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米哈伊尔·托姆斯基
——他是怎样的人？
作者：奥·哥列洛夫尤·托姆斯基
这是我们从《劳动报》读者来信中取出的一封信。这几天投到编辑部的许多信，请求说明关于同列宁一起建设党、准备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而在斯大林个人迷信年代被镇压的人的生活和悲惨命运。在他们当中，也有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托姆斯基（原姓——叶夫到莫夫）。
历史学副博士奥·伊·哥到洛夫和托姆斯基的儿子龙·米·托姆斯基的谈话，回答了有关这个人的一些问题。
不久以前，报刊上公布了关于给尼·布哈林、阿·李可夫和其他所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审判案参力。者彻底恢复名誉的报道。那末，米·托姆斯基怎样了呢？我听说，他在1936年8月用枪自杀了。所以，对托姆斯基的判决没有作出，因而也就没有通过法庭为他恢复名誉的形式上的根据。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释一个身居国家和党的显要职位、多年担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人，现在仿佛仍被编在“人民敌人”的不幸的名单里？
加里宁大学学生 B·勃卢多夫
奥·哥列洛夫（以下简称奥·哥·）——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据很熟悉您父亲的同志证明，据我研究他的生平时了解的资料，我觉得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是个坚强、刚毅的人。他几次被沙皇警察逮捕、坐牢，服过五年苦役。殴打、单人囚房、押解、饥饿、寒冷……，一切都经受住了……
尤·托姆斯基（以下简称尤·托·）——但父亲就是受不了凌辱、委曲，受不了捏造指责他背叛党的事业。1936年，我已15岁。一切部记忆犹新。尤其是8月，那成为他生命最后的、很可怕的月份。当时开始了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有其他人的审判。报上公布审判材料后，父亲给当时联共（布）中央书记和附属中央的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叶若夫打电话，并告诉他：“如果一切诽谤和造谣中伤堆到我头上，那末我该怎么办？放弃事业吗？显然，党就再不需要我了”。据父亲讲，叶若夫对此回答：“别说蠢话，这全部都是胡说八道。工作吧。我们相信你。”在解除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以后那个时候，父亲领导国家图书杂志联合出版公司，管理国内出版活动。8月21日，国家图书杂志联合出版公司开党的会议。父亲很晚才回到在博尔舍沃的别墅，可是整夜没有睡觉。22日早晨，照常有一辆汽车来接他，并送来报纸，报上公布了关于国家图书杂志联合出版公司党的会议的材料。父亲读完后就走到花园去。然后叫了我。我们沿着花园走。父亲说了话。当时我不晓得，这是他对我——最小的儿子的最后的临别赠言。他说，什么罪过也没有，没有党不能活。就在这个早晨，他死了。
奥·哥·——1937年，关于他的死，这样写道：“由于难以解开自己同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的联系，1936年8月以自杀结束生命。”现在甚至重复这样的话，都有点为难。但按您的意见，他究竟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他想用自己的死得到什么？
尤·托·——显然，这种举动有很多原因。做判断的不应是我。对于我们，他的孩子来说，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父亲想以此把我们、家庭保住。父亲自杀那一天，在他别墅的书房里找出一封致斯大林的信，其中托姆斯基请求不要触动家庭。在国家图书杂志联合出版公司父亲的办公室里，发现了写给中央的第二封信。这是一封篇幅很大的公文，然而我们和哥哥维克多把它转交到叶若夫私人手中。他读完并声明，这是很重要的文献，将永远保存。他对我们保证，任何一根头发都不会从我们头上掉下来，他一定尽量代替我们的父亲。
奥·哥·——好啦，那末这些保证的代价呢？托姆斯基家庭以后的命运怎样？
尤·托·——两个哥哥——米哈伊尔和维克多——被枪毙。母亲被判刑10年，1956年死于西伯利亚。他们全部在死后恢复名誉。我本人——家中唯一的幸存者。从16岁起我就受到迫害——集中营10年，流放9年。回来和恢复名誉后，我已在苏联能源电气化部系统工作20年以上。
奥·哥·——现在，许多历史学家一致认为，20年代和30年代之交，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集团提出的建议含有合理的内核。他们的立场有优点，当然也有缺点。但是在国内开始确立了行政命令的领导制度。由于斯大林的偏执，任何其他对社会主义的观点都是不能接受的，而且这些观点的代表者是危险的。
现在，当我们坚决拒绝行政官僚制度的时候，正在引进经济杠杆、人的因素，深化民主。过去在这个方向思维的人会对我们很有益处。从这个意义上说，有意恩的是，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托姆斯基作为一个人，是什么人物。他是怎样的人？
尤·托·——是坚定的人。记得我哥哥维克多讲过，当父亲带他和自己的同志赴巴黎时，他亲眼看到发生在火车上的一件事。当大家刚离开波兰某个小站的时候，一个什么东西从车厢开着的窗户飞进来，——所有的人见到一颗手榴弹，它在地上转动不已。瞬间不动了。然后，父亲抓住它，用力把它往窗户外扔去：在远处斜坡下爆炸声轰隆一阵……
奥·哥·——米·巴·托姆斯基的工会履历还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开始了：1905年他在雷瓦尔建立五金工人工会，1906年在彼得堡建立雕版师和彩色石印工工会，19O7年被选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工会的重要决议。关于这段时间，您父亲什么也没有讲吗？
尤·托·——当时我还是一个少年。可以引用发表在1927年而现在不知道的父亲回忆录的两段摘录。父亲考虑了工会实际的、日常工作的重要性：“我们……在1907和1908年之间的短期内，当时……我们不明白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决议谈到承认党对工会的领导——原编者），就来到工会，并开始问：瞧！你们接受不接受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但那些人说：我们不谈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而是谈能否给我们这些千粗活的工人提高工资5戈比？！对他们的回答是：这是小事，而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怎么样呀？——我们不讨论这件事。——‘但我们要求你们讨论’。——于是我们得到的回答是：‘那就到门外去，在那里讨论吧’。这就是1907—1908年的情况，当时很多幼稚而又热情奔放的孩子带着这个决议直接投向工人。但是，到1909年底，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很大部分工会理事会中已经坐着布尔什维克。他们为此做了什么？他们已经不讨论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而是实际实行”。
第二段摘录是关于反动时期的。那时候，不但利用工会，而且利用其他工人阶级合法组织的任务，特别重要地提到党的面前：“1907年底，布尔什维克在泰里约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中央所在地）讨论了我们在工会工作的纲领。在那里发生了争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比我们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看到，要求一定的重新布置力量的反动时期就要来临。讨论了关于职业的和其他的工人组织，关于利用合法的可能性等等。其中，我是相当正统的工会工作人员，可以经受一切，但是不能经受要我们布尔什维克去互助会工作这件事。我当时认为互助会是头号机会主义组织，不值得我们注意。‘瞧，工会——这是工人的阶级组织，可以在里面工作，并且我们应当建立这种组织，而互助会——不值一提’。我由于年轻，当时作为自己反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论据之一说了如下的话：‘您怎么啦！还想推荐我们去三弦琴手小组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如果这是三弦琴手工人小组，——我推荐你们去，虽然那里只有3—5名工人。如果他们弹奏三弦琴，奏《上帝啊，保护沙皇》，那就教他们第一次奏《马赛曲》’。”
奥·哥·——二月革命时，托姆斯基正在西伯利亚，即伊尔库茨克省的一个居民点。3月底，托姆斯基来到莫斯科，在弗·伊·列宁从国外回来后他又去彼得格勒，在那里和伊里奇谈话后开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工作。
十月革命后，托姆斯基在莫斯科工会委员会工作，12丹在那里被选为主席。1918年1月，在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关工会任务的报告发表了结束语。他很快成为国内工会运动的领导人。他的信念是什么？
尤·托·——父亲不止一次地说，工会工作人员的工作是由大量细小的、有时不明显的事情逐渐形成的。按照他的话说，工会工作人员应该始终处在群众中间，感觉他们的利益，了解他们怎么生活，什么使他们着急。1926年3月2日，托姆斯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谈到共产党人在工会运动领域的任务时，这样确定了自己的立场：“共产党人能对工会的作用和工作估计不足吗？坦率地说，文学家习惯于写关于非常重要的世界问题的抽象题目的富丽堂皇的文章，鼓动员认为在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上发言和在掌声雷动下作关于世界任务的响亮的演讲是唯一重要的事，对于他们来说，工会的工作（有时归结为争取给工人5或7文比的津贴，或者归结为捍卫关于开水的要求），好像是平凡、单调的工作。为了使为革命而奋斗的战士了解必须弄清楚关于五戈比的问题，——不值得多纠缠！你们记得，工人阶级最伟大的领袖弗·伊·列宁在一篇初期的作品里曾写了关于要求开水、洗脸盆等等。这就是对待群众的态度，这就是从最初几步起就明白应该怎样对待群众的人”。
1924年1月26日，父亲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大剧院举行的追悼会上发言时，对列宁在工会运动领域的遗嘱做了这样的概括：不要把政治和经济分开；不要把工会运动和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对立起来；如果阶级的利益要求，就应牺牲一切个人的东西，一切集团的东西，一切小团体的东西；不断地教育成千上万的工人，吸收他们加入国家机关，使之得到改善、重新调整、巩固和接近群众；工会应当更“接近群众”，应当成为广大群众的“共产主义学校”。
奥·哥·——托姆斯基是工会行政命令方法的鲜明反对者。1920年11月，托洛茨基发表“整刷”工会的口号时，正是他第一个充满不安。
尤·托·——他曾反对工会中的官僚主义。这样，在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提出了工会通令过多的问题。托姆斯基总是说，如果不及时着手医治这种似乎不伤人的病，那末，对于病人，事情可能结束得不好。他说，工会机关这类病症的萌芽，可以形成“……机关的僵化，站在群众之上的帮会的建立，工人贵族、工会官僚帮会的建立。对于工会官僚来说，工人组织的工作不是应尽阶级义务的事业，而是生活的手段——而是职业……”。
奥·哥·——您说了关于通令和关于托姆斯基在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我因此回忆起1924年在《鳄鱼》杂志上的一幅漫画：“‘您知道——在画着两个工会工作人员的图画下面的说明写着，——托姆斯基在代表大会上怎样谈通令问题的吗？他说通令，这是工会运动的敌人！’——‘对，对，妙，正确！关于这点一定要散发通令’”。
尤·托·——这是很典型的。当时由于真正有批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简单、更民主。所以，接受批评是正常的。例如，母亲说过，父亲有时来时，没有任何顾虑就说：“真是，伊里奇今天把我痛揍一顿，把我摔得两肩着地！”
奥·哥·——列宁不止一次批评了托姆斯基。但在急剧转变关头，在决定党在工会方面的政策问题的工会争论的时候，托姆斯基站在彻底的布尔什维克立场上。列宁支持他。当托姆斯基和托洛茨基在“整刷”工会问题上发生冲突时，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来找列宁，并且，按伊里奇的话，开始激动地叙述托洛茨基怎样说到“整刷”，而他，托姆斯基，又怎样与之争辩。弗·伊·列宁继续说，“……当事情发生时，我立刻毫不踌躇地断定……托洛茨基同志和他提出的针对托姆斯基同志的‘整剧’政策是根本错误的”。
弗·伊·列宁保护托姆斯基不受似乎他犯了严重理论错误的批评，指出：“我从来没有听人说过托姆斯基主要是一个理论家……这也许是他的缺点，这是另一个问题。然而，在工会运动中工作得很好的托姆斯基，应当反映出……这种复杂的转变，并且如果群众感到一些痛苦，却不知道是什么使自己痛苦，而托姆斯基也不知道是什么使他们痛苦，如果他在这时大声疾呼，那末我肯定地说，这是功劳，而不是缺点。我完全相信，在托姆斯基那里可以找到很多理论上的小错误。不过……我们是能把它们全都改正过来的；也许我们不会去改正这些东西，因为生产工作比纠正理论上的小小分歧更有好处。”
如果继续谈关于托姆斯基的错误，那末，错误基本上发生在他担任苏维埃工会领导人职位活动的初期。例如，1921年春，在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托姆斯基的行为遭到弗·伊·列宁尖锐的批评。党中央设立了专门的委员会，委托它起草代表大会关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活动的决议草案。托姆斯基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受委托把这个草案提交代表大会的共产主义党团审理，然后在代表大会上捍卫这个草案。但是，他没有做到这一点，结果通过了梁赞诺夫提出的错误决议。中央全会停止托姆斯基对代表大会工作的领导和继续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工作。在1922年1月前的一些时候，托姆斯基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土尔其斯坦事务委员会主席。之后，又回来做工会工作。此后，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工作上就没有犯严重错误了。
尤·托·——1936年8月，在他离开工会活动许多年以后，明显臆造的托姆斯基的错误，被看作是他的罪过。斯大林什么也没有忘记。
奥·哥·——托姆斯基和斯大林处于怎样的相互关系？
尤·托·——在苏维埃政权初创年代，父亲和斯大林常常互相来往。我们保存了注明1926年的斯大林照片和签字：“给我的朋友——米什卡·托姆斯基。约·斯大林”。1927—1928年，我们全家常常到索契的普查诺夫卡斯大林那里去。阿·李可夫也住在那里。尼·布哈林常常来。记得有一天是谁的生日。妈妈和斯大林做了烤羊肉。斯大林亲自在煤火上烤羊肉。然后，大家唱俄罗斯歌曲和革命唱曲，还走到海边散步。
奥·哥·——托姆斯基和谁是好朋友，他讲到过谁？
尤·托·——父亲讲过谢·米·基洛夫。1929年，他和父亲一起在希比纳从事磷灰石开采。离开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后，父亲在全苏化学工业联合公司工作。基洛夫剧烈反对右倾，反对父亲的观点。但是，他们之间的友谊却从来没有断过，父亲常常到列宁格勒基洛夫那里，一起打猎。他称基洛夫为出色的人。
2934年秋，基洛夫到莫斯科，好像是出席联共（布）中央全会，并在我们这里过夜。基洛夫被杀震动了父亲，很大地影响了他的健康。
我从父亲那里听说过许多关于米哈伊尔·瓦西里也维奇·伏龙芝的热情的话。1927年，父亲被派到土尔其斯坦。当时在那里有鲁祖塔克和伏龙芝。父亲和伏龙芝很要好。
奥·哥·——托姆斯基有什么样的爱好？
尤·托·——父亲绘画很好——用木炭、水彩、油画颜料。喜爱照相、收藏武器。例如，记得鲁祖塔克、奥尔忠尼启则、伏龙芝、捷尔任斯基、布柳赫尔、斯大林、图拉工人都送过他武器。我们被逮捕后，收藏物失掉了。
奥·哥·——托姆斯基埋葬在哪儿？
尤·托·——8月23日前夜，叶若夫到博尔舍沃的别墅来。他和母亲长久谈话，并且告诉她，打算埋葬在克里姆林宫墙边。8月23日早晨，有人打电话转告母亲，要埋葬在新处女修道院墓地。过了一些时候，通知要临时埋葬在博尔舍沃墓地。父亲的尸体被涂上防腐剂。在安葬那天，别墅附近聚集了很多人。有人紧急做出决定，把托姆斯基埋葬在别墅的地里。稍后，他的尸体在夜里被挖出。他是否还被埋葬在什么地方，我不得而知……
奥·哥·——谢谢这次谈话。今天，我们一再追忆不平凡的工会历史，学习它的教训。米·巴·托姆斯基是工会运动的出色人物，关于他生活的详细情节将是读者感兴趣的。
（原载苏联《劳动报》1988年4月2O日。孙成木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