物学界的形而上学观点进行斗争的最好方法。
尽管反对米丘林学派的人不顾科学的客观性并且不时地进行毫不掩饰的诋毁中伤，尽管处境困难，但由于有集体农庄一国营农场的实践为依据，我还是尽自身之力顶住了他们的攻击，并且继续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深化自己的工作。
但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使我实在束手无策
今年4月10日，联共〈布〉中央宣传局科学处处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丹诺夫同志在联共（布）各州委宣讲员讲习班上做了一个题为《关于当代达尔文主义的争议问题》的报告。
在这个报告里，他以自己的名义亲自讲述了反米丘林派对我的诋毁。
我很明白，由于反米丘林派污蔑我的话出自报告人——联共（布）中央宣传局科学处处长之口，因而会使在场的众多联共（布）各州委宣讲员认为那些不实之词是真实的。此举还使反米丘林的新达尔文主义分子的错误言论得以在各州的基层科学工作者和农艺师以至农业战线的领导干部中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严重阻碍我所领导的科学工作者进行正常的业务实践。这对我来讲是相当大的打击，是我难以承受的。
我觉得，这件事对我们农业与生物科学的影响并非无足轻重。为此，我谨向你们提出一个对我来讲至关重要的请求；如果你们认为必要，请在这个问题上给予帮助吧。
有一种看法，认为我忌讳批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由于它实在不足为信，所以我对这个问题在此不予细谈。我的任何一项理论的或实践上的研究成果，都由我本人亲自征求批评意见。我也从这之中学到了对事业、对科学有益的东西。我的全部科学研究活动都是在批评监督之下进行的。当然，这是好事。
可是，做上述那个报告的人一次也未找过我，他本人也从未和我谈过话，虽然他报告中的批评主要是针对我而来的。由于没得到报告的人场券，因而我不是在会场上，而是在另一个房间——全苏政治和科学知识普及协会副主席米丁同志的办公室里通过广播喇叭认真地听了这个报告。至于我是如何理解这个报告的实质的，从我对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所做的摘要记录中即可看出。这部分的记录稿另附呈阅。
有人曾不只一次地指责我为有利于自己所赞成的米丘林学派而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对其他持相反观点的学派施加行政压力。遗憾的是，由于不依我的意志为转移的原因，事实远非如此，受到压制的是我所赞成的那一学派——米丘林学派。
我认为，如果说我本人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但不是作为农业科学院院长，以自己在科学研究和具体实践方面所做的工作对米丘林学说的成长与发展给予了很大促进，这话不为过分。
有人向我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我深信这个要求是不正确的）——保障科学研究领域里各个学派都得到发展（这话指的不是科学研究工作中各不同的分支，而是指不同的学派）。我作为院长在工作中感到棘手和难办的事情就在于此。
对我来说，这个要求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我也不会做出压制对立学派的事情。因为首先，科学上的这些问题不是用行政手段所能解决的。其次，新达尔文主义的保护势力十分强大，即便我想压制也不可能办到。
实际上我不是农业科学院院长，而只是在科学界上层暂且处于明显少数的米丘林学派的保护人和领导者。
困难还在于，我作为一院之长却不能不将在院内处于明显少数的米丘林学派代表人物的科研与实践工作作为全院的工作。因为，反米丘林分子与其说是在进行创造性的工作，不如说是在搞不切实际的批评和诽谤。
我可以促进农业科学方面各种各样、各类不同分支派别的发展，但只能是米丘林学派的。这个学派承认生活条件造成生物的变异，承认后天获得性能够遗传。
我很早就接受了，而且至今仍赞成并发展着威廉斯关于农业耕作与土壤培育的学说和米丘林关于有机体发育的学说。这两种学说理论上同属一个学派。
如果你们认为可以给我机会只从事这一范围内的工作，我将不胜荣幸。在这方面我感到力所能及，并且能够为我们苏联的科学事业、农业部以及集体农庄一国营农场在各个领域的实践活动做些有益的工作。
请原谅，信写得不够有条理。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目前的心境。
信中提到的报告记录附后。
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
院士特·杰·李森科
1948年4月17日”
毫无疑问，这封信可称之为一篇杰作。李森科在生活中可以以各种形象出现——对待朋友诚挚热情，对待敌人冷酷无情，在领袖的面前则精神饱满、生气勃勃。可是这次非同寻常，以往的各种面具都不适用了，应当另辟蹊径。于是，他采取了唯一可行的语气：在柔顺、谦恭以至心灰意冷的表面形式下，透着实际上执着的强硬和对异见的不可容忍。他明白，在这种令他难堪的时刻，事情是复杂的。也正是因此，他选择了那些唯一可行的词句。
他在1935年第一次当着斯大林的面发表讲话时，曾陶醉在自己的成就之中。在这封信中则相反，他一方面竭力表现出一副遭到狼（反动的遗传学家们）威胁的不幸羔羊的样子，另一方面，十分出色地利用自己编造的关于狼的神话，将他难以推行自己的计划的责任推到遗传学家身上。
李森科没有责难小日丹诺夫。他用寥寥数语将小日丹诺夫在报告中对其批评一事归结于他（指小日丹诺夫）对人过分信任。说什么他由于年轻缺乏经验信任了那些人，以至他们才敢胡言乱语。所有这些哀苦的语气，尽量少地提主要的攻击者和菲薄自己的作法，其用心是明白无误的——表白是恭顺的，并且准备义无反顾地完成任何命令，以期得到授权去惩治那些居然敢到尤里·日丹诺夫那里进谗言的潜在的和明显的敌手。
李森科在信中一方面抱怨有人“不上一次地指责他对其他持相反观点的学派施加行政压力”，另一方面又抱怨什么“遗憾的是，由于不依我的意志为转移的原因，事实远非如此”。看得出，李森科并不掩饰，进行惩治正合他的愿望。这也是这封信所要表达的最重要的意思。
凭李森科的机敏，他明白斯大林的意图。于是，他在信中还抱怨，有人向他提出不正确的（他在此强调：“我深信……是”）要求：除了自己这一学派外，“保障各个学派都得到发展”。
在这里，他不顾说出来不大光彩，提到与“米丘林分子”斗争的那些人仍在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占据领导地位。他在埋怨这种状况时提到，他的拥护者至今“在科学院内仍处于明显的少数”，指望在这个问题上给他帮助。
李森科指望这封信的最后一段话也能投斯大林所好，是不无根据了。请看：“我可以促进农业科学方面各种各样、各类不同分支、派别的发展，但只能是米丘林学派了……。如果你们认为可以给我机会只从事这一范围内的工作，我将不胜荣幸。”
照他所说，只要不再既必须与科学上的对手斗争，又必须发展米丘林学说，整天忙得不可开交，他将能干一番大事业，“并且能够为我们苏联的科学事业，……为我们的集体农庄一国营农场的实践作些有益的工作。”
信最后带有歉意的“信写得不够有条理”的附言和用“心绪不佳”——这一任何人都明白的原因作为推托之辞，看来是多余的。李森科这封信写得非常出色。他用恭顺的语言将他希望仍旧作一个斯大林宠信的人的激昂情感和强烈愿望表述得淋漓尽至。
李森科还随信附了关于他对尤·安·日丹诺夫的报告是如何理解的简短摘要说明。这个附件也很有意思，因为它可以使人了解报告中批评的基本要点。
“特·杰·李森科院士的信的附件
我关于《新达尔文主义的争议问题》报告最后部分的笔记摘要
1．李森科是科学发展的阻碍（不承认激素、维他命等等）。
2．李森科只支持必要的研究领域中某些领域的研究工作，即生物学领域。但是，他否定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
3．如果出于狭隘利益而做有损别人著作声誉的事情，那是很不道德的。李森科一派中一个名叫安德烈耶夫的人就在《选种和育种》杂志上发表文章反对促进植物生长的物质。
（宣读引文）
4．李森科不承认存在激素（荷尔蒙）。
5．李森科将我国杂交玉米的推广工作迟缓了13年。
6．对李森科未采取批评的态度，而他是有错误的。例如，他曾许诺为西伯利亚培育耐寒品种，但没有任何结果。在《消息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上，他放弃了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从未说过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错的。
7．李森科常常诋毁科学上的新事物，这与他“创新者”的称号不相称。此外，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日丹诺夫在一次讲话中谈到了伪创新者（宣读引语），我以自己个人的名义说，这与您——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李森科也是有关的。
（特·李森科）”
虽然尤·安·日丹诺夫的报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但它没有马上给李森科带来什么真正伤脑筋的事。另一方面，李森科给斯大林和老日丹诺夫的信也没能很快得到回音。
于是，李森科决定加快事情的进展，他采取了另一个果断步骤。通过苏联农业部长H·A·贝内迪克托夫，他搞到了小日丹诺夫讲演报告的记录稿。1948年5月11日，李森科将该记录稿交还给贝内迪克托夫时，附了一份申请书。这次，他表示坚决要求辞去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
“苏联农业部长伊万·亚历山大罗维奇·贝内迪克托夫同志：
现将《关于达尔文主义的争议问题》的报告记录稿交还给您。
我认为有义务声明，无论是从报告本身，还是从经过修改的记录稿中（其中不少地方与我听到的报告中谈到的内容相比，看来是作了一些修饰）都可以看出，报告人以其个人名义讲述的正是那些反米丘林分子和持摩尔根新达尔文主义观点的人很久以来就用以诋毁、中伤我的话。
背着我搞这种批评，其目的是使我无论在口头上，还是书面上都不能提出不同意见，不能进行反驳。
为鉴别对我的科学著作进行学术批评的水平，我摘录了报告记录稿第3O页上对我的一个论点进行分析的一段话。请将摘录的这段话与我的文章中对那个问题的说法作一下比较。我那篇文章相应的一页就贴在摘录这段话的纸上。报告其他各处的批评也是基于同样的学术水平。
在经过修改的报告记录稿中，既未指明我的著作的名称，也未指明从中所引段落的页数。这样，读到这份报告记录稿的人就不能将报告人所讲的这个或那个问题与我讲的原话加以对照比较。我已经不止一次地申明，在我目前所处的条件下，我无法作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继续工作下去。
为有利于农业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请考虑免去我的院长职务并且给我从事学术工作的机会。如果这样，我将能够无论是在农业实践方面，还是在生物学各学科领域发展米丘林学派方面以及培养科学工作者方面做些更为有益的事情。
院士特·杰·李森科”
这封信用了另一种语气。这种语气令人作出一种谨慎的推测——此刻李森科已经得到有关斯大林对他第一封信反应的某些信息，并且他希望促一促事情的发展。关于这些，从他指责尤里·日丹诺夫不是内行，甚至是卑鄙的，那种坚决的口气中可以看出。
李森科起劲催促这件事是有其道理的。一段时期以来，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编制出现很多空额。已经宣布，由于这个科学院的不少院士死于狱中或劳改营，再加上一些人的自然死亡而空出的这些位置，将遴选新人递补。这是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有史以来第一次选举，很多与李森科对立的科学家被推荐为候选人。如果他们最终当选的话，李森科将彻底失去对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控制。
“斯大林多蘖小麦”
小日丹诺夫的报告给听众印象最深的是他谈到李森科所作的诸如培育神奇的品种，一下子提高全国各类农作物产品等许多诺言，都是不攻自破的神话。不过，小日丹诺夫没有谈到李森科又对一个新品种津津乐道的事。这个品种还未经验证，但已经引起斯大林的期望。据说有可能培养出一种小麦。这种小麦的产量可以比普通品种小麦的产量高出五到十倍。小日丹诺夫了解此事的原委，并且知道，斯大林对李森科的这个许诺很赞赏。由于这个设想尚处于研究阶段，因而他认为将其在报告中当众谈论还嫌过早些。不过，尤·安·日丹诺夫已不止一次地请包括热布拉克在内的遗传学家提供有关这个小麦品种的资料，自然，他没有向他们吐露为什么需要这些资料。做事不紧不慢的热布拉克，以及其他遗传学家也没有将这件事尽快去办。
这种小麦在全国引起关注，斯大林本人对此也出人意料地感兴趣，这在当时是不奇怪的。人们又一次隐约看到了用最简便也是最省钱的办法——推广一种神奇的种子来解决居民食品供应的前景。
还在卫国战争前不久，已经掀起过一阵多蘖小麦热、当时，在全国流传着这样一个消息，中亚地区一位名叫穆斯利玛·别吉耶娃的集体农庄普通女庄员由于播种了多蘖小麦而获得罕见的好收成。但是，战后别吉耶娃的事业进展不顺利，小麦不再分穗了。然而，据说她的那种小麦在格鲁吉亚得到了更新和改良。
1946年，一小包多蘖小麦麦种从格鲁吉亚的卡赫季亚寄到了莫斯科。这些麦种未加任何验证便被列入国家植物良种全书中。这时，它已被称作“卡赫季亚多蘖小麦”。如此急急忙忙，原因很简单一这包麦种送到了斯大林那里，而他作为格鲁吉亚人，对自己的同乡取得这样重要的成绩感到高兴。
斯大林将李森科召来，把一包重210克的卡赫季亚多蘖小麦转交给他。斯大林表示，希望对这种神奇的麦种加以验证，如果奇迹属实，就大量培育这个品种并且尽快提供给农民播种，李森科将这包种籽接受了下来。
正是这一时刻，对于评价李森科的个性特点至关重要。与李森科关系密切的人曾一直散布他在敖德萨时为人如何无比正直，甚至说这位年轻的农艺师生性腼腆等。而岁月是可以改变人的。生活既给人很多启迪，又使人遗弃不少东西。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李森科也不例外，特别是他跻身上层以后，更是如此。以前，他的固执有可能是由于无知，冷酷无情也并非出于愤恨，而只是心情激动和要寻求出路。然而，此时此刻，生活带给他一个课题，解决这一课题对于坚持原则的人来说，可不是那么简单。
正当领导层中其他人对李森科不再理睬的时候，斯大林不鄙弃他，并且召见他，这样的时刻不仅仅是意味深长的，如果考虑到李森科面临的形势，这对他来说，还是一生中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
斯大林的要求没有任何使人难于接受的东西。对多蘖小麦的兴趣说明斯大林是个热心的当家人。
乍看起来，李森科的行为也同样是顺理成章的。领袖的指示，能不照办吗？然而只有初看起来，而且还是外人来看，才会得出上述结论。其实，李森科对这种多蘖小麦的所有情况都了解，并且说不定不止一次地思量过此事。他也完全明白，这是不值一提又徒劳无益的事。不值得为其费力劳神。
关于这种小麦，恐怕遗传学家，特别是那些从事小麦研究的遗传学家也应该知道。因为一百多年以来，甚至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也对这种小麦有所提及。应该到图书馆坐上一个月，仔细翻翻资料，再为这个尤物——外表引人注目，而实质上产量低平的小麦品种出具一份确有见识、条理清楚的鉴定书。要知道，H·谢格洛夫早在1828年，M·B·斯帕法里耶夫在1837年就有过培育这种小麦未获成功的记述。至19世纪50年代又有20余位俄国科学家作过相同的记述。著名的小麦研究权威A·M·巴扎诺夫教授在《小麦种植及俄国小麦品种概述》（皇家莫斯科大学1856年出版）一书中写道：
“……多蘖小麦就象娇生惯养的孩子，除要求土地肥沃，稀疏播种外，它的耐寒能力也很差，并且比其他普通品种小麦更易生黑穗病和锈斑病，尽管这种小麦每支麦穗所产的麦粒较之普通小麦为多，但是如果考虑到大小相同的地块所产麦穗的脱粒总量，就会发现，播种多蘖小麦所获收益并不比普通品种的小麦大。”
由此看来，斯大林的期望是没有根据的，而小麦专家应该将这种小麦的有关情况如实地明确地向斯大林说明。
遗传学家可以找到更充分的理由来反对这种小麦，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当然，今天很难因此苛求他们。但是，假如他们对自己的学术对手了解得更多的话，假如他们注意考察后者的自我吹嘘的内容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记起托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李森科的父亲的一张陈旧的照片。这张照片摄于30年代后期，画面上是李森科的父亲杰尼斯·尼卡诺罗维奇和另一个集体农庄庄员在一起的情景……他手中拿的麦穗正是那种多蘖小麦品种。就是说，早在穆斯里玛·别吉耶娃之前，李森科一伙已经看中这个小麦品种，对它仔细研究过，如果从中能搞出什么名堂的话，他们早就会搞出来了。这张照片不是收藏于李森科一家的家庭影集里，而是发表在《社会主义农业报》上。照片下面的题字是：“李森科院士的父亲——《布尔什维克道路》集体农庄（哈尔科夫州卡尔洛夫区）农艺研究实验所主任杰尼斯·尼卡诺罗维奇·李森科在60块实验田里种植了各种各样的谷物和蔬菜。图为杰尼斯·李森科（左）在向农庄主席介绍小麦新品种。这种小麦每穗可结粒100个。
萨波日尼科夫摄（苏联图片社发）”
只要有某个遗传学家把这张照片交给小日丹诺夫——苏联遗传学这一学科后来的命运将不知会好多少！
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李森科了解多蘖小麦。那是1940年，在李森科任总编辑的《春化法》杂志上发表了O·库珀尔曼的题为《关于秋播小麦、黑麦和大麦的多蘖现象》的文章。文章论述了产生这种现象的条件。假如李森科其他什么都不看，那么他自己任总编辑的杂志大概总要过过目吧。其实，有关多蘖小麦的内容经常出现在科学读物上，尼·瓦维洛夫和他的学生们也研究过这个问题，以至30年代时就从事过育种工作的李森科不必特别留意那些发表的学术材料即可知道。或是退一步讲，他也能听说此事。因此，如果李森科真是象大多数人一样，那么纯洁、正直，或者那伯只是良心未泯，他也会对斯大林交办的这件事情予以婉拒。他显然很清楚，当他从斯大林手中接过那包麦种时，他是在进行欺骗。
李森科把使多蘖小麦品种达到规定标准的事交给了自己最得力的助手A·A·阿瓦基扬，N·A·多尔古申和N·A·科列斯尼克。他要求他们尽快繁育种籽并对其进行研究、改进，然后在集体农庄广阔无垠的田野上推广播种这种小麦。有关多蘖小麦的工作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李森科的吹捧者之一根纳季·菲施写道：
“……斯大林同志以他那英明的预见力洞察到这种小麦的潜力，并且建议李森科院士着手进行这个品种的研究……托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成功地解开了不少多蘖小麦之谜，并且与迄今为止所有关于这个小麦品种的说法和‘世界文献资料’上的有关论述不同，李森科将这种小麦从小片、小块的实验田和温室引至国营农场的田野。此后，他成功地把这种小麦培育成为人类所知的小麦品种中产量最高的品种。所有这些，只有在当今时代才能做到。”
斯大林总共交给李森科210克卡赫季亚多蘖小麦麦种。第一年，A·A·阿瓦基扬和李森科的父亲——杰尼斯·尼卡诺罗维奇将这些种籽照老方法要求的，稀疏地种了下去，收获后，N·A·科列斯尼克带着麦穗回到了家乡乌克兰以便诱惑农庄庄员们。1948年春，各报都开始大肆宣传这个新品种小麦。记者报道说；这种小麦在罗斯托夫州的斯大林集体农庄和其他一些地方获得了十分圆满的结果。与此同时，A·N多尔古申也“乱点鸳鸯谱”，着手将春播小麦“改造”为秋播小麦。
事情尚未取得任何实际进展，他们就急忙向斯大林报告说；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初步结果简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好，并且过不了多久，这种神奇的小麦就将在社会主义一望无际的田野上播种开来。当关于这种小麦还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时，吹嘘、赞扬之声就四下而起。李森科本人这样说道；
“……多蘖小麦每公顷的产量可以达到50公担、75公担、10O公担以至更多。用不了多久，百倍于种籽的收成对我们来说只不过应该算是平均产量！”
新闻记者E·马尔比李森科走得更远。他宣称：
“在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田里，每公顷的收获量已达150公担，甚至是200公担。”A·T·菲施在宣称1948年A·A·阿瓦基扬用一茶杯种籽种出的麦子，打了六口袋质地极好的麦粒时赞叹道：“我简直是到了共产主义的田野上了。”
下述一件事并非虚构。有一次，老日丹诺夫当着斯大林的面批评李森科，斯大林表示不赞成，理由是李森科同志目前正在从事对国家来说十分重要的工作。如果他全力以赴专注此事，有可能将全国小麦产量提高五倍，而只要能提高。50％，对于国家来说就已经足矣。因此，应该让他搞下去，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就这样，斯大林周围无一人能驱散这位领袖心头那过于乐观的期待。（或许斯大林对任何人的话也不会听得进去。因为任务是他本人提出的，而宏伟的许诺是针对这一任务作出的。况且，从事这项工作的是在他看来最有学问的专家——李森科院士，还有谁能在小麦问题上比他更行！）小日丹诺夫虽然从A·热布拉克那里了解到只有在稀疏播种的情况下，某些品种的小麦才会分出小穗，而由于这种“间距过于遥远”，多蘖小麦无论如何不可能获得比普通品种的小麦更好的收成，但是他没有足够的勇气在斯大林面前揭穿那位“创新者”。可就在此时，不断膨胀的多蘖小麦热，却使李森科非但得以把批评意见摆脱得干干净净，而且能够将批评者统统都打翻在地。
与斯大林的一次谈话
据与李森科关系密切的人讲，1948年7月，李森科被召至斯大林处谈话。在和斯大林谈话时，他内心里有一种感觉，斯大林对他态度并不算坏。于是，他决定利用这一点，他保证尽快改善农业战线的状况，但是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领导人哪怕能稍稍帮他一下也好，而不要中伤、损害他的名誉。要求那些吹毛求疵的批评者和各种各样对祖国利益漠不关心，而只是时刻不忘看西方的眼色行事的理论家、自作聪、明的人不要再干扰他工作。李森科列举了批评他的人常常提到的几个外国人的名字——魏斯曼、摩尔根、孟德尔，并且坚持重复道，如果放弃米直林学说而像以前那样，将生物学研究建立在徒有形式的遗传学基础上，那么国家会遭受巨大损失，如果将对社会主义事业极为有害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科学——徒有形式的遗传学予以取缔，米丘林派学者则会精神振奋，尽快开展自己的工作并全力以赴去提高各种农作物的产量。李森科汇报说，对转交他的多蘖小麦麦种的研究已获得非常圆满的结果，接着他顺便提出请求批准将这个新品种命名为“斯大林多蘖小麦”。
斯大林认为这样看问题是正确的，李森科的垮台得以避免了，非但如此，他还被授权毫不留情地惩治学术上的对手。斯大林为此取消了已经宣布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新院士的选举，代之以由他下令安排李森科所需要的人填补空缺。斯大林还指示召开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务会议，并且在会上以党的名义宣布禁上遗传学的研究。
1948年7月28日，苏联各报都发表了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增补35名新院士和这个科学院召开院务会议的消息。在新任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院士当中，唯李森科之命是从的人占了大多数。他们或是与李森科直接一起共事的，如A·A·阿瓦基扬，H·C·瓦伦强，N·A·多尔古申，N·H·科列斯尼克，M·A·奥利尚斯基，H·N·普列津特，或是无限效忠于他的N·N·卢基扬年科，H·F·别列尼基等人，以及B·N·布申斯基。在新任命的院士中，还有撰文攻击A·P·热布拉克的N·N·拉普捷夫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职业军宫，所谓“鞭与棒”特别监狱的负责人C·H·穆罗姆采夫。此人曾亲自挖苦、愚弄被关在他那里的N·O·兹德罗多夫斯基院士和N·A·西尔伯院士。
在全苏发表这条消息后的第三天，李森科在紧急召开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务会议（这次会议被称为八月会议）上登台作报告，报告的原稿是经斯大林亲自审阅的。
李森科报告的基本精神，是认为共产主义理论关于生物学有阶级性的论断与遗传学的结论水火不相容。报告最突出的一点是武断专横。报告宣布，从现在直至永远，遗传学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这门学科是有害的。没有列举证据，因为没有必要，只须这一条就足够了。在这篇题为《两个世界——生物学界的两种意识形态》的报告的中间部分，李森科宣称：“产生于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的魏斯曼主义和随之出现的孟德尔一摩尔根主义其矛头所向，是反对唯物主义发展理论的基本原理……在当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斗争的时代，在生物学几乎所有学科的基本原则问题上完全不同、相互对立的两个学派之间，矛盾显得特别尖锐。毫不夸张地讲，摩尔根的虚弱无力而又形而上学的生物‘科学’，与我们卓有成效的米丘林农业生物学根本无法相比。”
在报告的结束部分，李森科说道：“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发现了伊·弗·米直林，并且使他的学说成为全体人民的财富。由于他们慈父般的关怀，生物学领域卓越的米丘林学说才得以在困境中发展起来。”
第二天8月1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一早，全体与会者乘大轿车来到列宁居住过的高尔克村，他们将亲眼看到李森科的人创下的农业奇迹，全苏联前所未闻的奇迹。这以后的一些天，惯于阿谀奉承的多产文人们大唱颂歌，描绘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仿佛那真是出席具有历史意义的八月会议的人们亲眼所见似的。请看B·萨福诺夫在他的《繁荣昌盛的土地》一书中（一年以后，他因此书而获斯大林奖金）是如何写的：
“他们看到了一面墙似地直立着的小麦。每棵麦秆上都长着枝权形分裂出的一支支麦穗。每支麦穗都有五克重。一小纸包种籽就能打六口袋粮食。这样，每公顷的产量已达100，甚至是15O公担。麦田旁边，流淌着帕赫拉河——莫科科郊外的一条普通小河，不远处可以看到一所房子。24年前，列宁就是在那里去世的。
目前，这种小麦的研究工作，是按照斯大林的指示，由李森科和他的同事A·A·阿瓦基杨院士和N·H·多尔古申院士共同进行的。当这种小麦不是在实验田，而是在集体农庄的田野上结出果实的时候，莫斯科这一带……所有的州都可以做到粮食自给。……
是啊，所有的人都看到了，米丘林工作者为这次会议献上了什么样的礼物。”
参观后的第二天，开始讨论李森科的报告。那些新任院士们谈的尤为起劲。
N·B·亚库什金这个在“尼·伊·瓦维洛夫案件”上作伪证的主要人物，对很多科学家进行过诽谤的人，在会上发言认为，美国的杂交玉米是“美国资产阶级种籽商搞的，引为笑谈的骗人的把戏”。（应当指出，美国人当时对下述情况未作保密——由于用线型叶杂交玉米品种代替普通玉米品种而多收获的粮食其收益折合资金比“曼哈顿计划”——美国制造核武器的计划所耗费的资金还要多）
H·F·别列尼基肯定地说：“不存在任何特别的遗传物质正如不存在燃素——燃烧物质——和热素——热物质一样。”
C·C·佩罗夫也随声附和。他曾因实验做得不科学而多次受到批评。然而，他另有引以为荣的事情：维·米·莫洛托夫曾在他家住过。那以后不久，由于莫洛托夫的帮助，他进入党中央机关工作并成为苏联科学院蛋白质实验室主任，尽管他完全不具备蛋白质方面的知识。佩罗夫慷慨激昂地说道：“只有想以学术上的自我毁灭自取灭亡的科学家才会想出遗传基因象人体内脏、内分泌腺一样，有充分发育的形态学方面的特殊结构这样的概念。请看，……作为染色体一部分白基因具有释放一种不为人所知，又看不见摸不着的物质特性，……这种说法明明是搞非实验性的、形而上学的投机取巧。这样搞对实验科学来说无异于是灾难。”
李森科过去的一名研究生，现任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的F·A·巴巴贾尼扬肯定地说：“孟德尔一摩尔根主义……是生物学领域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的代表（掌声），而这种生物学认为，生物规律原则上是不可知的。”
与此同时，一些完全没有道理的议论接连发表了出来。E·M·乌沙科娃对高等院校继续讲授孟德尔定律，对有人还在介绍魏斯曼、摩尔根和其他遗传学家的著作愤愤不平。她说：“大学生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专家，可是他们正在受着思想上与我们苏维埃社会、与我们的科学与实践精神不相符的教育。在我们的高等院校里一面讲授党史、列宁主义教程，一面却还在讲授遗传学！怎么会搞到这种地步？是该认真追究责任的时候了！”
C·H·穆罗姆采夫不加掩饰地恫吓科学家们说：“如果孟德尔一摩尔根学派的代表人物不懂得解决生物学面临的课题所必须的创造性立场，不能意识到自己对实践负有的责任，那么毫无疑问，他们不仅是游离于社会主义科学之外，而且是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格格不人的了。”
这次会议的讨论情况与以往历次的讨论截然不同。已经当上列宁格勒大学遗传学教研室主任的尼·瓦·图尔宾说道：“应该肃清研究所中摩尔根一孟德尔主义狂热信徒们的坏影响，清除那些身踞学术高位而实际上却时常做无益的事的人。”在以前，类似这样的话李森科分子也是说得出口的，但那不过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喧闹和加剧形势激化的一种愿望。而现在，这些话是他们要付诸行动的明确的号召。当局对生物学界的这场辩论亦十分关注，其主要标志是每天各报均以两至三版的整版篇幅刊登会议发言。看来，在这种情况下，要提出任何理由发言反对这种公开嘲弄科学的起哄，好象是不可能的。
A·P·热布拉克（他的发言不断被插话反驳、以至侮辱性言词所打断），B·M·扎瓦多夫斯基、H·M·茹科夫斯基、瓦·谢·涅姆钦诺夫几位院士和生物学博士约·阿·拉波波特还是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在会议上发言捍卫科学。还有两位——C·H·阿利哈尼扬和H·M·波利亚科夫在会上发言对李森科报告的某些部分提出了批评。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约瑟夫·阿布拉莫维奇·拉波波特。他以自己的发言表明，科学家们是可敬的，他们并不是个个都屈服于高压政策。拉波波特是尼·康·科利佐夫的学生。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在前线并且多次负伤。他由于勇敢过人而深罕众望。约瑟夫·阿布拉莫维奇·拉波波特在李森科作完报告后随即要求发言。但是，他的发言被安排在8月2日晚上的讨论会上。
可以说，正是拉波波特首先向李森科的主张展开进攻的，如同他在前线投身战斗一样。李森科分子们面对的是一位年轻的、具有坚强精神力量的战士。拉波波特的头上缠着一条窄窄的纱布绷带，护着那只因伤致瞎的眼睛（他曾18次负伤，但一直在前线作战）。他讲话干脆，充满激情。这样的风格，令人对他的讲话既信服又印象深刻。（顺便提一下，在报纸上发表的他的发言记录稿上，他讲话中提法特别尖锐的地方被删去了）
拉波波特在发言一开始就列举了遗传学的成就：认识了基因和突变的本质，弄清了突变节奏加快的方式；判明了病毒的本质并对它们的特性进行了研究；创立了杂交玉米理论等等。他说，在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昌盛而进行的实践中排斥遗传学，这令人感到羞愧。他说：“国外的所有研究成果都应努力掌握。”“只有以真理为准、在批评自身错误的基础上才能在将来实现祖国对我们的召唤——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拉波波特发言的记录上在此处标有“罕见的掌声”的字样。这足以表明，这位身材削瘦、相貌平平的人对在场听众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从会议总结的记录稿中可以看出，拉波波特发言时始终没有人打断，发言后也没有人起哄。而其他所有鼓起勇气发言为遗传学辩护的人在发言时都免不了被打断或受到起哄。人们都屏住呼吸听他发言，他讲完后甚至还给他鼓掌。
但是随后发言的人——亚美尼亚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所长F·A·巴巴贾尼杨开始了对拉波波特诋毁中伤。他认为研究染色体毫无益处，谩骂突变发生（遗传学的一个学术方向，拉波波特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从事过非常出色的研究）。他说所有的突变都必定是有害的，而“用这种方法获取的生物体不是别的，只能是废品、丑八怪”。
巴巴贾尼杨说：“须知拉波波特不能在此证明新获得的突变体与他以前所获得的突变体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而与此相反，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认为，两者的本质完全相同。最后，即便真的能获取为数不多的无害的、不致命的突变体，那么谁会需要他们？谁会需要实质上毫无用处的果蝇呢？”
当巴巴贾尼杨如此贬低遗传学的时候，美国的遗传学家在米利斯拉夫·杰麦列茨的指导下进行了旨在获取比抗生素效果高出数十万倍的霉菌突变体的研究工作。在全美数千万公顷的大田里播下了杂交玉米，每垄玉米都是突变型的。此外遗传学家与病毒学家合作，进行了以突变体为基础获取预防诸如脊髓灰白质炎一类病毒性疾病疫苗的研究。亚美尼亚遗传学研究所所长巴巴贾尼杨表现出一副所有这一切既不会也不可能确有其事的样子。似乎是在说，这些成就不过是那些意欲蒙骗全人类视听的人虚构出来的，是骗人的把戏。
拉波波特在自己座位上发言反驳巴巴贾尼杨。后者无言以对。只好诉诸人身攻击。（尤为甚者，他竟对这位残废军人说，因为他缺少一只眼，所以看不清徒具形式的遗传学的危害性和腐朽本质）现在，请看反映当时辩论情况的记录：
“约·阿·拉波波特：（以下简称拉——译者注）——但是，有益的突变是存在的，并且为数不少。为什么您对此视而不见呢？
F．A．巴巴贾尼杨：（以下简称巴——译者注）——首先，那些有益突变发生于无益的物体之中。（掌声）
拉：——我们有办法治疗肺结核和其他疾病。
巴：——您只是在作许诺。
拉：——而您曾许诺两年内培育出一个品种，可并未实现，也未承认自己的错误。
巴：——拉波波特常说：“我们将理论运用于实践。”我要问您将什么理论运用于实践？您那一套理论就其内在本质来说本身就是反实践的。您的“理论”以无所谓的态度看待实践。不仅如此，它也远不是不偏不倚的……孟德尔分子不仅是已经确立的、经过验证的成就的反对者，而且是所有未来成就的潜在的反对者。（掌声）”
另一位表现出公民的勇气和不愿出卖良心的科学家是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的瓦·谢·涅姆钦诺夫院长。他是在最后一天的讨论会上发言的。那时，会议事实上已经结束，李森科分子已稳操胜券——黑暗势力战胜科学已成定局。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李森科分子听到他们无论如何也意想不到的发言。涅姆钦诺夫说，“染色体遗传理论是人类科学宝库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他不能同意李森科对孟德尔定律的评价。这个定律显然“不是什么反动的，唯心主义理论。”他表示，他过去支持，现在仍然支持A·P·热布拉克所进行的出色的研究工作，作为回答，他听到：
“听众席某人：——您应该辞职了。
瓦·谢·涅姆钦诺夫：（以下简称涅——译者注）——看来，我是该辞职了，我不是非占着这个职位不可。（全场哗然）
听众席某人：——这样就不好了。
涅：——但是，我认为我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且禁止A·P·热布拉克进行研究工作的咄咄逼人的发言和行为才是不正确的……。
听众席某人：——那么您谈谈，你对李森科的报告持什么态度。
涅：——我是这样看李森科的报告的：报告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思想是在使农业生物学适应集体农庄生产的需要，并且致力于将他的工作方法运用于集体农庄广阔的田野上，我认为这是正确的。
听众席某人：——那么在理论上呢？
涅：——从理论上看，托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李森科对染色体遗传理论的态度是错误的。”
听到涅姆钦诺夫这样讲，李森科分子开始更加猛烈地打断他的话。但是，涅姆钦诺夫丝毫未改变立场。他在发言结束时说：“我对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执行的路线承担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我认为我推行的路线是正确的，我将继续推行这条路线，并且对其负责。如果日后表明这条路线是错误的，那么可以提醒我或者了却今天在这儿有些人说出的期望和心愿——要我让位。在我看来，停止热布拉克教授在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的工作是不能容忍的。
H·N·普列津特：——是不是指摩尔根性质的研究工作不能停？
瓦·谢·涅姆钦诺夫：——我对此现在和将来都承担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直到不要我负责的一天。”
即便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涅姆钦诺夫的行为也是勇敢无畏的。这位德高望重的行政领导人和洞察一切的科学家明白，召开这次会议要干什么，知道他自身也是难保的。但是，对他来说，人的尊严重于职位。要保持自己的名誉清白的责任感使他产生了大无畏的精神力量。（谈到这里要说明一点：N·H·康斯坦丁诺夫，尼·康·科里佐夫，N·H·普里亚尼什尼科夫，瓦·谢·涅姆钦诺夫等人这样的态度反倒最有效地保护了自己，即便是在最严竣的斯大林时期也是如此。涅姆钦诺夫积极地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他培养了一大批学生。直至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和关心。今天，在莫斯科市中心高尔基大街9号——瓦·谢·涅姆钦诺夫从1950年起至1964年去世这段时间内曾住过的地方，安置着刻有这位科学家浮雕象的纪念牌）。
在会议发言全部结束时，N·N·普列津特不再斟酌词句，索性对持反对意见的人嘲讽起来。他宣称：“用米丘林学说武装起来的我们苏联生物学家已经粉碎了摩尔根主义”。他断言：“现在在我国，公开的、直言不讳的摩尔根分子已所剩无几。要顽固到今天或许真要有个榆木脑袋才行呢。（掌声）”
普列津特还傲慢地批评自己的老对头N·H·康斯坦丁诺夫。这个院士培育出的与李森科的样版不同的品种几十年来一直在数百万公顷的土地上播种。可以说，是他培育的种子为俄罗斯人民提供着口粮。普列津特在谈到舍胡尔金和康斯坦丁诺夫两位育种学家在研究中利用了以遗传学为基础的优选法时，在讲台上放肆地教训道：“是的，康斯坦丁诺夫院士’在当今的米丘林时代，在包括人才培养在内的系统的有计划的育种时代，旧的选种方法已嫌不够了……康斯坦丁诺夫院士，摩尔根分子企图将我们育种学家的研究成果和您的成果窃为己有，这是因为您有一段时间未能与摩尔根主义的伪科学划清界限。康斯坦丁诺夫院士，这种事情您还会遇到，我相信您，您是真正的育种学家。（长时间的掌声）
普列津特继续说道：——很遗憾，摩尔根主义的腐朽影响也渗透到了生物学家以外的人当中……须知，涅姆钦诺夫院士不是生物学家而是统计学家。然而，他居然也对摩尔根主义问题有自己的观点。（笑声，掌声）”
涅姆钦诺夫在座位上反驳道：“请问，我为什么就不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呢？”普列津特对此答道：“我不是责怪，而是夸奖您有自己的观点。尽管我要责备您的正是您居然会有那样的观点。（笑声）”
普列津特用同样的口气将B·M·扎瓦多夫斯基、N·M·茹科夫斯基、H·M·波利亚科夫等人一一指摘了一遍。他对最后一位这样说道：“当今的达尔文主义已不是达尔文时代的达尔文主义……而您，波利亚科夫教授，理应知道这一点。因为您应该比达尔文更聪明。正所谓站在圣人头上的小鸟看得比圣人远。（笑声）”
普列津特此时是踌躇满志。他称遗传学家是顽固分子，并且宣布从即日起就要惩治他们。他说；“我们将不再与摩尔根分子辩论，（掌声）我们要继续揭露那个有害的、思想上与我们格格不人的、从国外贩来的、实质上是伪科学学派的代表人物。（掌声）”
看来，站在遗传学一边的一些人已准备屈从于自己的失败。最可能的原因是N·H·施马尔豪森院士想与“魏斯曼一摩尔根主义”划清界限的愿望和N·N·波利亚科夫的惊慌失措。
不过可以说，很多遗传学家都弄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特别是会议最初的那几天。要知道，就在不久前，李森科分子还接连受挫，就在不久前，小日丹诺夫还公开地批评了李森科。曾向党中央写材料反映李森科反科学的活动并等待审阅结果的两位科学家之一的B·N·埃夫罗伊姆松，在报上发表未经选举而产生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新任院士和该院将召开院务会议的消息的第二天即打电话给联共（布）中央科学处，他对该处女工作人员B·瓦西里耶娃说道：“我真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有一点我要声明，我写的一切完全属实。”他听到回答说；“难道您认为我们会对此有丝毫的怀疑吗？”关于这个电话答复的传闻在遗传学家当中迅速传开，鼓舞了他们对于真理终究要占上风的信心。
促使人们怀有这种期待的另一点，是李森科在他的第一个报告里未明确说明他当时得到来自哪一层次的支持。有关李森科的报告事先曾经斯大林过目的情况也未予公布。李森科只是在报告结束语中说道：“有人递条子问：党中央对我的报告是什么态度。我的答复是：党中央审阅了并且同意了我的报告。”
会议记录稿在这句话后面的注释：“暴风雨般的掌声，而且热烈欢呼，全体起立。”（在斯大林下葬的那些天里，某报发表了李森科的一篇短文，题目是《科学的泰斗》。该文说道：“斯大林……亲自修改了《关于目前生物学状况》报告的草稿，向我详细说明了他所作的修改，并且对某些段落应如何讲述作了指示。斯大林同志亲切地注视着八月会议的成果……”）
不过，直至会议最后一天李森科和他的那些心腹对上述情况都闭口未谈，而企图让遗传学家进行更为坦率的谈话，甚至表白说，他们并不愿象A·A·阿瓦基杨那样参加辩论。其实，一句“党中央已经同意”再明确不过地向所有的人说明了一切。
会议最后一天发生的一件事情，最终擦亮了遗传学家们的眼睛。这天早上，所有的人都在当天报纸上读到了李森科的主要批评者——尤·安·日丹诺夫（即小日丹诺夫——译者注）致斯大林的忏诲信。他在信中表示放弃自己的观点并决心划清作为一名化学家和哲学家的尤里·日丹诺夫个人的观点与作为联共（布）中央科学处处长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丹诺夫的党性立场之间的界限。他首先承认在宣讲员会议上“作报告一事是错误的”。但他没有放弃对李森科的行为所作的否定评价，他在这封信里对李森科的错误作了阐述：
“我不同意李森科院士在一些理论问题上的论点（否认物种内部的竞争和互助，对机体内部的特性估计不足），我认为他未能充分利用米丘林学说这一宝贵科学财富（李森科末能培育出任何出众的农作物品种，其原因正在于此），并且对我们的农业科研工作领导不力，在他的领导下，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潜力远未充分发挥出来。”
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明确的表示，当个人的观点，特别是领导者个人的观点与最高层领导人的意见不一致时，应该放弃个人的观点。他指出，由“形式主义的遗传学家”研究获得的有益作物（养麦、天竺荚、大麻、柑桔）的新品种质地优良，然而未能推广并遭到李森科院士以及拥护他的那些人的抵制。但实际上，小日丹诺夫又尽力阐明，为什么对遗传学家的这些有益的研究成果不应再予重视。
他说：“我显然对自己的责任……估计不足，未能考虑到我的发言会被认为是党中央的正式看法。这是‘书生气’在作怪，在校读书时，在这样或那样的学术争论中，我都思考不够，就表明自己的观点。因此，当有人建议我在宣讲员会议上作报告时，我当即决定讲讲我的看法。这种‘教授式’的作法，无疑不是出于党的立场，是愚蠢的……。
列宁曾多次指出，承认这种或那种现象的必然性孕育着导致客观主义的危险。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也未能避免这种危险。”
尤·安·日丹诺夫在致斯大林信的结尾部分是这样写的：
“我的错误根源，在于对问题的来龙去脉分析不够，为米丘林学说而斗争的战线部署不当。这都是由于缺乏经验和不成熟而造成的。我将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尤里·日丹诺夫。”
在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务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发表这封信，其中的含义是意味深长的。尤·安·日丹诺夫在提及李森科的主要错误时口气已不是那么尖锐。这一次，客观真理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既然尤里·日丹诺夫都顶不住而悔过，对那些小人物还能有什么指望呢。
8月6日晚，与N·M·茹科夫斯基过往甚密的某人得知了即将发表小日丹诺夫致斯大林的信的消息。他随即将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消息转告给N·M·茹科夫斯基，这个消息又从他那里向更大的范围内传开了。当天夜里，在那些虽然不象拉波波特或涅姆钦诺夫那么坚决，但毕竟在会上发过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遗传学辩护的科学家当中，有两位——N·M·茹科夫斯基和C·N·阿利哈尼扬出于恐惧，决定紧急声明悔过。
看来这是在强制逼迫下人的灵魂自我泯灭的最典型的事例之一。
全面禁止遗传学
由李森科以党中央的名义宣读的关于今后在生物学研究中，只许有一个学派的决定，使对科学家们的全面迫害得以放手进行。以前被李森科等人名为公开的或潜在的敌对者的人，这次都给戴上魏斯曼分子、摩尔根分子、孟德尔分子的帽子。全国各地最有学识和创造性精神的专家均被召至党的机关或党委会，强令他们检讨自己的错误，与以前的观点划清界线。答应这样做的人被逐个送到群众大会（这种会到处都在召开）上接受公众批判。他们被称作科学上的敌人，并且被强迫在李森科那伙人和他们的追随者——那些行为最渺小而嗓门却最高的“科学上的平庸之辈”的一片恶毒嘲讽、起哄、戏弄声中当众悔过，作触及灵魂的检查。拒绝这样做的人则被赶出科研机关。（然而，那些具有声望的专家即便是过了当众检查这一关，也往往照样被赶出科研机关。正所谓挟嫌报复，不择手段）
领导干部的处境最为困难，因为惩治是依职务不同而逐步升级的。如果是普通科研人员性格又随和，那么他受的惊忧比较轻（相对的），而如果是领导干部，那么，无论你是年老多病还是战斗英雄，都要坚决地、毫不留情地揪出来。
地方上的审查规模和对人的精神析磨更是比中央有过之而无不及。以基辅为例，8月30日至9月2日，这里召开了加盟共和国级别的会议，在会上，谢·谢·切特韦里科夫以前的学生C·M·格尔申宗被强令悔过。他对所有的要求都照办了（承认以前的科研活动是有害的，批判自己的导师，宣布“与徒具形式的遗传学完全划清界线”，并且“坚决站到科学的米丘林学说一边”）。然而M·A·奥利尚斯基仍揪住他不放，说什么格尔申宗，企图将自己的工作说成是从米丘林到摩尔根各种观点兼有的混合物，这是徒劳的。奥利尚斯基宣称，格尔申宗的全部活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跟在魏斯曼主义后面亦步亦趋”。
党员的处境也十分艰难。按照党的路线的要求，他们必须悔过。大多数党员在这种压力下不得不承认“错误”。A·P·热布拉克在8月9日发表了一封信，承认自己以前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他没有指责别人，没有贬责自己，也没有诿过于人。他声明：“……我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来自人民的科学家，不愿被人认为是党的背叛者，不愿在科学家们为祖国的昌盛而完成崇高使命的时候被弃之局外。我愿意用季米里亚泽夫和米丘林提出的方法，在国内公认的先进学派内从事研究工作。”
这样的声明自然未能使当时在台上的领导人满意。在热布拉克声明的下面登载了同样篇幅的另一篇声明——《编者按》。按语首先指出：热布拉克提到，似乎党曾对遗传学研究中的两个学派予以认可，这不是事实。本报编辑部声明，党在过去和现在所承认的只有一个学派——米丘林学派。《编者按》随后宣布，在热布拉克的信中有五点错误。按语最后说，编辑部已将热布拉克的声明记录在案，而“这一声明是否出于真心实意，还要看热布拉克教授今后的行动”。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编者按》发表以后。等待热布拉克的会是什么。
约瑟夫·阿布拉莫维奇·拉波波特也是党员，他的作法与众不同。他来到区党委，将党证掏出来往桌上一放，然后表示要退党，因为在党对骗子和黑势力分子予以支持的情况下，他不能留在党内。当然，拉波波特这样的作法是绝无仅有的。
一部分受到压力的生物学家，在基层农业科研部门工作的人员在李森科分子面前，只有忍气吞声妥协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是看不清，而是不愿去看清李森科等人主张的反科学性和盲动性。而大多数人则因弄不清争论的具体细节而未能对李森科等人的一套予以明确的抵制。对干那些名为科研人员而实际上不具备应有的知识的人来说，李森科成了他们免受来自真正的科学家批评的最好辩护人。
还有一些人，他们有知识，了解形势，也了解李森科的底细、他的策略以及他如何实现这些策略，尽管如此，他们仍决定投向胜利者的阵营。这些人或是出于恐惧，或是想不惜任何手段，包括不光彩的手段谋取政治资本，或是怀有无论如阿要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都走上了眯着良心搞阴谋诡计的道路。他们撰写评论文章吹捧李森科以及他的仆从们的划时代著作，卖力地寻找自己过去的同事们的错误，对在世界科学领域内声誉斐然的科学家们痛加声讨。他们杜撰出一些说法加在那些著名的俄国生物学家的头上，说什么似乎这些大科学家为李森科学说的出现作了准备，似乎他们早就保佑过李森科。他们还象斯大林时期一度曾有过的那样，尽力证明人类思想上的成就都出自俄国。此外，他们还在自己的文章里引述李森科文章的意思，或是照引他的原话，指望以此来免受李森科分子的非难。
在那些年里，科学工作者受到甄别淘汰。李森科一派的人占了上风。不甘屈从的科学家都遭了厄运——他们被赶离工作岗位，致使有人患脑血栓，有人自杀。杰出的植物生理学家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萨比宁即是一例。多年来，他一直与李森科主义进行忘我的斗争以致最终被赶出莫斯科大学，下放到克里米亚工作。由于不堪忍受中伤和陷害，萨比宁于1951年4月22日开枪自杀身亡。
如果说对未能完全认清形势和自己在科研事业与学术争论中作用的政工人员、正统哲学家、一般的专家还可以谅解的话，那么对那些才华横溢、受过良好教育、内心对所发生的一切都清清楚楚然而却出卖自己尊严的科学家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H·N·努日京教授的表现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他的博士论文本来是写正统遗传学的，后来他猛然意识到应该将论文改写以投李森科所好。此后，努日京一直效力于李森科，并且受到他的赏识。作为报偿，李森科让努日京当上了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只是由于弗·亚·恩格尔哈特和伊·叶·塔姆②和其他院士的原则性立场，努日京才未能象特·杰·李森科及其庇护人尼·谢·赫鲁晓夫很多年来一直希望的那样，晋升为院士。
对于那些“改变观点”转而与李森科分子合作的人未必都可以用形势所迫来解释。有的人如此进人角色，以至后来到了5O年代仍继续贬斥遗传学，甚至与遗传学无关的研究工作也被牵连进去。（例如，M·E·洛巴绍夫在1954年出版的《俄国畜牧史纲要》一书中，A·E·盖西诺维奇在编纂伊·伊·梅契尼科夫的《生物学文选》（1950年出版）时都曾这样做过）当然，普遍的、常见的是意志薄弱和胆怯。而只要有哪怕是一次怯懦退让，你也就失去了对事情进程的实际影响。只图一时的名利，会导致未来的失败。每次的怯懦行为又会在周围人当中引起反响，促使他们也做出类似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杰出的遗传学家中为数不多的几位所表现的无所畏惧的态度和不做任何愧对良心的事情的行为令人格外起敬。在高尔基市，大学校长A·H·梅利尼琴科将遗传学教研室主任谢·谢·切特韦里科夫找来，要他悔过。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宁可被迫放弃研究工作也不愿悔过。C·H·阿尔达什尼科夫、B·B·萨哈罗夫、B·E·亚历山德罗夫都因不愿悔过而被停职。还有一些科学家由于不屈服于强制压迫，没有卑躬屈膝而被放逐到外地。他们是：E·N·格伦博茨基、H·H·索科洛夫和B·H·西多罗夫（这几位被下放到位于远东地区的雅库特）、M·N·卡姆希洛夫（被逐放至位于白海的达里尼耶泽连齐）、E·N·瓦辛和B·H·瓦辛（被下放到萨哈林）、J·R克尔基斯（他成了中亚地区某国营牧羊场场长）、P·B·黑辛（他改了行，到立陶宛加盟共和国的考纳斯市工作去了）。
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八月会议刚刚结束，苏联高教部部长C·B·卡夫塔诺夫随即于1948年8月23日签署了第1213号命令，撤去了瓦·谢·涅姆钦诺夫莫斯科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院长职务。他的职务由B·H·斯托列托夫接替。A·P·热布拉克被停职，他的实验室道关闭。N·H·康斯坦丁诺夫在H·N·利西岑于1948年2月20日去世后曾受聘出任田间作物选种与育种教研室主任（同时继续保留实验方法教研室的工作），此时也被免去这个教研室的领导职务。他的这一职务由李森科兼任。这样。李森科的手就伸进了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这又一次表明，他不会放弃利用任何机会去占踞他人在教研室、研究所，以至科学院里的位置。
大规模的免职风潮也在全国各地的大学，很多农业、医学、教育、林业、食品等行业性高等院校和科研机关中漫延。全国约有三千名生物学家被开除或免职。这场对科学事业的野蛮迫害有如一场真正的瘟疫。曾被举世公认为科学研究中的出色典范的俄罗斯遗传学不复存在了，整个生物学也笼罩在茫茫黑夜中。
1948年9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特·杰·李森科50岁诞辰之际，为嘉奖他“在发展先进科学和在农业领域卓有成果的实践中取得的杰出功绩”，又一次授予他列宁勋章，苏联部长会议也同时决定，以特·杰·李森科的名字命名敖德萨遗传育种研究所。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在有斯大林本人在场的场合所做的纪念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的报告中说道：
“关于生物学的学术讨论是在我们党的指导性影响下进行的。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从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这场讨论为科学研究和实践工作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
在当年，谁也不知道，黑暗势力的荒唐行为还要持续多久，能否等得到真正的科学胜利凯旋的那一天。一些眼光敏锐的科学家认为，这场荒唐闹剧的结束和它的后果的消除要在数十年以后。他们的预言与事实相差无几。李森科等人横行无忌的痕迹至今依然可见，井且可以明显地感到，在生物学领导人中间，新的李森科分子已经滋生出来。
就这样，苏联失去了曾一度倍受尊敬的、引为荣耀的地位。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八月会议的结果是什么呢？这次会议后不过五年，美国人詹姆斯·沃森和英国人弗朗西斯·克里克发现了双倍螺旋脱氧核糖核酸。这一发现开创了分子遗传学的时代。可早在20多年前，不是在美国，也不是在英国，而是在苏维埃俄国，尼·康·科利佐夫曾预言：“遗传分子应具有双倍结构”。难道不应该接过科利佐夫的接力棒，为他的学派创造良好的条件！可是没有。尼·康·科利佐夫本人就受到陷害，骂他是法西斯分子、黑势力分子，多次欲将他关进监狱，把他的学派消灭掉，使其无法萌芽，使人不再效仿。正是在苏维埃俄国，而不是在西方，谢·谢·切特韦里科夫创建了一个完整的科学学科——群体遗传学。这一学科在当今生态危机时代，其意义之重大是无法估量的。可是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在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八月会议后随即被赶离莫斯科，受到人身侮辱和诋毁。当他双目失明，孤立无援，在高尔基市渐渐死去，在国内被人遗忘的时候，眨方却授予他金奖，将他的文章译成英文出版，收集他的画象。
此外，F·A·纳德松和F·C·菲利波夫发现辐射诱变发生，M·H·迈塞尔发现化学诱变发生是在苏维埃俄国，C·F·列维特创建世界上第一个遗传医学研究所也是在苏维埃俄国。然而，列维特在狱中被枪毙，研究所被关闭，所有科研人员都被遣散，研究所的治学精神被破坏殆尽。列维特的一位很有才华的学生——C·H·阿尔达什尼科夫曾数年无事可于而荒废时光，最终也未能找到与他本专业相适应的工作。约·阿·拉波波特是世界上第一位就化学诱变发生做广泛实验的科学家。但是，登有他的具有领先水平文章的书籍在1948年被勒令焚毁，并且真的烧掉了！这以后不久，曾与李森科等人做过毫不妥协的斗争的战士——B·N·埃夫罗伊姆松一生中第二次被押解驱逐至外地。
我们的国家此后经历了多方面的磨难：在遗传学、育种学、医治遗传疾病、工业化生产抗生素等方面都落后了。最可惜的是，在一个具有经济、军事意义的首要领域生物工程里，完全失去了同西方竞争的能力。苏联落到了发展道路的边上。在这条道路上，过去在遗传学有关遗传的特性和结构的研究方面甚至联想也不敢想同俄国进行较量的那些国家也已经大大跑到前面去了。后来荣获诺贝尔奖金的格尔曼·梅勒普特地跑到俄国来生活，并和伟大的瓦维洛夫并肩从事研究工作。
李森科、普列津特一伙的堕落以惊人的速度萌芽，在适当的温度、雨露的滋润中发育成长，无孔不人地侵蚀国家的机体。在这片肥沃的土壤里，果实成熟了，而这是一枚苦果。
（原载苏联《星火》杂志1988年第1和2期。秋实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