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最后一个受害者
——经济学家的评论
作者：季娜·佐卡耶娃
（原编者按）这篇评论并不奢望研究作为社会科学之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作者的目的是不带偏见地回顾50年代初经济学讨论会的教训和 斯大林所采取的解决科学问题争论的方法。大家知道斯大林自己也不怀疑在决定许多科学家命运方面他扮演了最高审判官的角色。遗传学是这样，语言学是这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这样。
可能很少有人还同时保存这样两本书。一本是小型深红色的出版物。这本书的书皮上印着镶有桂叶花边的著名的带着小胡子的侧面像，有烫金的签字；约·斯大林，他的著作的最新名称也是长长一列烫金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的时间是1952年末。这样精装的一木书总共有一万册发给了经济问题讨论会的参加者。所指的是1951年11月举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末定稿讨论会。斯大林用这本书给讨论会作了总结。
另一木书是作为讨论会的结果而出版的第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其结言由很有名望的作者注明的日期是1954年8月。这是一个时间分界线，也不仅仅是一个时间分界线！已经没有出版教科书的鼓舞者了全球已经没有带着桂叶花环的人了。但是，时代还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本书像是已经死去的纪念碑，也是他的最后一个受害者。
今天，大家对经济科学的缺陷都看得很清楚，它脱离实践，它用词语进行抽象的和烦琐的议论，否则，经济学家自己也不会把这种词语叫做“毫无意义的词语堆砌”。很少进行思考，所以也没有名副其实的语言。这是表面上的缺点。这种缺点的必然性是隐藏得很深的。可以认为，人们在这门科学中由于本领不够，只是研究得差，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没有努力去解决实际任务。
但是，这不是缺点的内幕。因此，我要根据我自己的专业能力来把这一点告诉给大家。
许多科学经历了不幸的命运。有些科学，我们以前就知道了。另一些科学，我们是最近才知道的，但是，经济科学可以说现在还保守着自己的秘密。称作“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更是如此。我发觉名称本身变得很少有吸引力，所以听起来也不优美。政治经济学曾经使人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具有吸引力，但是这门基本科学失去了以往的意义，特别是称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一部分更是如此。
斯大林造成了经济理论的这种变形。现在回忆谁最早和谁调门最高说斯大林又一次对科学作出贡献，这没有多大意思。问题不在这里。更重要的是，今天的情况怎么样。虽然不再出现对“创造者”的阿谀，但是我们继续卑躬屈节地为他效劳：科学还是那个样。
十月革命后一个时期的总的情绪从一开始就对经济科学的命运产生了影响。这是一种欣快心情，一种深信历史是从完全空白的一页开始的心情。随便哪个领域：不论是社会领域、生物学领域，还是经济领域全都一样。要知道，那时许多人既不需要普希金，也不需要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这种情况使譬如生物学变成什么，我们是知道的。但是对于经济学来说，情况也不妙，因为在这里，把历史连给成为统一的总过程的根和遗传密码也中断了。“我们是主人，我们要建设新世界！”但是，怎么建设呢？
似乎恩格斯的名言“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所指的时代终于来到了。“自由王国”被看作是可以用意志的力量来管理社会生活。
在虚无主义总的背景下，马克思所创立的经济科学在党性的借口下，一部分接着一部分地被以权威自居的人舍弃了。格尔曼·洛帕京这位“思想上的蒙难者”，如果能再多活些岁数，就会再一次感受到极大的失望。由这位杰出的译者译成俄文的《资本论》中有关商品、劳动的二重性、商品的拜物教等章节，首先被遗忘了。
马克思把关于劳动的二重性的原理称作是两千年来没有被看破的最神秘的现象，并认为它是自己的主要发现。这条原理却被代之以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具有直接的社会性”的带甜味的废话，这一思想后来被宣布为“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牢固的成就”。而实际上，这句话只能造成一种印象，好象社会主义是完全无冲突的经济制度。当然，人的关系（根据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是“生产关系”）也被宣布为是这样的。人们的命运通过社会生产发生的矛眉和冲突（唉，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不是简单的矛盾和冲突）不见了，宣传的是这样一种制度，那里人们之间的关系“是简单的和纯洁的”，是容易指挥的。
不难想象，这种没有生命力的论点与斯大林同时吹嘘的随着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必然尖锐化的理论”是多么不谐调。许多宣传生产关系“纯洁性”及其无冲突性思想的人，以自己的不幸遭遇悲惨地确信，这种甜蜜的漂亮话与残酷镇压的现实是骇人听闻的不一致。这样的人中间有布哈林，有沃兹涅先斯基，有奥尔忠尼启则。
任何条件下都支配经济体系的自然调节者被越来越少地记起，也忽视了象供求关系和把生产的产品送到消费者手里的这类要求……由此经济理论又丢弃了许多部分。任何新的政治经济学题目变得对社会主义来说都是多余的：譬如广告或信贷流通形式都被宣布为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
然而，同时却竭力鼓吹关于“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的说法，其中首要的是计划性规划。“计划”作为唯意志的管理方法的反映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东西。就是说，也成了经济观点的主要东西。在宣布计划是主要的“特殊规律”的同时，却很少对社会主义确实需要组织生产的科学体制操心。
就这样形成了新概念的知识库，但是其中真货并不多。而主要的是，这些无定形的空话有多少分量？真是轻如鸿毛。在一次一次的“争论”都以镇压结束的时期内，真正的经济概念和杠杆就消失了。经济学家受到了“教育”。杂志上充满了他们的“悔过”和自我揭发（“是的，我宣传了资产阶级的观点，我悔过”）。他们往自己垂下来的头上撒灰。
这样，在唯意志的管理方法完全凯旋的条件下，真正的经济概念还能够站得住吗？它们是否还需要呢？
主要的经济科学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准备正式形成的。它准备问世。1936年通过了关于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决定。同时在编写党史“简明教程”，这是斯大林的杰作。当然，他也不会放弃插手政治经济学的。创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完全改写经济科学，是他最后的一个重大行动。
斯大林赋予经济科学以什么作用？他想把什么塞进经济科学？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中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
到经济学家参加此书出版之前的讨论会时，他们已被折腾得服服贴贴，以致似乎见到自己的影子都害怕。科学专家们都害怕说作为科学的主要概念的“所有制”这个词，那怕是把这个词在某种程度上从高层次（“全民所有制”）降低到具体的人的层次也是这样。他们害羞地用诸如“使用”这类平淡的同义词来代替这个词。这是多么严重的妄自菲薄，以致斯大林也不得不出来鼓励他们一下，并“稍加治疗”。不过，现在有许多人写道，他也善于用这种方式捞取资本。请看他是怎么写的：
“如果教科书未定稿中‘说集体农庄内每一农户有乳牛、小牲畜和家禽供个人使用’，那就不正确了。大家知道，事实上，乳牛、小牲畜、家禽等等不是供集体农庄内农户个人使用，而是农户的个人所有。”
就这样，斯大林发了慈悲，宽宏大量地准许使用“个人所有”这个术语。
其实，他在下边一段解释说：“这种详细叙述对于我们的外国同志是有巨大意义的，因为他们想确切知道，在我国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以后，集体农庄内每一农户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属个人所有。”
至于谈到拖拉机和其他农业生产资料作为集体农庄可能的所有制（讨论会的参加者萨宁娜和温什尔建议也采用这种方案），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做任问让步和任何施舍。斯大林指责萨宁娜和温什尔科学上无知和“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他写道：“萨宁娜和温什尔两同志的基本错误是在于他们不了解商品流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和意义，不了解商品流通是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斯大林给两位经济学家的建议贴上的标签是：“由于不了解马克思主义而犯的严重错误”。
原来如此顽固的忽视商品货币关系的根子就在这里，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创立者”的心愿就是这样。可是，斯大林在言论上，在“理论”上，耍点小聪明，甚至去捍卫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但这并不妨碍他使实践朝着直接产品交换的方向发展。
要了解斯大林的基本思想，就是说要了解他想要什么样的经济科学，不仅要读他的著作的原文和他对问题实质的论断，而且要听话听音，锣鼓听声。从书的封面上的金字后面，这位思想的霸占者观察着。根据他责怪敢于发表意见和提出建议的经济学家所说的话的愤怒和粗鲁程度，可以判断出他实际上想要干什么。雅罗申柯成了撞到最不容许碰的要害上和破坏斯大林游戏规则的主要人物。他是向政治局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提意见的一位经济学家。
我们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的大学生们高兴的是，斯大林虽然没有饶恕我们所喜欢的教师亚历山德拉·萨宁娜，但是毕竟没有消灭他。而雅罗申柯感到简直是被钉上了十字架。他被吓得不敢动，受到讥笑，被侮辱。那么他犯了什么罪呢？为什么惹起这样的大怒呢？
雅罗申柯的“罪过”在于他染指了这门被创立的科学的对象本身。这就是他使新出炉的这门科学所推崇的许多问题遭到怀疑。当亚当敢于从树上领略知识的时候，上帝大怒了。雅罗申柯也犯了这样的罪过。他所建议的，他所不同意的东西，没有列人斯大林的讨论计划，是同这样一种公式相矛盾的，根据这种公式在眼前建立着一种非常抽象的、被抛到九霄之外的、脱离地球上的需求和经济实践的科学。斯大林好像达到了一个目的——把新出炉的科学勉强塞入了不存在的空间。政治经济学被规定研究的不是生产方式，而仅仅是“生产关系”，而且实际上不涉及生产力。这无异等于把根据人的影子研究人的世界当作科学。
就这样形成了使我们到现在还感到苦恼的经济科学的缺陷。
根据斯大林援引的雅罗中柯的“意见”的摘录判断，雅罗申柯坚决不同意把政治经济学的任务缩小。我们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读到：“雅罗申柯同志断定说，……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不是生产关系，而是探讨和发展生产力组织的科学理论、国民经济计划化的理论等等。”其次，我们还读到：“雅罗申柯在其给政治局的信中请求‘允许他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把这个主要思想作为教科书的基础。”
斯大林以其不可遏止的怒气和粗暴的态度猛烈抨击这两个建议。他说：“在我们这里还没有一个发了疯的‘马克思主义者’讲过这种胡说八道的话……雅罗申柯同志……在取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里，他与布哈林扭在一起了……是在跟着布哈林的尾巴跑，”——斯大林没有忘记自己的受害者。
斯大林还讥笑雅罗申柯的请求。他说：“雅罗申柯同志提出委托他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请求，不能认为是严肃的，至少是因为他这请求充满着赫列斯塔科夫的气味。”
又是贴标签！
问题的实质不在于，雅罗申柯在确定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时，是不是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但是，他的立场是一位专家对提供讨论的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的脱离经营实践、对生产关系的脱离生产力所作出的自然反应。他对这门新科学的对象定义怀疑，要求去讨论主要的经济科学接近经营实践的程度的问题。但是，斯大林根本否定了这种讨论的必要性。
教科书的编写任务交给了以奥斯特罗维佳诺夫院士为首的作者集体。是怎样的命运的嘲弄啊！1934年，在经济问题讨论会上奥斯特罗维佳诺夫曾说：“任务不在于去千百次地构造关于规律性的许多一般原理，而在于用具体的历史资料说明规律的作用”。
现在，摆在这位作者面前的工作是去推翻他说过的这些合情合理的话，去撰写“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去把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经济科学割裂开。
就这样形成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那里，脱离实践被推崇为一种原则。
……许多年和几十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编写了不止十本新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包括1987年出版的最新的一本。但是，实质并没有变。它们的家谱是从那第一本教科书开始的。还是那些关于“不存在雇佣劳动”、“劳动力自动地不再成为商品”的宣言式的原理（咒语）。还是那些“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计划性”、“基本规律”等等。这些规律与其说是从社会主义实践中引伸出来的，不如说是用思辩构成的。在这段时间里，已形成了一个力量越来越大的体系。有越来越多的拥有学衔和高级学位的科学干部加入了这个体系，在不断重复“谁就某个问题说了些什么”和“谁认为怎样”的基础上；学位论文和出版品的数量就象“出芽”一样地增加。学位论文和出版品越多，自然“这样说的人”的数量也就越多。这是新的学位论文的基础。
这样一来，政治经济学丧失了对现实生活作出反应的能力。它的武库中没有激励研究今天经济现实矛盾的机制。就象从高处看不出地球的幅员一样，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了望台上也看不见地球上的困难。
如果严格遵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这个词，那么这门课程的任何讲课都会注定以乏味和欺骗而失败。
第一篇——关于过渡时期——到1937年结束。教员们讲到这一年时，就会结结巴巴，猛咳一阵，有时宣布这个转折是“向共产主义前进”，有时宣布是“社会主义形成时期的结束”，有时又宣布是不管什么样的“现实社会主义”的体现。
而“计划性规律”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规律又怎样呢？要知道，规律是一种经久不变、经常重复、不能不重复出现的现象。
请你们试试用这种观点来观察一下“计划性规律”。被当作“计划性”的唯意志的命令方法，损害了作为国民经济整体的平衡性和协调一致性的计划性概念的威信。把计划性说成目前理解的“规律”，我认为，这起着使纪律涣散的作用。这会养成一种无忧无虑的感情。既然是“规律”，它就会给自己打通道路！却忘记了，为了服从计划性规律，需要多么丧失理智。
政治经济学家把“计划”当作是“规律”的表现。而在实际生活中，他们经常碰到破坏计划和不遵守计划的现象。现时好象“计划”概念中唯一经久不变的是对计划的破坏。因此，“社会主义的主要特殊规律”需要在解释上作大的修正。
还有关于矛盾的问题。任何地方没有矛盾，也就不会有运动。而在经济中尤其是这样，经济也许是一切体系中最活跃的体系。在经济中经常有东西在衰亡，又有东西在产生，经济像经常更换叶子的树木。不过与树木不同，这里的“叶子”不是自动脱掉的。于是就产生了矛盾，新的东西不会来到，因为旧的东西不会退出。请你们试试劈开这种矛盾。但是，你们别打算借助于政治经济学来做到这一点。
在任何一种级别的教科书中，你们都别打算找到关于经济中的矛盾有什么头脑清晰的说法。如果提到矛盾，那也是一些能和睦协商解决的模糊的和无定形的矛盾。
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采用新技术问题的解释有什么用！一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简直使出混身解数，想方设法怎样才能从这个发展生产力的最重要条件中取消矛盾。有一本教科书的作者们凑合一些毫无意义的空话，就是援引这些空话都不好意思。有一本教科书这样宣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与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同。‘在那里’只有对资本家有利时，才采用新技术。‘在这里’，则根本没有这种限制”。另一本教科书随声附和地说：“社会主义的产品分配方式使整个社会和个别社会主义企业都对采用新技术感到兴趣”。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迫切问题，即所生产的产品的命运问题。产品向消费者的运动可以说是盲目实现的（你们又看到了计划性“规律”！）。人们由于这种盲目不知吃了多少苦！可是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这里也是一切都清楚的。请你们听听。“社会主义消除了作为社会生产基本问题的产品实现的问题”，——有本教科书这样说。跟在这种漂亮话后面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但是”，它们都只不过是对这些其主要涵义不变的漂亮话涂脂抹粉而已。
在讲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时，很多时期教室内是寂静的。死一般的寂静。但是，今天大学生们活跃起来了。而且他们来获许可便把现实生活搬进课堂：“价格怎样了？”“为什么不采用发明和发现？”“为什么出现排队、赤字、剩余，大批产品卖不出去？”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刚开始任教的教员们害怕这一大堆没有解决的问题，躲到教研室的角落里，拒绝讲课，恳求“讲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课”。
只有教科书至今还没有对此作出任何反应。整个生活不理睬教科书。大家知道，风暴只是对活着的人才是可怕的。
其实，我说从1954年起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是不准确的。发生了。全国的主要经济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都热衷于保护斯大林为自己的科学明确划定的界限。但是，以奇怪而反常的方式。通常，任何界限都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侵犯。这里恰恰相反，担心的是不要超出划定的框框。
在“生产关系”的解释方面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以致斯大林的那个第一本教科书在长老们看来都好象在确定界限方面显得太随意了。以前的教科书中的一章的标题《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制》成了政治经济学家讨论的对象。好象重又看到“经济活动”被纳人“经济”这一词中。这个标题被推翻了，讨论“对象”所不具有的词被清除了。
我总想提一个问题：“尊敬的同行们，为什么你们把自己裹在你们称为‘生产关系’的这个非常薄的外皮里？这个脱离生气勃勃的生产力皮层的外皮？你们要把外皮同肌体结合在一起，因为外皮属于肌体。”
当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报纸上刊出一张照片：一个身体壮大的瑜林学说的信奉着把自己塞进一只透明的小蒸锅里。奇迹在于他怎样使自己缩成团，以便容得下。于是又产生联想，又向经济学家们提出一个问题：“你们不象这个瑜珈论者那样感到挤得慌吗？或者是因为在失重状态中没有空间的感觉？”
政治经济学是关于规律的科学。但是，有一个规津。虽说这个规律是解释自然界的运动的，但是社会对它也记得不坏。这就是地心引力规律。
据说，当宇宙航行员返回地面时，他们的脚由于离开地球长期处在失重状态而发痛。而只有地球才能治好他们的脚。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也是这样。它由于如此长期地处于失重状态，只有用接触地球的办法才能治好自己的病。
我用几句表示希望的话结束这篇评论。不久前公布了新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大纲。从中可以看出抛弃固定不变的死板公式和抽象的理论结构的意向。这是盼望很久的重要一步。但是，我在我认识的经济学家那里看到，同旧的观念分手是多么困难。他们对重点的猛然改变感到惊奇。他们在旧的废墟堆中乱找，打算挖掘出埋藏在那里的旧题材和旧思想，这些题材和思想从前被认为是最基本的。我想，为了弄清楚新的评价和提法的非偶然性，还需要付出不少劳动。
（原载苏联《真理报》1988年5月6日。董智忱译，陈启能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