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向真理迈进
——关于20年代的对话
作者：德·谢列斯托夫康·叶留金
【原编者按】德米特里·谢列斯托夫撰写的《从人 物看时代》（载《星火》杂志1987年第42期）一文刊出 后反响强烈。不少人来信要求编辑部继续在“1917 —1987”栏目内公布材料。
读者对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历史越来越感兴趣，对此我们非常理解。我们今后准备设立专栏，介绍苏维埃社会诞生和形成的历史。下面刊登的是历史学博士德米特里．谢列斯托夫同记者康斯坦丁·叶留金就1917—1920年这个伟大斗争的时代所进行的对话。
问：国内外对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隆重举行的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报以极大兴趣。看来，这个文件对历史学家也具有纲领性的意义吧？
答：米·谢·戈尔巴乔夫这个报告，以及刚刚出版的他的著作《改革与新思维》中所指出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深入研究伟大十月革命的历史以及由此开始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各个时期的历史，其中包括在苏维埃国家的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的20—30年代。
我们反反复复地回顾往事，追本溯源，力求尽可能深入地思考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初建的那个时代。戈尔巴乔夫的报告对国家70年的发展道路作出了深刻的评价，同时没有隐瞒当时的困难和危机。比如，其中首次明确谈到，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背离了列宁主义的农民政策。斯大林当权时期所特有的行政命令体制导致了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严重冒进。
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农村开始的变革是1917年以后的最大变革，它使千百万昔日的农民变成了建筑工地上的工人。读了A·马雷什金的小说《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就可以想象出，那时候，使农民的命运转向工业化是多么的不易。城市居民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城市人口从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增加了一倍多。这种大规模的农民向市民的转化造成了许多社会后果。顺便提一下，依我看，这正是造成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视其为“主宰者”那种局面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特征。
问：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指出了斯大林个性中的矛盾性并严厉谴责了对他的迷信，认为这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格格不人。那么，历史学家应从哪些方面对此问题进行分析呢？
答：为了弄清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产生过程，我们还应分析1922年以后国家和党的领导状况。
问：通常以1924年为划分界限……
答：这不错。但并不排斥分析从1922年开始的事件的可能性。这一年4月斯大林当上了党中央总书记。过了不到10个月，在12月16日和23日两次重病发作使列宁实际上脱离了对国家和党的直接领导。1956年发表了列宁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和1923年1月4日《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口授记录。这些信意在防止中央领导机构发生分裂，信中建议把斯大林调离总书记的职务。信的发表对揭露个人迷信起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到了60—70年代对信的研究慢慢地停止了，但最近这些信再一次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
问：关于这一点，我们最好仔细谈一谈，况且，戈尔巴乔夫的报告中也提到过《给代表大会的信》。
答：只是首先要明确这样一点，即从整个发展进程中截取某些事件不是无条件的，因此，在上述情况下不应掩盖列宁晚期（1922年12月末—1923年3月初）所有著述的整体意义，这些著述实际上构成了列宁的政治遗嘱。至于前边提到过的记录，要记住这只是列宁当时在重病中口述的所有记录的一部分。
记录的内容不仅局限于把斯大林撤离总书记职务的问题，而且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它反映着当时存在的严重问题，而对这些问题列宁在患病之前就巳十分注意了。
在离今天已很遥远的1922年，民族众多的、有1亿3千5百万人口的主要是农业国的俄国（几乎84％的人口住在农村）在新经济政策和反对饥饿和经济崩溃的斗争的道路上迈出了最初的步伐。有近40万党员的列宁的党领导了人民争取新生活的斗争。1922年3月，列宁在分析了国家状况之后向中央委员们指出，在20年代前就已变得很复杂的条件下，党的无产阶级政策是由“可以被称为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个极精干的阶层的强大的、特有的威信决定的。”
他接着指出：“只要这个阶层内发生哪怕不大的内部斗争，那么它的威信即使不动摇，也会相当削弱，以致于决定权将不再被它所掌握。”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便能读懂弗拉基米尔·依里奇在9个月之后关于中央情况的口授记录。这些内容是他当时急于口授的（要知道，谁也无法预测，病情将如何发展），可见他对此问题是多么重视，当时内部出现斗争的现实危险加剧了。特别是当涉及到两个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过份自负和醉心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的托洛茨基和当上总书记才几个月就大权独揽的斯大林之间的关系问题时尤其突出。这正是列宁所特别担心的。因为他没有把握，斯大林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
问：有时在读者来信中有这样的看法，似乎列宁指定了某个人做自己的继任者……
答：不知道有任何能够证实这一点的文件。况且“任命继任者”是什么意思？是担任什么职务吗？列宁极高的威信与他的职务是毫无关联的，而是群众自己承认这位布尔什维克党的奠基者和领导者是自己的真正领袖。至于职务，列宁是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担任过不是通常人们所说的一个、而是两个国家领导职务——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苏联成立之后，从1923年夏天起这两个机构都成为全联盟的了。人民委员会的、苏联的和俄罗斯联邦的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是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和亚·德·瞿鲁巴。弗拉基米尔·依里奇逝世以后，这些机构的领导权可以说分开了，人民委员会主席是阿·伊·李可夫（到1930年），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是列·波·加米涅夫（到1926年）。列宁给我们留下的继任者是布尔什维克党、党的老近卫军、中央委员会。保证它们的统一，正如今天我们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所看到的，是列宁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问：当时中央委员会及其机构是如何组成的？
答：最后一届有列宁参加并经1922年4月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计有27名中央委员和19名候补中央委员。他们都是十月革命前入党的。其中豆玉人（弗·伊·列宁、安·谢·布勃诺夫、尼·伊·布哈林、菲·埃·捷尔任斯基、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伊·帖·斯米尔加、格·雅·索科利尼科夫、约·维·斯大林、列·达·托洛茨基）是1917年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22年代进人中央的还有十月革命以后在党、国家、军事和经济部门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克·叶·伏罗希洛夫、米·伊·加里宁、谢’米·基洛夫、瓦·弗。古比雪夫、阿·伊。米高扬，维·米·莫洛托夫、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格·列·皮达科夫、扬·厄·卢祖塔克、米·巴，托姆斯基、米·瓦·伏龙芝、弗·雅·邱巴尔等人。
1922年以前，中央确定并组成了一些机构。早在1919年为了解决一些政策性的和紧迫的问题，成立了中央政治局，为了推行党的组织工作，成立了中央组织局。当时第一次通过了关于设立中央书记处的决议。第二年的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除保留组织局负责中央总的工作以外，把管辖“日常的组织和执行问题”交给了书记处。
1921年以前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弗·伊·列宁、列·波·加米涅夫、尼·尼，克列斯京斯基、约·维·斯大林、列·达·托洛茨基，政治局候补委员有尼·伊。布哈林、格·叶，季诺维也夫和米，伊·加里宁。1921年选举格·叶·季诺维也夫接替尼·尼·克列斯克斯基为政治局委员，增补维，米·莫洛托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23年这个机构稍有扩大，阿·伊·李可夫和米·巴·托姆斯基进入政治局，增补扬。厄·卢祖塔克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中央组织局（弗·依·列宁没有参加其内）在历次代表大会后的构成都有明显变化。从1919年起唯一长期参加组织局工作的中央委员就是斯大林一人。另外，组织局还有几位中央书记参加。1924年之前有3人，后来有5人，再以后人数更多。1922年中央四月全会设立总书记一职，担任总书记的，正如上边提到过的，是斯大林，他一直在此职上呆到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除斯大林之外，担任书记处书记时间最长的是莫洛托夫（1921—1930年）。
问：就是说，1922年12月末列宁在对中央的状况加以评述时，指的是20年代初形成的党的领导构成了？
答：当然，列宁的文件很具体。需要指出，列宁提议增加中央委员的数额，使其增加到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列宁指出，“为了提高中央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构，为了防止中央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全党的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1922年12月23日《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一部分当天就送斯大林转中央政治局。
12月24日和25日口授的以下部分，以及1923年1月4日口授的部分，包括对中央6名委员所做的个人评价，根据列宁的要求是绝密的。只有在列宁去世之后这部分才能在下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公布。
列宁认为稳定问题是防止党发生分裂的保证。他强调指出，在这一点上最危险的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恶化，正如他指出的，是中央最杰出的领袖——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指出了这两个人个人品质的不良方面。
之后，列宁提醒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他们不同意中央的武装起义计划，出卖了该计划，随后，在1917年11月和一些中央委员一起成为建立“联合政府”的支持者）当然不是偶然的，但这种事件“也可以少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可以少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弗拉基米尔·依里奇特别重视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认为他们是最优秀的人，同时指出，虽然布哈林“应当被人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但“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的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值得怀疑的”。而皮达可夫，太热中于行政手段，“在严重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信赖他的”。在贯穿着维护党的统一的深刻关怀的信件中，列宁注意到上边提到的六个中央委员的弱点，但这不意味着要把他们排除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层之外，其中也包括斯大林。列宁只是建议把他调离总书记一职。
问：那么，正如列宁所阐述的那样，他预见到中央内部有可能发生冲突，因此，他非常关心，希望能保持党和社会主义本质所固有的集体领导和民主原则？
答：这正是列宁遗嘱的重要方面之一。根据这些遗嘱，总书记应同中央委员会及其各机构共同保证党的实际的集体领导制，发展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弗拉基米尔·依里奇认为，在总书记的岗位上应是一位比斯大林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对同志更关心、不热衷于行政命令、不粗暴的共产党员。列宁发现斯大林太粗暴，他目光敏锐地指出：“粗暴总的来说在政治中通常起到最坏的作用。”斯大体性格的这个特点尤其表现在对待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无理的狂妄态度上，他粗暴的斥责她、怀疑她是否不顾医生的禁令记录了列宁的话，这一点引起列宁的极大愤慨。列宁得知这个消息后，于1923年3月5日口授了一封给斯大林的信（其副本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要求他道歉，并指出，否则就和他断绝关系。第二天他请人把信亲手交给了斯大林，就在这个时候，即3月6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了。4天之后的一次新的发作，加快了右侧身体的瘫痪，列宁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问：这发生在列宁已不能参加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几个星期，那么，他的《给代表大会的信》是否就不为人所知了？
答：不完全是这样。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谈到中央领导状况的口授记录没有包括《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内容，信的某些部分在1922年末和1923年转交给了中央委员会，其中所合的列宁的指示在党的决议中得到体现，而列宁的《关于民族或者“自治化”问题》的口授记录于1923年4月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向各代表团进行了宣读。
问：一年以后，即1924年5月，列宁评价几位中央委员的口授记录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也向各代表团宣读了吗？
答：1924年5月18日，党的第十三代表大会召开前5大，记录和其他一系列文件由克鲁普斯卡娅交给了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主持的列宁文献征集委员会。提醒一句，他们三人同李可夫、托姆斯基、托洛茨基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根据他们收到列宁文件的报告，1924年5月21日中央全会做出决议：“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愿，把文件的宣读转交给代表大会，在各代表团内宣读，规定这些文件不得复制。在各代表团内的宣读工作由伊里奇文件征集委员会成员进行。”
问：就是说，在各代表团内宣读列宁的文件是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进行的，在该问题上代表大会只局限于扩大中央委员会的人员吗？
答：是的，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3人，但是以列宁参加的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为基础形成的。在1924—1925年的这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会上产生了7人政治局。他们是：尼·伊·布哈林、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约·维·斯大林、米·巴·托姆斯基、列·达·托洛茨基和6名政治局候补委员：菲·埃·捷尔任斯基、米·伊·加里宁、维·米·莫洛托夫、扬·厄·卢祖塔克、格·雅·索科利尼科夫、米·瓦·伏龙芝。会上斯大林请求解除他的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请求没有被批准。为什么呢？可以这样推论，代表大会和它之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从以下这点出发，即在列宁1922年至1924年初患病期间已经形成了一个领导核心，这个核心会从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得出结论，并将按照党的奠基者和领袖所嘱托的那样保证对党进行集体领导。
问：但我们今天知道，后来，事情的发展很不简单……
答：问题就在于此，很不简单，耐人寻味。还在1923年托洛茨基分子就利用列宁患病之机企图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修正。而今，在联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托洛茨基正如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鉴定的那样露骨地表现出权势欲，妄图用托洛茨基主义偷换列宁主义。从思想上粉碎这股反列宁主义的逆流已经在我们的著作中得到阐述，所以没有必要再去重复其结论。须要指出的是，托洛茨基热衷于搞派别活动以及他惯于在政策问题上摇摆，都给以后意见交锋的整个过程打下烙印，而他的反列宁主义、反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自觉不自觉地给后来的每一次观点分歧投下阴影。
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对加剧斗争也起了作用，他公开以粗暴地同思想敌人斗争为骄傲。他所具有的意志坚强、目标明确的特点同容不得不同意见、多疑和其他不良特点交织在一起。使他变得不仅仅是粗暴，而且毫无理由的严厉，甚至是残酷，后来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
问：随着托洛茨基主义的被粉碎，斯大林的威信也随之提高了吗？
答：现在，许多人都习惯于认为，几乎从1917年起斯大林就广泛闻名于全党、全国。实际上，他的个人知名度在1923年还很低，大大的逊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当时其他一些著名领导人。顺便提一句，1923年在《星火》周刊刊登的斯大林像，大概属于群众性刊物第一次刊登的斯大林照片之一。十年之后著名德国作家卜费希特万格来到苏联，看到的已是各地都悬挂着被他称为“蓄小胡子的人”的画像。
斯大林的威信仿佛是逐步提高的。随着他的中央书记地位的巩固，他积极参与国家生活的作用变得更加明显了。1923年—1924年期间他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其他党的著名活动家一起发表的揭露托洛茨基主义的著作客观上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列宁主义政策。这还明显的表现在后来在1925年战胜“新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粉碎了1926年—1927年的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反党集团、肃清20年代末期党内右倾倾向（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上。在这场斗争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于1926年被开除出政治局。托洛茨基于1929年被驱逐出苏联。同年及1930年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
问：不难发现，到1930年初，1924—1925年党的领导机构中7名政治局委员就剩下斯大林一个人了。
答：这并不意味着战胜反对派、制订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功绩象30年代所说的那样只属于一个人。怎么能忘记1925年10月过早地离开人世的米·瓦·伏龙芝和1926年六月全会上在激烈的发言反对反对派的时候心脏停止跳动的菲·埃·捷尔任斯基同托洛茨基主义展开的一贯斗争呢！安·谢·布勃诺夫、谢·米·基洛夫、斯·维·科肖尔、瓦，弗·古比雪夫、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巴·彼·波斯蒂舍夫、扬·厄·卢祖塔克、弗·雅·邱巴尔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同绝大多数中央委员一起为党集体制订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做出了贡献。
在20年代下半期的历次党代表大会上，尽管反对派（特别是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索科利尼科夫）声称权力都集中于斯大林手中，但是，党和国家的事务一直表现出集体领导的性质，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与此同时，还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1925年）伏罗希洛夫就已指出，斯大林是“中央政治局的主要委员”，而4年以后，他在1929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斯大林与红军。的文章，文章在散播对斯大林有利的歪曲苏联社会的历史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1938年）使这种曲解更臻完备。斯大林曾积极参加揭露托洛茨基提出的党的“两个领导”的构想，可是后来他却独出心裁地利用了这一点，力促灌输这样一种观点，即正是他和列宁发动了十月革命、他和列宁是苏联人民所有胜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问：那么，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包括指出斯大林严重缺点的事，1924年以后就这样被忘却了吗？
答：没有。在党内斗争扩大时不断有人提到这些文件。最后一次是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大会决议，大会的简报收人了列宁口授的记录，以后本来还应当收入列宁文集公开发表，但后来大会的决议未能执行。相反的情况也不可能发生，因为发表这些文件与宣扬对斯大林的迷信相抵触，这种迷信是在党内由托洛茨基的派别斗争以及后来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的“新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派别斗争所造成的紧张气氛中慢慢形成的。
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指出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不是偶然的。他们在1923—1924年和党一起反对托洛茨基主义，随后又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列宁患病期间形成的和在列宁逝世后头几个月维持着的领导核心分裂了，争权夺利的无原则斗争不能不使党的老近卫军受到打击、动摇它的威信，减少它对解决问题发挥作用的可能性——所发生的这一切，正是列宁1922年所担心的。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专横的权力悄悄地确立了，他偏离了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
米·谢·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指出：“在列宁生前就出现的一些分歧，在新形势下又表现出来了，而且更尖锐了。众所周知，列宁曾警告过发生这种危险的可能性。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他强调指出：‘这不是小事，或者说是能够起决定性作用的小事。’结果在许多方面正是这样”。
我们刚刚隆重庆祝过伟大的十月革命七十周年，这再一次证明，生活本身要求我们真实、大胆地写出苏联历史的史书，从而揭示一系列事件的英勇精神及其戏剧性，揭示前辈们所经历的复杂的和内容多样的道路上的一切。这条道路在所有阶段上都是朝着社会主义。
（原载《星火》杂志1987年第47期。沙增明译，曹特金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