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列宁逝世后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
作者：阿·伊·米高扬
在代表大会之前
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开幕之前三天，边区党代表会议选出的代表团从北高加索来到了莫斯科。我和当时担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的伏罗希洛夫到莫斯科去要早些，因为我们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还要参加代表大会之前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当我和伏罗希洛夫准备去莫斯科的时候，我把我怀第二个孩子的妻子送到了基斯洛沃茨克市。1924年6月，她在那里生了个儿子，为了纪念在此之前五个月逝世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我们给他起名叫沃洛佳。
我们与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奥拉赫拉什维利和米亚斯尼基杨（在罗斯托夫同他们会合了）一起乘梯弗里斯一莫斯科的快车去莫斯科。当然，沿途不少谈话是关于行将到来的全体会议和代表大会，关于党内形势和国家总的情况的。我们彼此之间早已是朋友了，而许多东西则把我本人与外高索联系在一起。
1923年和1924年的特点是，在恢复国民经济、对外政策和发展对外贸易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由于连续两年的好收成，不仅能够解决国家的粮食危机，而且能够明显地增加谷物出口。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第一次出现出口大于进口的情况。这额外地提供了很可观的一笔外汇，一方面，它是预防意外经济困难和自然变化无常的某种保证，而另一方面，它能够拨出大约5000万卢布在国外超计划为轻工业企业购买我们所缺少的原料（棉花、皮革和橡胶）。购买原料能使这些企业满负荷地进行工作并安排农村所必需的消费品生产。所有这些都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办法相反。托洛茨基反对派提出实行所谓的“商品干涉”政策，即从国外大量进口日用工业品。
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就是中央委员会为纪念列宁宣布的吸收工人人党的号召。结果，无产阶级最优秀、最顽强、最忠实、最勇敢的战士们加入了党。
劳动农民的政治积极性也大大高涨。在北高加索（我在这里担任边区党委书记）象在国家其他许多农业地区一样，特别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考虑到许多农民——贫农和中农要求入党的强烈愿望，为了普遍加强党与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边区的联系，党中央委员会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之前不久——1924年4月作出决定，吸收两万名先进的农民入党。
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由于公布了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议程中的报告提纲，使千千万万党员能在当地的党代表会议上广泛讨论提交党代表大会审议的问题，并委托自己的代表提出具体的建议。
领袖的信
我们非常理解我们对党代表大会工作所负的重大责任。要知道，这是列宁逝世后第一次举行的党代表大会。前一次——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虽然列宁由于生病没有出席，但他还是通过直接书面的指示对大会进行了领导，而现在我们要自己解决问题，要努力象列宁还活在我们中间时那样做。
在1924年5月21日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加米涅夫受政治局委托宣布，三天前（5月18日）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按照已故列宁的嘱咐，把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转交给了中央委员会，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列宁遗嘱》。
我们十分激动地听了列宁的信。信中充满了对党的命运和对维护党的统一的极大关怀。列宁一向认为中央委员会作为党的集体领导机关的团结一致是维护党的统一的保障之一。列宁对这一点的担心也感染了我们全会参加者。列宁对中央委员会形成的局面表示担忧，他对某些中央委员下了评语，并就此表示了自己的担心和疑虑，对如何维持中央委员会内部的稳定和防止发生可能的分裂提出了政治忠告。
由于托洛茨基有“非布尔什维主义”，喜欢搞行政命令，实际上列宁对他表示不信任。同时列宁也就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的缺点向党发出警告，对他们每个人作了客观的和极其准确的评价。
列宁在谈到斯大林时强调指出，斯大林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因此列宁建议“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这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霭，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加米涅夫在宣读这封信后宣布，政治局考虑到列宁的意志，提出把列宁的这一文件传达给代表大会代表的建议。但是，政治局建议不要在全体会议上，而是在代表之间宣读和讨论这一文件。这一“细节”本身就有意义。同时加米涅夫还补充说，政治局建议在讨论列宁的信时应以能够把斯大林留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为出发点，因为他已承认列宁所指出的缺点，并且答应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
我认为，这一建议反映了政治局存在的矛盾，首先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担心托洛茨基的地协会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加强。这一建议也包含着回避执行列宁遗嘱的倾向。
政治局的建议没有在中央全会上讨论，因为谁也没有提出其他意见。全会通过了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向代表大会代表传达列宁的信的程序的建议。并决定不准备广泛公布这封信，因为这封信只是给代表大会代表的。
代表大会的决定
每个代表团都宣读和讨论了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所有代表团都支持把斯大林留在中央总书记的职位上。
我们代表大会代表这样做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大家都亲眼看到了刚刚结束的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同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进行的尖锐斗争。斯大林在这场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他巧妙地论有所据地坚持了列宁指引的我们今后应走的道路。
我们这些代表大会的代表不能不考虑，斯大林作为中央总书记的候选人在全会上没有一个政治局委员表示反对，虽然他们当中有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这几个人在列宁逝世后都在觊觎党的“第一把手”的职位。政治局里也还有布哈林和李可夫这样的有威信的人。
回首往事，我认为，一些人无视列宁的警告，是因为没有看出斯大林是一个厉害的对手，另一些人是因为没有看出斯大林是个一心想要成为波拿巴式领袖的人。因此，宁可保留他，也不愿意从那些比斯大林更有权威、有理论家和意识形态专家威信的党的领导人中间提出另外一个人。耽心这样的领袖会比斯大林更严重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给集体领导带来危害。今天看来，这不单奇怪，甚至不大可能，但是，在我看来，当时事情确实就是这样。
我们还注意到，在《列宁遗嘱》中在对党的许多领导人作出高度评价的同时都提出了批评，列宁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候选人来取代斯大林。假如他提出了具体的候选人，那么，政治局，更不必说全会和代表大会的代表，都不会反对列宁的建议。此外，我们当然也希望斯大林本人能考虑列宁的尖锐批评，更何况斯大林对此曾作过相应的保证。应当承认，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根本不了解斯大林的这些品质。相反，在同中央委员会的普通委员和党的其他著名工作者打交道时，他完全是以一种同志式的态度，认真听取别人的谈话，没有“领袖至上”、随心所欲、盛气凌人的表现。在象往常一样热烈争论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他只发言两次，其余时间都是沉默地坐在主席团的位置上，甚至连主席铃一次都没有拿起来。我想，注意到这一点并对斯大林的这种表现给予肯定评价的并不只有我一个人。只有过了一些年才得出了结论：这种特意表现的谦虚是因为中央委员会刚刚讨论过《列宁遗嘱》，嘱遗中建议由其他人取代斯大林。而且后来也都清楚了，这种表现是为了在他策划的反对政治局委员的斗争中赢得中央委员和党的积极分子的信任。那场斗争后来演变成针对党本身的大规模镇压运动。
当然，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难道只我一个人吗？）不同意列宁的建议是极痛苦的。只能用下述事实为自己辩解：列宁发出这封信后，斯大林在把坚持列宁路线的干部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基本核心周围的斗争中起了巨大作用，这帮助党在同托洛茨基斗争后达到了统一和团结。要知道，托洛茨基当时是主要危险。
谈到自己，我可以说，我认识“两个斯大林”。一个大约是在头十年，我把他看作是一个老同志，对他非常尊重；另一个是在以后时期，他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在2O年代，我从未相信过，他会犯罪，那是什么样的罪行啊！当然，我们在地方上曾猜想，政治局内有斗争，但是，我们认为，中央委员会任何时候都能够控制整个局势和坚持列宁主义的党内民主。我们这些普通的中央委员认为这就是自己的任务。
人们逐渐明白了，完全保持列宁在世时的那种平衡越来越困难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想过从党的领导岗位上“清除”某个人。不同意见的斗争被视为正常现象。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把真实的目的精心地掩盖起来了。他甚至把已经开始的“清除”领导人的做法说成是不可避免的权力分配，认为没有列宁政治局不可能保持原状。有时——最后一次是在1926年——他提出最后通牒：或者按他的主张解决问题，或者他离开……这种最后通牍多数都是以间接方式提出来的，但十定在那样的时刻，即多数中央委员都觉得，如果他离开，想搞“专制”活动的托洛茨基或者季诺维也夫的力量就会大大加强，从而导致分裂。对斯大林本人的专制倾向和行为，我是在已经不可能同它们进行斗争时才真正认清的。我同奥尔忠尼启则和基洛夫很熟，了解他们的情绪，我想，他们也被斯大林的“第一种”面貌蒙蔽了。甚至1934年冬，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在中央委员会选举时基洛夫得票最多，一批大会代表提议他担任总书记，但是，他拒绝了，表现出这个最忠诚的人所具有的忠诚和原则性。他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斯大林，但是，这招来了斯大林对整个代表大会，当然还有对基洛夫本人的仇恨。
只是20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一情况。斯大林逝世后。老布尔什维克A·B·斯涅戈夫和O·F·沙图诺夫斯卡娅从流放地回来。从20年代起我就认识斯涅戈夫，同沙图诺夫斯卡娅在1918年就见过面。当时她在巴库当斯捷潘·绍武勉的秘书。赫鲁晓夫也是很久以前就认识他们的。他们向我和羹鲁晓夫讲了我们原来不太清楚或者根本不知道的许多事情。后来，沙图诺夫斯卡娅在党的监察委员会工作。党的监察委员会负责调查基洛夫被害案。根据文件查明，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不同意基洛夫的只有三票，不同意斯大林的几乎为前者的100倍。计票委员会主席扎通斯基和代表大会主席团负责计票委员会工作的卡冈诺维奇秘密地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斯大林。斯大林要求把反对他的票也降到三票。计票是分13个单独委员会进行的。其中一个委员会的一名委员是我上教会学校时的一个朋友，名叫H·安德烈阿相。他对我说，仅在他所在的那个委员会里就有20票反对斯大林。韦尔霍维赫是总计票委员会的委员，他被关了18年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因此，情况都清楚了：第一，在斯大林的眼里基洛夫是一个对手，第二，甚至在所有反对派都已失败之后，党内，包括领导层，对斯大林的不满加剧了。所有这些使我们对许多事情看得更清了……
起初，斯大林对基洛夫不坏。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些只能解释为企图使基洛夫“顺从”的事件。在党内政策方面，斯大林更加倚重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后来是日丹诺夫，再以后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日丹诺夫为人不坏，但太没有主见，有时可能成阴谋家、首先是斯大林本人最不体面的勾当的帮凶。
讲到基洛夫，我不禁回忆起《真理报》上一篇由“佐里奇”署名的小品文。说一个负责人从巴库搬到列宁格勒，在宽敞的住宅里等着两只狗。这完全是恶意煽动！令人不快的是，大家都知道小品文说的是谁。如果没有斯大林的直接指示，梅利斯永远不会刊登这种小品文。有一次，政治局还组织讨论了基洛夫1913年发表的文章中“不恰当的”词句。
回过头来谈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我要说，不幸的是，列宁在其《遗嘱》中所指出的斯大林的那些弱点（而且还不只那些），只是在斯大林以后时期的活动中（那已经是20年代末，特别是从30年代起）大家才看清，其严重程度不是当时所能预见的。这就是我们由于没有执行列宁的遗训而受到的可怕而又可悲的惩罚。
在红场上
在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结束以后，我们大家来到红场瞻仰列宁墓，来向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祝贺的少先队员在这里举行了庆祝游行。
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列宁墓两边，而主席团成员则登上了列宁墓。当时列宁墓还是临时的，是用木头建造成的，只是后来才成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样子。一万多名少先队员整齐地排列在红场上。孩子们的头、红领巾和鲜花汇成了一片海洋。当共青团中央的代表瓦休京宣布开始庆祝游行，并宣布今后以伟大列宁的名字命名少先队组织时，我们大家都很激动。
在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几个成员致贺词和德国著名的女共产党员蔡特金充满热情的发言之后，受人尊敬的国际工人运动最早的参加者之一——费利克斯·柯恩发了言。他的外表很象古代的圣人：松软的银白色的头发，宽密的银白色的大胡子，浓厚的眉毛，眉下一双聪明的、炯炯有神的、不能以其年龄估量的明亮眼睛。
他对少先队员们说：“我作为一名老战士，受委托带领你们宣誓。”
他宣读了誓词，红场上成千上万名少先队员齐声重复了誓词。
“时刻准备着！”少先队员们的声浪回荡在红场上空。
这是个难忘的时刻。当庆祝游行结束后，代表大会的代表走进了陵墓，默默地从棺椁旁走过。
关于党的任务
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组织报告是相当简短的。他根据具体事实，平心静气地进行阐述，没有进行任何论战，对把党和劳动人民联系起来的群众组织的状况进行了分析。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莫洛托夫作了长篇报告。对有关纪念列宁逝世吸收党员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因为这个题目包括了当时我们党的工作所涉及的一切基本问题。我们认为，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党员中的工人核心、活跃党的工作和扩大党内民主的任务，就是要使年轻的共产党员参加到党和苏维埃的实际工作中来，使他们同国家、党、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机关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对他们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培养和教育。
托洛茨基在谈到自己的政治错误时，引用了英国著名的谚语：“不论正确与否，这毕竟是我的祖国”，并且照常以下面一句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漂亮词句结束了自己的发言：“……如果党作出一项决定，我们之中有某个人认为这个决定是不公平的，他便会说，不管公平与否，这毕竟是我的党，我永远承担党的决定的后果。”
代表大会的许多代表（在托洛茨基之后，就反对派问题发言的有鲁祖塔克、恰普林、雅罗斯拉夫斯基、克鲁普斯卡娅等人）尖锐地批评了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的立场。
代表大会在掌声中一致赞同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活动。
合作社、商业、农村
商业、合作社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我国农村问题，在代表大会的工作中占有主要地位。代表大会的报告人和代表在谈到商业问题时是以列宁的下列指示为出发点的，即在一定的条件下，“商业是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正如代表大会所指出，在国家的零售贸易额中，私人资本还占优势。在1922—1923年经济年度中，私人资本占零售贸易总额的93．4％。私人资本和国家合作社资本在整个批发零售贸易中的比例好些，大约是一半对一半。仅仅在批发贸易方面国家和合作社占85.5％，而私人资本总共只占14．5％。主要任务是占领农村市场，逐渐把私人资本排挤出去。在这方面，发展国营商业和巩固农村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具有特殊的意义。代表大会指出：“农村合作社的薄弱是无产阶级工业和农民相结合的最薄弱环节”。
加里宁作农村工作报告，他象平时一样，十分生动、”通俗易懂地谈了农村的形势和党在农村的政策。在谈到农村阶级斗争进程时，他特别强调指出，这种斗争的复杂化，还由于农村的共产党员在同富农阶级斗争时往往把某些多少比较“富裕的中农”也列入富农。
因此，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援引了列宁不止一次说过的关于党对待中农和“我们应该同他们和平共处”的意见。同时，他令人信服地证明，同富农阶级进行斗争首先应全力以赴地发展农村各种形式的合作社。
加里宁报告之后，克鲁普斯卡娅对报告作了补充发言。她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农村学校教育的状况和政治教育的组织上。她说农村学校和农村图书阅览室的状况令人失望，农村教师的物质生活艰难，农村学校缺少铅笔、练习本和教科书。
在代表大会进行的那天我们得知，红场上聚集了数万名教育工作者——教师，他们是主动来对我们党表示忠城和尊敬的。他们也向代表大会派来了代表闭。季诺维也夫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在红场上对他们表示欢迎。
代表们从莫斯科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他们感到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圆满地结束了，它标志着党的闭结。我在罗斯托夫召开的边区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时说，这次代表大会明显地证明，党有能力顺利地实现列宁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主要遗训。
歉收年的重负
1924年春天，我的肺结核病重新发作，而且比前一年春天更厉害。我消瘦了，体力很差。大概，当时从外表上看，我病得很重。因为晚些时候，即7月初，我在莫斯科办事，斯大林和中央的其他同志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医疗小组认为我身体状况很不好，要求我长期治疗，至少治疗3—4个月。但是，我不能马上享用这次休假：在在此以前已经完全明白，我们边区的许多区将严重歉收。在斯塔夫罗波尔、捷列克、萨尔斯克、莫罗佐夫斯克和孙扎区以及卡巴尔达一巴尔卡尔和印古什自治州的许多区，那年几乎没有下雨，庄稼旱死，许多村庄甚至连饮用水都不够用。
为了拯救牲畜，农民们开始把牲畜赶到有水和饲料的库班地区。也有许多农民在当地把牲畜杀了拿到市场上去出售。结果，这些地区的牲畜总头数大大减少。
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克服干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征得边区党委常委的同意，我的假期推迟了一个月——直到采取了刻不容缓的措施与我们边区碰到的灾难进行斗争时为止。
因干旱而歉收的地区需要紧急帮助。我们知道，收获之后才能够依靠收成好的地区（库班、顿河区和其他一些地区）对这些受灾地区给予帮助。但是，这些受灾地区需要立即得到援助，因此我们决定动用一部分储备粮，并紧急送到灾区，以便首先降低由于干旱被当地投机商和富农马上抬高了的粮价．
这一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达到了。但是，为了保证来年的收成，不容许减少边区的播种面积，需要供给农户种子粮。
根据边区党委的决定，我立刻动身去莫斯科，向中央和人民委员会汇报我们这里出现的情况，并请求它们从中央的储备中给予我们边区以种子和资金帮助。
这一年，察里津省和阿斯特拉罕省以及萨拉托夫省和奔萨省的部分地区也遭受了旱灾。为了帮助所有这些省，苏联人民委员会成立了以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为首的，由几名人民委员参加的政府委员会。
委员会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我们得到了支援。当时国家集中的种子储备也不多。但委员会还是认为有可能从国家掌握的900万普特秋播种子中拨给我们250万普特，并通过农业银行给我们提供200万卢布的农业贷款（按黄金计算）。
此外，苏联政府还免除了庄稼全部死亡的地区的粮食税，减少了庄稼遭受严重旱灾的地区的税收（留归地方需要）。这是个很大的帮助。
边区党委常委批准了种子和资金的分配计划。给地方组织下达了只在遭受旱灾地区的农民申分配种子的严格指示。以最优惠的条件给他们提供种子贷款，以货币形式给他们提供购买牲畜的贷款。同时农民有义务保住牲畜。歉收首先使贫穷的农户受到损害，因此，首先应对他们给予帮助。
为了把种子用于播种和保住牲畜，必须对得到种子和资金的人实行严格的监督。
因此，边区党委常委作出决定，派常委委员到遭受旱灾的地区去，以便同居民见面和交谈。必须到地方上去还因为，在许多歉收地区富农鼓动者活跃起来，他们使农民不相信苏维埃政权会帮助农民。必须取缔这种鼓动。
指派我到斯塔夫罗波尔、萨尔斯克和捷列克区去。期限很短，不超过10天
罗斯托夫有一架属于德国公司的小飞机，我们同它有空运租让合同。我和飞行员制定了飞行计划。这是我第一次乘飞机出差。这在当时是不寻常的。
我原计划召集居民大会，但结果却是另一种情况。谁都不需要召集：看到正在接近的飞机后，所有居民都奔向飞机着陆的地方。于是，大会可以开始了。
我刚刚走下来的飞机，成了临时安排的讲台。我讲了边区的情况、干旱情况、政府给予我们的帮助、种子和资金如何分配，要求农民不要惊慌，要好好准备并及时进行秋播，不要抛弃自己的经营，不要减少播种面积，要保住牲畜。
当然，也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是，感觉得到，农民的整个情绪明显地提高了，他们放心了，、振奋起来了，并且确信苏维埃政权不会在困难时刻丢下他们不管。
我想起了在斯塔夫罗波尔区库尔萨夫克村发生的一件事。在这个村里住着。万多口人。实际上是个小城市。因为干旱，村里的大多数水井干枯了。人们把雨水收集在白铁桶里，但是，储备的水总会用尽。必须紧急采取某些根本措施。在与地方工作人员讨论之后，决定开始铺设水管。问题在于，在离库尔萨夫克村20—25公里的地方找到了极好的自然饮用水源。决定延长水管。大多数村民得知，不过几个月水管就会铺设好后，都很高兴。但是，也有人怀凝。我记得，在大会上从人群中慢慢走出来一个有代表性的白发老头。他说他不相信这件事。他抬起手，用另一只手的手指指着手掌说：
——我手掌上长出毛发要比我们村建成水管快。
我回答说：
——我们将给你们提供水管和资金，你们的工作是保证建筑工程的劳动力。
铺设水管是完全现实的工作。大约过了半年，区里邀请我去参加放水仪式。我决定去，我想顺便去看看我记忆中的那个老头。当然，他来参加隆重的大会了。这是1925年1月9日的事。打开阀门，水开始流了出来。四面鼓起掌来。
老头沉默不语。但是，根据各方面情况来判断，他感到很不好意思。我对他说：
——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当然，在这段时间内你手掌上的毛发没有长出来，而水已经流来了。
……8月，布哈林在基斯洛沃茨克休息。他请我到他那里去。我十分高兴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我的妻子阿什亨与两个儿子——斯捷潘和沃洛佳也在那里。小儿子才一个半月。我的妻子住在布哈林住的那栋房子里。我们党的许多著名活动家经常在这栋房子里休息。尽管这是边区，我在这里工作已快四年了，但我很少在那里休息。很快我将到那里去，与在那里休息的朋友们会见和交谈。后来，即在30年代，以这栋房子为基础，建成了“红宝石”疗养所。这所疗养所的新建筑物是按照建筑师梅尔扎诺夫的设计用亚美尼亚的玫瑰色凝灰岩建成的，比当时我们“政府”休养所还高。尽管名声如此之大，但是，那里的一切都很俭朴。
我很高兴看看布哈林，因为我们的同志关系很好，彼此都有好感。他叫我“米高扬什卡”。起初，我从未象其他人（其中包括斯大林本人）那样亲切地称他为“布哈林奇克”，因为他比我大。但是，由于他憨厚、直率和性情温和，很快我们的关系就如此亲近了，以致我也开始叫他“布哈林奇克”。
他向我详细地询问了边区的情况、当时发生的事情和采取的援助措施。他对我在干旱地区的飞行很感兴趣。他本人也想乘飞机去看看。我马上安排了这一飞行。当然，在此之前布哈林在同莫斯科直接通话时讲了我们的计划。斯大林坚决反对。布哈林在同我一起商量怎么办后，还是决定要飞行，而我也支持他。要知道，我们当时都还年轻。乘飞机飞行当时是很诱人的事情。我很高兴同布哈林一起乘飞机去，但是，这样我们就违犯了政治局的决定！要知道，斯大林不仅不赞成这种飞行，而且还把问题提交给了政治局。而政治局作出决定，禁止中央委员坐飞机，这顺便也就禁止了我同布哈林的飞行。当时我很不愉快，因为利用飞机办公事能够大大节约总是勉强够用的时间。
如果说这是我第一次违犯上级党组织的决定，那么，第二次即最后一次发生在20年代末。当时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在某个工厂里进行党内学习。我在“红色无产者”工厂里学习。于是政治局决定，必需在各自工作的那个人民委员部或者主管部门里办理登记。我后悔自己没有这样做。从党章角度来看，政治局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它中断了同工作集体日常生活的联系。在“红色无产者”工厂里，我经常参加党的总结工作大会和其他会议，得到了在人民委员部无论如何都不能得到的东西。要知道，我已经那样熟悉人民委员部的集体生活。我不是替自己辩护，而只是说明我违犯政治局决定的原因。
边区党委常委们到各区去看看是很有益的，可以了解歉收的各种后果（其中包括我们自己的疏漏和缺点）。歉收的后果之一，是儿童流浪街头。在一些农村里，妇女们来找我，并且哭着请求说：“把我们的孩子带走吧，我们不能够养活他们。”
政府拨出的、防止儿童流浪街头的钱不够，不得不在地方预算中寻求资金。
在各地区，边区党委的常委们看到了我们农村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再次确信，必须要坚决地把整个边区党组织的注意力转到农村问题上来。
歉收以及与此有关的贫困和损失使农民确信联合成生产合作社和劳动集体的优越性。建立生产合作社和劳动集体不仅能帮助他们克服自然灾害的后果，而且能够使他们免受富农的奴役。农村生产合作社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党和苏维埃政权在同农民经济落后性进行斗争中的支柱。
所有这些问题在边区党委和边区执委会致党组织、地方苏维埃、合作社、全体工人和农民、哥萨克人和东南边区山地居民的信中都提出来了。信中指出，当前的一年应成为全民与歉收和干旱进行斗争的一年。
边区党委开始加强宣传整地和增产的先进经验。在大的村庄里，有4—5个房间的非常好的农村图书阅览室。它们有书报和杂志。但是，农民很少去看，而党组织也没有使之具有应有的意义。在捷列克区的集市上有成千上万辆农民大车，但是，谁也没想到在他们中间进行文化工作。难通不值得在这样的市场上建立小亭子：出售报纸，同农民进行交谈？要知道农民渴求受到教育，他们的政治积极性明显地提高了。例如，只要一宣布在村镇开会，全村居民马上就来了，十分注意听演讲者讲话，他们也积极地发言。
……当你回忆当时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始阶段并把它们与今天的任务作比较时，那么，你就会懂得，当时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是多么少。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是有理由为每一个胜利、哪怕是微小的胜利感到高兴的。
（原载苏联《星火》杂志1987年第5O期。王廷玉译，陈桂荣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