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枪声
作者：N·列平
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萨比宁——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学者——他的决定断送了自己的生命，但却不能把他的命运从科学史上一笔勾销。
当一个人心甘情愿地离开人世时，他身边通常是没有见证人的。人们永远无从得知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到了什么，又感觉到了什么。要是简短的、在仓猝中写下的三言两语的笔记或恰恰相反——一封用坚定自信的笔迹写下的信札都解释不了任何事情的话……
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连一份笔记、一封书信都没有留下来。而1951年4月22日从格连吉克市附近的戈卢巴亚海湾岸边一座小屋里传出的枪声却在众多热爱德米特里的人们的心灵上留下了巨大的创伤。时至今日这些人都不能理解：他究竟为什么这样做……
只能猜测。我在思索，反反复复地思索，思绪一直延伸到那个为了科学真理而斗争的遥远的年代。更准确地说，那是个为自身的平安而斗争的年代。当时，不仅持不同意见的科学流派遭到摧毁，所有不赞同官方肯定的学说的人都要遭到从肉体乃至精神的消灭。那是一种臆想出来的、毫无道理的荒诞学说，科学所具有的神奇有力的想象力与之毫不相干。这只是浅俗的伪科学，除此而外李森科的伪理论还能有什么东西呢……
因此，当发生这种情况时人们不能不想一想：有人在整整十年间能够仅靠一些许诺就过着小康的日子，得到高官、奖赏和荣誉；作为交换条件的是空话连篇，自我吹嘘，并且在阴沉着脸的国家首脑眼前制造出一派令人惊诧、晔晔生辉的光明前景。究竟什么时候能够产生这种情形？自中世纪的炼金术时代始，科学史上尚无此种先例。炼金士毕竟还做了点好事：他们在寻找矿石的过程中创造了化学上的若干发明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化学科学。李森科却在掠夺科学，无论在直接的意义上还是在转义的意义上都是如此。而且正是为此他得到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以及七枚列宁勋章！
然而，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萨比宁——现代杰出的科学家，享有世界声誉的学者，法兰西生物化学科学学会会员、德国植物学学会会员——却从未得到过国家级的奖章。
两者的生活道路也是迥异的。李森科，虽早已不工作，却自然老死于他所捞取的特权与荣誉之中。萨比宁，满怀毫无希望的思想，在创造力的高峰，在头脑清晰、记忆敏捷的盛年却抛下家人，用那遥远的、四月里的枪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何以如此残忍地对待自己……李森科曾经轻轻巧巧地把他从莫斯科大学植物生理学教研室主任的位置上撸下来。后来又撸了他一次，没有亲自出马，是假人之手干的。他们强迫萨比宁放弃莫斯科，抛下家庭，不过这回还保留了萨比宁的自由：他没被流放，也没有象其他许多人那样遭到拷问，亲友也未受到骚扰。同时他还有工作的机会，他就工作——突然，发生了自杀，春天里的一声霹雳……当时看来似乎没有任何威胁他生命的因素。
然而，对他来说生命已失去了自身的意义。可为什么……
任何人都能够一眼判定他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他有着异乎寻常的科学天才和能力，青年时代就善于独立思考。这一切赋予他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他有一对明亮的蔚蓝色眼睛。有一次他微微眯起双眼，含笑说道：“不正确的但却是独创的东西往往比正确的但却缺乏独创的东西更有价值。”这句话自然常常使他的谈话对手大大发窘。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不论萨比宁从事什么工作，他的每一项研究都必不可免地服务于经济实践。
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为之献身的主要事业是植物的矿物质营养学。这一课题即使在当代也没有得到最终解决，仍是迫切需要研究的。萨比宁着手这项研究时，这个课题还完全是个谜。
他走着自己的路并把前进中发现的一切及时地贡献出来。正因为如此，他成了那些只靠空话过活的人的眼中钉，这些人拿不出任何东西来。
大学生们忘我地热爱萨比宁。对他们来说，萨比宁既可亲又可近。他曾毫不拘礼地向别人借钱吃午饭；喜欢同快活的学生们一起去远足。有一回，在去克里米亚进行夏季实习时，几个年轻同事花光了钱。萨比宁就用自己的钱接济了他们几乎一个月。他所热爱的植物世界对他来讲并非整个宇宙：每夜在他头顶上空闪烁的群星吸引着他。深夜里，登上学院的屋顶，他能够连续几个小时地讲述生命和世界的萌芽，讲述星座；他怀着那样的一种自信遨游于密密的星座之间，就象漫步在地球上夏日的密林之中。听他阔论的人往往也都乐此不疲。
不过，大家当然还是最爱听萨比宁讲课。他的一个学生回忆道：“听过他的课以后总有一种兴奋的感觉，象是迎来了一个什么节日……”他在专业方面造诣极深，才思敏锐，反应极快——对于学生在课堂上的问题他能迅速做出答复。他阐述自己的课目时带着挚爱、迷恋和深刻的领悟，他有着一种惊人的深入浅出地揭示事物本质的能力，以至于听众席间不可抑制地爆发出掌声。
其实，还不仅止于在讲坛上。
不是所有的人在那个时代都能够勇敢无畏地面对李森科的。谁都知道：任何一句反对李森科的话都有可能成为他生命中最后的一句话。萨比宁却毫无畏惧地与之斗争：怎样想的就怎样说。这里有个例子，是他多次发言中的一次；“科学院院士李森科的工作中有许多新东西，也不乏有益的东西。但是那些新的毫无益处，而有益处的却毫无新意。”
当然，一般说来萨比宁的确是李森科强有力的挑战者。不仅因为他显示出自己是一个强大的论敌，还因为他向李森科表明了自己激烈公开的反对态度；他还时时转而反击，有时（那伯时间很短）甚至把李森科的追随者吸弓怪咱己一边。这样的事确曾发生过。对于苏联生物学界冒名的领袖来说他并不构成直接威胁。若论对萨比宁的一般态度，李森科会这样大概其地说：“是他说的？让他说去吧！”战前，使李森科更为不安的是科学院院士尼·伊·瓦维洛夫和尼·康·科利佐夫。——他一直捍卫自己忠于斯大林的立场，以示与这两人划清界限——他们对李森科来说才是主要危险。归根结底，正是这两个人体现了遗传学以及李森科所仇视的魏斯曼主义—孟德尔主义一摩尔根主义。而萨比宁按自己直接的专业来说并不是遗传学家（尽管作为一个坚定不移的遗传学家他将毫无疑问地永垂青史）。但李森科并不就此而放过他，李森科什么都不会忘记，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不是这种人。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也不是那种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他眼见自己阻止无耻之尤的发明者和恶棍的努力落空时，当他感觉到不断增强的致命危险时他会终于屈服以至沉默。不，他不是这种人。
萨比宁在科学上所做的一切的意义是重大的。最为主要的是：他在世界上率先成功地测量了植物的根部压力。他通过玉米完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他所从事研究的现象是极有意思的，且从未有人研究过。
他是世界上做到这点的第一人，时间是20年代。而目前我们已经能从教科书里读到这些了。这是真正伟大的发现，现在已为全世界所知。
萨比宁的另一发现是他完成了（植物）根部在有矿物质参与的条件下的吸收理论。
当然，他在40年代还进行过另一项伟大的研究——影响植物生长及其发育的诸因素。
在下列方面他所做的一切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他的实验室里第一次通过实验表明，在所有影响植物生长、发育的因素当中最主要的是核酸，即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的组成成分。因此，萨比宁学派证实了：植物的生长发育与核酸有着直接的联系。
李森科不懂得这个，也不可能懂得。即便是他有心弄懂都不可能——所以他便不接受这一切。须知对他来说萨比宁的研究成果发出一种不可容忍的、令人难堪的遗传学味道！
那么，从当代科学立场上来看，事实究竟如何呢？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首先揭示了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在地球上整个生物界——从病毒到人——的生命过程中的作用，其中当然也包括植物！他们的研究工作以其科学的洞察力令人叫绝。科利佐夫预言了脱氧核糖核酸分子中的双螺旋线；萨比宁则预见到了它在植物命运中的生命作用。
这就是苏联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所起的重大作用。他们把我国当时的科学领到了世界前列并为其辟出一条光明的坦途。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偏偏不喜欢这条道路：对他来说这太复杂、太不可知了，更何况有一股子野蛮的西方腐朽科学的味道……他本人的理论——这完全是另一码事：即使是中小学生也容易了解它……哟，这才是我们的科学；而那个——是别人的。科学无国界？这算怎么回事？对不起，请便吧。
我记得，4O年代末我所在的十年制学校里开设了植物学这门课——当然是按苏联生物学界的领袖、伟大农学家设想的那样。一位女教师激奋地抨击魏斯曼一摩尔根主义的理论——批得体无完肤。她冷嘲热讽地讪笑着，攻击着种内竞争的学说；她用明白易懂的语言激动地讲述了李森科的物种“蜕变”论。时至今日，我的耳畔还回响着女教师低沉悦耳的声音：“植物能有什么竟争？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创出一些树根（她正是这么说的：‘刨出’。意思是说，这是李森科本人干的），它们盘根错节缠绕在一起——互相支撑，互相帮助！可那些魏斯曼们、摩尔根们（她把他们全都混为一谈！）却在说什么竟争！”
提到物种蜕变，女教师一本正经地宣称：小麦能够变成亚麻，燕麦能够变成燕麦草，松树能够变成枞树，而可爱的小柳莺假如给它们的小宝宝喂食毛毛虫——它们就会长成布谷鸟！她一边说还一边时不时地引用一下马克思的话。一切都那么简单明了，怎么这些反对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的教授、院士们偏偏就不明白？！
而我们，怀着少先队员、共青团员的虔诚一边用心听讲，一边也对此感到惊奇……
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曾经两次被李森科们赶出莫斯科大学的植物生理学教研室（从1932年起他就是这个教研室的领导人）：第一次发生在1937年，一年后他又重返教研室；后来一次发生在1948年秋天。在一次大会上强迫大学生和最后一批不知为什么幸免于难的教师放弃反李森科的观点。怎么办？有人屈服了，忏悔了。谁都知道，那些坚持原则的人1937年都被打发到哪儿去了。而萨比宁却果断宣布——以他特有的明快直爽——他不打算做任何类似的举动。他怎能放弃自己终生奉行的科学观点呢！
在这次历史性的会议之后，大学生们凑钱买了鲜花，当场献给了他们的导师。
1948年初，对于那些幸免于难的生物遗传学家来说，摧毁性的风暴尚无预兆。他们所存无几且其中多数业已退出了斗争。只有对那些最勇敢、最无畏的人来说斗争尚显得有意义，有希望。这其中就有萨比宁，他们单枪匹马地坚持斗争，使得人们既为他们担惊受怕又叹赏他们，一次，一位女大学生在课间休息时找到德米特里，噙着泪水恳求德米特里多加小心：“您干什么呀，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您这是毁自己、毁您一家人……”德米特里只是忧郁地摊开双手做答。我想，他早已在内心深处做了最坏的打算。
的确，1948年起初并没有新的灾难的预兆。对李森科学说的斗争意想不到地增添了年轻的生力军。苏共中央科学处年轻的处长尤里·日丹诺夫（当时只有28岁）在一次发言中尖锐地批评了李森科的观点，弄得李森科不得不以一连串的保证和致斯大林的一封信来回答他。这封信写得深思熟虑，就本身而言颇有说服力，可实际上却是孤注一掷的：李森科明白自己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他那些关于物种蜕变和自生的荒诞理论给他自己带来了无法洗刷的耻辱。他曾向国家许诺提供的粮食仍旧长在辉煌的未来；他的（顺便说说——根本不是他的）多率小麦分枝了，却极不稳定。异常软弱，无法叫人指望丰收。
农科界独裁者的宝座动摇了，有些地方，例如雅罗斯拉夫尔师范学院，悄悄地把李森科的大照片从墙上取了下来——借口粉刷墙壁。但又不急着去修理，照片自然无法挂回原处。局势还没有完全明朗化。
接着就是1948年（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会上完成了对苏联遗传学处心积虑、组织周密的摧毁。我国生物学的历史上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读数：时光的车轮仿佛倒转回去，回到了蒙昧主义时代，回到了到处追捕女妖的时代。获奖的恶棍的大照片重新出现在老地方。可会议开始的时候谁也没有预感到新的灾难！除了那些一手炮制灾难的家伙。
杰出的苏联植物学家、科学院院士彼·米·茹科夫斯基在自己的发言中书生气十足地为遗传学辩护，并以同样的书生气批评了到会的李森科。于是，第二天发生了几乎难以置信的情形：科学院院士茹科夫斯基请求发言。他不知怎么非常含混地开始了这次发言，他说一夜未睡，想了又想，现在终于得出结论：李森科是正确的。现在，他——科学院院士茹科夫斯基将以自己的全部余生为米丘林学说忠实服务。
又过了一天，巳近傍晚。在学者之家的走廊里茹科夫斯基与萨比宁相遇。院士彬彬有礼地微笑着，伸出手迎上前去。萨比宁止步驻足，把双手背到身后：“对不起，彼得·米哈依洛维奇。您昨天发言表示悔过放弃了科学的生物学，在这之后我不能向您伸出手去。”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列·伊·克拉索夫斯基生物学副博士告诉我：“就凭这一句警句，加上那么明显的姿态，——在那样黑云压顶的日子里——就该给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树一座纪念碑！”
我做点自己的补充。列夫·伊万诺维奇（克拉索夫斯基）本人多亏李森科及其食客们的警觉的关照，必须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原始森林区住满遣送的期限。而我们这些当时的小学生及出色的植物课女教师则在为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的又一次胜利而兴高采烈。
这次可耻的会议以后李森科彻底放手干了。从报刊上可以看到一些数字：将近三千名遗传学家一下子被清洗出科学界，这都是些优秀的人杰。果蝇也未能幸免：作为罪大恶极的种族全体都被消除了。以至于六年之后不得不用外汇去法
国购买这些苍蝇。不过这又有什么？这些外国钱我们还能派什么用场呢……
有一个时期萨比宁失业了。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其著作在国外常被人引为经典，却在自己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无所事事地呆在家里。
列夫·伊万诺维奇·克拉索夫斯基是萨比宁的学生，恰恰也是那一年被免职的。他对我讲述了他与萨比宁最后的两次会面。1948年10月，他们曾邂逅于地铁的列宁图书馆站台。当时两人都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地方急着要去。萨比宁没有带那个平日里装满书籍的普通背囊，哪儿都不急着去的样子看起来非常奇怪……
随便聊了一会儿。萨比宁突然说：“现在的生物学界真是个有趣的时代——一切更有分量的东西部沉下底层，而分量轻的却浮上表面……”他们在自己身上找到了笑的力量……老师继续说：“但是摩尔根主义者和孟德尔主义者里也有些人，他们甚至在死刑的威胁下也没法指出摩尔根与孟德尔的区别……”说这话时他带着笑容，可两人都已没了笑的兴致。
1949年初，他们在莫斯科一所古老的房屋中作客，再一次不期而遇。当时萨比宁已经在格连吉克工作，这还得谢谢伊·德·帕帕宁，是他帮忙安排的；克拉索夫斯基则被命运抛到了北乌拉尔禁伐区。两人都精神饱满，竭力想让对方了解自己在自然的怀抱中生活得多么好。萨比宁令人迷醉地描述了藻类植物，那时他只能摆弄它们，他还顺口开了个玩笑。但不知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压低了嗓门，时不时地侧耳听听动静。克拉索夫斯基知道，他本人以及这间房屋内其他所有的人都在掩藏内心的恐惧。
天色暗下来。拉满了窗帘。这时才开亮了电灯，简直象战时防空袭一样。大门上传来一记敲门的声响，大家都一抖，闭住了嘴。
“是找邻居的。”——过了好一会儿女主人说。大伙儿这才如释重负。
那天晚上萨比宁不止一次动员克拉索夫斯基去格连吉克，去他那儿工作。他恳求克拉索夫斯基考虑考虑，但后者犹豫不决，心想：急什么，还有时间呢。可时间已经没有了。此后他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导师。
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不止一次从格连吉克来莫斯科。不仅为了探家，他试图找到工作。有人当面向他保证：“是的，是的，当然……”可过后又拒绝了他。大概他在那一时期体会到一种被困在抽去空气的玻璃罩下的感觉。无论如何他总是感到自已被人剥夺了唯一所热爱的事业，他只为此而生存，有责任为此而努力到最后一息。
又一次新的打击：出版社原计划出版萨比宁的《植物营养的生物物理学原理》一书（这是他一生中的主要著作之一）。此时却宣布中止与生物学博士德·阿·萨比宁的合同。书已经排版了，眼看就可面世，突然来了这么一下……
铅版被拆散了。
对科学的强奸以突击的步伐进展着。遗传学基础本身被摧毁了。它的根基早已被清除，现在则是清除它的培养基。伟大的农学家及其追随者的新理论象不孕的花一样地勃发起来，这伙人轻松地、不知廉耻地击溃了路易·巴斯德和鲁道夫·微尔和的公设。列别申斯卡娅老太婆在水杯中“凭空”取得了细菌；机灵的伯什扬巧妙地从结晶物质中分离出了病毒——从非生命物质中分离出生命物质！这就是科学上的“杰作”……
萨比宁不能无动于衷地面对这一切，眼睁睁地看着科学遭到亵渎，变得日益贫乏。他简直无法忍受。
1951年。整个冬天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是在莫斯科度过的，是在为寻找工作进行的无结果的奔波中度过的。他已不能继续留在格连吉克——他同伊·德·帕帕宁的关系中有了某种裂痕，而格连吉克的科研所恰在帕帕宁的管辖之下。可是他仍是无处可去，不得不回格连吉克。返途是沉重的……
在火车站他默默地拥抱住儿子康斯坦丁，然后走进车厢。突然，他在踏板上停住了脚步，回过身来病态地、绝望地挥了一下手。康斯坦丁想跳上踏板，可是列车的缓冲器哐当一响，启动了。不知为什么康斯坦丁的内心深处揪得紧紧的……
我感到我看见了这列遥远的列车，车上载着一位不知该去哪里的孤独的人，善良的蓝眼睛中满含着忧郁的神色。还看得见他的儿子，他站在空无一人的月台上目送着远去的列车。
灾难的预感攫住了他……
（原载。共青团真理报》1988年6月18日。陈明至译）