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亚历山大·科萨列夫
“我的良心是清白的”
作者：A·波利亚科娃B·霍伦日
“……纽拉，你应该原谅我，我给你写信那么少。然而，我毫无办法，根本没有时间。在工厂里，大家都加班加点地工作，有些班每天工作长达十七、八个小时。一般的紧张程度超过了界线。我们从早晨九点钟直到深夜都在厂里工作。”
这些话是熟悉的，话题是清楚的。从“真理报工作人员”雅科夫·伊利英给妻子安娜·谢韦里亚诺娃的信中摘录的这段话注明的日期是1931年。正是在这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向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帮助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请求。
两个作业队——“真理报工作人员”作业队和共青团作业队来到了斯大林格勒。苏联列宁共青团和《共青团真理报》的工作人员加入了第二个作业队。作业队长是共青团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亚历山大·科萨列夫。
当时，科萨列夫已经是个富有经验的组织者和共青团工作者。他很清楚，目前主要的是改变人们的思想，振奋起悲观失望者的精神，同时，鼓励情绪激昂的人们。那时，在工厂里工作的人中60％是青年，难道这不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吗？
亚历山大·科萨列夫千脆就在车间、宿舍，甚至在郊区列车上组织共青团积极分子会议。他竭力给大家解释，坚持工作进度如何重要，不要再搞突击。
1931年5月27日，第5000台拖拉机经过萨沙之手走下流水线。这是工厂大院里的第一批。
亚历山大感到激动和自豪。工厂职工把斯大林拖拉机厂的新产品第500O号拖拉机命名为“共产国际”号，并赠给了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委员会。
科萨列夫在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常委会上作共青团联合作业队的工作结果的报告时说，在斯大林格勒，为共青团赢得了信任的声望。应当不使它下降。现在，主要问题解决了，他又在考虑另外的问题，面对未来。在拖拉机厂里，技术文件极其缺乏。重要的是要尽快地充实图书馆和安排开馆。然而，最迫切的任务是把主要车间的美国设备的说明书译成俄文。所以，必须请青年共产国际的精通多种语言的人给予帮助。
高尔基汽车厂，哈尔科夫拖拉机厂，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希比纳、别列兹尼亚基、哈萨克斯坦的有色冶金业，西伯利亚的煤炭和冶金业，土耳其斯坦的纺织厂——整个国家在迅猛向前发展，建筑工地需要一批批新的劳动力。共青团能够提供这些劳动力。尽管常常不都是能工巧匠，比起操纵拖拉机来往往更习惯于使用铁锹，但是，他们都是一些渴望工作的人。
科萨列夫在苏联列宁共青团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谈到那些建设祖国和改造自己的共青团员大公无私的精神力量时，他强调指出：“‘我毕竟是合格的’——这就是对共青团堡垒及其勇往直前运动的评价。”
然而，前进的道路并非总是平坦如镜的。它常常充满着坎坷和崎岖，同时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危险。
亚历山大把那些给青年的独立活动设置条条框框来束缚团的工作者和积极分子的人称为“把大海装入瓶子”的宫僚主义者。
科萨列夫从不同文牍主义妥协，他与共青团中央的同志和地方的团委领导人一起抨击和制止文牍主义的拖拉之风。虽然已是80年代末，但我们不妨看看科萨列夫精确观察到的怪现象：“通令有时候遭到破坏，而它又如此巧妙地利用和采取决议的形式，而决议也是那样巧妙，它变成了措施计划。”
共青团的着眼于人的心灵的种种设想常常最接近于科萨列夫的平民气质。
手风琴，这个民间最喜欢的乐器在那些年代遭到了冷落。
工人居住区醉汉的游娱场所、富农子弟大喊大叫的晚间集会搅得农村不得安宁，一直吵闹到鸡叫才肯罢休，他们败坏了手风琴的名誉。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一些人过早地产生一种看法，认为手风琴是没文化人的一种消遣物。无产阶级诗人杰米扬·别德内伊也火上浇油，在报刊上激烈抨击“叫卖式的大喊大叫”。
然而，共青团员则一致表决赞成深受人们喜爱的手风琴。
这是第一次莫斯科手风琴演奏者比赛。1926年12月12日在比赛开始前一个小时，在毗连实验剧院的街道上，成群结队的青年人热情激动地唱着歌。汽车不得不停下，让欢笑的男女青年通过。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勉强挤进了礼堂，看见了萨沙。
——你们好像已经开始比赛了，——阿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微笑着说。
——这是非正式的——对啦，正式的——我们等着您致祝词。现在请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讲话。——科萨列夫举起手，大厅里静下来了。
教育人民委员说：“在我们共青团里对我们来说极其重要的是，一方面要向人民大众提供人类文化的优秀财富，另一方面要广泛宣传蓬勃发展的源泉……人民创造力的汹涌澎湃的源泉……”
“广泛宣传人民创造力的汹涌湃澎的源泉”——亚历山大很快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他所喜欢的思想，他在对竞赛参加者的讲话中发展了这一思想。他强调指出：“恰恰是共青团要促进这一工作”。
在苏联列宁共青团莫斯科委员会下成立了手风琴手工作委员会，这也是萨沙的倡议。共青团“在手风琴的基础上”吸引优秀的专业力量进行合作。现在C·C·普罗科菲耶夫和A·K·格拉祖诺夫写了乐谱。伴随着乐声悠扬婉转的旋律，A·B·涅日丹诺娃，M·C·科兹洛夫斯基，M·H·玛克萨科娃唱歌，E·B·黑尔策尔跳舞。参加手风琴手比赛评比工作的有作曲家M·M·伊波利托夫一伊万诺夫和A·N·卡斯塔利斯基，以及著名实验导演B·梅耶尔霍利德。
在手风琴方面，天地是如此之大。在共青团诗人亚历山大·扎罗夫赞扬了手风琴后，另一位共青团诗人约瑟夫·乌特金称颂了吉它。青年工人和农民也很喜欢古典乐器、交响乐队、贝多芬音乐会以及青年的天才竞赛……
在那些年里，共青团已成为巨大的政治力量，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竞赛，发展斯达汉诺夫运动。共青团队伍不断发展，它的组织网络日益扩大。
共青团开展了对空军力量的支援，建立了中央航空俱乐部。还同苏联国际和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合作，培养不脱产的飞行员和跳伞员。培养能飞行的一代是科萨列夫的理想。
然而，他自己却失去了奋飞的机会。
1937年7月21日，在斯大林那里进行的一次谈话。被召去的有：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A·科萨列夫、N·戈尔舍宁和B·皮基娜。斯大林说：“现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当时的内务人民委员——作者注）向你们讲讲你们共青团员要进行什么样的对敌工作。”叶若夫从桌上拿起材料宣读了共青团萨拉托夫州委书记米哈伊尔·纳扎罗夫的“口供”，说什么他参加了反革命组织……
皮基娜忍不住说：“这是不可能的，从童年起我就认识米沙·纳扎罗夫。在瓦西里耶夫岛我们曾是邻居，我们是一起长大的。一个月以前我曾到萨拉托夫出差，纳扎罗夫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他工作正常，有三个孩子。”叶若夫无精打采地用勉强听得到的声音说：“我们掌握的材料就是这样”。科萨列夫气愤地说：“这些材料是不真实的，纳扎罗夫表现得很好。”斯大林说：“我们向你们宣布的是事实，而你们却感情用事。”
非难如冰雹般纷纷而至：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不协助内务机关揭露共青团中的人民的敌人。不论在普通的共青团员中还是在共青团各级领导中，都有不少敌人。对这种暗示的反映冷淡。“科萨列夫，我看你不愿意领导这项工作”，斯大林告别时已有永别的意思。
在那些年里，科萨列夫不仅在青年人中间，而且在全国享有极高的声誉。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1933年）指出：“授予亚·瓦·科萨列夫列宁勋章——他是久经考验的共青团领导人和共青团群众的卓越组织者……”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1937年，他当上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然而，就在这些年里掀起了一股镇压浪潮。
亚历山大尽可能地解救同志们，特别是解救那些认识很久又非常了解的人和他本人可以作担保的人。如果他了解到这些人遭到诽谤，那么，他就千方百计地努力排除怀疑，把他们调到别的地方去工作（后来人们回忆起他的这些事）。他同瓦莲金娜·皮基娜一起请求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A·A·安德烈耶夫释放被捕的谢尔盖·乌特金和季娜伊达·阿德米拉尔斯卡娅，他们是共青团列宁格勒州和伊万诺夫州委员会的领导人。他们获得了成功，然而，这只是暂时的。
下面一件事情充分表现出科萨列夫的性格：1937年7月，斯大林责怪科萨列夫不愿意领导揭露共青团中人民的敌人的“工作”。而在10月，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分析了出差调查的材料之后，在书面报告中明确地答复斯大林，说他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挑战，斯大林就记住了他。
当写到共青团总书记一生中最艰难、最悲惨的篇章时，评论家们的笔便会发冷。今天，当我们了解到那些年月的真相时，当那些至今还沉默的文件开始说话，少有的见证人又激动、热烈、有时是互相矛盾地站出来说话时，你就会理解，那些生活和工作在30年代的人的形象是多么的不平凡。
科萨列夫是否总是坚决反对把一些人无充分理由地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呢？我们坦率地回答：不，他不总是这样的。为了理解为什么当时没有看清一切，必须了解那些年月的气氛，了解青年人对革命老战士的尊敬。很长一段时间，他和他的同志们无条件地信仰斯大林，也就是说无条件地相信斯大林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公式。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斯大林时期的比较年轻的一代人。斯大林掌权时期，他们被提拔担任共青团的领导工作，得到了斯大林的祝愿赠言。共青团领导人是党的真正战士，准备为党献身。这不仅仅是说说而已。很多人认为斯大林是党的思想的体现者，他是列宁事业的继承人。因此，当他们说“列宁一斯大林的党”，“列宁一斯大林的共青团”时，并不是违心的。
我们不要忘记，1929—1938年，当科萨列夫担任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委员会领导时，斯大林个人迷信正在不断滋长。
不知情的一些人便不知不觉地把斯大林的理论、思想和口号当作指导性的经典。觉得“两个领袖”的肖像并挂和他们的思想“本质上”的一致是自然的。这种情况逐渐进入了群众的意识，使他们认为：“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列宁”。因此，只要稍微想想就可以理解，对亚历山大来说情况是多么复杂，他被认为是斯大林喜欢的人，但却又敢于不仅提出反对意见而且反抗斯大林。即便是现在，在长期沉默之后，当已出现很多评论时，坚持客观性的道路仍是很重要的。既要避免“文选书本式的圆滑评论”，也要避免不公正和不客观的议论。
在不同的年代里，科萨列夫的表现也不同。因为人并非像沼泽地里的死水，人象一条流淌的河水。河水既会遇到浅滩，也会遇到暗礁，忽而风平浪静，忽而波澜迭起，忽而激流勇进，忽而从容不迫。常常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条河水历尽千辛万苦战胜了重重困难后，已是精疲力尽，变得婉如一条细细的小溪静静流淌。然而，当它再次积蓄了力量后，又以势不可挡的磅礴气势冲开一条巨大的水路。因此，很难同意1987年8月《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发表的关于亚·科萨列夫的文章的结论，即“科萨列夫出现过个人精神颓丧过程，自相矛盾。在报纸上发表的演说……和从前的演说不同，其中既无‘从前的激情，也没有勇敢地提出问题’”。
不对，在共青团工作中，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始终保持着思想上的勇于创新和革新者的风格。请看1938年1月他在青年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大会上的发言。当时不幸的预感已无形地笼罩着他，他不能不明白这一点。然而，你们看看，在这里既谈到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用的最现实的状况，也有共产主义教育同政治、思想、同日常实践有关的问题，也有对斯达汉诺夫运动中追求纪录现象的有教益的考察。
科萨列夫就是这样生活的，他与什么息息相关，为什么而斗争。因此，我们既不要把他看作是一个装腔作势的英雄，也不要把他看作是一个失败主义者。
要成熟到能进行最后几年的英勇斗争，需要经历许多事情。需要经历朋友们的被捕和死亡，经历自身的痛苦思索，经历在心里同斯大林无休止的对话……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苏联列宁共青团特别全会的速记记录。这是亚·瓦·科萨列夫一生参加的最后一次全会。三个很重的文件夹，内装500多页记录，这是一个充满可资借鉴的重复词句的报告（M·O·什基里亚托夫的报告），也是一个塞满侮辱人的标签的报告。
——召开全会的主题你们是很清楚的，——安·亚·日丹诺夫在宣布第一次会议开幕时说——这就是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对待米沙柯娃同志的极端错误的态度问题。
整整四天（1938年11月19日—22日），严厉抨击的词句象石块一样从讲台飞向大厅。巧妙的指挥者们有意识地加强了气氛。党中央委员会的五个书记（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安德烈耶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一致反对科萨列夫及仍信赖他的人。
事情的简单经过是这样的。1937年12月底，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委员会指导员奥莉加·米沙柯姓作为中央委员会代表被派往楚瓦什州共青回组织参加选举总结代表会议。而她超越自己的权限，积极地从事起揭发“人民的敌人”的活动。
她不仅捏造败坏共青团州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A·瑟莫金和N·捷连季耶夫声誉的材料（她控告他们生活腐化，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有联系，搞间谍活动以及在共青团委员会中安插敌对分子），而且还捏造了败坏联共（布）州委第一书记C·N·彼得罗夫、内务人民委员丘瓦什·罗扎诺夫声誉的材料。
米沙柯娃曾多次从契博克萨雷打电报和电话给莫斯科。她的行动没有得到科萨列夫的支持。然而，她却从马林科夫那里得到了“好处”。最终，她以挑拨、讹诈和恐吓的手段达到了把瑟莫金、捷连季耶夫和其他一些人开除出共青团的目的。
但是在莫斯科，她所做的蹂躏人的努力并未得到支持。
米沙柯娃在报告中诽谤了数十名善良的劳动者、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还说有很多“被青年反革命集团彻底破坏的地区”。科萨列夫对这些报告并未给予放行。米沙柯娃自己倒失去了信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常委会解除了她所担任的职务。
奥·米沙柯娃在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控告科萨列夫。“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我请求您检查一下，为什么没有根据我的信号采取措施。由于谁的过错，楚瓦什的人民的敌人一年来还未被揭发和揭露出来。为什么我写给科萨列夫同志的报告信没有转交给叶若夫同志。”
这个控告也就成了召开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全会的最合适的借口。然而，不过是形式上的借口。这里主要的是关于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状况问题，因为斯大林对此状况早已不满意了。而他本人为完全不同的行为作出了榜样。会上有人说：“斯大林同志在掌握一些事实后，就把事情直接引向对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委员会领导中的全部敌人匪帮的揭露……然后，在各州委会、边疆区委会和民族共和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中的敌人也被揭露出来”。
亚·瓦·科萨列夫、B·O·皮基娜和C·R·搏加乔夫……被解职，被开除出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委员会。
……11月28日前，他们一直等待着对自己命运的进一步决定。
热爱的工作被剥夺，往日认识的朋友渐渐地疏远，这使科萨列夫非常惘然。过去隐藏在意识深处的零零落落的东西如今接踵而至，产生了一连串的必然联系。
——萨沙，有人对我说你娶了你的速记员作妻子。
——不对，约瑟夫·维萨里奥维奇，玛露霞是普列汉诺夫学院的大学生。
——她从哪儿来，什么家庭出身？
——她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布尔什维克，父亲是高加索和外高加索党组织的领导人，在阿斯特拉罕和阿塞拜疆同基洛夫一起工作过，19O3年入党。碰巧的是，他也出生在梯弗里斯省。对了，我把最主要的东西给忘了。斯大林同志，您一定记得他在格鲁吉亚的情况，要知道，他是同您，马哈拉泽、邵武勉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文学协会”的。他叫维克多·伊万诺维奇·纳奈什维里，您想起来了吗？
——萨沙，你说得够多了，怎么不一下子说出姓什么。你简直是在复述履历表，你在向谁背诵这些？向我。而我可是非常了解纳奈什维里的，他是我的敌人。想想吧！——斯大林瞥了一眼科萨列夫那张变得石头一般的脸，他很满意得到的印象，突然间改变了话题。
……后来科萨列夫才知道在纳来什维里和斯大林之间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然而，萨沙并未考虑斯大林的事先警告，也没有得出自己的结论。他很崇拜自己的岳父，对此并没有隐瞒。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谁是你的朋友？再没有别的朋友啦，而比较远一些的有……
瓦西里·切莫达诺夫是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记。当亚历山大任俄罗斯列宁共青团鲍曼区委书记时，“发现”了瓦夏。他建议瓦夏去苏联党校学习。以后也一直注意着瓦夏。30年代，共青团有一切理由为有切莫达诺夫而自豪。他写过一些关于青年运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有说服力的文章。在青年共产国际中，他当之无愧地代表了苏联列宁共青团。“切莫同志”意外地被召回，然后就失踪了，这对年轻的国际主义者是极大的打击和震动。
帕沙·戈尔舍宁。科萨列夫推荐他担任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军事工作书记。戈尔舍宁是个很严厉的人，他外表整洁，神态端正，穿着军便服，腰上扎着不时作响的皮带，一群小孩子跟在他的后面叫着：“好叔叔，带我们坐坐飞机吧”。他的书《共青团和航空学》被读出了窟窿，帕沙是共青团工作人员中第一个开飞机上天的人。然而，主要的是他把数千名献身于军事事业的男女青年团结在中央委员会的周围……帕维尔·戈尔舍宁，他现在在哪里？是否也带着“人民的敌人”的标签而被捕了？
亚历山大·科萨列夫提拔、推荐和建议过很多人担承共青团的各级领导工作。
科萨列夫反对共青团蜕化变质，也反对试图把共青团由一个起教育作用的组织变成惩罚性组织。
科萨列夫捍卫共青团免遭诽谤。我们应该注意，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A·A·安德烈耶夫指责亚历山大的是什么：……“当我们党已经开始揭露党、苏维埃和经济工作各方面的敌入时，不只一次地从科萨列夫同志那里听到，（……）说是在共青团里没有敌人（……）。这种态度是虚伪的，科萨列夫同志不止一次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那里得到警告，其中包括在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得到的警告：在共青团里不可能没有敌人和各种两面派（……）。要留神，科萨列夫同志，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你们要十分警惕，揭发共青团里的敌人，要把右派一托洛茨基特务清除出共青团。”
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科萨列夫回忆了自己的一生。14岁时，他第一次义无反顾地竭尽全力从心底深处大声呼喊：“革命！快到院子里来！不能再让资本家捞钱了！”1917年，莫斯科工入开始了二月罢工。“针织厂”的儿童和少年丝毫也不想落后于成年人。
……照片帮助他回顾过去，他怎么也没想到，妻子玛露霞收集了那么多的照片。在一张照片上有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有时候，萨沙工作的首都鲍曼区的共青团员通过她跟列宁取得了暗中联系。1922年10月3日，亚历山大考虑大多数积极分子的意见后，口头传达了俄罗斯共青团区委会的决议：“立即把反映年轻鲍曼人愿望的当天报纸《青年之路》送给列宁，把这一切都委托给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她担任《真理报》的秘书）。
奥尔忠尼启则……当他们刚刚相识，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第一次与萨沙那双粗糙的手相握时，他开玩笑地说：“科萨列夫，你的手掌里好象有金刚砂。”亚历山大感到很窘，把拳头藏到了背后。“谢尔戈同志，这是由于酸性造成的。正如作家们描绘的那样，这就是无产阶级童年的标志。”
……萨沙，突然大笑起来，在这些令人忧郁的日子里，这是他第一次笑。
——玛露霞，不要灰心丧气，我们的双手是完整的，头脑是健全的。哪怕是去远东，去天涯海角，只要有工作就行！——于是，他很快地站起来给斯大林打电话。当然，斯大林并未接电话，然而，管接待的人告诉他说：“你不要着急，科萨列夫，工作会有的。”
——我跟你说过，玛露霞，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亚历山大带着妻子在房间里旋转起来。
不，什么都没有解决……恶习总是卑鄙的，贝利亚式的——悄悄地在行动。有一个阴沉的人，身着水兵制服上衣，脚上没穿靴子，只穿着袜子，正偷偷地顺着他们的二层别墅的楼梯往上爬。他在寻找武器。大家都知道，科萨列夫是个有瘾的收藏家。很显然，在“一堆”已经出笼的诽谤中，仅仅指责搞恐怖主义是不够的。
亚历山大和玛丽娅在默默地告别，没有多余的话可说，互道珍重，都明白这是他们的诀别。萨沙在小莲娜的床前站了一会儿，他没敢去吻别，因为他害怕惊醒她。当冒着烟的汽车转过弯去并消失的时候，贝利亚出现在房子里——他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的——他不客气地对自己的人说：“也要把她抓起来。”第二辆车跟在亚历山大之后也把玛丽娅带走了。
在卢比亚卡，玛莎与叶卡捷林娜·伊万诺芙娜·洛尔别尔克——加里宁的妻子同关在一间牢房里。每次审讯后回来，她从不抱怨，也不呻吟。几乎刚刚喘过气来，她就把头转向玛莎，试图对她笑一笑。她回忆着自己的已成年的孩子们的苦难命运，她为孙子和当时已经疾病缠身的丈夫而担心。他们谈起了萨沙。她告诉玛露霞怎样才能挺得住，劝告她不要丧失信心。
怎么能不思考那些在道德上耍两面派的人，他们一方面在宣扬家庭是我们社会的基础，而同时却又在破坏这个基础。要人相信自己的亲人犯了公民罪和党内的罪并与之断绝关系，进而把他从自己的心灵上抹掉——这要付出什么代价？
然而，莲娜·科萨列娃并未与亲人脱离关系。既没有这种想法，也没有这种言论，更没有这样做。她几乎所有的亲人——父亲和母亲、外祖父和舅舅都被捕了。当自己还是孩子、少女时，她就一直坚持沉默的原则。她的祖母亚历山德拉·亚历山德罗芙娜·科萨列娃，这位老布尔什维克教她这样做。
正是凭着这个非常坚定的信念——甚至到了绝望的边缘——她终于活了下来。
到了1949年，莲娜中学毕业并获得奖章，考进了季米里亚泽夫学院，这使祖母感到极为不安。亚历山德拉·亚历山德罗芙娜感到惊慌失措：莫非这是个圈套。人民敌人的外孙女和女儿会被学院接收吗？人们会相信你的——莲娜这样看待自己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她从内心里放松了，准备去证明，别人相信她是没有错的。莲娜越来越感到需要父亲，越来越难于控制那种不向自己学院里的新朋友讲述自己父亲的愿望……
结局来得很快。有一次，有两个人闯进莲娜的房间，其中一个立刻扑到床的一端，把枕头扔到地上，把“罪证”扔在桌子上。“你还敢在自己手里保存人民的敌人的照片？”——“这可是我的父亲呀。”
审讯和查明“真相”开始了。出乎意外地被判流放十年，原因是“赞扬人民的敌人”。
亚历山德拉·亚历山德罗芙娜给女儿打电报说：“莲娜也得了你那种病。”玛丽娅·维克多罗芙娜写信给A·H·波斯克列口舍夫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内务人民委员部，设法求得允许她和莲娜迁到一起。经过有伤尊严的折磨和拖延后，他们在诺里尔斯克“重新相聚了”——玛·维·科萨列娃，她的弟弟帕维尔·维克多罗维奇·诺来什维里（被捕前任白俄罗斯科佩尔区党委书记）和莲娜。现在，莲娜的生活道路被再次打断，她面临着向老一辈学会怎样生活的问题。
老一辈们仍在进行斗争。
马里自治共和国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前代表瓦·
费·皮基娜致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的报告
“我认为向您报告二年半来我所直接目睹的一切是我的义务……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其中包括特别会议，犯了错误，结果使许多诚实的，忠于党和祖国的人惨遭磨难……潜人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人民敌人搞阴谋的目的是杀光布尔什维克式的干部，有意造成人们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那些唯官是图和给自己留后路避免承担责任的人——一部分是为自己官运亨通，一部分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他们表现得很充分。
特别会议在判决时，判处的是完全无罪的人，提出的控告没有充分理由，忘记了在每一个判决的后面都有活着的人（……）。
作为一个受审人，我经历了严峻的考验，第一次站了36个小时，第二次58个小时，在列福尔托夫监狱我惨遭拷打……在单人牢房里我被关了四、五个月，经历了心理上的冲击。如果一个人有罪，为了使他认罪，这一切是绰绰有余的。然而，所有这些办法都未获得任何结果，因为我没有什么可承认的罪过（……）”
这封信是1941年写的。这封信并非通过普通的邮政送到莫斯科的，它是通过人们团结一致组成的接力棒传到莫斯科的。这也是凭着绝对英勇的精神送去的。
根据特别会议决议，瓦莲金娜·费多罗芙娜被遣送到波季马（莫尔多瓦自治共和国）的妇女感化营，她惊奇地发现不少老熟人。这些人都是人民委员、党和共青团工作者的妻子、女儿、姐妹和远方亲属。
在她们中间有一个来自列宁格勒的共青团积极分子阿尼娅·拉比诺维奇（罗津娜）。她在波季马一个皮鞋厂里工作过，帮助了皮基娜。她使用的是过时的、祖先传下来的秘密活动方法。从皮基娜那里收到鞋子后（似乎要修理），阿尼娅巧妙地把一封危险的信分成几部分“塞进”鞋里的鞋跟和鞋底之间。信早已写好了，但不得不长时间地等待方便的机会。
瓦莲金娜·费多罗芙娜久久地等待着回信，在波季马等过，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卡扎钦斯克区的卡扎钦斯克村等待过，她被流放到这里永久居住。信已经送往莫斯科，然而，却没有落到收信人的手里。很幸运，那些在我们的土地上永远不会消逝的仁慈而诚实的人们，在最关键的时刻停止转送信件的接力棒。信被藏到可靠的地方。否则这封信就不会保存到为瓦·费·皮基娜恢复名誉的那一天。
1954年，撤销了对她从前的一切判决，瓦莲金娜·费多罗芙娜被恢复了党籍。她毕业于苏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党、苏维埃和报刊工作人员培训班，1984年以前，她在苏共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工作，是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她奇迹般地活了下床。她拼命地工作，要追回对同志们无法报偿的义务。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她走访了一些感化营，又一次面对面地接触到人们的痛楚。她参加了筹备释放那些无罪受难的人们的工作，恢复家庭对亲人的洁白无瑕的记忆。
在深入到她现在可以接触到的那些文件的时候，在出席审讯贝利亚主管部门的前“司法人员”的时候，瓦莲金娜·费多罗美娜似乎重新了解到“科萨列夫案件”的极端荒唐。在这个案件之后，是制造“青年诉讼案”的罪恶阴谋。
最初，瓦丽娅是在贝利亚本人那里听到这几个字的。1938年11月28—29日，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三个书记——科萨列夫、皮基娜和绥拉菲姆·博加乔夫同时被捕了。清晨五点时，瓦丽娅被带到日利亚办公窒。他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眯着眼睛，透过夹鼻镜看着瓦丽娅，使人感到难受。他不是在说话——而是不停地大声地迸出一些断断续续的句子。
——您为什么在全会上不揭发科萨列夫？大家对您有另一种看法，您这个出身于列宁格勒无产阶级家庭的姑娘，却与特务结了婚！是的，您不要装出愤慨的样子。科萨列夫是外国侦察机关的间谍。他是在波兰动物园中被招募的。这已经被证实。而共青团因此出了风头。发现了一个特务训练所。我们已抓获500名特务。您想想自己是什么？我们正准备一个青年诉讼案，要您谈谈您是怎样被科萨列夫招募的。
她挺立在贝利亚面前，象一根细而晶莹的蜡烛，静静而顽强地燃烧着。无论是贝利亚，还是他的帮凶都无法熄灭这个火焰。
她思考着，回忆着。原来如此：在制造一个青年诉讼案。真是不可思议——青年人有不可胜数的突击工作要做：开发北极地带和萨哈林岛，建设第涅伯河水电站，“亚述海钢铁厂”，“乌拉尔机器制造厂”，莫斯科地铁。然而，突然要搞一个青年诉讼案！
应该采取什么步骤？同谁去商量？在旁边，很近，就有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然而，一堵墙却隔断了他们的联系。这事对他来说是更加重要了，因为他是主要的靶子。
…科萨列夫被扔进死囚牢房里。有一天，他要了纸和墨水，给斯大林写了一份申诉书。他肯定他自己和因为他的“案件”而被捕的共青团工作人员没有犯任何罪。他强调指出：消灭苏维埃政权培养的干部是丧失理智。他要求成立一个正派而有权威的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不带任何偏见地审查所有的材料，并做出客观的结论。
侦查员施瓦茨曼把亚历山大的申诉书交给了自己的上司。贝利亚大发雷霆，把申诉书撕成碎片。1956年，在审诉施瓦茨曼的过程中，大家才知道这件事。瓦莲金娜·费多罗芙娜参加了这次审讯。当时另一个侦查员谈到了关于对科萨列夫最后一次审讯的情况。科萨列夫被无休止的审讯折磨到了极点。他意识到结局已近，他再也不能，也不想抑制自己愤怒的感情：“你们这些恶棍和罪犯，你们要毁坏苏维埃政权！你们这些坏蛋迟早要因这一切行为受到惩罚！”
他们一直反抗到最后，没有站污共青团，也没有挑起“父辈和子辈”的冲突。就这样，“青年诉讼案”的阴谋没有得逞。皮基娜表现出不畏强暴的平静（为这平静她付出了什么代价！）。科萨列夫则表现为满腔怒火的抗议。他们二人拥有正义、不可动摇的坚定性和自己优秀的同志们的支持。象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绥拉菲姆·雅科夫列维奇·博加乔夫、共青团莫斯科市团委书记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亚历山德罗夫就是这样一些同志。
1939年2月23日，35岁的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萨列夫被枪决。
令人痛心的是，他们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然而，我们不仅怀着强烈的和无法弥补损失的感情来怀念他们。我们无限感激和赞颂那些为了使社会主义成为现实而奉献一切的人们。他们没有在别人的疆域寻找乐园，也不会不付出力量和心血就去接受现成的哪怕是太阳城。这就是为什么，纪念他们——就是纪念英勇而又惨痛的30年代。没有30年代也就没有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和我们今天的改革。
（原载《共青团真理报》1988年3月且7日。徐丽娟译，董智忱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