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他要改造生活，因为他热爱生活
作者：安·拉林娜费·梅德韦杰夫
（《星火》杂志记者同尼·伊·布哈林的遗孀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谈布哈林的遭遇）
——要把我最近5O年来所经受的一切的力度和深度转述出来，人类的语言是不够用的。况且，叙述过去的事，意味着是重新再经受一次。唯一使我认为需要这样做并给我以回忆的勇气的，是我对党、对丈夫所负的天职，因为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能象我那样保留这些证据……
——安·米·拉林娜
有一天，一个相识的艺术家向我谈起关于他的同行尤里·拉林的难以忍受的遭遇。这个艺术家意味深长地补充说，这就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的儿子，而他的母亲就是布哈林的遗孀。
——难道她还活着？
——还活着……
“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同志：尽管国际局势还紧张，我仍向您提出关于我的丈夫和我的儿子的父亲——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的死后党员平反的问题……我提这一申述不仅代表我自己，而且也是受布哈林本人的嘱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最后一次出席1937年二—三月中央全会时（中央全会不是开一天会），预感到他已不能再回来了，他考虑到我当时还年轻，求我为他死后平反昭雪而奋斗。这个难以忍受和充满痛苦的时刻，任何时候我都不能忘记。布哈林被侦查、被可怕的和他无法解释的当面对质弄得疲惫不堪，因对荒唐的指责表示抗议进行绝食而变得极为衰弱，他跪在我的面前，眼睛含着泪水求我不要忘记他给‘未来一代的党的领导人’的信的任何一个字，求我为他的平反昭雪而奋斗：‘你要发誓，你一定要这样做。你要发誓！你要发誓！’于是我发了誓。违背这个誓言就是违背我的良心……”
“你们需要布哈林的鲜血吗？你们要明白，我们是不会把他的鲜血给你们的”。——摘自斯大林1925年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
“同志们，让我们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干杯！我们大家都了解他和爱戴他，而谁要是重提旧事，那他就是瞎子！”——斯大林1935年在为军事学院应届毕业生举行的宴会上的祝酒词。
……1918年夏天，尼·伊·布哈林在柏林。他被派去准备有关布列斯特和约的文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家里讲起过，有一次他听到了关于一个令人惊异的女算命者给人算命的故事。由于好奇心，他决定同格·雅·索科利尼科夫一起去访问了住于柏林城郊的这个女预言者。手相术上给他卜算出的预断是令人吃惊的：
——您将在自己的国内被处死。
布哈林惊慌失措，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就再问了一次：
——您认为苏维埃政权会完蛋吗？——他这样问道。
——您在怎样的政权下遇难，我不能说，但是一定在俄国……
安娜·米哈伊洛芙娜不知怎么读了罗曼·罗兰的著作，她选择了贝多芬的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经过痛苦才有欢乐”。不，这句话没成为布哈林遗孀的座右铭，但是实际生活表明，她不由自主地既有痛苦，也充满了欢乐。这是当她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或者是想起了自己的丈夫的时候。
安·米·拉林娜是在革命成功后成为执政的职业革命家的家庭里长大的。由于这个原因，她很早就开始对党内生活感兴趣。这种兴趣同布哈林接近后变得特别强烈。因此，拉林娜生活的一切情节，甚至特别是个人生活情节，都没有体现出任何纯粹轻松的欢乐，而始终感觉到被一些那时看不见的复杂社会气氛所困搅：政治上的争论、争吵、纠纷，而最后是恐怖手段。
尤·拉林（米哈伊尔·亚力山德罗维奇·卢里耶，1882—1932年）的名字今天渐渐被遗忘了，尽管他被葬在克里姆林宫的墙下。关于他的资料在各种辞典和手册中都可以找到，可是这些材料没有提供了解这个人的性格、个性和伟大的可能性，他走过了特别英勇的一生道路。
安娜·米哈伊洛芙娜温柔亲切地回忆起他的父亲，他是她的最亲近的人。关于他，我只想说几句话。拉林在革命胜利后最初的年代里是很有声望的，有一次在游行中阿尼娅听到人们唱着提到他的名字的短歌：“我们在书中学到布哈林的智慧，拉林那里从早到晚开会。”
在革命前，拉林过着职业革命家的生活：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支部，公开和秘密地监视警察局，从一个城市迁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迁到另一个国家，被捕、被流放，逃走。革命使他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他积极参加了各个革命事件。他作为经济学作家写了许多关于经济生活问题的作品，出版书籍，完成列宁的个人委托。可以说，拉林是处于苏联经济政策的发源地。
在女儿的记忆中，她的父亲是个不寻常的人。她说：“很难想像一个生来身体就有缺陷的人怎么能够这样英勇地走过自己一生的道路。很容易被暗探局辨认的人，他怎么能够经得住无休止的追捕呢？他怎么能够从监狱中逃出来呢？逃出来，他就是挪动一下也是很吃力的。”他向女儿讲述，人们是怎样把他装在大柳条筐里从雅库茨克流放地点带出来的。有一次在乌克兰，人们怎样把他直接扔到监狱围墙外，同志们在墙外接住，又用手抬着走了一些时候。今人惊奇的是，尤里·米哈伊洛维奇作为作家怎么能够这样富有成果，既然他的双手是这样不健康，他没有左手帮助，一只右手甚至拿不起电话耳机子。拉林一生中的一切都是用付出极大的毅力得来的。
H·奥辛斯基写的祭文说：“他是我们的一位伟大、卓越而与众不同的工作人员，是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以后时期一位著名活动家，是特别忠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在拉林的葬礼上，卢那察尔斯基说：拉林的非常美丽的眼睛好像在黑暗中也在闪闪发光。
安娜·米哈伊洛芙娜记事很早。长到四岁时，她就开始倔强地关心自己的父母，她很少见到父母，常问她的妈妈和爸爸在哪里。她记得祖父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作了不满的回答：“你的父母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宁愿坐牢，宁愿躲避逮捕逃往国外，也不愿意待在你的身旁给你煮饭。”小姑娘不懂得什么是社会民主党人，可是监狱就离家不远，祖父向她说，坐牢的都是小偷和强盗。沮丧的阿尼娅再也不敢问关于父母的事了。二月革命后，他们从国外回来了，她能“秘密地”和长期地见到他们。
——我非常喜欢妈妈，——安娜·来哈伊洛美娜回忆说，——她很漂亮，很端正，有一双被长茸茸的睫毛围起来的善良灰色的大眼睛。于是我得出了答案：社会民主党人绝对不那么坏。
同自己的爸爸相会的时候，简直像演出一段话剧，女儿一瞧见他，却吃了一谅：因为尤里·米哈伊洛维奇走路时把脚往前甩，同时手的动作也很不自然。由于恐惧，阿尼娅溜到沙发后边去了，号啕大哭，并叫嚷起来：“我要到爷爷那里去！”母亲用手杖把她从沙发后边撵出去了，引起了父亲脸红和不安。可是到了傍晚，他使她折服了，而且他们成了永远的朋友。
＊＊＊
我清楚地记得与布哈林相识的情景。有一天，母亲带我去艺术剧院看梅特林克的戏剧《蓝鸟》。整天我都在所看到的东西的影响之下，而当我躺下睡着了的时候，在梦中重看了这个剧。而突然有人揪我的鼻子，我害怕了，因为剧中的猫大得有一人高，我就大喊：“猫校开！”在睡梦中，我听母亲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在干什么，为什么您把孩子弄醒了？”可是我已经醒了，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面孔非常清晰地开始出现在我的面前。那时，我已抓到了自己的蓝鸟。蓝鸟象征着追求幸福和欢乐。这不是童话里虚构的蓝鸟，而是尘世上的蓝鸟。为了这只蓝鸟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在我父亲的许多朋友中，布哈林是我最喜欢的人。在幼年，我喜欢他的充满活力和乐观愉快的性格，顽皮、酷爱大自然和通晓大自然（他是个不错的植物学家和顶好的鸟类学家），以及他酷爱写生艺术。
我那时没有把他当作成年人看待。这可能是滑稽可笑的和幼稚的，然而事实就是这样……如果我对父亲所有的亲密同志都叫名字和父名，并对他们称“您”；那么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则没有获得这种尊敬。我把他叫作尼古拉沙，对他只称“你”，因此把他本人和自己的父母混淆起来了。当父母对此尚不习惯的时候，试图纠正我对布哈林的亲呢态度，但是毫无效果。
同布哈林的初次会晤之一是同回忆列宁有关。有一天在父亲的办公室里，和平常一样满屋是人，列宁也来了。在我的眼前，他同普通人一样是平等的。我模糊地记得他。我不想讲述，他说话时n和P发音不清楚，稍微眯缝着眼睛，说“头等重要的话”等等，许多人在关于他的回忆录中都谈到了这些。但是，一个有趣的情节永远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当我进人父亲的办公室时，布哈林刚刚走了。很明显，话题讲的是他，我不能了解列宁所谈的关于布哈林的一切，但是我记住了一句话：“布哈林是革命的金娃娃。”列宁对布哈林的这个评价在党内是大家都清楚地知道的，并接受了这个形象的说法。而我当时从列宁所说的话中完全陷入了混乱状态，因为我对一切都是从字面上去理解的，我向列宁表示异议。我说：“不对，布哈林不是用金子做的，他是活着的人！”列宁回答说：“当然是活着的人，我所以采用这个说法，因为他是有棕红色头发的人。”
我绝不想把革命过程的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简单化或理想化。他们之间也经常发生争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同战友的关系中具有极高的原则性。不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所有观点他都赞同。但是，我从幼年时起就永远记注了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的人道主义性质——坦率和友爱，原则性和忠实，追求预定的目标。
……1924年1月21日晚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从哥尔克打来电话通知说，列宁逝世了。我还没有睡，看到父亲悲伤的眼睛里的两行泪水，只有两行泪水顺着他毫无生气的苍白的面颊流动着。葬礼的那天——1月27日正值我的生日，这扰乱了我童年的节日。父亲对我说，废除1月27日作为你的生日，现在这一天永远是个哀悼的日子。以后我们将在5月27日庆祝你的生日，那时大自然在苏醒，一切都兴旺。
最值得注意的是，父亲带我到彼得罗夫卡户籍登记处去更换出生证。被拉林的申请弄得非常惊讶的户籍登记处的工作人员长期坚持自己的意见，建议5月27日庆祝生日，但是不更换文件。最后他终于退让了。在我出生后过了十年，我进行了第二次登记。根据这个出生证，发给我公民证。在公民证上至今也写着5月27日是我的生日。
我同父亲一起到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去，那里放着列宁的遗体。汽车不能开到那里去，我扶着父亲艰难而缓慢地步行走去。我们为了不迟到而提前到了。在圆柱大厅后边的一个屋子里，我们遇到了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季诺维也夫、托姆斯基，加里宁，布哈林——其他人我记不清了。我很激动，同父亲一起走向列宁的遗体，被安排在侧面的一个地方。我看到了列宁的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她在离死者的床头很近的地方站着，好像一座雕像。
列宁的葬礼是不可能忘记的。关于这事，人们已经写了许多。我也是这一切的目睹者。从“大都会饭店”我们住宅的窗户就看见了去圆柱大厅昼夜不断的行进队伍的全部情景。我夜间从床上起来观看连绵不断的人流。天气严寒，有火堆，有戴着布琼尼式军帽的红军战士。我记得的一切就像在昨天发生的。
布哈林同我父亲早在流亡国外的时候就相识了，他们最初是1913年在意大利相遇的，而从1915年夏天起到1916年夏天他们一起又在瑞典居住过。从1918年起到1927年年中我们同时都住在“大都会饭店”，我父亲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观点上不是任何时候都是一致的，但是这并没有破坏他们的友谊。他们彼此都是开诚布公的……过了许多年，根据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愿望，我们把自己的儿子叫作尤里以记念我的父亲。
……当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离开我们的时候，我很伤心，自己频繁地往他那里跑。当我去布哈林那里的时候，父亲很高兴。父亲总是觉得自己的病使我过着忧郁的生活，我没有享受到童年的欢乐。因此，当我有时到布哈林住的第205号房间去的时候，他骂道：“去打短工啦。”是的，父亲自己也竭力把我“扔给”他的这位朋友。
……我多次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那里见到斯大林。有一天，这大约在1925年，我在童年温情突发之下给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写了一封诗信，其结尾的话是：“我想见到你，没有你我总发愁。”我把诗给父亲看，他说：“好极了！你既然写了，去，把它送给你的尼古拉沙去。”可是我不好意思拿这样的诗到他那里去。父亲建议把诗装在信封里送去，在信封上他写上：“尤·拉林寄”。我决定：去，叫门，交出信后立即跑开。可是结果并不是这样。我顺着楼梯刚从第三层下到第二层，出乎意料地遇见了斯大林。我明白，他是到布哈林那里去的。我立即决定，请他转交这封信，斯大林同意了。就这样，我把自己孩子气的第一次爱情表白通过斯大林转交给了布哈林（多么不吉利的命运经历）。
……1927年对我来说是很凄凉的。根据斯大林的坚决要求，布哈林搬到克里姆林宫去了。没有通行证是不能到那里去的。虽然后来，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给我办了一个常用通行证，但是赶上他正好在家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特意改变了自己上学的路线，走比较长的路，只从共产国际大厦旁边走过去，这个大厦在练马场对面，在特罗伊茨基大门附近，希望在此遇见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不止一次地走运，我总是高兴地奔向他。时间是紧张的，因为党内的辩论达到了极其紧张的程度，正准备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他哪能顾得上我。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到我父亲这里来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但是逗留的时间更长了。他们交谈关于当时党内的事情。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即使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件高兴的事。而那时没有什么使我担心的。但是较晚些时候，当我的年纪再长大了一点，在布哈林受到斯大林尖锐批评之后，我开始忐忑不安了。
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几乎每天都到我们的银色森林别墅来。母亲有点暗中嘲笑我们的迷恋，不认直接待他；而父亲不作声，并不干涉我们的关系。
1930年秋冬和1931年初，我们力求在一起度过空闲的时间。经常到剧院和艺术馆去。我喜欢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里同他一起度过时光。在墙上挂着绘画作品。在沙发上边挂着我喜欢的水彩画《晚霞下的厄尔布鲁士峰》。有各种鸟的标本——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猎获的战利品——偎开翅膀的大鹰，带点浅蓝色的佛法僧鸟，深棕红色的红尾鸲，蓝灰色的红脚隼，大量的蝴蝶搜集品。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喜欢大声朗诵。还记得我们是怎样朗读福楼拜的《萨朗宝》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非常赞赏满腔热血和刚毅的英雄人物，被罗曼·罗兰的《哥拉·布勒尼翁》迷住了，因为他自己非常需要俄罗斯人的自由快乐的性格，“直到粗卤勇猛”。
当我们读到乐天派和爱开玩笑逗乐的布勒尼翁时，他像是受感染而笑了。布勒尼翁是同自己的朋友公证人帕亚在一起的。帕亚非常满意地给他荒唐无比的弯弯曲曲的文字，并以严厉的方式教会坐在笼子里的鸫鸟唱法国新教徒的赞美歌。
一到晚上，我们就长时间地在索科利尼基公园里散步，那时索科利尼基公园在莫斯科的城边。我们乘电车到那里去。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经常利用城市交通工具。有时乘客认出是他，就相互告诉：“你瞧，你瞧，布哈林在乘车走！”客者听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好！”有的人走到他跟前善意地同他握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只好不断地打招呼致意。由于人们表现出对他的注意，他很不好意思。
现在我已记不清了，我们从索科利尼基公园返回来的路上是怎样到了特维尔斯基街心花园的。我们坐在长凳上，背后是当时立在广场另一边的普希金纪念像。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下定决心郑重地同我进行了一次谈话。他对我说，我们的关系已陷入困境，他在两种可能性中只有一种选择：要么同我结合在一起生活；要么我们分手，长期不见我，让我能够不受他的干扰安排自己的生活。他有点开玩笑地指出：“还有一种可能性，这就是他精神错乱”，但是他自己又否定了个第三种可能性。
我没有立即进行回答，而痛哭起来。
现在，我很难解释自己的心情：这种流泪是由于高兴，还是由于深受震动；是由于在青年时期我的性格所固有的犹豫不决，还是由于在特维尔斯基街心花园长凳上在我身旁坐着的不是任何一个同龄顽童，而恰恰是布哈林，——可是我泪如泉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莫明其妙地看着我。他深信我已经作了选择，否则他也就不会先开口了。我们不吭声地坐了很长时间。我冷得打寒噤，他用自己热乎乎的双手温暖我冻僵了的双手。我们该回家了。
第二天晚上，他请我到大剧院去看歌剧《霍万斯基叛乱》。我愉快地同意了。夜间很晚，已过半夜，我们俩个才回到了“大都会饭店”。母亲已经睡了。父亲还坐在写字台旁边，看到了我张惶失措的样子。他建议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留下过夜，像以前那样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我睡得很不好，醒得很晚，我们的客人已经上班去了。
我已提到过，我的父亲任何时候都没有干涉过我们的关系。可是这天早晨，他出乎意料地向我开口说话了。
——你应当很好地想想，你的感情认真到什么程度，——他这样说道，——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是很爱你的。他是个细腻而感情充沛的人，如果你的感情不是认真的，就应该分手，否则这可能对他产生很不好的后果。
这次谈话使我警觉起来，甚至使我害怕了。
我们的约会，上剧院，大声朗读仍在继续进行。
有一天，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谈起了克努特·汉姆生的小说《胜利女神》。
——很少有谁能写出这样细腻的爱情作品，——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说道，——《胜利女神》是爱情的赞歌！
我认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对这本书具有极大的兴趣不是偶然的。他是选着读的，他只愿意读这些地方：
“什么是爱情？这是玫瑰花丛中风的沙沙声。不，这是鲜血中通红的火焰。爱情，这是震耳的音乐，在爱情的音乐声中甚至老年人的心也会跳动。爱情像雏菊一样随着夜的来临而开放，像银莲花一样由于轻风微微吹动而合上自己的花瓣，如果你碰她一下就会衰落。
这就是爱情……。
他中止了朗读，若有所思地望着远方。然后转过目光看着我。
他那个时候想什么呢？
“爱，这是造世主的第一句话，是他第一个突然闪现出的想法。当他说：‘亲爱的！’——爱就诞生了。他创造的一切都是非常美好的。他不愿意自己创造的任何一个生物不生存下去。于是爱就成了整个世间的源泉，成了整个世间的主宰，但是在爱的整个大路上——有鲜花和鲜血，有鲜花和鲜血！”
——为什么会有鲜血？——我问道。
——你想只要鲜花？在生活中不会是这样的，生活不会没有考验，爱情应当能经住考验，能战胜考验。如果爱情不能经住生活考验，不能战胜生活考验，那末也就没有爱情，也就没有克努特·汉姆生所写的真正爱情。
然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给我读老修道士温德怎样描述关于永恒的爱情，至死不渝的爱情，关于疾病怎样使丈夫卧床不起，怎样使他变得极为难看，可是他的经受了严重考验的亲爱的妻子，为了使自己也像由于疾病而头发全部脱落的丈夫的样子，也剪去了自己的卷发。后来，妻子也瘫痪了，她不能行走了，不得不把她放在轮椅上推着走。丈夫也这样做了，因为他更加热爱自己的妻子。他为了使彼此处境相同，往自己的脸上倒了一些硫酸，把自己烧得极为难看。
——喂，你怎样看待这样的爱情？——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这样问道。
——你的克努特·汉姆生讲的是神话！为什么霎特意毁坏自己，把自己变成麻疯病人，往脸上洒硫酸？难道不这样做就不能相爱吗？
我的回答令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大笑起来，他向我解释说，“他的”克努特·汉姆生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爱情的力量和爱情的必然的自我牺牲精神。他突然用忧郁和不安的眼睛看着我，并问道：
——你能爱上一个麻疯病人吗？
我惊慌失措了……
——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不回答呀？
我很激动，像孩子那样幼稚地说出：
——爱谁——爱你吗？
——爱我，当然是爱我，——他很自信地这样说道。他很高兴，微笑着，被我还是以孩子似的直爽态度泄露自己的感情所感动。
我刚准备回答，我可以爱他（虽然用不着使用将来式，因为一切都是发生在现在），他请求我：
——不需要，不需要，不要回答！我怕你回答！
我在很长的痛苦时期里不止一次地回忆起那个非常不幸的问题：“你能爱上一个麻疯病人吗？”
＊＊＊
我现在谈谈关于我父亲的死亡，因为这事直接涉及到我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关系。我们对父亲的病情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什么情况也没有预示他会死得这么快。1931年12月31日，他坚决要求同青年一起过新年。通常我同我的父母一起过新年这个节日。这次，我到我的同龄人斯塔赫·加涅茨基那里去了。我刚进了加涅茨基住宅的门（雅科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加涅茨基是俄国和国际革命运动活动家。他从1917年起先后在财政人民委员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过——费利克斯·梅德韦杰夫注），我的父亲就打来了电话，他说：“你立即回家来，我要死啦！”家中很难想像的情景立即出现在我的眼前：平常移动都很费劲的父亲在住宅里以很快的速度从这个屋跑到另一个屋。什么事使他处于这种状态呢，现在也是个谜。我们怀疑是精神病，请了精神病学家克拉默教授（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克拉默是苏联神经外科学奠基人之一，列宁患病的晚期，他是给列宁治病的医生——费利克斯·梅德韦杰夫注）。医生很快来了，但未发现任何精神异常现象。内科医生进行了诊断，发现肺的两叶发炎。父亲坐在沙发椅上，躺着根本不能呼吸，被折磨死了。经过两周的痛苦折磨，他死于1月14日。当他开始十分不好的时候，母亲把这事通知了他的好友。李可夫带着妻子来了，米柳京，克里茨曼也来了。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纳尔奇克度假（我给他打电话太晚了，他没赶上葬礼）。
在这永别的危急时刻，斯大林打来了电话，叫拉林接电话，可是我父亲已经不能接电话了。斯大林说：“真可惜，我还想建议他担任高级职务……”
一直到最后的时刻，父亲也是神志清醒的，母亲把斯大林打电话的事转告给他了。所有在场的人都非常惊奇。无论就我父亲的性格还是就其健康状况来说，他都不能当领导人了。加上拉林与斯大林也合不来。米柳京对这个电话比大家更吃惊，因为就是在前几天他报告给斯大林说，拉林的情况很不好，甚至他好像要死了。“难道他忘了？”——米柳京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并耸了耸肩膀表示英明其妙。
有一天，波斯克列贝舍夫来了（斯大林的秘书——费利克斯·梅德韦杰夫注），我父亲请我母亲把装着当前经济计划草案的文件夹转交给斯大林。
然后，我父亲把话题转向了我。他的问题使、我焦急不安，给我出了难题。“你至今还爱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吗？”——他这样问道。他知道从1931年3月起我们同他就没有见过面。我很难为情，因为我要在波斯克列贝舍夫在场的情况下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我也不愿意我的回答使父亲临死前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可是我又不知父亲的愿望如何。但是，我不能说谎，我作了肯定的回答。我以为，父亲马上就要说：“要忘掉他……”可是他用很勉强才能听到的声音说：“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度过十年比同其他人度过一生都有意思。”
父亲用手势向我表示叫我向他靠得更近些，因为他说话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了。他几乎是对着我的耳朵发出嘶哑的声音说：“光热爱苏维埃政权是不够的，因为由于苏维埃政权的胜利，你生活得不坏，如果需要的话，应当能够为它献出生命，为它而流血。”他以巨大意志的力量勉强地略微抬起一点右手，攥成拳头，立即呆板地落到了他的膝盖上，嘶哑地喊道：“你要发誓，你能这样做嘛！”我是这样理解的，在武装干涉者反对苏联时，应当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于是我发了誓……父亲的遗嘱是这样的：“你们要把我的骨灰从飞机上撒向各方”，“我们会胜利的。”
＊＊＊
1987年11月2日一整天，安娜·米哈伊洛芙娜都是在电视机前度过的。她留神地听取苏共中央总书记在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的每一句话。她激动和焦急地等待着对她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她认为，这件事对许多人来说都很重要，但是对她来说比任何人都更重要。当她听到列宁说“……布哈林……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这句话的时候，她满意地松了一口气。50年来，布哈林的名字在上下文中用正面的语言说出来，这是第一次。没有什么东西比真理使人更高兴和更明白易懂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性格是复杂的，——安娜·米哈伊洛芙娜继续沉思着说道。——任何时候都不能准确地预言他那里会发生什么事。再说，他自己也不总是任何时候都能预见到自己的举止，他能够做出考虑欠周的举动。政治打算归根到底与他是格格不人的，这妨碍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
布哈林对毫无根据的攻击其实是能够强烈地甚至恶意地作出回答的。他能够以自己政治激情的猛烈的力量向自己的敌人扑去。同时，他的精神心弦的键盘是惊人的细小，我甚至要说，是过分地磨损了的。他的性格是在他生活的那个动荡时代的日子里形成的，他那时所起的不是决定性作用，非常沉重而过分地承担了感情上的累赘，因为“准许接触的事务”极少，他的精神心弦也就断了。
他的性格的这个特点对政治活动产生了不良的后果——他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够取得胜利，甚至在他正确的时候也是如此。
对比较小的问题方面的让步也是他所固有的特点。在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对被他的批评意见刺激了的诗人道了歉。这些怀着最善良愿望提出来的关于提高写诗的技巧的的意见是公道的，一般说来没有什么要道歉的。在1937年二——三月中央全会上，布哈林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请求中央全会原谅他为了抗议对他提出的前所未闻的指责而宣布的绝食，他也表现了这样的弱点。
这种性格的特点——精神上高度敏感和过分充满感情——使他常常处于歇斯底里状态。他很容易哭。我不能说，任何理由都会使他哭，他哭的理由总是严肃的。由于列宁逝世，我看到他的许多战友眼睛流泪，可是像布哈林那样号啕痛哭，纯粹像妇女一样，可能只有他一个。在集体化时期，他到乌克兰去，在一些小车站上看到成群饿得肚子发肿的孩子。他们讨饭。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把自己带的全部现钱都给他们了。他回到莫斯科后，顺便去看我父亲，谈到这种情况时大喊着说：“如果革命胜利后十多年还能看到这种情况，这怎么能行？”——在歇斯底里的大哭声中他跌倒在沙发上了。我母亲用穿心排草酊把他灌活了。当布哈林知道莫斯科发生的十月起义，不是像彼得格勒那样没有流血，而是死了约有上干人时，他抽咬着大哭起来。
感情上过于激动导致他身体不舒服。他经常有病。这个很结实而有惊人毅力的人，是有着角力士的强健肌肉的运动员，由于剧烈的神经紧张而发蔫了。他的机体像是失去了抵抗力。
我不愿意根据我所说的造成一种印象：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是一个“爱哭的婆娘”。不是这样。过分易动感情是他的复杂而丰富性格的一个方面。同时，布哈林也是一个具有巨大激情和奔放气概的革命家。他的革命潜力是巨大的，并需要有活力和行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全神贯注于革命地改造社会和使社会人道化的思想。如果不改变人的气质，不提高基层群众和革命前被认为是“平民出身”的人——工人和农民的文化，他认为这个目的是不能实现的。也许这个评述似乎有些一般化，可是正是他的这种思想变成极强烈的、永放光辉的和日益动人的理想，几乎成了他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唯一目的。新世界，他所想像的新世界，无论如何是应当实现的，同时他认为这绝不意味着“对此可以付出”任何代价。精神上的冲突总是折磨着布哈林，他也看到了对他有吸引力的思想的悲剧方面。“有些非常忧郁的人怀有乐观主义思想，也有些人是快乐的悲观主义者。布哈林有非常好的完整性格，他要改造生活，因为他热爱生活。”——爱伦堡这样描写布哈林。
＊＊＊
对于我提出的关于布哈林在生活习惯上和在家庭里怎么样，他穿着如何，是追求物质享受还是对物质享受无所谓等问题，安娜·米哈伊洛芙娜谈了一些情节。有一天，斯大林在讨论布哈林外出去巴黎时指出：
——尼古拉，你的西服穿旧了，这样去很难堪，应当穿上好西服……
同一天，外交人民委员部的裁缝打来了电话，他想要尽快地从顾客身上获得缝制西服的尺码。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请他不要量尺码缝制西服，并试图向裁缝解释他非常忙。裁缝惊讶地说：“不量尺码怎么做。布哈林同志，请您相信我的经验，任何一个裁缝不量尺码都不能缝制西服。”“你照着旧西服缝制吧！”——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这样建议。
但是，他忘了这种摆脱困境的出路是难以实现的，首先是因为唯一的一套旧西服在他身上穿着。如果把西服给裁缝，报纸编辑（当时布哈林是《消息报》的主编——费利克斯·梅德韦杰夫注）只能穿着贴身内衣去上班。布哈林找到了访问裁缝的时间。裁缝给他缝制了一套新西服，他穿着这套西服去了巴黎，后来他也是穿着这套西服被捕的。
安娜·米哈伊洛芙娜在丈夫被捕后过了两个月，同自己的儿子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父亲就从克里姆林宫搬到政府在大石桥附近的房子住了。这所房子曾被作家尤里·特里福诺夫称为“滨河街公寓”，到这时已经有一半废着。送来了交房租的帐单。没有钱付房租。因为房子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管辖，安娜·米哈伊洛芙娜给米·伊·加里宁写了一个便条：“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法西斯分子侦察机关在物质上没有保障自己的雇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我没有能力付房租，现把未付款的收租单给您寄去。”
根据安·米·拉林娜的证明，布哈林任何时候都没有攒下一点钱。他把自己写的著作的稿费都划拨给党的基金。他拒绝领取《消息报》编辑的工资。他是苏联科学院的院士，在那里按规定领取工资。
还不止一次发生这样的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从自己的司机尼·尼·克雷科夫那里借钱。
＊＊＊
布哈林是个受人欢迎的人。因此，我想回忆一下与我们逗留在捷列茨科耶湖有关的一个情节。有一天，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正和两位学者谈鸟类学的问题，他以目己的知识使他们惊讶不已。突然门开了，一个已过中年的阿尔泰人进了屋子。他仔细地环顾周围，想要知道在屋里的人中谁是布哈林。阿尔泰人身穿到处打着补丁的棉袄，脚上穿着破旧不堪的鞋子，他一只手提着一个不大的口袋，另一只手拿着一包东西。
——您有什么事？——一个鸟类学家问道。
一我来看看你，一阿尔泰人说道，并转向戴大檐黑毡帽的鸟类学家，这顶帽子显然使客人误认为他就是布林。他认为，布哈林一定要戴着毡帽。
——是的，要看看你，——阿尔泰人重复说道，并望着鸟类学家，——我听说她来了，并住在这个木房子里。
他在自己的讲话里用的代名词都是阴性，字母既不变格，也不变位。
——喂，既然“你”要看看，可我不是“她”，——鸟类学家笑着说道，——那你猜猜“她”在那儿？
——不是她？——阿尔泰人惊讶地说道。除了这个鸟类学家，谁都没有戴毡帽。这使他非常沮丧。他想了想后，看着旁边用烟斗抽烟的第二个鸟类学家，并指向他。
——也不是“她”，——戴着毡帽的那个鸟类学家又笑着说道，并决定帮助阿尔泰人辨认出布哈林。还剩下三个男人，其中有两个警卫员。
——你看，就是那个！——戴着毡帽的鸟类学家用头朝布哈林那个方向指点了一下。
——是她？——阿尔泰人惊讶地说道，——你说的是真话？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脚穿长筒靴子，身穿运动夹克衫，头戴鸭舌帽而不是毡帽，个子不高，这给阿尔泰人留下了没有料到的印象。
——布哈林个子很高，长得很漂亮，怎么能这样。
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哈哈大笑声，两个警卫员比所有的人笑得更久。最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发言了。
——你为什么来看我，我又不是新娘，正如你所看到的，我长得既不高也不漂亮，——你完全失望了。
阿尔泰人不知道什么叫“失望”，但是对于新娘的一切是清楚的。
——我不需要看新娘，我有婆娘。她给你们烤好了饼子，——阿尔泰人说道。他把一个不大的包递给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包中是用上等小麦面烤好的饼子，应当说是烤得技艺精湛。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开始请在坐的所有人吃饼，这一下可得罪了阿尔泰人。
——我的老婆只用饼子招待你，因为面粉很少。
——可是为什么我这么荣幸？——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这样问阿尔泰人。
——为什么？我也不明白。
——我问你，为什么你的老婆只给我烤饼？
——我的老婆说：用烤饼招待布哈林，因为他热爱人们。
——是热爱人民，——一个鸟类学家这样指出。
——热爱人民，热爱人民，对——对——对。——阿尔泰人这样进行了确认。）
——喂，你们现在在集体农庄生活得怎么样？——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这样问道。
——我要说给你听的，可是这里的人很多。
——你说吧，说吧，不要伯，——尼占拉·伊万诺维奇请他说。
——我都说了，您也要这样理解我，我们生活得怎样！我说了，人很多，我不能说。
阿尔泰人在自己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后，开始向门口走去。我们大家送这个来客到湖边。在岸边拴着他自制的小船，船上有一个在一块锯下来的粗粗的圆木上凿出的坐位。阿尔泰人用绳子把口袋绑在背上，只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告别，然后离开了岸边：
——祝你健康，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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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到了“布哈林和帕斯捷尔纳克”的问题。议论了布哈林在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对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的作品给予极好的评价。回忆了这位诗人写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诗《波涛》：
他自己讲出事物的缺陷，
它们的得来本非轻易，
他在前人的经验中破浪向前，
哪怕离我们已有百年。
“他在前人的经验中破浪向前……”，多么漂亮的词句，多么鲜明的形象啊！
安娜·米哈伊洛芙娜指出，在布哈林被捕前的使人痛心的日子里，有一天报纸宣布：布哈林的案子终止了（这是斯大林经常使用的诡计）。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收到了罗曼·罗兰的贺电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贺信，因此他非常激动。而后来，当1937年1月下半月布哈林作为《消息报》主编的签名被取消时，事态变得非常明显，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事情已经十分不妙。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又写给布哈林一封短信，奇怪的是，信没有被扣留。他在信中写道：“什么力量也不会使我相信您有背叛行为。”他还表示对国内发生的事情困惑莫解。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收到这封信后，对这位诗人的勇敢精神大为震惊，但是他非常耽心诗人以后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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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的请求，安娜·米哈伊洛芙娜谈了她同尼·伊·布哈林一起生活的最后一些日月里的情况。那时是悲惨的和艰难的，当时斯大林完全表现出了他的专横性格的实质，特别是对待布哈林。事态后来就是如此发展的。安娜·米哈伊洛芙娜认为，布哈林在被捕前生活的最后几个月，是非常明显地准备从肉体上消灭他的时候。这样的日子要从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起诉开始算起，即从1936年8月开始算起。
在此之前的三个半月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带着妻子从巴黎回国。在巴黎，他同两个同志打算为苏联买回卡尔·马克思的档案和其他文件，但未成功，这是在希特勒上台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要卖的东西。由于这次旅行没有结果，布哈林很伤心，但为时很短，在同斯大林谈话后这事就忘在脑后了。斯大林对他说：“尼古拉，不必着急，档案我们会买到的，他们还会让步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过着同往常一样的生活：在《消息报》编辑部和苏联科学院工作，起草所谓斯大林新宪法。
我们的儿子出生了，47岁的父亲非常高兴。他很幸福。儿子出生一个月后，全家到《消息报》的别墅所在地斯霍德尼亚去了。8月初，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获准休假，到帕米尔去实现他很早就想到山里去打猎的宿愿。陪着他旅行的是出版工作人员谢苗·良德列斯（顺便说一下，他是作家尤利安。谢苗诺夫的父亲）。在出发前不久，布哈林告诉妻子说，他的朋友格·雅·索科利尼科夫被捕了。他推测，此人被捕很可能与他在伦敦当大使时挥霍国家钱财有关。
在帕米尔，布哈林钻进了密林，那里既没有邮局也不通电话。安娜·米哈伊洛芙娜怀着焦急的心情等了两个星期，没有得到任何音信。而在8月19日出现了意外而可怕的消息。她在报纸上读到关于所谓托洛茨基联合中心案开始审讯的消讯，这个中心的许多参加者提出了不利于布哈林的供词。不久，报上发表了检察院的声明，要开始侦讯该案审理中提到的人，其中包括她的丈夫。群众会议纷纷作出愤怒的决议：“被告人必须接受审判……”。报上还公布了托姆斯基自杀的通告。
关于布哈林没有什么消息。最后，他乘飞机从塔什干回来，在路上，偶然知道他所面临的生命危险。他担心一到机场会立即被逮捕。当他看到妻子后便大嚷起来：“要是我能预见到是这样，我就会躲开你，去让炮火炸死”。“我们到哪儿去了”——沮丧的司机这样问道。布哈林迅速地想象着，从哪儿他能用自动电话同斯大林通话。“听其自然吧！”——他这样决定了，并回到了克里姆林宫的住宅。值勤的警卫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给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敬了礼。“也许他没有读报纸？”——布哈林这样想。他从自己的办公室非常急燥地给斯大林打了电话。一个陌生的声音回答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在索契。”“这个时候会在索契？”——布哈林这样想。布哈林认为给雅哥达打电话是无益于事的。他没有想到，雅哥达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日子已经不多，即将要同布哈林一起在同一个诉讼案中受审。他就这样整天整天地坐在自己办公室里等电话。有一天，《消息报》编委会委员卡·拉狄克打来了电话，询问布哈林没有去上班的原因。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回答说；“只要报纸上不正式驳斥卑鄙的诽谤，我就不会到编辑部去。”9月初，布哈林又接到了电话，请他到中央委员会去同卡罔诺维奇进行谈话。“为什么要同卡罔诺维奇谈话呢？”——布哈林莫明奇妙。布哈林又决定给斯大林打电话，得到了同样的回答：“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在索契。”布哈林从中央委员会回来后，讲述了不可想像的情况：安排了布哈林同索科利尼科夫当面对质。索科利尼科夫是布哈林青年时代的朋友。他提供了不利于布哈林的假证词。1936年9月10日报纸上发表了苏联检察院的公告，其中说已结束对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的侦查，——这是斯大林的一步战术，为的是表示侦查的“客观性”。布哈林就其禀性而言是个轻信的人，而斯大林正是利用了他的性格的特点，假装喜欢他，而在暗中准备消灭尼古拉·伊万诺维奇。11月7日再次证明了这一点。那天根据从编辑部转来的请柬，他决定偕妻子去红场庆祝十月革命十九周年。安娜·米哈伊洛芙娜回忆说，布哈林在观礼台上站着的地方紧靠列宁墓，斯大林发现了布哈林。安娜·米哈伊洛芙娜突然看到一个卫兵向他们的方向走来，她很紧张。她认为卫兵是来逮捕布哈林的。然而，卫兵敬了个礼并说，斯大林同志请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到列宁墓上边去，他的位置在那几。布哈林登上了列宁墓，但未能同斯大林谈上话，因为斯大林站在远处，并第一个走了。此后，约有一个月过得比较安宁。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甚至没有排除人们还会请他到编辑部去上班。他不想什么事也不干：读德文书，并作了摘录，写了一篇关于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大块文章。到11月末，他的神经十分紧张，已不能再进行工作了。他在住宅里像个筋疲力尽的野兽辗转不安。有时看着《消息报》——是否用其他编辑的名字签署了报纸。可是签名照旧是：“主编尼·布哈林”。他莫明其妙地把肩膀一耸。12月初，有电话通知要召开中央全会，但是关于日程什么也没讲。布哈林从中央全会回家后，向他的妻子说：
“介绍一下吧！你的忠实仆人现在是叛徒——恐怖分子和阴谋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新人民委员叶若夫极力攻击布哈林，指责他组织阴谋和参与杀害基洛夫。布哈林听到如此骇人听闻的和荒谬的指责，控制不住自己的神经，他在会议大厅里直截了当地大声喊道：“住嘴！住嘴！”大家的目光都转向了他，可是任何人都没有说话。斯大林说话了，他说不要急于作决定，而要继续进行侦查。布哈林走到斯大林的跟前对他说，应当审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难道可以相信这些诽谤性的供词。斯大林回答说，谁也没有抹杀布哈林过去的功绩。然后，他就走到一旁去，不愿意继续谈下去了。以后是折磨人的三个月，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主要是在自己住宅的一间不大的小屋子里度过的。这个小屋子原先是斯大林的寝室（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悲惨地死后，根据斯大林的请求，布哈林同斯大林互换了住宅）。所谓侦查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和按照谁的指示进行这种侦查，变得越来越清楚了。然而，布哈林接连给斯大林写了几封信，向“亲爱的科巴”申诉，证明自己是无辜的，驳斥对自己的诽谤。安娜·米哈伊洛芙娜除了出门到孩子那里去以外，几乎经常与丈夫相伴。有一次，她看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手里拿着手枪，她大叫起来。“你不要紧张，我不会自杀，——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这样说道，——我想你是会看到我叹气的……”他站起来从书架上拿下一册维尔哈伦的著作读起来：“有时在受难的晚间因死亡的痛苦而流出的鲜血，像远处天空出现的紫红色的曙光……从沼泽中流出的是悲惨的晚间的鲜血，是寂静的晚间的鲜血；在明镜般的平静水面上到处显现出受难的晚！司的鲜血……”被监禁在自己住宅里的布哈林渐渐瘦了老了，棕黄色的胡须也变白了。布哈林又被传去同拉狄克当面对质。他又向斯大林进行徒劳无益的解释。虽然在比较清醒的一瞬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还抱着活下去的希望，可是一切都朝着早已周密考虑好了的判决的结局发展。“如果我被驱逐到非常遥远的地方，阿纽塔，你跟我去吗？”有一天，安娜·米哈伊洛芙娜到街上去吸点新鲜空气，碰到了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他站住了。可是安娜·米哈伊洛芙娜无话可说。谢尔戈用如此悲伤的眼睛望着她，她就是到今天也不能忘记他的眼神。然后，他同她握手，说了一句话：“要坚强些！”他上车走了。奥尔忠尼启则再活不了几天了。布哈林决定给谢尔戈写信。他在信中提出了一个请求——如果他被逮捕，请他关照一下家属。门铃又响了，送来了关于召开联共（布）中央全会的通知。这就是“二——三月中央全会”。议程是：讨论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布哈林决定不出席中央全会，并宣布绝食。他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为了抗议无端的指责，我宣布致命的绝食……”门铃响了，来了三个男人，送来了关于搬出克里姆林宫的命令。斯大林打来了电话问：“尼古拉，你发生了什么事？”“竟有人来叫我们搬出克里姆林宫……”“那你叫他们见他妈的鬼去吧……”2月16日，布哈林告别了父亲、自己的第一个妻子娜杰日达·米哈伊洛芙娜和孩子，开始绝食。布哈林的这个妻子后来也被镇压了（她给斯大林写信说，当有人向布哈林提出骇人听闻的和毫无根据的指责时，她不愿意再做党员，并亲自把党证寄给了斯大林）。布哈林的脸色变白了，消瘦了，眼睛下边出现了青紫斑。他要了一口水，一润了润嗓子。安娜·米哈伊洛芙娜给他挤橙子水喝，他仅咽了一滴，他把杯子打飞到了角落，并说：“你迫使我欺骗中央全会，我不会欺骗党。“安娜·米哈伊洛芙娜感到，自己也要同丈夫一起死去了。布哈林以极轻微的声音唱了一段诗歌：“优美异常的月亮在小河上空慢慢移动……”听到谢尔戈逝世后……布哈林作诗说：“他像花岗岩一样坚硬……”
由于为奥尔忠尼启则举行葬礼，中央全会延期了。然后，由于布哈林宣布绝食，又提出了关于布哈林反党行为的新议题。布哈林决定：出席中央全会，但不停止绝食。只有两个人决定同布哈林握手，他们是；乌博列维奇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阿库列夫。斯大林说：“尼古拉，你向谁宣布绝食呢，向党中央？你请求中央全会原谅你吧……”“如果你打算开除我的党籍，何必要这样做呢？”“谁也不会开除你的党籍。”布哈林再次相信了科巴的话，请求中央全会原谅自己。
＊＊＊
1937年2月27日，这是个非常不幸的日子。那天晚间，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打来电话，通知布哈林必须出席中央全会。我记得如此清楚，一切都好像发生在昨天。
最后分手的悲痛时刻是无法形容的，到今天还在我内心存在的精神上的痛苦也是不能描述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跪在我的面前，眼睛含着泪水请求我原谅他断送了我的一生。他请求我把我们的儿子培养成一个布尔什维克。“一定要培养成一个布尔什维克”，——他重复说道。他请求我为他的平反昭雪而奋斗，不要忘记他的绝笔信的任何一个字。
——形势会变的，一定会变的，——他坚定地说道，——你还年轻，你要活下去。你要发誓，你能够牢牢地把我的信记在心上吗！
我向他发了誓：一定牢记在心上。他站起来，拥抱着吻了我，并以颤抖的声音说：
——阿纽塔，注意，别发脾气，在历史上有时发生令人遗憾的错误，但是真理会胜利的。
由于忐忑不安，我充满了内心痛苦。我们都明白，这是我们的永别。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穿上皮夹克，戴上皮帽子，往门的方向走去。
——尼古拉，注意，别诬陷自己，——临别时，我只能说这样的话。
他虔诚地信仰十月革命的理想，希望我把历史上的这个黑暗时期看作是暂时的，寄希望于澄清和正义。正因为如此，他才嘱咐我把儿子培养成一个布尔什维克。由于这个缘故，他把自己的信写给“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
这封信是布哈林在被捕的前几天就写好了的。他精神上已有准备，他要遭到逮捕和离开人世。他已最后失去申辩的希望，就决定向未来的一代说明自己是无辜的，请求死后恢复他的党籍。那时，我是23岁。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深信我会活到能够把他的信交给中央委员会的时候。他确信，在搜查时他的信会被拿走，他担心，如果这封信被发现，我要遭到镇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要求我熟读并背下这封信。他把自己的信向我读了许多遍，我也跟着他逐句逐字地背诵了许多遍。呵，当我背诵得不准确的时候，他是多么生气呀！最后，当他确信我已把信的内容牢牢地记住之后，他把信的手稿烧掉了。
布哈林在放着列宁给他的信的小桌子上，写了自己对人们、对党的最后呼吁，——他在最后的一些日子里反复地读了列宁给他的信……费利克斯·梅德韦杰夫整理
（原载苏联《星火》杂志1987年第48期。董智忱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