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胜利者
——库兹涅佐夫案件
作者：A·阿法纳西耶夫
1945年1月，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库兹涅佐夫被选为列宁格勒州委和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这是对他在保卫列宁格勒，粉碎敌人封锁，战胜敌人中所做的贡献的承认。四年后，他因“列宁格勒案件”而被迫害致死。
在库兹涅佐夫一家最艰难的几个月里，舅舅西马从列宁格勒回到莫斯科，带来了一种很流行的游戏“杰金斯”。全家坐在餐桌前，分成两队：一队把手伸开放在桌上，另一队要猜出在谁的哪只手中有硬币或纸片。另一队队长按顺序注视游戏参加者的目光象施催眠术一样，然后大声喊道：“拿下了！”手都举了起来。纸片（或者硬币）没有了。于是大家都开心地笑了起来。队长又叫道：“拿下了！”
就这样，一切再重新开始。
这家人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就在这几个月，另一些人在另一张桌子前玩着另一种并不是这样无害的游戏。
1949年2月15日，联共（布）中央书记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库兹涅佐夫和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他发现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有份文件。这份文件宣布他已被解除所承担的职务。
同一天，2月15日，库兹涅佐夫在列宁格勒的接班人，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彼得·谢尔盖耶维奇·波普科夫被召到莫斯科参加政治局会议，他回来后心情沮丧，精神恍惚。
同一天，2月15日，库兹涅佐夫一家预定要进行庆祝活动。活动没有取消。节日的桌子已经摆好。原来库兹涅佐夫的大女儿阿拉要嫁给米高扬的儿子谢尔戈。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回来了。他看上去象往常一样愉快，充满精力，神态端庄。
没有感到发生不幸事件。第二天依旧没有感到发生不幸事件。客人走了以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妻子季娜伊达·德米特里耶芙娜把孩子们叫到一起，轻轻地说：“孩子们，你们的爸爸被撤职了。当然，一切都会弄清楚的……”
即使后来的两个月里，也没有让孩子们感受到这一不幸事件。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开始读很多书。他是否想象得出在列宁格勒那里所发生的事？从他的眼里可以看到：他在衡量着，对比着，思考着。他依旧充满信心，精神集中。或许他只不过装出样子让那些在这些日子监视他的人相信：库兹涅佐夫充满信心，毫不畏惧，因此，他感到自己在党和人民面前是无辜的。
2月21日（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生日的第二天），党内实际上的第二号人物格奥尔基·马克西米里安诺奇·马林科夫来到列宁格勒。22日，马林科夫在州委和市委联席会议上宣布了中央委员阿。亚·库兹涅佐夫，候补中央委员M·N·罗季奥诺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和N·C·波普科夫的反党活动。
2月25日，雅罗斯拉夫州委第一书记约瑟夫·米哈伊洛维奇·图尔柯（原先在列宁格勒工作）从党的代表会议主席团被直接叫到中央听候命令……马林科夫从桌后向图尔柯走过来，背着手，说：“别跟党中央耍花招，您说，你们有没有一个小集团？……”
3月，又撤换了一个列宁格勒人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院士，把他赶出了政治局。并解除了他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国家计委主席的职务。
六个月，从2月15日到8月13日——就象六个小时一样。库兹涅佐夫的女儿加林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就讲了六小时。
不久，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被叫到中央。那是3月份，……不，也许更晚些时候。3月8日那天，孩子被允许到她们的女子学校去参加晚会（几个孩子当时分别不同的学校上学）。加莉娅也准备去。妈妈谨慎地问：“许，还是不去好？”加莉娅很惊奇；“为什么？！”
库兹涅佐夫一家对不幸事件的感觉是逐渐增强的。爸被送到了佩尔胡什科沃。他回到家时很高兴，并开始整理西：“我的愿望实现了，我将去学习！……”
全家人坐出租车去看他。还记得：爸爸住在二楼一间窄得象四室的房间里，里面有一张铁床。还记得：那时在那里学习的人不知为什么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纪的将军。他们十分称赞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说他会玩复杂的游戏。
加林娜·阿列克谢耶芙娜说，只是到后来才明白，差不多所有的学员都是被逮捕的人。
7月31日，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贝利亚的右手）向斯大林汇报说，2月份被解除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职务的卡普斯京是个英国间谍。证据呢？远在30年代，当时卡普斯京是基洛夫工厂的工长，曾到英国学习蒸气涡轮机的生产技术。
8月10日，加莉娅乘出租车到佩尔胡什科沃去接父亲：在那里的学习已经结束了。爸爸禁不住高兴地说：“孩子们，我没有使你们失望！我没有得一个‘4分’！”他满意地给我们看发给他的军人随身携带的装具。就是说这不是游戏？那么一切都真的弄清楚了？
亚当·奥西波维奇·卡尔舍尼克，1904年入党的联共（布）党员，在介绍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入党时，曾指出他的性格容不得半点含糊不清。只是在经过许多年以后，通过自己的悲惨的遭遇才能看出：他的这种性格如同种子一样，既萌发了他的力量，也意味着他的毁灭。
8月中旬，大概不仅是结束了在佩尔胡什科沃的学习。13日，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已带着年幼的孩子们在莫斯科散步。但这看起来就象后来西马舅舅所描述的那样：库兹涅佐夫同孩子们在前面走着，笑着。几步远的地方自顾自地跟着两个暗探中的一个。
他们回到家里吃午饭，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去洗手时，季娜伊达·德米特里耶芙娜小声告诉他：“列纽什卡给你打过电话……”（她指的是当时在中央检察委员会工作的那个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走出浴室，脸色明显地变了。他很快地收拾了一下东西，在过道里吻了妻子和孩子。大门关上了。
他从街上挥着手，微笑着。看来，一切都完了？
一家人摆好了桌子，等待着他的回来。妈妈重复说着，象在念咒：“没什么，孩子们，没什么，一切都会弄清楚的”。傍晚时，有一辆奇怪的汽车停在窗下。天还挺亮，所以能够看清楚，从车里走出几个穿黑制眼、戴黑礼帽的男人。
于是就有人按他们家的门铃。于是他们家的大门被完全打开。第一个进来的人（也就是最重要的人？）在门槛上就问：
——信在哪儿？！
我们同加林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坐在铺着白桌布的餐桌前。这当然是另一张桌子。不在他们原先的住宅。我们看着照片：“这是爸爸在博罗维契。他14岁时进入他父亲工作的锯木厂……这是他任共青团县委书记……这是他同妈妈在一起，新婚夫妇，他们有了阿拉……后来在卢加任共青团州委书记……您知道他几岁被选为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33岁！……”多么光辉的经历，快速的升迁，所有这一切都记录在这两本像册中。记录在母亲的兄弟西马舅舅的两本战时笔记本中（谢拉菲姆·德米特里耶维奇·沃伊诺夫在列宁格勒被困时是当时列宁格勒战线军事委员会委员库兹涅夫佐的军事办事员——当时有这样的职务）。
在像册旁边，有爸爸、妈妈被捕后和搜查后留给家里的厚厚一包登录单和文据。还有几封信——全部档案材料就这些。是爸爸写的信？不是，爸爸没有权利写信。是妈妈写的信，从弗拉基米尔来的，从原先沙皇时期的苦役监狱里来的信。爸爸被捕以后留下的只有登录单。在搜查时，他的所有文件全被撕毁。甚至连装过“黑塞哥维那花神”牌卷烟的盒子也给撕了。这个盒子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从1940年起保存的。他在上面签了名并亲自送给库兹涅佐娃作为礼物。那么那封信哪？斯大林的信呢？
那封信这里没有……
我翻看了谢拉菲姆·德米特里耶维奇·沃伊诺夫的笔记本。听了加林娜·阿列克谢耶芙娜的叙述。我掌握了“列宁格勒案件”的第一层次。这个层次是用白线缝成的，而且缝得有点技巧。
沃伊诺夫也经历了那个案件。他描述了这种游戏通常都有哪些规则：“应该使怀疑对象感到被抛弃了。对他来说，机关里，工厂里的气氛都变了。被列入名单者感到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给他制造工作中的麻烦……，但却猜不出真正的原因。他开始变得神经过敏，不再实事求是，从而自己出现失误……我被列人这样的人的名单中，对他们可以不择手段地予以诋毁。我被列人那些在法庭面前受辱的人的行列，那些被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或酒鬼、精神不稳定分子、道德堕落分子的行列。名单中也包括那些落人圈套而违纪的人，他们不仅受到诽谤，而且还要在法律和人面前负责”。
就是说事情不是简单地带走或抓起来就完。“案件”准备得很详细，要很长时间，有时甚至要几年。对库兹涅佐夫的“准备工作”至少有一年半。沃伊诺夫甚至认为“列宁格勒案件”根子在1941年列宁格勒被围困时就种下了……，而它表面上开始的时间是1949年1月。
1948年12月，举行了列宁格勒州和市的党代会。会上宣布，会议一致通过了州委和市委书记的改选。很快有一封匿名信寄到了莫斯科。计票委员会委员发现：“波普科夫，卡普斯京和巴达耶夫的名字在很多选票中被勾掉了”。的确是这样：“未来的英国间谍”卡普斯京被划得最多，有15票反对。是什么造成伪造的选票呢？是选举人的独立意愿破坏了理想的结果？或者是同样的圈套在起作用？只要看一下就够了，是谁需要哪伯只暗示一下：降低革命摇篮（按：指列宁格勒——译者）的威信意味着什么？只稍晚些时候就把刚炮制出来的事实供大家欣赏了……
不，我们不去断言事情就是这样。谁是伪造者，他的动机是什么？——现在很难搞清楚。至少，表决这件事成了有充分根据的借口。早已调试好的（镇压）机器这就转了第一圈。第二圈是：1949年1月，在列宁格勒举办了全俄批发交易会。各加盟共和国都参加了这个交易会。这不成了全苏性的交易会了吗？这得到中央机关批准了吗？没有。由此可见，应把这看作是挥霍浪费的事实，而且还应看作更为严重的事实：搞小集团，与中央委员会对抗。第三圈是：N·C·波普科夫是一个根本没有工作经验的党的工作者，到了负责岗位上，大概和库兹涅佐夫一样，也要接受改造，但结果却不一样。
我在沃伊诺夫的日记中读到：“1949年1月前不久……我见到了波普科夫。地点在斯莫尔尼宫。在我十分熟悉的库兹涅佐夫原先的办公室里。波普科夫的样子令我十分吃惊，在基洛夫和库兹涅佐夫使用过的办公桌的后面坐着的是一个病人。特别使我吃惊的是他那双转来转去的眼睛和一个张皇失措的人所有的可怜的、祈求宽恕的微笑。”彼得·谢尔盖耶维奇在这种状态下对谁说了些什么，他自己是否还能记得？至少，人们从他的讲话和谈话中诱取了第三个事实：仿佛是库兹涅佐夫和波普科夫“酝酿出建立俄国共产党的思想”。
根据这样三个事实，第一局已经赢得了，现在该第二局了：侦察。参加游戏的人——不大不小——是国家安全部长的官衔。侦察是怎样进行的呢？既然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客观地检查这种侦察，它又能怎样地进行呢？如果在成文法律之上起作用的是这样一些铁的规则：只要被告人承认——就是铁证，主要的是——侦察人员从内心认为对人民的敌人不能象对待党的同志那样，它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仅仅是受到怀疑的图尔科，侦察人员对他又是恫吓，又是利诱，大喊大叫说：“假如你不承认，就是同中央对抗……”。让我们来想一想，这样就没有受怀疑的人了。因为你只要承认你是敌人，你就是敌人。根据这个原则，你预先就注定有罪。
结果是：被判处极刑的有：A·A·库兹涅佐夫，H·A·沃兹涅先斯基，M·N·罗季奥诺夫，N·C·波普科夫，R·O·卡普斯京。稍后在列宁格勒还有：州委第二书记F·O·巴达耶夫，州执委会主席N·C·哈里托诺夫，国家安全部驻列宁格勒全权代表N·H·库巴特金，市委书记N·H·莱温……全国各地的列宁格勒人：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委主席M·B·巴
索夫，摩尔曼斯克州委第二书记A·N韦尔比茨基，克里米亚州委第一书记H·B·索洛维约夫……全部因“列宁格勒案件”遭到镇压的共200多人。三年之内有二千多领导人因此案而被撤职。
镇压机器开足马力，把剩下的得到全世界法律工作者承认的神圣公理践踏无遗。遭到践踏的，在无罪推定原则后，接着是法律工作者的第一条戒律，“法律不具有回溯效力”。问题是，库兹涅佐夫和其他被处决的人是在国内已经取消死刑的时候被捕的。根据上述文明准则，他们应按被捕时有效的法律进行审判。但是……，恢复了死刑，并被处决了。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巴佐夫斯基，现任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关税监督总局局长，当时是列宁格勒一个区的共青团区委书记，告诉我说，很多共青团书记由于对青年的“错误教育”而被撤职，可他们刚在不久前却因对青年进行卓有成效的共产主义教育而得过奖章……
从弗·尼·巴佐夫斯基那里我第一次知道，库兹涅佐夫被选上中央书记后“负责干部工作”。在库兹涅佐夫之前由格奥尔基，马克西米里阿诺维奇亲自管（其中也包括贝利亚的部门）。他现在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换句话说，好象库兹涅佐夫在“干部工作方面”排挤了马林科夫……
库兹涅佐夫知道并看到了这一点。不可能不知道和看不到。可是据图尔科回忆，库兹涅佐夫成为中央书记并主管干部工作后，没有特别关心自身的安全，……他批评了马林科夫。而且不是在关闭的屋子里批评的（仅仅这样，就足够构成危险了），而是公开地进行批评，就象现在所说的“公开性原则”。不仅如此，据巴佐夫斯基的回忆，库兹涅佐夫开始认真地注意起阿巴库莫夫的部门。
到底他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他就这样天真？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库兹涅佐夫被捕后，过了一段时间。在1949年秋天，国家安全部为他准备了一份材料。一方面，感到有必要哪怕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一下已经形成的这种荒唐局面。另一方面，大概出现了一种可能性，不仅去“审查”一下库兹涅佐夫一家，而且去“审查”米高扬一家。谢尔戈·阿纳斯塔索维奇说：秋天，父亲有一次让他在桌子对面坐下。父亲十分清楚他们的谈话有可能被人偷听。他带着一副冷峻的面容开始宣读仿佛是库兹涅佐夫向侦察人员交待的所谓供词……
“供词”中既没有谈到恐怖活动，也没有谈到“受雇于”某一外国间谍机关——就象1937年的案件中常有的那样。有的是在当时最严重的“供词”：“我们不喜欢斯大林……”当时谢尔戈问父亲：这是否有可能是侦察人员臆造出来的呢？父亲用平静的语调解释说，不可能，在每一页上都有签名。此外，还有一些说法，侦察人员大概不会使用的。父亲说得很肯定，但从他的脸上可以猜出，他自己也未必相信这些。儿子说：好吧，即使这样，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也只是公开说出的想法——事实在哪儿呢？一定会证明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无辜的！对这个看法，父亲自然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诧异地扬扬眉头。这样，儿子就明白了。审判决定原则上已经定了。父亲又补充说：我不能禁止你去库兹涅佐夫家。（儿子想，这还用说，我就听你的！）但是，在同季娜伊达·德米特里耶芙娜谈话时要谨慎……。谢尔戈开始只把这当作劝告——不要时时提到她丈夫，以免使她受到创伤。只有当季娜伊达·德米特里耶芙娜被捕时，他才意识到：也许父亲在那时就已经知道这事。
我听着谢尔戈·阿纳斯塔索维奇的这些话，根直率地问：
——他为什么在房间里谈起这事？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更合适的地方？比如在花园，那里可以把一切谈得更详细！
——请想想他当时的处境，——谢尔戈·阿纳斯塔索维奇忧郁地笑着说，——我当时是一个大学生，19岁，年纪轻，没有经验。如果父亲把一切他所想的都告诉我，而我在激动时或争论中又去告诉给别人。他就会因此而使我们大家遭到致命的危险。
看来，比较理智的办法，就是在有人能够偷听到的地方讲话……
这件事很好地再现了当时的环境、气氛和人们的（甚至是国家高级干部）所处的状态。我们很难想象，人的最普通的内心活动具有怎样的价值。有人告诉我，在谢尔戈与阿拉结婚前夕，卡冈诺维奇对米高扬说：你在干什么？那儿的事已经全都决定了。
但是，婚礼并没有取消。
当逮捕和处决开始以后，在特别保育院里有许多被迫害的人的子女。库兹涅佐夫的儿子被藏在米高扬的别墅里。在逮捕季娜伊达·德米特里耶芙娜时，没有动她的孩子。据说这是因为米高扬向斯大林求了情……
我思考着这一切。我觉得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本人的行为最难于置信。他为什么会这样？如何解释？为了理解这一切，应当深入地看看他的内心的经历。
1941年6月22日，日丹诺夫在南方休假。为列宁格勒命运负责的全部重担都落到了36岁的市委第二书记的肩上。随后就是修筑防御工事和保障人民生活，组织民兵和选拔军事干部，组织游击队和领导前线和海军的政治部——库兹涅佐夫每天都要做这些工作。
而斯大林采取了一个没有先例的行动。他当着一些亲信的面写了一封亲笔信。给谁呢？给市委第二书记！信的内容是：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累了，神经不安……他们需要好好睡一觉，休息休息……同组织防御、动员一切力量有关的，全部工作，我只能依靠你了……。
这是对库兹涅佐夫在当时形势下真实作用的承认。信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位将军带到列宁格勒的，并绕过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交给了库兹涅佐夫。自然，很多人都知道有这封信。在当时，这样的信给人以巨大的权力。这仿佛是一种授权书和保护证书。看来，这里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这样的信可离间库兹涅佐夫和日丹诺夫的关系。而且，要做到这点的借口是相当多的。在1942年那个折磨人的冬季，日丹诺夫开始生病，库兹涅佐夫在他的门前设了警卫：当时任何一个列宁格勒人都不应发现领导人的软弱。库兹涅佐夫代表日丹诺夫主持市委和州委常务委员会的工作。代表日丹诺夫和斯大林通话。斯大林明白这种形势的意义，日丹诺夫也明白。
应该想到，所有这一切没有逃过贝利亚的部门的注意。它的耳目不会不注意到：领袖像从墙上消失了。列宁格勒人在口头上和书面上越来越少地提领袖的名字。沃伊诺夫指出：“（对列宁格勒的）饥饿封锁时期是社会意识中的转折时期”。
实质上，处于死亡边缘的这座城市的独特条件加速了道德净化和重新思考价值观的进程。原来以为不可动摇的和不可避免的个人迷信自己消失了。城市明显地从深层提出了不同的理想，井用这种理想同官方的理想相对抗。当时的一位诗人大声疾呼一首长诗的题目：“基洛夫和我们在一起！！！”。诗人吉洪诺夫写道，在那钢铁般的日日夜夜，同列宁格勒人在一起的不是斯大林，而是基洛夫。
库兹涅佐夫能不看到这一切吗？假如看到了，他采取了什么呢？让我们想象一下他当时的处境……从观念上说，在他那种情况下，即使不去支持现状，也至少要作出不改变现状的姿态。
但是，不要忘记，他容不得半点含糊不清。也不要忘记另外一点：独特的围城环境改变了社会意识，促使人们表现出并增强独立战胜一切的坚强性格。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的性格是需要的。需要有能不受权威、上层的意见分歧和力量组合的影响而作出决定的人物（说实在的，只是意见分歧和力量组合才保证权威乃至上层本身得以保存下来）。
假如我们没有忘记这一切，那就会明白一些，为什么同斯大林有直接联系的库兹涅佐夫也和大家一样。不再提斯大林的名字。为什么不再引用斯大林的话。为什么这个名字在报纸上和在讲坛上的正式言论中消失了。为什么库兹涅佐夫常引用基洛夫的话。为什么库兹涅佐夫一家一直保存着谢尔盖·米罗诺维奇的照片（斯大林对基洛夫的态度即使在当时对很多人来说也并不是什么大的秘密）。
明白一些了：为什么，可究竟是为什么呢？
现在的一些出版物中，在谈到个人迷信时期遭受各种迫害的人时，根据至今解释不清的原因，始终坚持一种说法：他们是专横枉法的无辜牺牲者。这里有正确的地方。但仔细想一想：我们如此固执地设法证明这一点，就仿佛他们的无辜程度在二十大以后有了一些减轻似的。
我们希望什么：证明已经证明了的东西？使无法相容的东西硬凑在一起？
大概不是。当然不是！
既然这样，难道还不到该弄清楚的时候：他们究竟在谁的面前是无辜的？在党和人民面前？是的！那么，在那些专横枉法的罪犯、冒险家和向上爬的人面前呢？在叶若夫之流、贝利亚之流、阿巴库莫夫之流面前呢？难道那个时代的悲剧和真理只限于无辜吗？
要知道，那时确有不信个人迷信的人？谁没有同个人迷信妥胁？最后，谁进行了反抗？
我敢于想象并断言，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库兹涅佐夫不是无辜的牺牲品。
这样说，难道“列宁格勒案件”的制造都是对的了？不是，情况要复杂微妙得多。他不是人民的敌人。但根据一切判断，他也不是一个天真的人，不会顺从地去扮演这样的角色。
事件的目击者和参与者C·N·沃伊诺夫写道：“为了弄清楚‘列宁格勒案件’的原因，什么是必须考虑的呢？要知道，这个案件的主要点是：库兹涅佐夫把自己同中央（应该读作斯大林）‘对立起来’；要求在经济工作中给各州、各边疆区更大的自主权；承认俄罗斯联邦的巨大功绩；举办重建列宁格勒的成就展览会；而主要的是：新任命的这位中央书记表现出独立性，并且认真对待检查贝利亚主管的部的工作。
那么整个来说，什么是‘列宁格勒案件’？造成这个案件和其他类似案件的更深刻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会回答：需要向人民隐瞒1941年我国军事失败的真正罪魁，当时德国人象刀子切黄油一样地浸入我国领土？需要隐瞒农业中过火行为的罪魁，这些过火行为使得农民得不到温饱，他们的劳动产品的价格比实际成本还低，他们不得不逃离集体农庄？最后，需要隐瞒破坏法纪、专横枉法的真正罪魁，这些行为造成成千上万的人无辜牺牲？正因为如此，才制造出‘列宁格勒案件’、‘医生案件’和其他许多没有名称的案件，这些案件可以叫做‘边疆区案件’‘州案件’，有时甚至可以叫做‘区案件’。……”
看来还有一个原因。不仅有转移让会注意力，施放“烟幕”，把每次的责任推给无辜者的迫切需要，而且强烈需要使一整代赢得战争、变得成熟的军人“安分守己”。这一代人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赢得了精神力量。这一代人实质上预先决定了二十大的现象。
不过最好一切还是按顺序来说……
1946年3月，库兹涅佐夫被选为联共（布）中央书记后，却打破常规，没有兼任列宁格勒市委和州委第一书记，就象季诺维也夫、基洛夫、日丹诺夫当时那样。这一点，本应该使库兹涅佐夫有所察觉（据知情人证明，库兹涅佐夫接受这项决定时并不高兴）。还有一个细微的差别，关于这点我们已经说过：即没有中央机关工作经验的库兹涅佐夫却被立即派去处理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的干部。
这是第二个令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吃惊的事实（第一个事实是斯大林给“围城时”的库兹涅佐夫的信）。第三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斯大林在裹扎湖休息时，有一天，他突然向周围的人谈心。他好象十分坦率地说：我老了，我在考虑接班人。部长会议主席最合适的接班人是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总书记最合适的接班人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库兹涅佐夫……，怎么样，同志们，不反对吧。
据说，没有人反对。但是，任何一个得知这一耸人听闻的设想的人都会立刻猜想到它的第二个方面：这个不吐露心机的人决定公开讨论接班人问题绝不是一桩简单的想法。如果认真地想一想，就会看到被提拔的两个人实际上是真正最合适的人选。正因为如此，他们就成为这样一些人最危险的竞争者，而斯大林就是故意要大声说给这些人听的。结果可想而知。但是，是不是这种预兆反而使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更加坚定了？
库兹涅佐夫在得到这些暗中的警告后，并没有变得更谨慎些。他没有改变原来的习惯，甚至都没想改一改那种独立的性格。不仅如此，实际上他还反对当时公认的个人迷信的那一套准则。他在战后的发言中不提斯大林的名字。和过去一样，经常引用的是基洛夫的话。战后他常常公开去访问谢尔盖·米罗诺维奇的身患重病的遗孀（这是同一位因失去丈夫而精神失常的妇女的不轻松的会面）。他好象示威似同特派员见面，布置他们出差。有一次，在主持书记处会议时，他革除了一个因在兵营偷窃而被揭发的将军的职务。
他被认为是一个标新立异的人。所有的人，只要想看，都可以用肉眼看清楚，莫斯科出了一个真正的塞洛夫式的人物！而且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啊！列宁格勒被围困时期时期人领导人，上过前线，胜利啊。他在继续加强自己的声望。
这是什么声望啊！他作为监察主持了国家安全部门工作人员的会议。在会上批评了这些人（！），向他们（！）提出了任务。一位目击者的印象是，这次会议无异于晴天霹雳。
终于，发生了最后一击。那个时候很时兴在夜里和星期天工作。库兹涅佐夫命令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星期天把审讯材料送到他的别墅去。阿巴库莫夫给他送去好几袋案件材料。
这是些什么案件呢！都是“人民敌人”的案件。其中包括1937年的案件。据说，库兹涅佐夫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弄清楚基洛夫被害的那段纠缠不清的历史。
这是在强调自己的独立性？是哪怕为了自己想把一切搞个水落石出？或者是，他已经开始了战斗？……
他没有来得及。他的对手，他的敌人先下手了。
他在门口吻别妻子和孩子（这倒不是表示永别。他们分别时一直都这样），在离开家门之前，他说：“去买点冰激凌，摆好桌子，我回来吃午饭……”
他没有回来吃午饭。他再也没有回家……。“根据逮捕证逮捕了阿·亚·库兹涅佐夫。1905年生……”。当让库兹涅佐夫的家人在逮捕登录单上签字时，加莉娅第一次看到“逮捕”两字，脸色变得惨白。妈妈示威似地没看一眼就签了字：“对搜查被捕者和其他在场的人（具体说明了是谁）没有提出控告。”没有地方可以去控告，又去控告谁呢？形式上都是对的。登录得极其详尽：“没收下列物品，送到苏联国家安全部：
列宁勋章2枚；
红旗勋章1枚；
库图佐夫一级勋章一枚；
库图佐失二级勋章一枚；
卫国战争一级勋章一枚；
保卫列宁格勒奖章一枚；
卫国战争游击队员奖章一枚；
……
将军肩章7对；
男式铬鞣革皮靴一双；
……
牙膏一盒；
牙刷一柄。”
这张令人难受的清单里包含着可怕的东西。这不是简单地把人抓起来，而是要把他存在的痕迹统统消灭掉。把他在生活中，在地球上生存过的表记彻底消灭。
审讯的时候，库兹涅佐夫没有认错，也没有请求宽恕。他离去时可以感到自己是一个胜利者。据目击者证明，库兹涅佐夫在最后的话中说：“我过去是布尔什维克，现在仍然是。不管判我什么罪，历史将证明我们无罪。”……
后来……，后来，加莉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用平稳的语调说，他们又带走了妈妈。这次搜查是更加带有侮辱性的；甚至连孩子的东西都翻遍了。孩子们只剩下与瘫痪了的祖母在一起了。她们是怎么生活的，怎么活下来的，这已是另一段故事。她们到处寻找，写信，奔走，根据登录单上的地址（“要打听任何事情可掉下列地址……库兹涅茨大桥，24号，走院子里的门”）。最后，妈妈来了一封信，接着第二封、第三封……，信中一句话也没提她的情况。
斯大林死了。贝利亚被捕。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曾二次问阿拉，妈妈回来了没有？1954年2月10日夜里，妈妈回来了。体重只有48公斤，脸色苍白，走路摇摇晃晃，加莉娅给米高扬家打电话。阿拉跑着回家。到了门口，阿拉才向加莉娅坦白说出；“我们的父亲牺牲了，别告诉妈妈！”什么时候？在哪儿牺牲的？加莉娅想去寻找。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劝道：“如果你不想损害健康，就别去做这事。你也无法找到他。”
妈妈在二十大以后才开始讲自己的事，讲了……她一开始怎样被单独关在囚室里，带着手铐脚镣。
后来，又怎样同加莉娜·谢列布里亚科娃和葡季娅·鲁斯拉诺娃关在一个四室里。她们可以得到哪怕很小的包裹，她们尽量用融化干酪帮助她维持生命力。
后来，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两人的妻子被叫了出去。她们出来时不知道自己已不是妻子了，而都成了寡妇……。她们被告知，她们已经获释了。当然，开始时她们把这当成是值班看守对她们的嘲弄，但还是开始收拾东西。
虽然，监狱里的人是各种各样的。有一个侦查员在审讯时对她狂吼着，干了他必须要干的一切，然后把收音机的音量放到最大，对她说：“季娜伊达·德米特里耶芙娜I我不相信问你的那些事！”还有一个监狱监视人，很多年以后有一次他高兴地从无轨电车上下来向她奔来。她想停下来，同他谈谈话。但没有谈成就走了。只打了声招呼。
关于她丈夫，她总是象念咒似地重复着说：“我没有安葬列组什卡，没有”，或者，“我总觉得上面给了他一项重大的任务……这就是说什么时候门铃会响的。他会回来的。……”
当斯大林死的时候，加莉娅哽噎着大声痛哭着。有人对她说：你哭什么？瞧吧，现在一切都会弄清楚了！事实确是这样。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把他们叫到别墅，告诉他们说：你们的父亲根本不是什么人民的敌人，这你们知道！
就这样一切都弄清楚了。
过了一段时间，库兹涅佐夫被正式恢复了名誉。在莫斯科戈拉诺夫斯基大街，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最后几年生活过的地方建立了他的纪念牌。
加莉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手里握着那些登录单。上面是黑色的数字，他父亲的逮捕证号码：1075。我感到，她此时想到的还有1O75这个号码以前和以后的人们。
我还记得在那一封著名的信中的最后一句话。万能的知慧，可否知道，他说出了一个多么锋利而真实的想法？那双无情的手开始玩弄下一轮游戏了，她是否感受到，它制造了多少痛苦的预言。这些预言就象1075这个数字，永远嵌在、刻在这一家人的记忆中。
斯大林在信中亲笔写下这最后一句话：“阿列克谢，祖国不会忘记你！”记忆中的这一痕迹、历史上的这一证明，是无法消除的，也不该被消除。
（原载苏联《共青团真理报》1988年1月15日。王刚译，陈启能校）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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