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历史的教训与作家的责任
——作家的评论
作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值此胜利20周年前夕，我作为多年研究卫国战争题目的作家，想谈谈有关伟大卫国战争历史的某些想法。
现在很难想象，在战争结束10年之后的1955年，我们实际上还没有关于伟大卫国战争的回忆作品。这倒不必责怪战争的参加者，因为只有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才为产生这种作品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过战争的人们往往会想起1945年5月斯大林“为俄国人民健康”的祝酒词：
“我们的政府曾犯了不少错误，我们曾有过1941—1942年的绝望时刻……别国人民或许会对政府说：你们使我们失望，去你们的吧，我们要搞另一个与德国媾和并保证我们安宁的政府。然而，俄国人民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政府政策的正确性，并为了保证粉碎德国而去牺牲……”
无疑，这段话既包含着对一系列错误的坦率承认，也包含着对1941—1942年最危机时刻的公正评价。这些话还包含着自我批评，因为斯大林习惯于使用“政府”一词来暗指自己。
这一切都是真的。然而，我认为应当指出，正如通常评价斯大林的言论与行动一样，在这一切之中一般还有它的相反的方面。斯大林绝没有以自己的祝酒词号召别人，其中包括历史学家主公正而批判性地评价战争的整个进程。恰恰相反，他对自己犹如最高法官一样，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这段历史，其中包括他自己同俄国人民的关系作了评价，并制止了日后最可能进行的任何批判性的评价。这段祝酒词似乎是号召人们讲述过去的严酷真情，而实际上这些话的明显意图是，一劳永逸地给过去作总结，不许对它作进一步的分析。不难想象，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凡以这段祝酒词为指导，试图用具体的历史资料去发挥斯大林关于政府曾犯了不少错误这句话的人，或作为战争的见证人和参加者以个人回忆来具休说明这句话的人，是怎样一种命运在等待着他们。
说到这里，我要强调指出，在那些年代里，以各种不同的军职肩负着战争重任的人们谈论战争，比作家们更为困难。
在评价我们当今回忆战争的作品时，应当指出，它的问世被强制性地推迟了，如果指记忆的清晰程度的话，它几乎失去了最珍贵的整整10年。尽管如此，它现在正进入自己的繁荣时期，人们决定以自己的生活和战斗行动为例证来说朗党、军队和人民历史上最艰巨功绩的全部英勇而悲壮的真情，我们有权骄傲地把这种功绩称之为“伟大的卫国战争”，对人们的这种热情，应当予以高度评价。尽管我们的文学在战争年代和战争刚结束后在这方面早就做了不少工作，然而在这种意义上，仍面临着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不赞同最近几年以各种不同理由出现的偏激理论，对最近几年出版的关于战争的书籍，一会儿称这本书是“真正的战争史开端”，一会儿又称另一本是“关于战争的首次真情”。
当然，只有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深入揭示伟大卫国战争史提供了可能性。尽力说出战争真情的愿望永远支配着每一位诚实的艺术家。而根据当时情况，还远不能说出一切，艺术家们自己也认为远不是什么都能说。那时的作品中有不少诚实的谬误。事物就是如此，对此也不必隐瞒。但是也不应忘记，当时的好作品，尤其是在1941—1947年之间趁热打铁地写的作品更道出了有关战争的许多真情，这样的作品有，《瓦西里·焦尔金》、《仇恨的科学》、《沃洛科拉姆斯克公路》、《星》、《同路人》、《不朽的人民》、《致同志的信》等等。
还可以提到其他许多作品，在这里我仅举几个例子，并想强调指出，当时说出有关战争的真情并非易事，它在读者心目中具有另一种精神价值。
在不同的时代往往有不同的情况，确实是这样。但在同一历史时期的同一种情况下，不同的作家在描写历史事件的进程时有着不同的观点，对勇敢精神有着不同的尺度。不能不考虑到不同作品的写作时代，但也不能都推给时代。
对战争、对关于战争的作品、对这种作品的教育任务的不同观点，不仅在战后、战争中、而且在战前也存在。这种争论有深刻的根源。现在这种争论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
我想引用有关1941年2月战争前夕的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都谈到当时“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编的文集《这些天未丧失荣誉……》。第一个文件这么说：
“……文集从‘我们的国家是英雄的国家’这一根本错误的论点出发，宣传‘轻易取胜’的有害理论，并以此错误地引导青年，以骄傲自大和盲目轻信胜利的精神教育他们……由这样的论点只能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即没有必要进行旨在培养青年勇敢、无畏和英雄主义的宣传工作，因为我们每个人生来就都是英雄……”
第二个文件说的内容相同，仅说法不一样：
“材料中有许多不必要的描写和称颂。非常轻易地、简单地就取得了胜利……只要照老规矩，一鼓作气冲锋就行。我们不能这么教育我们的青年。看来，作家们没有从红军所进行的改造中为自己得出任何结论……”
第一段话引自当时军队政治宣传总局局长亚·扎波罗热茨致安·日丹诺夫的信。第二段话引自当时国防人民委员谢·铁木辛哥致共青团中央尼·米哈伊洛夫的信。
在战争迫近时写的这两封信，值得从事战争史写作的作者们思考。以我之见，这两封信说的是什么呢？在1937—1938年军事干部遭到严重毁灭，芬兰战争明显地暴露了这种毁灭对军队产生的致命后果。在军事干部严重毁灭和芬兰战争之后，曾采取了改造军队的坚定方针，以求恢复它的真正威力和战斗力。
然而，在1937—1938年迫害的局势下，谁略微提一下敌人的力量或我们对大战准备不足便意味着政治自杀。
情况已经好转，但1937—1938年的那种心情在社会生活中，在作品中，继续以最危险的方式显示出来。
为了很好地说明这种心情，只须举出我们这一代人记忆犹新的战前小说《第一次打击》就足够了。我已记不清楚，在这部小说中说我们只用一昼夜还是两昼夜便把整个法西斯德国彻底粉碎了，不幸的倒不在于这部小说平庸，而在于它出版了50万册，并且得到来自上面的强有力的支持。
引证的文件说明，尽管在战前我们社会中的思想意识已开始转变，但1937—1938年的惰性仍然很强有力，这就导致对军队和对未来战争的看法发生尖锐冲突。
说到这里，我想更详细地谈谈1937—1938年的难题，或者说是当时而不是在斯大林死后人民直接咒骂的“叶若夫恐怖”。顺便说一句，那些喜欢拐弯抹角地使用“个别不合理现象”和“某些违法行为”术语的人们不妨思考一下当时人民的这种说法。如果是“个别的”和“某些”，那么在人民中间就不会出现诸如“沙皇特辖制”和“叶着夫恐怖”这样的话了。
在这种情形下，我谈论1937—1938年，只是从它使我们缺乏战争准备所产生的直接影响这一角度谈。很遗憾，诚心诚意诅咒那些年代的可耻事件的人们有时又狭隘和片面地解释这些事件对以后军队命运的影响。请读一读那种依次列举出在1937年死去的一些军官名字的文章。作者暗示，假如他们还活着，战争中的一切都会是另一种样子。请思考一下，难道作者真的把所有一切只归结到这一点吗？
听了这些议论之后，有一天我也这么设想，假如1937年没有发生别的事情，如果仅仅是一次悲惨事件，即一架正在演习中的飞机失事，而在后来的伪造的审判案中成为牺牲品的图啥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科尔克等人恰好在这架飞机上。这次空难是悲惨的吗？当然是。它给军队建设造成了损失吗？不言而喻。它会导致四年以后（1941年）的深远后果吗？
我内心里这么自问自答：不，不会带来这种后果。悲惨事件的损失只会迫使我们按照我们的革命传统将队伍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只会从党和红军培育的人们中提拔新的能干的人物。
不，不能把一切都同当时的几个光辉军人的名字联系起来。也不能把这些人在以后战争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同那种气氛分离开。他们是在那种气氛中死去的，由于他们是带着叛国的恶名而死的，因而那种气氛就更加严峻了。
首先，死去的不仅是他们。在他们之后并与他们的死有牵连的是成百上千的、构成我军精英的相当一大部分人的死亡，而且不是普通的死亡，在大多数人的意识中，他们是带着叛徒的恶名声离开人世间的。
这里所说的还不仅是与去世者有关的损失。应当记住，仍留在军中服役的人们心灵中出现了些什么，给他们造成什么样的精神打击。应该记住，在这些可怕的打击之后军队（这次我只谈军队）要开始恢复元气须经历多么不可思议的困难。
直到战争开始，这一过程尚未结束。军队不仅处于尚未完成重新武装的最困难阶段，而且处于尚未完成恢复精神价值和纪律的阶段，后一阶段的困难并不亚于前者。
不弄清这个问题也就不能彻底弄清战前和战争初期我们的许多行动失败的原因。我喜欢同偶尔出现的、微微露出的一种倾向进行争论。这种倾向把1937—1938年死去的干部同那些不管愿意与否而不得不承担起战争义务的干部对立起来。
看来，某些人觉得是他们恢复了图哈切夫斯基或雅基尔应有的个人地位，并暗示如果在战争的第一天便由他们而不是由基尔波诺斯或巴甫洛夫在前线指挥，一切都会是另一个样子。我个人觉得，这种看起来生动的对比不仅是轻率的，而且在道德上是不负责任的。
是的，用我们一位高级军官的形象说法，“战争选拔干部”。靠过去的功劳生活而落后于时代的某些著名军宫并不称职。临战前某些提升很快的年轻指挥官也不称职。
然而，战争选拔了干部。不应把率领着师、军和方面军退却到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但没有让这些城市投降，而后又转人进攻。学会了作战，并最终消灭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德国军队），并打到柏林的人们同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对立起来，尽管我们十分尊敬他们的名字。
当我们谈到希特勒和德国总参谋部失算的时候，应当记住，其主要失算是对我们干部评价上的失算。在1937—1938年，这些干部的确带有可伯的创伤。而希特勒和德国总参谋部认为这种创伤是不可弥合的，我们的军队在大战的条件下缺乏战斗力。
然而，正是那些尚留在军队中的曾经经受1937—1938年精神折磨而在战争开始时尚未康复的干部表现出了自己的艺术和自我成长、自我完善的能力。事实表明，他们同图啥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雅基尔一样，是同一所苏联军校培育出来的人物，终于做出了不论我们的敌人还是我们的盟军都没有科想到的事情，——使我们成为这场可怕战争的胜利者。
我们不清楚，至今仍不清楚，布柳赫尔或别洛夫，德边科或菲季科在1941年会如何战斗。关于这方面只能推测着说。但我们肯定地知道，如果没有1937年，也就没有1941年的夏天，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如果没有1937年，1941年夏天无疑我们在各方面都会更强有力些，其中包括纯军事方面。这首先是因为，1937年从军队中除掉的成千上万忠于共产主义的有军事经验的人们会加入我军的指挥行列，去同法西斯主义作战。他们这些人在战争初期占我军高中级指挥宫的半数以上。
没有任何历史的必要性将这一重大问题人格化，去猜测谁在什么岗位、在什么地方、并如何战斗。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即大家都会同法西斯作战，而且战争会选拔干部（战争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选拔他们），会说明军宫的真实价值。但第一，会在更加良好的气氛中选拔干部；第二，会从大得多的范围内选拔。
谈谈关于战前的气氛。写战争的人，出发点最重要。我们往往把当时局势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看得过于简单化，譬如这样认为；1937—1938年事件和芬兰战争使我们看到了自己的软弱性，于是开始重建军队；为军队顺利重建创造了正常气氛。一切都已好转，如果再加上斯大林相信利哈尔德·佐尔格并采取必要的措施，那么一切都会正常起来。
乍看起来似乎是这样，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真正的历史真情要更加复杂和矛盾得多。
是的，当时与军队有关系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地记得，在芬兰战争之后，国防人民委员部的新领导是以什么样的毅力努力去整顿军队秩序，首先是改造军队的战斗准备的。
是的，从芬兰战争得出了一些结论，其中包括加紧重新武装，它已危险地被拖延了。但是，因此而说在国家和军队中已造成反击敌人的有利条件，那是不真实的。
有时人们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1938年秋谴责了所谓“过火行动”，并因此惩办了叶若夫，斯大林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仟侮；已不再宣布人们为人民的敌人，而是把他们释放和复职了，其中包括军人。从一方面说，这是对的。在1937—1938年被捕的部分指挥官重返军队，其中某些人参加了战争，并指挥了师、军、甚至方面军。
但从另一方面说，1940年和1941年还在继续发生阵发性的怀疑和指控。
在战前不久，当时塔斯社发表了备忘录声明，半指责半威胁地指向那些似乎接受了关于德国敌对意图传闻的人们。红军空军司令雷恰戈夫、空军总监察长斯姆什凯维奇和国家防空司令施杰尔恩因而被捕并被处死。
为了说明全面情况，还应补充一点，战争开始之前被捕的还有前总参谋长和武装人民委员，幸而后来被释放了。
同法西斯德国作战前夕的战前气氛实际上就是这样。斯大林仍旧坚持以狂妄多疑的态度对待自己人，其结果是对敌人失去警惕。
现在，在了解当时的这种气氛并非臆造而是真实的之后，我们可以想象，当时那些军人处于什么样的处境。他们分析了许多情报，认为战争眼看就要爆发了，这与斯大林武断的意见相反，斯大林把自己的意见置于现实之上。
事过多年之后，当我们评论他们当时的行为时应当记住，问题不在于当一个人认为唯一正确的措施遭到坚决否定之后，他示威性地提出辞职所需要的勇敢程度。很遗憾，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以自己对未来战争的观点同斯大林的观点对立，不仅意味着丢官，而且意味着带着人民敌人的罪名去死。
我们毕竟从许多相互交叉的回忆录中了解到，仍然有这样的人，他们尽力让斯大林对事物的真实情况有所认识，冒着随时都有杀头的危险去采取一些那伯是局部的措施，以免在战争来临时完全猝不及防。
斯大林以令人难于置信的顽固态度不愿考虑侦察人员的最重要的情报，他不仅对这一事实负有责任。他对国家的主要罪过在于他制造了窒息的气氛，当时有几十个掌握着确凿证据的、非常有权威的人士没有可能向国家元首陈述危险的程度，也没有权力采取足够的措施以防止此危险。
在战前出现的斯大林对待干部的最后一幕悲剧是夏天他对西方面军司令部巴甫洛夫、克里莫夫斯基以及一系列其他将领的变节和叛卖的指控，后来才弄清楚，在这些人中，有的牺牲在战斗的最初时刻，有的在俘虏营里至死不屈。
更难说清的是，什么东西促使斯大林去宣布这些人为叛徒和变节分子。是指望把人民的愤怒和疑惑从自己身上转嫁到他们身上（人民没有意料到战争会这样开始因而产生了愤怒和疑惑）？或者是真的怀疑？我们想，二者均有可能，或者指望，或者怀疑。因为他早就习惯于从叛变、危害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为中，而不是从自己和别人的错误中去寻找这样或那样失败的原因。
后来，在战争进程中，尽管有时还重犯，但他还是不得不从这种习惯中解脱出来。
在战争进程中，在战争的考验中，战前的许多概念、口号和理论都经受了严酷的检验。战争肯定了一些，否定了一些，而对一些曾被否定的东西又重新恢复了其原有的意义。对于我们从事研究战争的作家来说，重要的是用心观察，人们的心理和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怎样变化了，怎样改变了军事行动的领导作风，在战争中诞生的新事物和在战争进程中恢复的事物是怎样同一切过时的和在1937—1938年的气氛中败坏了的、失去生命力的东西进行斗争的。
我想举一个战役的例子。在这一战役中明显的暴露了战争科学的真正意义同关于战争的虚伪的、口号式的概念之间的冲突。那种概念所依据的不仅是对战争的无知，而且是1937年所产生的那种对人的不信任。我说的是对1942年冬、春刻赤事件的痛苦回忆。
7年以前，我们的一位战士作家给我写了下面一段话：
“1942年我曾在刻赤半岛。我清楚地知道那次可耻失败的原因。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梅利斯根本不信任军团和方面军的指挥官，刚愎自用和恣意妄为……以不破坏战士的进攻精神为由禁止挖战壕。把重炮部队和军指挥部部署在阵地前沿，等等。三个军部署在16公里长的阵地上，一个师占据60O—700米的阵地。在任何地方我从未见过士兵如此密集。这一切都成了血肉模糊的一片，被抛进了大海，牺牲仅仅是由于前线指挥者不是战略家，而是一个狂人……”
我也曾在该信作者所在的那个地方，尽管我不同意他的用词，我还是同意他所说出的上述事件的实质。
我谈这个事件，丝毫不想再次用非善意的词句去回忆梅＄IJ斯。顺便说一句，他的个人勇敢是无可指责的，他做的一切部不是为了眩耀自己。他深信这样做是对的，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在刻赤半岛的行为很有意思。他是这么一个人，在战争的那个阶段，不考虑任何客观情况，认为凡是在距敌人100米占据有利阵地而不在距敌人50米占据不利阵地的人都是胆小鬼；认为凡是考虑到保障士兵的起码安全避免可能的失败的人都是惊慌失措者；认为每个现实地估计敌人力量的人都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随时准备将自己生命献给祖国的梅利斯是1937—1938年气氛的典型产物。
即便是有知识的和有战争经验的人作为大本营的代表指挥方面军，也照样表现为1937—1938年气氛的产物，只是另一种表现形式，即害怕自己承担全部责任，害怕以理智的军事决定同“前进就是一切”的不合情理的强攻相对立，害怕将自己同梅利斯的争论被提到大本营从而对自己有危险。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严重的刻赤事件的意义就在于，在此事件中1937—1938年后果的两个方面拧在一起了。一方面以梅利斯为代表，另一方面以当时的克里米亚方面军司令科兹洛夫为代表。
顺便说说，在回想戏剧性的刻赤形势时，可以不偏心地说出当时在战争进程中已经涌现出来并处于方面军指挥地位的一系列其他人的名字。假使这些人能不顾梅利斯既接近斯大林又是大本营的代表，不让他压自己，同他争论到底，直吵到斯大林那里，或许能以自己的道理说服斯大林。
要历史地理解情况好转，就不应当忘记这些人。他们在军队中、在战争进程中，随着战争的最初失败，随着战争的复杂而长期的转折阶段，随着战争越来越大的胜利而逐步完善起来。
战争的总进程，我们都会记得。没有人不知道1942年我们退到了哪里，退到了伏尔加；1945年我们又到达了哪里，到达柏林；在法西斯进人我们的明斯克、我们的基辅、我们的加里宁、我们的塞瓦斯托波尔三年之后我们解放了欧洲哪些首都，解放了华沙、索非亚、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维也纳、布拉格。
不论战争的哪一天，第一天还是最后一天我们都写到了，不论在什么地点，被围困中的斯大林格勒，还是被包围中的柏林，我们的书无不反映出来。我们应当将战争的全过程、战争的一切考验：战争的一切失败和胜利都永远留在自己的记忆和心灵之中。
不能忘记1941年明斯克公路而去写攻陷柏林，也不能只写布列斯特保卫战而忘记了进攻柏林，尽管1941年阵亡者并不知道这些。
我们经历了整个战争，我们也记着从开始到结束的它的全过程。我们也不准备从历史中抛开任何东西，因为任何删除都会歪曲总体情况。只有描写出战争初期的全部不幸和我们的全部损失才能够展示出我们通往柏林之路的全程，才能展示出漫长的、无穷困难的日月要求我们党、人民和军队所作出的全部努力。
使我永远吃惊的是，那些亲身经历过战火而又写出过关于战争的有份量的著作的人们突然心血来潮，对不容置辩的事实进行历史上毫无根据的模棱两可的评价。
我最近一次遇上这种现象是在不久以前，那时我读了雕塑家叶·乌切季奇的文章《我们的澄清》。我不去陈述这篇论战性文章的其他方面，我只讲它直接涉及我的题目的那段话。我先引证如下：“然而，有的是真情，有的只是真情的假象，有的是事实的真情，有的是现象的真情。这就需要具有艺术家敏锐的有原则的眼光去鉴别。当然，确实在战争初期阶段存在指挥不灵、慌乱、有时甚至是惊慌失措现象，这些正是某些不大聪明的作家们现在在自己的作品中所努力强调的东西。这是真情，然而它仅是事件的真情，事实的真情，而不是人民在其长久历史中最危急时期的生活和斗争的真情。真正的真情不仅在于我们退到了伏尔加河岸，而在于我们在陡峭的伏尔加河岸打断了法西斯野兽的脊梁骨，而后又到达柏林，在国会大厦竖起了我们伟大胜利的旗帜”。
我之所以注意这一段，因为它陈述了对战争史的一整套反历史观点。
把真情的假象同真情，把现象的真情同事实的真情对立起来，叶·乌切季奇想以此说明什么呢？假如以他的表述方式，那么，战争开始时的“指挥不灵、慌乱、有时甚至是惊慌失措”的偶然现象是什么呢？是真情，或者仅仅是真情的假象？这些是事实，还是现象？我想，所有这些加在一起都是现象，是由许许多多事实组成的惨痛的、危险的现象。这不是真情的“假象”，而是最真实的，尽管是痛苦的真情。也只有彻底地洞察这一真情（顺便说一句，应当对斯大林作应有的肯定，尽管晚了，斯大林还是明白了真情）才能够以巨大的努力扭转战争的总进程。这是其一。
第二，如果说到真情的假象，那么真情的假象正是叶·乌切季奇对战争初期阶段的评价，用他的话说，那时是“偶然现象”。我强调指出的是“偶然现象”一词！这就是“……指挥不灵、慌乱、有时甚至是惊慌失措”。
叶·乌切季奇写道：“真正的真情不仅在于我们退到了伏尔加河岸”。当然啦！如果指整个战争，真正的真情不仅在于我们退到了伏尔加河岸，而且在于我们后来到达了柏林。不仅是我们，大概在西德也不会有人对此提出疑问。
如果谈到1942年8月，那么真正的真情恰好是我们“退到了伏尔加河岸”，即我军曾经和柏林之间有着最遥远的距离。简单得很，“指挥失灵、慌乱、有时甚至是惊慌失措的偶然现象”不可能将我们逼到伏尔加河岸。这样解释就意味着企图制造真情的假象，因为把我们逼到伏尔加河岸的不是在战争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不利的偶然现象，而是更加严酷的历史原因，首先是同我们现在所说的个人迷信有关。斯大林在危机时刻，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一个处境绝望的时刻”在签署他那著名的第227号命令时要比叶·乌切季奇在战后20年之后的今日以“指挥失灵、慌乱，有时甚至是惊慌失措的偶然现象”来解释我们退到伏尔加河更接近事件的“真正真情”。
我愿诚心地劝告叶·乌切季奇，以后不要在真正的历史真情面前表现出慌乱、有时甚至是惊慌失措，别试图以艺术中的真情的假象去替代历史的真情。谁也不需要它。在这样的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的人民、引导人走向胜利的党、彻底粉碎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希特勒军队的军队不怕讲出这场以胜利告终的战争的每个阶段、其中包括它的最严酷阶段的全部真情。
作家在无准备的情况下遇到关于战争的这部分复杂的真情时，不必从与斯大林领导战争的作用有关的战争史着手。我们的职责是客观地，藉助于文献和活的见证去研究和分析这种作用的一切肯定和否定的方面，不论对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还是对斯大林个人最重要方面都既不夸大，也不缩小。
看来，在当代公布的由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签署的这样或那样的文件中把斯大林的名字删去，这未必合适。或者在一系列情况下（我指的是涉及他个人的情况）以“大本营”代替他的名字，如“大本营决定”，“大本营来电”等，也未必合适。
显然，当这样做的时候，主观上认为这是同个人迷信作斗争的表现。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种人人皆知的回避和替换不仅无助于，而且妨害着同个人迷信及其后果作真正斗争，使这种斗争庸俗化，将那些细小的、历史上并非公道的、例外的、颠倒是非的成分带进这一历史上绝对公正的斗争中来，这些成分加在一起会引起读者的反感，有时甚至影响正确地评价这一巨大历史人物的错误的深度及其直接犯罪的严重性。
我们正在迎接我国人民的伟大节日，战胜法西斯20周年。一方面，此时此刻人们更希望回忆最高兴的事情，我们的胜利。这种感情是可以理解的，自然的。
但是，我们远非在风平浪静的国际局势下迎接这一天，当我们回忆胜利的时候，也不能不想起充满残酷历史教训的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我们正是通过这条道路走向了柏林。
这是为了更真实地描写我们党和人民的艰巨无比的功绩所必须的。对这种功绩，我们现在写，将来还写，并为此献出自己的全部心血。
（原载苏联《科学与生活》1987年第6
期。几拉扎列夫整理原稿并加注。赵增泉译，孙娴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